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间收益了。[71]

最后，放缓和滞后也可以作为(往往是时间紧凑的)事件的功能失调的伴随物出现，如事故、自然灾难或战争(最后一个有时会被有目的地使用，从而延缓敌对国家的发展，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它应该归属于下一个类别当中)。

(4)有目的的减速的两种形式

无意的和功能失调的减速的现象，与有目的的努力以及往往是有意识形态的基础的运动所导致的有意识的减速和社会放缓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后一种减速又可以分为真正的(意识形态的)减速运动—它通常是伴随着决定性的反现代的推力作为基础的反对力量出现，和放缓的努力—它的目的在于维持或者仍然促进(个体的或社会的)功能能力和加速能力，也就是说最终它甚至仍然表现为加速的战略。

①作为意识形态的减速

对坚定的或极端的减速的呼吁，正如在反对新的技术，如机械织布机、火车或电话的例子中已经表明的，在历史上，现代性到目前为止往往是作为加速浪潮的伴随现象而出现的，也常常与对现代性的根本性的批判和对现代化的本质上的反对混合在一起[72]因而，当这本书中所支持的理论是，现代化进程首先可以被理解为加速过程，也就没有什么令人吃惊的地方了。现代性对失去的悠闲、稳定和舒适的世界的根本的渴望，完全是来自对前现代的幻想的图景，这些画面在社会的反对运动中与对减速的后现代或反现代的想象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于激进的放缓的根本要求，面对着所诊断出的加速浪潮，随着20世纪末期在工业社会里的数字革命和政治革命，而变得越来越强烈了，并且它们也披着对现代文化和社会形式的激进批判的外衣而出现，这些都没有什么值得称奇的[73]事实上，政治的激进主义在21世纪更强烈地反对持续的变化，并且将保存和停止于现有状态作为目标，因而，彼得·格罗茨提出这样的假设:减速目前“成为正在形成的攻击性的意识形态，现代化的牺牲品正成为快速壮大的阶级(或社会阶层)”，因而正要换上作为榜样的社会主义的构想。[74]这样的意识形态的目的是，以更好的社会和生活方式为名，使现代的加速进程停止下来。它受到了千差万别的宗教的、深层生态学的、极端保守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源头的给养。[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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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参照例如Lauer,1981年,第30页；有关三—秒钟—窗口请见Pöppel,1997年,第64页及其后页，和第84页及其后页。

[72] 也请参见Levine,1999年，第111页及其后页。

[73]在一些广受欢迎的畅销书中也指出了这些,例如在Reheis(1998年)和Gronemeyer(1996年)。

放缓运动承诺“通过减速实现新的繁荣昌盛”[76],并且组成了部分属于知识分子的、部分平民化的诸如“延缓时间联合会”或“幸福的失业者”联盟，为“无所事事的人”而欢庆77〕，而且因此将保罗·拉法格(PaulLafargue)\*和伯特兰·罗素作为传统渊源[78]在这样的环境中流行的极端的放慢的观念和幻想加强着向理念的层面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它们很难到达行为的重要的结构层面[79]这是因为，在后现代社会工业上的放缓要付出的代价过于高昂，如果有人(通过加入某个教派、接管一所生态农庄或者沉浸在某种忘却时间的毒品文化中)从速度压力中撤离出来的话，会面临着错过所有的与外界的联系，并且不再会有重新加入的机会。当这个人在若干年后又想回到主流社会的时候，他的资源都已经无可救药地过时了。诸如慢食(Slow-Food)行动、自求简朴(Vol-untarySimplicity)行动等这些运动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普及,从而在整个社会中真正成为意义重大的行动，这些都需要拭目以待。[80〕另一方面，自然有很多减速的愿望——尽管甚至不是其中的大部分——最终都不是反对现代社会的，而只是针对它所带来的一些后果，如工作中的仓促、在自己住处的交通的速度，当然因此它们往往是自相矛盾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减慢速度的需求都是有选择性的，没有考虑到这些需求的正反两面：例如，我们期望着最终能够重新拥有用于自己、家庭和兴趣爱好等上面的时间，而为了实现这些，我们同时就会希望并要求所有其他人都应该加快速度：超市的收银员、财税局的官员，甚至连交通灯也应该尽快地变成绿色、城铁要开得更快些。因此，在复杂的和互联成网络的社会中，选择性的减速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成为可能。

第三章 什么是社会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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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Glotz,1998年，第75页;参照Eriksen,2001年,第29页及其后页。

[75]对此有大量的来自于Tutzinger项目“时间的经济学”(Ökologie der Zeit)中的著作可以参考(概览性的内容请见Adam,2002年)。

[76] 这是瑞海斯图书的副标题(Reheis,1998年)。

[77] 参照Glotz,1998年,第76页。

\*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1911)，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78] 参照拉法格1883年出版的《懒惰的权利》(Recht auf Faulheit)(1998年),和罗素的《懒惰赞歌》(Russell,1935年)。

[79]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加速技术的强有力的反对，例如破坏工厂和铁路线，自然只能导致短暂的延迟，但是从来没有扭转发展的方向。

[80] 所提到的第一个运动的目标是，从从容容、安安静静地享用有机—生态种植的食物；与此同时，从不久以前开始，美国的富裕阶层尝试着开展第二个运动，目的是通过放弃消费，从而打破工作越多、收入越高和消费越多的“加速的恶性循环”(参照，Rosa,1999年a，第739页)。至少第二个运动已经过了它的顶峰期，但是并没有达到所期望的效果。

但是，这样的矛盾并不一定会带来这样的努力，也就是为他人建立起与所描写的减速岛意义相似的保护空间，即较慢的时间体验。有目的的减速这种形式也包括类似的“美学—艺术的”降低速度的展现，这不仅使得另一种时间体验的表现成为可能，而且在那里也能够产生对晚期现代的时间结构的感知的改变[81]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放慢速度体验有时却恰恰是产生于高速运转的结果，例如,人们通过在高速公路上或8字形回旋滑道上的快速行驶从而让自己放松，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将焦虑不安释放出去了[82]这似乎是人们通过加速实现减速。因此，我们已经可以开始涉及有目的的减速的另一种形式了，这种减速并不是指向对“加速社会”的时间结构的反对，而是对其完全有功能上的帮助作用。

②减速作为加快速度的策略

局部的、暂时的但有目的的减速过程和机制，对于现代社会的功能性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减速形式并没有权利通过意识形态的反对运动的努力，反向逆转为当代的加速动力。这样的放缓速度的战略有时可能是其他的过程的进一步加速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这种减速形式既可能被个体行为者所用，也可能出现在社会的组织中。

在个体这个层面上，在寺庙里进行沉思一停歇或者参加冥想课程、掌握瑜伽技术，都属于这一类的减速形式，只要它们的目的是能够在那之后，使得快节奏的职业生活、两性关系和日常生活更加成功，也就是说能够更快地胜任。[83]它们因此扮演了用于“加油”和“加速”人造的减速世外桃源。例如通过有意识地放慢单个的学习过程，以便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更多的学习内容的尝试，或者通过有目的的中间休息，来提高创新能力和创造力，也都清晰地体现了通过放慢速度以提高速度的策略[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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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对此请参考DieterRonte的富有启发意义的关于在画廊和博物馆中的时间体验的论文(1998年)。

[82] Radkau,1998年,第220页及其后页。

[83]因而，无可置疑的是，寺庙和瑜伽技术也可以用在所谓真正不同的、减慢速度的生活形式中;如果这样的话，那它们就属于“作为意识形态的减速”这种类型。

[84] 有关这样的策略请参照例如Seiwert,2000年[《如果你赶时间,那么走得慢些》(Wenn du es eilig hast, gehe langsam)]

类似的，在群体的层面上，首先是在政治中，设计并实施不同形式的延期清偿，为技术、社会、法律或也包括与环境有关的问题的根本性的解决赢得时间，这种延期清偿本身又表现为进一步的加速推动力或现代化推动力的阻碍[85]由此打开了有关现代社会中的稳定与动态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的视角。对于减速的呼吁出干两种完全不同的动机—一种是反对现代化的，另一种似乎是“发挥作用的”，从这个事实出发，可以清楚地看到，格罗茨将事情过于简单化了，因为他只是简单地为减速打上现代化的失败者的意识形态的烙印。在这当中，他忽略了，通过制度性的停止和框架条件的保留、保证所实现的加速，是现代的加速历史的基本原则和成功定理。在中心领域的加速只有通过社会的权威机制，例如法律、政治上的控制机器、固定的工业中的工作(时间)管理，才能够实现统一的而且也是主导性的、抽象文化式的导向—它们集中在进步、合理化、个人主义、普世主义和唯意志主义[86]的价值和观念周围;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期望的安全性、计划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都应该看做是经济、技术和科学加速的基础，也许也是个体的加速的生活形式的基础[87]只有在这种稳定的期望视野的背景下，进行长期的规划和投资才是理性的，而它们对于大量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那些机制和导向的被侵蚀，将会进一步地带来仿佛是“没有限制的”加速，正如它被大量的社会科学家在对晚期现代性的诊断中所发现并且为后现代哲学或新自由主义哲学的拥护者所鼓吹的那样，它会将保障晚期现代社会的稳定性的前提条件以及晚期现代社会的稳定性本身都埋葬，因此现代的(加速)规划将比那些反对现代的减速运动遭受到更强烈的威胁。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已经指出了这种可能性，通过为了使加速最大化而清除所有速度障碍的努力，也就是说解放“整个市场”，能够实现与本来目的对立的一面：发展动力的完全崩溃和通过衰退和萧条而产生的经济上的放慢速度。因而，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枷锁和刹车”[88]可以作为进一步加速的有用之物[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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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对于Chesneaux(2000年，第411页)而言，这样的延期清偿本质上属于民主社会和现代社会，因为它将未来的地平线面对所有推动加速的封闭趋势保持开放，并且正因为如此，而使得未来的发展成为可能。进一步请参考Eberling,1996年，他建议，将起减速作用的延期清偿作为政治用来夺取对科学、技术和经济中的独立的过程的控制权的中心工具;类似的还有Reheis,1998年,第217页及其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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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将后面几个作为西方—现代社会中的稳固的基本价值是按照帕森斯式的“模式维护”的意思来确定的，参照如Voß,1990年。

[87] 我将在第三章“4”中详细地讨论这个论点;对此也请参照Bonus,1998年。

\*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景气循环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和《经济分析史》等。—译者注

赫尔曼·吕伯的观点是从文化理论的角度出发的，他将一些文化的原点的牢固性和得以存在的保障也看做是成功的文化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并且也作为灵活而且快速的社会变化的条件：

高度的文化发展动力是以一部分文化要素的有效性的高度稳定性为前提条件的。多变的文化通过对它的动态性作出补充的快速的传统过时的速度，而会威胁到自身，并且会在这样的挑战中………被终结，因而越是需要文化的稳定性发挥作用，适当的可逆性的传统的存在就越重要。换而言之，无论是从机构的，还是从个体的角度来看，这都体现了个体的和机构的对革新的处理能力的极限[90]

从这个角度看来，需要强调的是，用来阻碍必须存在的制度被侵蚀的有选择的社会减速，既在文化上也在功能上是当代加速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加快速度压力下的晚期现代社会中对这种侵蚀趋势的研究，是这本书的第四部分的主要工作。

(5)结构上的和文化上的停滞

在社会加速的理论框架下,在(至少是在表面上)与之相反的减速当中，可能最有意思的形式，应该是文化上的和结构上的停滞或者晶化的现象了，我们在这本书的论述过程中不止一次遇到这些现象，并且将它们作为在放缓或停滞的类型中的第五个和最后一个。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在与社会加速表现得密切的联系中观察到文化上的和结构上的停滞，并且形成诸如“历史的终结”“创造乌托邦式的能量”“文化的晶化”和“零选择性的乌托邦”这样的理论：[91]而对现代社会内部发展的瘫痪的静止状态的假设，是对社会变化加速的诊断的互补。现代社会的坦率和它的迅速而持续的变化只是在“用户表面”的表现92〕，与此同时它的深层结构却是未被人注意到的坚硬和僵化。在第二章“3”我提出了这项研究的基础假设，即社会的过度快速和社会的停滞作为相互补充的过程—“快速的静止”这个隐喻是对它们最有表现力的表达，不仅是以一定的定额方式而且是系统性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包含在这个类别中放缓的形式并不与现代的加速动力相对，而且也没有形成功能失调的副作用，而是这种放缓的形式表现为加速进程的内在要素和固有的互补原则。因为要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中的独立的一章里对它进行分析，在那里将对所开发的加速理论进行系统化汇总，因而在这里就不再对它进行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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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这是ClausOffe(1989年)的一篇论文的题目。

[89]事实上,熊彼特用实用主义的论点为以下观点辩护，快速的而自由的经济发展首先需要维护在国家的干涉、价格联盟和同业垄断集体下形成的制动、静态一低效率的市场限制，因为它们最终是“长期的扩张进程的加速要素，它们更多的是保护加速，而非阻碍”。这样的观点“就像说有刹车的汽车可以比没有刹车的汽车开得更快一样，是不矛盾的”(Schumpeter，1993年,第146页)。因此,如同Offe(1989年，第752页)对此所评论的，资本主义的巨大的成长动力对于熊彼特来说，“恰恰不以自由的价格竞争和市场关系的不受阻碍的发展为基础，而是建立在通过垄断主义的实践而形成的(暂时的——本书作者注)束缚基础之上的。”

[90]Lübbe,1998年,第288页及其后页;参照Brose,2002年,第126页及其后页。对于文化再生产的问题的富有启发的讨论也请见Bonus,1998年。

4.有关现代社会中的运动和停滞之间的关系

在刚刚的这个部分里所介绍的停滞的类型清楚地指出，随着现代的开始“一切”都将越来越快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许多事物都保持着同样的快速(或者慢速)，而有一些甚至放慢了速度。在那个尽管被固执地一再重复的公式里，反映的却是对于现代而言完全是决定性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在停滞要素和加速要素之间的不断向前的平衡的切换是有利于后者的。[93]根据对社会加速和社会减速的形式的定义，现在我们能够呈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因此检验那些想法的可信性。

在这里，有两个基本的可能性值得思考:第一个是，导致停止的力量和导致运动的力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保持平衡，也就是说，我们在社会的速度结构中既能发现加速的过程，也能发现减速的过程，而且看不到有任何一种长期的主导方向。相反，第二种可能性却是，事实上，这种均势是向着运动和加速的方向移动的，也就是说，是有利于持续的动态的。当能够被发现的(而不是发挥功能的)放缓的元素和与加速力量相对的停滞被证明既没有残留，也不发生反作用的时候，第二种判断是(而且只是这种情况下时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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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参照 Baier,2000年。

[91]Fukuyama,1992年;Habermas,1985年;Gehlen,1978年和1994年;Offe,1986年。

[93] 参照Rosa,1999年b。

而我的假设是，在现代社会，这样的条件事实上是可以满足的。我的理论涉及两个假设:第一个是，前文所提到的停滞的类型详尽阐述了所有重要的现象;第二个是,这些停滞的类型中,没有能够作为相对于现代的加速动力的结构上的和/或文化上的等量齐观的相反趋势。对这两个假设的验证如下:在“自然的速度极限”(减速类别1)和“减速岛”(减速类别2)这两个类别中所保护的现象体现了(被拒绝的)目前为止的社会加速的界限;它们并没有代表任何反作用力。第三类的放缓(“作为功能失调的伴随之物的放缓”，即减速类别3)体现了加速所带来的后果，并且是从加速中所引导出来的，因而这种类型的放缓对于加速而言是第二位的。相反，划分在“有目的的减速”(减速类别4)中的第二种形式“减速作为加快速度的策略”(减速类别4②)当中的过程,对于加速过程本身而言却是有着根本的重要性的,因为它们必须或者体现为加速过程中的要素，或者至少属于保证加速的可能条件和/或是使加速得以存在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放慢速度不是加速的反向趋势。在“作为意识形态的减速”(减速类别4①)中,列出了反对社会加速的有目的的抵抗的努力,而且减速意识形态毫无疑问又一次成为对加速压力的反应也表现为加速压力所产生的结果。作为意识形态的减速伴随着现代每一次因为新变化而带来的加速浪潮，尽管如此，这并不能保证未来也会是这样，因为这种减速往往更多地被证实是短暂的并且最终是非常失败的。伴随着加快速度动力而出现的交往方式的变化可能说明了，变化的原因正是在这对没有目的的反抗的反复的体验之中，并且从中体现了，“高技术一一代”与他们的前辈尤其是在青年运动中，有着多么大的区别。到目前为止的运动,如1968年的运动、嬉皮士、绿色环保运动、新生代运动等，都伴有对(来自社会和机器的)加速迫力的反抗的烙印。但是这些运动至少在这个层面上都失败了。今天的“高科技一代”可能从中吸取了教训，并且拒绝反抗：和当时的未来主义者(正在消失的一个小群体)将寄希望于加速进程的顶峰相似，“高科技—一代”使用所有能够节省时间的机器和最快的媒体及技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重新赢回对时间和技术的主权，并且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机器，而不是用无意义的反抗将其捣碎。然而，正如我将在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所要讨论的，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应该就是现代的规划所付出的代价。但是，在每种情况都可以看到,减速的力量既不能在结构上，也不能在文化方面与加速动力势均力敌,它们更多地像是处在寄生的地位。[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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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通过五个类别中所包含的文化上和结构上的减速过程，并不能将减速看做次级的、作出反应的或残留的现象；相反，它们其实更多地表现为加速过程自身的固有的和决定性的元素，并且与加速过程一样也是与现代性密不可分的。分化过程、合理化过程、驯服过程、个体化过程和加速过程是现代化过程的基本趋势，而在减速过程中，是围绕着现代化过程的(特别是与加速有关的)反面进行的,并且可以猜测,这些反面会随着加速本身的力量或者生长或者消失。

尽管我们可以没有任何质疑地指出，加快速度的趋势没有面对势均力敌的反抗力量，但是，认识到制度性的静止对于现代加速的成功是主要的社会的基本条件，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框架条件的确定尤其产生于，通过法律的设立、政治上的调节、经济的增长、教育和职业的发展稳定而铺平的稳定的发展大路，并且由此出现了在早期现代的每个社会领域的液化和动态化的第一个阶段和工业革命。在工业化大生产阶段和城市化过程中的传统和广为流传的价值原则的被质疑、新的实践行为的确立，早在现代伊始就使社会机制的偶然性显现出来，而且完全将社会动态化或“液化”。社会构架的制度性再确定[或者用彼得·瓦格纳(Peter Wagner)\*的概念——组织化][95]，通过现代的法治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发展，并没有取消那些根本的偶然性和可变性，因为根据现代法律和民主政治的特性，它们是动态发展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变化是在固定的轨道上或根据可以预测的规则进行的。

对于个体而言，当他们从出生到接受教育直至退休都按部就班的话，就能够拥有可信赖的人生一历程；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创造长期的可预测的基础和预期的确定性，就能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我将要尝试指出的是，正是通过“游戏规则的放缓”[96]，才使得物质材料的再生产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极大的加速以及许多——尽管不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液化成为可能。因此，现代性在它所包含的机制中似乎创造了一个特有的停滞的片刻，这个瞬间对于现代性的突出的基本趋势是一种奇怪的张力，“静止的和固定的”一切都转向和变成运动的。根据机制(Insti-tution)的拉丁词根,可以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断增强的变化也都要经受着固定不变和停滞：因此尼采早就看到机制这个概念与“现代精神”之间的矛盾了，在他对现代性的批判中指出：“整个西方世界已经没有任何直觉了，都是从机制中产生、从未来中成长，西方世界的现代精神，最后可能就变成令人极其厌恶的虚无。人们只为今天而活着，人们生活节奏很快，因而人们生活得非常没有责任感—这正是人们所谓的自由’。机制从制度中做了什么，不被重视、被仇恨、被拒绝。”[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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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参照Hörning、Ahrens和Gerhard,1997年,第176页及其后页;Baier,2000年,第12页及其后页。

\*彼得·瓦格纳,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并非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社会学》等。——译者注

[95]瓦格纳(Wagner,1995年)在现代的历史中定义了相似的三个阶段：液化过程、重组织化过程和晚期现代的机制和导向模式的去稳定化过程。

[96]这是Holger Bonus一篇论文的题目(1998年)。

然而，将在下文中进行论证的命题却是，机制和现代精神可能不再是矛盾的，因为加速力量已经发展到那些影响着和推着它发展的制度性的结构已经无法跟上其步伐的程度了，并且正向另外一种情况过渡：现代性本身将成为加速的阻碍和制动力量。社会的加速将超过加速力量，并且从此开始将它侵蚀并且导向社会框架条件的制度化静止这个阶段的终结，而在这样的阶段里，根据游戏规则，经验领域和期望视野是完全相同的。正如我将在第四章中指出的，这对于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曾被韦伯作为加速器而赞美的、在过度加速的时代却会变成缓慢而缺乏灵活性的)科层制度也是一样，但是可能对于代表民主的制度、“典型的现代”的工作(时间)管理、生产和再生产或者说工作和休闲之间的制度性分隔、生活历程管理、稳定的个人身份确定的“制度化”，以及甚至是对于法律也都是有效的。[98〕但是，这样的发展的后果几乎是不可预见的。这样的发展可能矛盾地导致加速机制自身的投降，更确切地说是以两种方式:第一种(在狭义的意义上)是以放弃前进的前景和“道路”为代价，而进入到以所有发展方向都缺席为特征的“迅速的静止”的情境中;另一个是，通过似乎是“后现代的”腐蚀过程而从根基上动摇到目前为止被证明是“极端稳固”[99]的文化方面和结构方面的现代社会的结构。

因此，可以看到，停滞和运动的关系在现代历史上并不是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从前者到后者的线性发展，并且因此社会的变革也不能被看做是线性的加速过程，而是以特有的方式，或更确切地说是遵循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辩证的发展逻辑的。看来，加速的动态力量根据它的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要自己创造它所需要的制度和实践形式，并且在实现这个目标后，又会通过它自己使之成为可能的速度极限去毁掉这些制度和实践形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并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尽管它与加速动力密切相连)，而是速度的加快令人惊讶地表现为(现代的)历史的真正的驱动力。对现代加速过程的这样的看法，当然也隐藏着未经深思熟虑就将加速作为历史的主体的危险。为了应对这样的危险，我将在这个研究的第三部探寻现代的加速圈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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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Nietsche,1988年 c[《不合时宜的概述》(Streifzüige eines Unzeitgemäßen)],第39段。

[98] 对此也请参照Rosa,1999年b,第393页及其后页,以及接下来的第二部分。

[99] Schulze,1997年b,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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