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安东尼·吉登斯将这一类的过程定义为“时间一空间一区隔”的变化和扩展，它们主要是以社会事件从随处可在的时间一空间一模式中分离出来为标志的：16]而曼努埃尔·卡斯特斯为信息时代的占优势地位的时间形式打上让人们想起“没有地点的空间”这个概念的“没有时间的时间”的烙印：

当我为我们的社会中占优势地位的时间性做标记时，我提出了“没有时间的时间”这个概念；它发生在具有信息社会的范式和网络社会这样特征的环境中，在现象有序地出现在背景里这个方面诱发了系统的扰动。这样的扰动可能是以压缩现象的发生的形式出现，目的是实现即时性，或者是在顺序进行中引入任意的中断。对顺序的消灭创造了没有差别的时间，它与永恒相当。[17]

显而易见的是，不仅是空间，而且至少在一些背景下也包括时间，丢失了它们的帮助定向的功能，这使得在晚期现代的行为的相互联系中构建新的定位感知能力就显得是必不可少的了。我将在对社会加速的后果进行讨论的部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我们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的变化，或者社会的时间一空间—制度的变化，并不是通过技术加速所引起的这样或那样的变革的唯一的形式，在这些变革当中，主体将“在世界中确立”。用简化的和图示化的公式来表示的话，将能够更确切地发现，正如我们与空间的关系主要通过运输的加速而发生了变化，我们与人的关系通过通讯的加速也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同样我们与物品的关系通过(再)生产的加速也发生了变革。而之后，所有三种加速都推动了我们与时间的关系本身发生了变化(参照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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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Giddens,1995年b,第33 页及其后页。

[17] Castells,1996年，第464页。这样的时间表现出令人感兴趣的停滞不动和“冻结”，如同维希留所说的以空间为中心的“极限惯性”。两个概念都因此非常清楚地在本项研究中被定义为社会加速的固有的和矛盾的反面的社会停滞。有关它们的逻辑关系将在本书的第四部分进行分析。

我们与空间、与他人和与物品世界的物质结构的关系的改变，正是遵循共同的逻辑的，而这个逻辑正是完全代表了现代化进程的特征，即现代化进程将似乎是“液化”的，也就是可以发生短暂的、迅速的变化，而且是偶然的[18]因而，交通技术所带来的社会的移动性解开了主体与有地域的空间之间的古老的联系：与此同时，带来了“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与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人保持通讯联系”的趋势的通讯技术的发展19]，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关系的变化的重要前提。这样的变化首先产生于，联系模式和相互关系不再或者只是在较小的范围与共同的地理空间联系在一起(并且因此，一方面是容易解除和改变这样的联系，而另一面也包括相互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其次，是从通讯对象的增加和快速变化中产生：第三个是从通讯媒介的变化中产生，这种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社会互动的质量并且因此影响社会关系本身。面对面的接触和凭借媒介的互动之间的形形色色的差异，正是有关这方面最好的例证[20]

第四章 技术加速和空间一时间一制度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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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照Myerson,2001年,第12页及其后页。

[18]对此也请参照Zygmunt Bauman对“液态的现代化”的判断(2000年)。

生产的加速最终是围绕在我们周围的物质结构—我们的衣服和鞋子、我们的住房或至少是我们的家具、厨房和浴室、我们的家电用品和劳动工具、我们的汽车和奢侈品的—不断变化的主要前提条件。这些产品在生产方面的巨大的加速，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中经济命令所要求的成为可能，即材料转化的全部的社会系统和其中的资本转化的速度的加快运转[21]因此，我们身边的日常用品也完全与我们生活世界的物质结构一样同样是偶然的和暂时的。由此，可以假设，主体和物品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通过这种关系的不断的过时和变得陈旧(昨天仍然是承诺加速的计算机在今天由于更快的程序它就已经变成了制动闸了),并且通过扔掉和替换代替(去)修理成为经济的合理性22〕，构建身份时与这种关系的“融合”过程，或者甚至是连生在一起的过程也是越来越不可能的了[23〕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性的特征是，持续的置换通过道德上的耗损(马克思)所产生的物理上的磨损，物理上的磨损是物件和设备做物质上的替换的原因:这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的前进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因为物件和设备的物质实体部分会被(不可修复地)用旧或耗尽，而且它们在技术意义上会“陈旧”或者在时尚上会过时。因此，物件和设备与前现代社会的不同，或者几乎没有一点相同，而几乎完全要用改变了的形式重新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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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在面对面的社区中，他人所扮演的角色相对固定。只有出生和死亡的变化，而从一个城镇—很少是州或者国家—搬到另一个城镇是很困难的。而在今天的世界，通常维持的关系的数量与过去形成很大的反差。列数一下某个人的家庭成员、晨间电视新闻、汽车收音机、火车上的同事和地方报纸，典型的长距离上班往返的人在一天的最初两个小时里就会面对许多(在观点或形象上)完全不同的人，这几乎和生活在社区当中的前辈一个月遇到的不同的人的数量差不多了”.KennethCergen(2000年，第62页)认为技术加速是导致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数量和强度的增加的关键，这也使得在后现代社会社交世界进入到“成功地突破”(饱和的)自我的状态：“通过这个世纪的技术发展，我们能够保持的关系的数量和种类、可能的接触频率、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强度和能经受多长时间的考验，都稳定地增长着”（同上书，第61页，参照第49页及其后页)。有关随着通讯领域的技术加速而导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可以进一步参考Eriksen,2001年；Myerson,2001年；Kirchmann,1998年，以及Hörning、Ahrens和 Ger-hard,1997年;同样请参照本书第五章和第11章“3”。

[21] 正如齐美尔(Simmel,1900年，第637页及其后页)已经指出的,家居布置中的重要部分，即今天我们所谓的“家具”，直到进入现代社会很久了，仍然完完全全是房子中的固定的不可移动的一部分；不动产，在今天，至少是在美国房屋本身也是机动的。

[22]如同诸如Linder(1970年,第38页及其后页)所指出的，“一次性的社会”的趋势的合理性基础在于，因为生产过程能够比几乎不能加快速度的修理过程要有着更为强劲的加速，因此后者相比于前者要昂贵得多。

[23]对此参照第1章“3”。也请参考Frisby追随瓦尔特·本雅明的思考(Frisby,1988年，第230页及其后页),以及齐美尔(Simmel),1900年,第638页，和Rosa,2002年a。

即便主体没有改变他的生活地点、他的社交伙伴和重要的物质客体，如他的房子或他的汽车，或者也包括他的提包，但是在那里主体与物品之间的关系在(晚期)现代的地平线上也会变成偶然的，变化在任何时候都是现实的可能,与运动相反，“停滞”似乎是有义务去证明它的理由的。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运输、通讯和生产的加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主体的自我关系和社会关系，并且因此也作用于重要的社会的身份确定模式：通过空间、固定的交流伙伴和参考群体、物品的身份确定模式接受了有时间限制的和时间限额的特征，因此主体将被迫与自身保持如此宽阔的距离或者从自身中解放出来，这样才能(自愿的或被迫的)在不失去自我的情况下经受住变化。根据这样的趋势，生存如同“没有地点的地方”一样，正是没有身份和没有历史的。[24]在这里，这一点首先仍然还是一个假设，我将在第六章“3”和第十一章在社会加速的框架下详细讨论身份确定模式和自我关系的变化这个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进一步超越了技术加速。诊断所发现的空间—时间—制度的变化、我们的社会的加速的变化以及我们与我们的环境中的物质结构的关系的变化，都不仅仅是技术发明的结果:这些变化与技术发明并不存在逻辑包含关系，而是在这些变化的外在表现方式上与社会变化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速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或者说我们的社交关系时，更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正如将要阐述的，互动模式快速地变化着，并且在特性上也发生着改变，加速的社会变化的形式和结果至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结果一样显著：或者，换言之，后者的特殊的影响是要在前者的环境中才能产生的。类似的，我们的物质环境的结构中越来越迅速的革命，与没有明确目标的社会变化的加速及其所产生的现象是一样的。因此，技术加速对于多种多样的社会加速过程而言，仿佛只是物质的基础和可能的前提条件，而社会加速是每一个变化的基础，而且在今天是在“全球化”这个关键词下对它加以讨论的:技术加速因而构成了另外两种形式的社会加速的物质基础，而社会加速又作为技术加速过程的“动机给予者”不断向前推进技术加速。这进一步阐明了，是可以把社会加速分解为不同的三个维度的：同时关注这三个维度以及特别是研究这三个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理解社会加速的实证的外在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我开始探讨社会加速的原因和所产生的后果之前，我将首先转向对社会加速维度中的另外两个维度进行现象学的清点分析。然后在第七章将系统地阐明，技术加速与社会变化的加速和社会速度的加速，是如何在一个反身循环中互相推动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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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参照Augé,1994年;Bauman,2000年,第98页及其后页;Lübbe,1998年,第268页及其后页;Rosa,1998年,第205页及其后页，和2002年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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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现在不再能学习到任何对他们的一生都有用的东西，这简直糟糕透了…我们的祖先只要谨遵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学到的课程就可以了：而我们现在必须每五年就要重新学习，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跟不上潮流”，歌德已经让爱德华(Eduard)在《选择性亲和》(DieWahlver-wandtschaften)中这样抱怨了，而科泽勒克在重新学习的时间周期的(或者知识的半衰期)缩短中看到了，它与现在萎缩之间的相互关联，而这是对加速的社会变化的感知的核心1正像我尝试着去阐释的，加速过时的储备知识出现在实践的形式和行为导向之中，也出现在关系结构和关系模式中，它与对世界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以及主题的自我关系的认知性元素有关，并且也影响到社会现实的结构性和文化性层面。现代社会是以“动力能量”或“变化的躁动”的史无前例的规模为特征的，从马克思到伯曼和鲍曼\*都纷纷将现代社会比喻为持续的融化的、蒸发的和流动的社会结构。[2]

根据在20世纪末期左右所出现的与民族国家相关的经济上、法律上、政治上和社会福利国家方面的制度结构的被侵蚀；这些在“经典的现代”发展出来的，而且直到20世纪末期之前都被证实为令人难以置信的稳固的制度结构，在当前的时间诊断中，它的新的现实性赢得了“流动的”和“液化的”这样的比拟：诸如卡斯特斯、鲍曼、厄里或阿帕杜莱\*等作家都将流动性作为几乎没有阻力的、以迅速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人流、信息流、货币流和货物流的特征，这个特征能够迅速地蔓延到各处:但是只有很少的领土上的或政治上的变化能够向另一种方向或通过另外的渠道流动或又撤退回来，也就是说，不能实现稳定而长期的聚集状态，或者说相互之间不再有稳固的联系。因此，在被判明的现代性的动态化相对于(毫无疑问同样也可以列入现代性的)制度的停滞力量所取得的胜利中，看不到新的原理，而只是现代原本就有的加速过程和液化过程又登上了一个新台阶。

[1]Goethe,1993年a(《选择性亲和》,I,4),第370页；Koselleck,2000年,第164页。

\*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1925—)波兰社会学家,1971年因反波兰犹太主义被迫离国前往英国定居，成为英国的社会学教授。因将现代性、大屠杀以及后现代消费主义联系起来而广为人知。主要著作有《现代性与社会环境》《现代性与大屠杀》。—译者注

[2]有关对“社会变化是通过社会的动力能力’进行”的说法解释，请参考Radkau，1998年，第13页及其后页。

阿尔君·阿帕杜莱描写了连接紧密、具有历史的和地理的稳固性的社会集合体在液态化的作用下消散，而变成永远在运动和变动中的“人种心理的、科技的、金融的、媒体的和观念的风景”，这些作为“文化的河流”而从相互之中分流开来、互相移动分开，因此它们似乎不再能在原来的地图上反映出来，而是只能在相互连贯的屏幕的动态的可视化中得以表现：阿尔君·阿帕杜莱的这番描述为这些发展变化提供了清晰明了的措辞和可能的衡量标准。3〕同时，这样的“河流”往往以复数出现：根据这个趋势，领土、人种、金融流和观念流，同样也包括文化、宗教和政治的实践活动的形式，它们之间都是相互独立的，因而每条河流都可以在不同的方向流动，也就是说，由于几乎是可以任意(再)组合的，因而进行有目的的控制也显得不再可能，认识到这个事实对于理解当代社会是非常关键的。

同样的，有关社会变化的速度可以假设，当持续的数量上的增加到达了重要的临界值时，就会在社会现实的结构上导致质量上的巨大变化。正如简·艾斯曼(JanAssmann)\*\*或莱因哈特·科泽勒克等作家所指出的4，社交社会记忆所持续的时间极限约为80年到100年之间，这意味着，那些被作为现代标志的经验空间与期望地平线相互分离的现象，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现在萎缩”的体验会出现在三代或四代之内发生了显著变革的过程中。社会变革，即结构上和文化上的确定性的变化，在面对更快的速度时，会成为简单的代际更换，因而可以猜想，从中所产生的重大的后果并不只是影响到代际关系，而是如同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所假设的,对生活世界的确定事物的腐蚀会形成新的性质，而这不可能不触及文化的再生产以及主体的自我关系的形式〔5]由于更高的、几乎不能明确确定的临界值，使得变化最终不再能被看做是固定结构的改变，而是作为从根本上而且可能是混乱的不确定性[6]因此，在今天，后现代的观念的吸引力能够通过达到这样的临界值而被表现出来；而另一方面，记叙式的、累积的和线性的世界连接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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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Appadurai)(1949—),著名人类学家。主要著作有《消散的现代性》《殖民统治下的崇拜与冲突》和《对少数者的恐惧》等。——译者注

〔3]Appadurai,1990年和1996年;有关这个问题的实证证据也请参照Urry,2000年a和b;以及Castells,1996年,第376页及其后页。

\*\*简·艾斯曼(1938—)，德国的埃及古物学家。主要作品有《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政治神学》等。——译者注

[4] Assmann,1992年;Koselleck,1989年，第328页及其后页和366页及其后页；参照Bering,2001年。

这本书所支持的对于在现代化进程社会变化的持续不断的加速假设，现在用清晰的方式表述就是，从早期现代的在代际发生变化的速度，经过在“经典的现代”的与代际更替同步的阶段，最后到晚期现代所出现的代内发生变化的速度趋势，变化的速度在不断提高〔7]正如我已经证明了的，通过实证证实这样的猜想是困难的，因为哪些革新可以看做为基础革新和哪些指标能真正表示社会的变化，在社会科学的讨论中都是非常不明确的。尽管如此，在这里也达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即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应该是那些组织起基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制度。[8]对于西方社会而言,从早期现代开始,家庭的机制和(资本主义的)雇佣体系就没有发生变化，而在分析社会的变化时，往往正是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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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曼海姆(1893—1947)是一位犹太裔社会学家，生于匈牙利，他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学领域,是经典社会学和知识社会的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知识社会学问题》《保守主义思想》和《竞争在精神领域之中的意义》等。——译者注

[5]Mannheim,1964年;进一步参考Ahmadi,2001年,第194页;和Lauer,1981年,第144页;对于后一个论点请见诸如Lübbe,1998年,和Lauer,1981年,第113页和第140页。

[6]参照Lübbe,1998年,第288页。

[7] 这一眼看上去与这一章开头引用的歌德的话是矛盾的,在那段话里，早在19世纪的早期，就诊断出的文化的过时的速度，因而要求每五年就要重新学习。正如我将要说明的，这里的“速度说明”并不涉及行为人生存的基本情况发生变化的速度，更确切地说是指次要的知识领域。而有关社会变化的速度的诊断的可信性并不依赖于某些特殊的“一代人的观点”的正确性。

[8] 参照例如Castells,1996年,第228页。一个异常的立场与对卢曼所提出的系统理论的支持有关，这个观点认为社会分化(在这里是指分为不同环节、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分化)的基本形式确定了社会的基本构造。基本分化的变化的加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这里并没有考虑到从所给出的上下文联系中应该感兴趣的并且卢曼自己也诊断过的“现在萎缩”现象或者说时间地平线的稳固的期限越来越短的现象。正如我将要指出的，现代社会中的系统化的过程看上去不可动摇的稳定性，甚至是刚性，与社会变化的加速的诊断并不矛盾，而是它的这个反面的补充：(子)系统的运行逻辑的稳固不变在现代社会是物质、社会和文化的关系的持续变革的必要的补充(参考Jameson,1998年，第57页及其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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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领域的。

尽管在实证发现中有各种各样与这两个社会层面相互矛盾的地方，但是并不能因此说以下的假设就是不可信的，即假设对于这两个领域而言，变化的加速从代际速度经过一代的速度直至可能实现代内的速度，如果我们在这里只是关注社会内生的变化原因，也就是自我生成的变化原因(而不是诸如敌人的入侵、自然灾难等外在的事件)的话。因此，例如作为经济单位或者说作为“财政预算”的家庭的生命周期，理想模式的家庭结构，在农业社会往往是在长长的代际链条上保持稳定的：代际的更替不会涉及基本结构，变化的似乎只有个体所拥有的位置。因而，亚瑟·伊姆霍夫(ArthurImhof)以北黑森州的(nordhessischen)村庄为例(在这个例子里讲述的是关于农场的，在这个角度看来农场的继承关系与朝代中的继承更替结构是同等类型的)，对家庭结构经过很多代之后依然保持稳定做了如下的描述9]:“并不是出生在这一年、去世于那一年的个体的约翰内斯·霍什(JahannesHoos)是决定者。确切地说，重要的是，名为约翰内斯·霍什的后继者准备好了接受这个角色—在他身体上最强壮和社交上最游刃有余的年月里，他来掌控这个农庄的命运。通过这种方式,这个农庄并不只是在10年、20年或30年内被约翰内斯·霍什所拥有，而是在25年里保持连续性。的确，尽管寿命的长度是不确定的，但是农庄却有令人惊讶的稳定性！”[10]很多社会成员，例如奴隶或女仆都被禁止组建自己的家庭，但是这并不与以上判断相冲突:他们的社会地位是通过与所服务的家庭的关系来定义的，在有些场合他们就是这个家庭的组成部分。因此，结构上的(和文化上的)重要的家庭结构(至少根据这个例子)能够持续很长时间。在“经典的”现代,最理性的方式往往是，在一代中建立家庭替代了原来的大家庭和与之相关的代际的家庭联合体以及相应的保持长期稳定性的结构，以夫妻为中心的核心家庭，它的结构随着这对夫妇的死亡而瓦解。现代的普通市民(包括不断增加的无产阶级)的个体身份构成的和自我管理的任务以及作为经济单位所建立的自己的家庭，这些都随着夫妻两人的去世而完全终止了存在。之后，在晚期现代，家庭周期最终显示出明白无误的趋势，世代内的寿命长度在增加，而升高的离婚率和再婚率，以及家庭的重新组织或家庭的解体是这方面的清晰的证明。11]在今天，人生阶段性伴侣代替了人生伴侣，这个观点本身并不是假设普通老百姓的家庭理想的倒塌，相反，与实证检验的发现不存在任何问题地达成一致的是，这种生活方式甚至是在不断增加的范围内成为社会的理想12]，以及个体在今天毫不气馁地倾向于进入的(新的)家庭关系。因而，终其一生的一夫一妻制被新形式的“按序一夫一妻制”“有期限的情侣”所代替了[13]正如托马斯·H.埃里克森所注意到的，这一切所涉及的是“迅速的静止”的显著的宣言，而这正是晚期现代的完全的标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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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照Nassehi,1993年,第346页,注释104。

[10]Imhof,1984年，第188页。卢曼(Luhmann,1980年，第299页)也观察到，从在中世纪家庭结构的“制度上的不消解性”，到在现代中的这些结构以代际更换的速度进行不连续的重新建立的过渡。请进一步参考Kohli,1985年，第11页及其后页。

通过家庭结构变化的公式化的展示，从而实证证实了有关家庭变化的想法，顺着这些思考在任何情况下几乎都不能否定，在家庭关系方面对于偶然性的意识也不断增强了：也就是意识到，也可能是其他的情形，更确切地说，通过自己的决定和通过他人的决定一样，从这些决定中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和对停滞的辩解的压力毫无疑问都增加了。对此，西哈德·奈克尔(SighardNeckel)\*中肯地写道：“尽管每个人都知道,生命历程在另一个人那里是另一番风景，但是人们觉得有义务证明自己的生命历程的合理性，并且生出必须将自己表现得像所虚构的人那样的行为压力……这就促成了一个象征性的真实，而人们无法回到这个真实的背后。这些就已经改变了社会，而不取决于是否事实上社会中的一切都与社会是由少数几个大群体所构成的时代的真实不一样……”[15]而且与“外源的”偶然性和“外生的”人生的变迁——如疾病、自然灾害、统治关系所产生的武力影响—不一样，使前现代的家庭结构受到瓦解威胁的往往是，晚期现代的家庭结构中的偶然性自身所产生的、源自家庭内部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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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关家庭结构的变化请参照Laslett,1988年,第33页;Brose,2002年,第127页;Cas-tells,1997年,第四章;Hildenbrand,2001年;Beck/Beck-Gernsheim,1994年;Bauman,2000年,第160页及其后页。

[12]参照诸如Fuchs-Heinritz,2000年。

[13]Burkart、Fietze和Kohli也将“有期限的情侣”定义为伴侣关系的最现代的形式(1989年，第244页及其后页)，尽管其他形式，如传统的婚姻或时髦的婚姻形式在一些环境中仍然占主导地位。因此，这间接地证明了这样的假设，加速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等同于现代化的。

[14]“按序的一夫一妻制是在迈向新的千禧年时,生活趋向于在快速度中静止的现存的最好的例证(Eriksen,2001年,第131页)。”

\*西哈德·奈克尔(1956—)，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身份与羞耻心》《差异的力量》和《向前逃去》等。——译者注

[15]Neckel,2000年,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