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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动态性的检验结果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雇佣关系的发展。典型的论调是，在前现代和早期现代，往往工作是由父亲传给儿子的，因此职业结构和雇佣结构也似乎表现出在几代之间都是稳定的。而后，自由地，并且通常是一次性地选择一个自己的、一生的和促成身份确定的职业，这是“经典的”现代的根本标志，在职业结构中呈现出“一代之内的”稳定性[16]在组建你自己的家庭的同时，找到你自己的工作！在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里，首先这成为对于年轻男性所提出的身份构建的第二个任务，之后也向年轻女性提了出来：根据实证调查，在职业生涯之内，多次更换职业或者换工作(而且往往伴随着或长期或短期的失业阶段)，也从绝大多数不符合这种情况到变成为常规情况。“今天，年轻的美国人在40年的职业生涯中至少要换11次工作并且因此至少要更换三次他的知识基础，因此，他至少要计划出两年的学习时间以胜任这些更换”，理查德·桑内特在他的与之相关的研究中作出这样的判断17]对于德国而言，到目前为止通过对灵活性的渴望的抵制，而显现出企业里的高度的职业稳定性的模式，[18]这样的模式可以从极其显而易见的职业结构变化的加速趋势和雇员的职位变化的加速趋势中识别出来。在对Mikrozensus\*以及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所(BIBB)和德国就业市场与职业研究所(IAB)在1975年到1997年之间所进行的雇员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之后，以克里斯托弗·科勒(Christoph Köhler)和欧拉夫·斯图克(OlafStruck)为负责人的研究小组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化进行了分析,并且将它作为耶拿大学(UniversitätJena)的580号特殊研究领域的一个部分，尤其是从1990年开始，他们确认：“固定的和稳定的工作日益受到侵蚀”[19],尽管他们的发现并不是非常引人注目，但是明确地确定了发展趋势。他们发现了在企业里明显缩短的平均工作期限、不断增加的在企业之间更换的岗位的数量、雇员的不断提高的机动性、不断增多的短期或中期的雇佣合同以及雇佣关系的不稳定在整体上的增加。而且(主体的)离职风险也在增加。[20]因此，“这一切显示，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业市场的关系向着缩短的期限和较高的机动性的方向变化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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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理性的状态下，这种稳定性不仅延伸到职业身份的确定，而且甚至触及具体的雇佣关系。因此，齐格蒙·鲍曼(Bauman,2000年，第116页)评论道：“福特式’工厂在现代化密集展开的时代，是最被渴望和被热烈地追求的合理的工程监督的模式，它反映了……即便死也不会让我们不分离的’在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婚姻关系……..这意味着持续到永远’(无论如何至少应该是指个体的一生)，而且往往就是这样。这样的婚姻的实质是一夫一妻制，对夫妇双方都是如此。离婚是根本不会考虑的。”

[17] Sennett,1998年,第25页。“无论是谁在微软(Microsoft)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如果打算也在这里结束的话,绝对不是一个最明智的想法。如果有人是在福特或雷诺(Renault)开始的话,几乎可以肯定，他的职业生涯也可以在此地结束”,DanielCohen(引自Bauman,2000年，第116页)总结了这些变化。

[18]参照例如 Berthold,2002年;Donges,1992年。

\*Mikrozensus为德国的一项持续进行的居民信息调查项目。——译者注

[19]Grotheer/Struck,2003年,第35页。

这些检验结果支持了这条理论：晚期现代社会也是以从一代之中的到一代之内的职业结构变化和劳动力交换为标志的[22]由此可以看出，在工作领域比在家庭形式(它在晚期现代在一定程度上也变得多样化了)[23]中发生更强烈的变化的不仅是雇佣关系，而且雇佣形式和职业领域的宽度自身也发生了迅速的改变。劳动关系的去规制化形成了新的雇佣形式，诸如临时工作和不同形式的兼职：而且与此同时主要是信息技术也带来了新的职业分支，这也是与大量传统职业的消失相伴而行的。这也涉及社会内生的特性再一次成为变化的动力;通过自身的或外在的决定将能够带来变化;以及对偶然性的意识，也就是说对于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就业形势的不确定性，在职业和雇佣关系没有发生更换的地方，也出现了。[24]

因此，我的观点就是，社会变革的加速完全可以从世代之间关系的变化中清晰地看出来：在前现代情形下，结构上的和文化上的存在状况往往是流传很多代；而当到了现代,正如安斯加尔·韦曼(AnsgarWey-man)所着重指出的，在那里“世代…作为集体行动者在结构构建和创新方面”发挥影响，因而可以从世代更替当中读出变化：[25]而最后到了晚期现代，在一代之内的时间里，各种关系会在一定的时间间隔里就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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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平均的雇佣期限或者说作为企业成员的期限从1991/1992年度到1998/1999年度从11.6年下降到10.1年(不包括公务员);与此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短期雇佣关系的比重从不到20%提高到接近27%(Grotheer/Struck，2003年，第14页及其后页，数据是有关西德部分的)。根据工作合同的发展，可以看到正常的雇佣关系在最近的15年下降了7%：“另一方面，在所谓的正常的雇佣关系中，在西德，尤其是有期限的合同(从3.2%上升到5.7%)、派遣劳动(从0.2%上升到1%)、兼职工作(从9%提高到11.7%)以及少许工作(从2.4%上升到7.3%)的份额都在提高”(同上书，第11页)。至于工作岗位的变化速率，研究显示，在1976年开始的必须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后，雇佣关系有接近60%是在两年后结束，超过20%是在五年后终止。(同上书，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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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同上书,第30页及其后页。

[22] 参照Grotheer/Struck,2003年,第3页和第17页。

[23]参照诸如Beck/Beck-Gernsheim,1994年。

[24]有关实证发现除了Grotheer和Struck的研究之外,还有例如 Garhammer,2001年、2002年;Kohli,1994年;未来问题委员会(Kommission für Zukunftsfragen)1996年、1997年;Sen-nett,1998年;Hoffmann/Walwei,1998年;Beck,1999年；Dörre,1997年；对于侵蚀理论的批判除了Berthold,2002年和Donges,1992年,还有Erlinghagen,2002年。

我们将“现在的萎缩”定义为与行为条件的稳定性有关的期望的确定性所延续的时间长度的普遍缩短，因而可以直接而清晰地看到，职业的和家庭的不稳定性的外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看做是社会变化的加速的标志。在实践行为、局势和结构中发生了快速的变化、可修正性和可重新组合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偶然性的增加；与此同时，同样在其他的社会领域，甚至是社会结构领域—无论是日常实践的中心领域还是周边领域，也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迅速加速的“全球”社会，同样的不确定性逐步控制了作为现代的机动性[26]的中心维度的未来的生活伴侣和雇主，同样也支配着居住地点、政治方向[27]和宗教方面的态度[28]：并且也对边缘的社会维度的行为条件和背景条件的稳定性加以控制：哪些电话公司、保险公司和能源公司，哪些休闲联盟、投资者和疾病或医疗保险在“明天”(按照吕伯的意思是指离“今天”越来越近的时间)仍然存在并且提供优惠的条件：同样不确定的问题包括，可以从哪些报纸、杂志、电视台、因特网提供者、搜索引擎那里得到可接受的服务(以及，哪些朋友和熟人仍然住在同一座城市里)；哪些新的活动领域和实践活动形式将会产生，则是完全不确定的(有关因特网提供者和网络搜索引擎或者合适的电话公司的问题，在一代之前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往往认为流行、产品样式和艺术风格的(加速)变化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因为这些领域基本上不属于变迁的范畴，尽管当不再能够买到熟悉的类型和品牌的衣服、食品、化妆美容品等的时候，也会完全感受到生活世界的不确定性。因而，尤其是在创新速度如此之快从而必须很费劲地才能跟得上旧样式和新样式的更换的地方，产品周期的缩短对于零售商和购买者来说是成问题的[29]当然，正如我们在第三章“2”已经看到的，“现在”，即稳定的时间阶段，在不同的社会领域里是不一样长的，例如，在涉及生活(阶段)伴侣的时候，现在往往要比衣服样式中的要长。但是，有关社会变迁的普遍加速的命题意味着，“现在”或者是在所有的领域，或者至少是在所有集中体现价值观的(重要的)领域萎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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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政治的易变性和候选人的更迭情况的增加在选举研究中是非常值得讨论的现象。

[25]Weyman,2000年,第44页。

[26] 参照Walzer,1993年，第164页及其后页，但是其中并没有涉及宗教方面的机动性，但是将社会地位作为独立的类别进行分析。

[28]“哪一种宗教对我而言是恰当的?”这是一本时尚的生活方式杂志最近一期的封面标题,这篇文章对不受阻碍的宗教灵活性的观念提出了挑衅[《对宗教的测试》(ReligionenimTest),刊载于《最大尺码的生活：现代生活的导航》(XXLivng. Der Navigator fir das modern Leb-en),1998年,第6期,第44页到第52页]。

[29] 对此请参照Backhaus/Gruner,1998年。

因而，由于不同的变化速度和适应速度所导致的影响深远的非同步化现象，不仅出现在各个功能系统(例如，在教育和政治领域中的变化速度和革新速度要比在经济和技术领域这些方面的速度要慢)，而且也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尤其是生活在一个社会里的不同世代。社会变迁已经达到了在同一代内发生的速度，因此可以预想，社会整合和文化上的再生产的机会和形式将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结果。吕伯作出了如下猜想：

当共同生活于现代家庭这种小型的社会联系之中的两代人的不同文化观念正在不断地相互疏离的时候，代际的文化方面的信息传递可能受到威胁。走向成年的过程如同迈向老年的过程一样，都随着在平均寿命这样的较短的期限之内仍然保持有效性的文化存在物的数量的大幅减少，因而同样也表现出棘手的特征[30]

尽管人们对“方向迷失的结果”的无法被实证证明提出质疑，但是所观察到的，尤其是涉及当代的媒体文化和日常文化时，不断扩大的代与代之间的“鸿沟”是不容忽视的：年轻人和老年人不仅通过使用不同的沟通工具，而且做不同的游戏、去不同的地方、看不同的电视节目和新闻节目、读不同的报纸、喜欢差别越来越大的音乐风格、穿不同的衣服、去针对不同年龄人所开设的商店购物，甚至是吃不同的饭菜和说不同的语言，从而使他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彼此之间相互隔离的亚世界之中。

因此，不断累进的现在的萎缩也意味着，不是形成了一根这样的年龄裂纹线，而是两根或者更多。代与代之间的关系仿佛成了“同时期的不同时性”的宣言，并且因此也带来了社会非同步化的问题：父辈的经验、实践和知识储备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是不合时宜的、没有意义的，只要这些知识是与所参与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甚至这些对于年轻一代来说都是无法理解的；相反：任天堂游戏机、因特网、手机短信的世界对于很多父母们而言，或者至少对于许多祖父母而言，如同地理上相隔很远的文化风格和文化活动一样，是如此难以理解而且陌生。一个有关这方面的实证的证据是，“年长人的”活动方式同时也是较为缓慢的，与此同时，研究表明，相对于年纪大的人，年轻人拥有“完成多种任务”的全新的能力和技能，即所谓的多任务处理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有能力同时处理多个信息来源和行为领域[31〕因此，在这样的加速的世界，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能力和知识储备不仅是不同的，而且前者从总体上来看是占有优势的。德·哈恩\*指出，年轻一代不再从年老的一代那里接受教育了，并且要求将“作为过去的一代的成年人的自身权利”作为“最后的教育准则”，也就是在有目的地保存“减速的世外桃源”的含义下，为年长人的生活世界提供保护空间。[32〕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这意味着，在充满了危险的差异的不同代际的生活世界和经验世界中的代际整合和团结的机会[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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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Lübbe,1998年,第289页。

“代际断裂”的后果是多种多样的。在文化再生产方面毫无争议的是，今天的儿童和年轻人的方向性知识，越来越多的是来自于他们的同辈人，而越来越少的是从老年人和古代人那里获取，因为古人的经验和知识储备作为“现在的萎缩”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越来越快地失去了价值[34]

因此，被迫发生变化的也有年长者在社会上的地位。在传统社会“智慧的长者”是不言自明的制度，长者有着突出的地位，因为他们“看到过”并且知晓“一切”，因此他们当中没有人会对生活中令人不适的地方再感到惊讶了，而这一切在晚期现代社会实际上都消失了:更确切地说，年长者往往因为他们不再通晓世界也不再跟得上这个世界而蒙受耻辱。随着年长而不断迫近的开放性和灵活性的丧失，在一个有着飞快的变化速度的社会里是令人感到羞耻的障碍，正如在有些职业领域所体现出来的，在那里40岁的人就已经不再被雇用了，因为他们被看做是不够灵活和不爱冒险的，而这又导致了今天的职业生涯自身的加速，也就是说在大约25岁到45岁之间必须完成职业生涯[35〕常被文化批判所嘲弄的(晚期)现代社会中的“年轻人的妄想”在这里找到了它的加速环境下的根源：年老的人的理想形象不再是“智慧的老者”了，而是一直灵活的、能够适应变化的没有—真正—变老的形象，他们并不畏惧主动地吸收新东西。保持年轻的压力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要“永远在青春期”的压力，并不是产生于晚期现代社会的文化氛围中，而是被牢牢地写在它的时间结构中[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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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参照诸如Francis-Smythe和Robertson,1999年，第286页。这些作者根据所提出的群集效应的假设，将年长的一代在多任务处理上的困难归因于年长效应，但是并没有对此进行正证明。

\*格哈德·德·哈恩(GerhardDeHaan)(1951—)，德国教育学家。主要著作有《构成主义作为教育学的基础》《教育:建议还是苛求》《耐久性和合理性》等。——译者注

[32〕 De Haan,1996年,第123页。

[33]另外，Clemens Theodor Perthes也在有关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加速问题中指出“同时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三代人之间完全没有共识。由于1750年、1789年和1815年之间的巨大差异而缺少了所有的过渡，并且人们看上去并不像一代接一代地生活，而是平行地生活着，祖父、父亲和孙子根据情况而定”，他在另外一处也断言：“历史将前仆后继的顺序越是紧密地压缩在一起，斗争就会越激烈而且更普遍。”(引自Koselleck,1989年，第367页)

[34] 参照Gaines,1998年，第256页和260 页;Eriksen,2001年，第133页及其后页;deHaan,1996年,第122页及其后页。MargaretMead(1970年,第61页)在30多年前就已经通过对代际鸿沟的分析指出：“在过去，总是有一些老人就他们成长于一个文化系统里所获得的经验而言，比任何一个孩子知道得都多。今天，没有这样的人了。这不仅是因为父母不再是指导者，而且是根本就没有指导者了，无论是在自己的国家还是在国外都找不到了。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长者了，即他们知道那些在过去的20年内被抚养长大的人关于这个他们出生在其中的世界都知道些什么。”

由于社会变迁的加速而带来的物质的和社会的背景条件、行动条件和做决定的条件的根本上的不稳定性，强迫个体，也包括组织和制度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期望、重新理解所经历的、重新确定什么是重要的，并且反复实现协调一致和同步化的努力。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所表示的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弹性化和去规制化，在20世纪末期数字的和政治的加速革命的伴随下，毫无疑问地将进一步驱动这个过程。

正如从现象学的视角去观察，技术的加速改变了我们的空间关系时间关系、与物品的关系和社会关系一样，社会变化的加速和社会关系与物质关系的“液态化”也对(晚期)现代的“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的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将在现代中所产生的并且在晚期现代普及和加强的另一种存在感尝试着用“滑溜溜的斜坡”现象(slippery-slope-Phänomen)这个概念来表示;我用这种说法所想表达的是，似乎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里都有一种站在滑动的斜坡上或“向下运行的自动扶梯”上的感觉。[37]事实上，此刻“滑动的斜坡”这个比喻(滑溜溜的斜坡)对我而言能够更好地解释晚期现代的心理状态:行为者在永远充满着多维度的变化的条件下进行活动，而通过不采取行动或不做决定而实现的静止状态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一直不能重新适应(按字面意思和比喻含义也就是更新硬件和软件)持续变化的行为条件，他就会失去连接未来的条件和选择。这对于实际生活和实际行为意味着：如果有人不能一直努力更新的话，在他的语言、服装、外表、社交知识和社会知识、能力、休闲装备、养老保险和投资等方面，都将是不合时宜的。[38]因此，这并非简单的只是指招致变化的自身的举动(如同滑溜溜的斜坡的画面所暗示的)，也并不是指如同自动扶梯的画面所展示的单纯的不合时宜的危险，而是有关在一个高度动态的社会世界中的行动环境和决策环境，它们可以用“滑动的斜坡”这个比喻来进行理解:行为环境和选择环境自身发生着多维度的、持续的变化，因此不再存在静止的位置，也就是说“在宁静中”找到选择和连接。就像在山崩而造成滑坡时并不是所有的(地)层面都以同样的速度发生变化一样,在社会中会出现如同我尝试阐释的不同步的表现，也就是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速度运动，并且也会一再形成个别的“减速世外桃源”，它如同山崩时的结实的岩石，在到处都发生着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保证着有限的稳定性。尽管如此，结果仍然是“决策风景”的永远转换，也就是说不仅经验和知识储备总是因为新的事物的出现而变得过时，而且几乎不可能去预测哪些合作选择和行动机会在未来是意义重大和重要的。在重要性难以预测的地方，自然而然地作出的反应就是，尽可能多地抓住或者把握所有未来将要实现的可能性：这正是卢曼所形容的复杂性带来的速度化，而它又再次导向了加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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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参照Sennett,1998年。最近这段时间在这方面却表现出(可能是暂时的)相反的趋势，同样是因为“新经济”的巨大失败，很多企业又将经验在它们的管理层中给予了很高的地位。

[36] 参照 krappmann,1997年。Ahmadi(2001年,第191页及其后页)通过Stefan Zweig的个人传记指出，在20世纪伊始的战前一代那里，经验和年长相对于灵活性和年轻具有优势：这使得年轻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努力让自己显得年长，正如今天年长的人用尽各种办法让自己表现得年轻一样。这样的变化体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指标，即可以用代际更换的速度反映社会变迁的加速。

社会动态性的最有说服力的标志可能是18世纪末期日报的出现，这是对人们日益增长的了解在社会不同领域所发生的迅速变化的需求所作出的反应，而且日报在一定程度上也再造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体育等的当日有效的“地图”[40]日报的耐久性期限就只是一天，没有什么比昨天的报纸更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形势的每日重新测量也不够了,因特网提供的新闻不断地带来新的变化，那里的新闻不再只是每日或每小时更新的，而甚至是“在线”更新的了[41]类似的,电影的“新闻周报”也早就被每日报道所代替了,而时髦的新闻电视台，如CNN通过至多三行的滚动字幕在图像报道之外，同时使它的观众确实能够获得“正在进行的”讯息。保证信息是“实时”的滚动的字幕(不只是在计算机屏幕和电视屏幕上的，而且是在城市建筑和交通工具的广告牌上的)，正是这个永远“不停止”变化的世界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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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参照Rosa,1999年b和d,以及2002年a。

[38] Levine(1999年，第80页)做了如果有关一个人拒绝加速的压力和适应的压力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的说明。他引用了一个美国同事的故事，这个人通过长期居住在南美而逃离美国文化的迅速的生活节奏。当Levine在谈到这位同事偶然回到美国时的体验时，写道：“每次探亲我都很惊讶，感觉到很陌生。整个人好像被完全抛弃和调换在旧日的时尚中，不仅是指服装，而且也包括音乐、艺术和所有的一切。甚至连语言都好像发生了变化。我不知道，我该如何穿戴、应该谈论些什么话题、那些词听起来已经十足愚蠢了。有的时候，特别是在和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完全不能跟上谈话。”完全不能明白在谈论什么的经历，很多老年人都会在面对年轻人的“技术泡沫”时体会到。

[39] Luhmann,1980年,也请看第八章“3”。

当然,也有针对这个论点提出的有道理的异议:信息的加速传输的可能性不应该与它所报道的对象所构成的社会进程的真实的加速相提并论。在这里，我们又找到其他的有关技术加速和社会变化的加速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例子:信息更快地被传输，使得对变化作出更快的反应成为可能(特别是如同证券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所清晰地展示出来的),并且导致社会变化的真正加速。信息更新的加速因此呈现出了“现在的萎缩”的典型情况:10点钟的“对世界的认识”在16点左右就已经过时了[42],它的“有效期”在“新闻传送带”前面缩小到几乎为零。因此，可以进一步指出的是，在很多领域，与其说是实际发生的变化不如说是不稳定性导致了确定性的丧失:所报道的事实情况至少在六个小时之后仍然是存在的，但是它们能够发生变化，至少是它们的重要性。

社会变化的加速所产生的最显著的感觉就是，仿佛在所有的生活领域里都像站在“滑溜溜的斜坡”或者“滑动的斜坡”上一样，这种感觉的结果是有目共睹的;在这里文化上的逻辑完全与物理逻辑相符:行为者感觉处于紧张和时间压力之下，他们必须要跟得上变化的步伐、不能因为自己的只是能力的老化而失去行为的选择和连接机会。对新的信息的文化上的处理，也就是说将它们植入系统的对世界的认识和记叙式的解释结构中，不可避免的是耗费大量时间。这是导致“时间压力”体验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在时间压力下，无论是个体还是机构，都会努力去对在很短的时间里出现的大量的更新进行文化上的处理”[43]因此，正如我在谈到吕伯的时候已经指出的，值得思考的是，处理能力的速度极限会被社会变化所超越，因而紧随数量上的速度提高，会出现文化上和主体的自我关系的新的性质上的(“后现代”的)变化。“我们跑得尽可能快，以便能够待在同样的地方”，作为大量的文化观察者的代表的彼得·康纳德，在他有关现代性的文化历史著作的第一页这样描述20世纪末期主体的日常体验和生活体验:而时间预算研究者罗宾逊和戈德柏在他们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证明这种体验，他们几乎用了与康纳德同样的措辞形容这种体验：“我们舞蹈得越来越快只是为了停留在原地。”[44]因此，我们发现我们已经处在这些现象当中了，这些现象，根据在第三章“2”所开发的概念，应该属于生活节奏的加速那个类别，对于它的现象学的分析是下一章的目标。有关对个体和集体处理社会变化时的关键的临界值的超越这个问题，我将会在这项研究的最后一个部分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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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美国最早的日报1784年在宾夕法尼亚州(Pensylvania)出现。参照,Beniger,1896年,第183页。

[41] 对此也请参照Eriksen,第66页及其后页。

[42]MDR广播电台新闻频道在每15分钟播报的新闻节目的开始口号就是：“世界的最新状况”;这个节目用“世界从不休息”和“新闻播报,每15分钟全新报道”这样的警句为它自己做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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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Lübbe,1998年,第270页。因而，社会变迁的加速的一个副作用是，混乱的增长变得功能失调，并且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在衰落之前通过博物馆化而对将其变成被保护的遗产(Lübbe,1998年,第286页)。

[44]Conrad.1999年，第6页:Robinson和Godbey,1999年，第33页。迅速地站到位置上的最巨大的示意图就是在健身中心和健身俱乐部里的“跑步机”，这可能不是偶然:跑步机如此受欢迎，因而从世纪之交以来，在市中心，尤其是在“全球化大都市”的闹市区是不可能没有它的。在跑步机那里就像聚焦在放大镜下面一样体现出了本书所研究的现象。首先，它生动地说明了一个如跑步这样简单的行为的有效的商业化的过程，耳朵里插上CD的耳机，戴上脉搏测量器和血压测量计(正如已经证明了的与急忙病相联系的晚期现代的计数强迫症)，并且紧盯着时钟，然后没有向前移动的移动就仪式般地上演了。时间在漫无目的的奔跑中长得没有尽头(可能这正解释了跑步机的魅力之所在：时间终于是无尽延伸的，而不是平日的收缩的)；而从跑步机那里所夺取的额外的每一分钟都可以看做是个人的胜利、作为时间的赢得而欢庆，而且可能是体验为跑步者对时间的复仇。在健身俱乐部里受欢迎的训练项目都被令人印象深刻地标识为“锻炼”:这个由快速的停滞这种似是而非的情境所导致的现代的对加速的渴望，只要仍然认为这种渴望的根源是存在于新教徒的工作伦理中的，那么就没有真正找到对它的确切的理解。

第六章“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对时间体验上的矛盾

“人们经常会听到谈起生活节奏’，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在同一个时代的世界上的不同地方，甚至是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区域以及同一个圈子里不同的个体身上都是不同的”,乔治·齐美尔早在1897年就这样评论道。1而且从那时起到现在，同样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的就是，有关在现代社会这个速度是持续提高的判断，因而这个时代的人要不断面对新的要求,用在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最高纪录的速度生活2正如我们在这项研究的第一部分已经看到的那样，这样的感觉几乎一致产生于对生活节奏会变得太快了的恐惧。但是，关于如何测量生活节奏以及如何实证检验假设的断言这些问题,在今天尽管有大量的有关时间使用的研究，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它们仍然像在齐美尔时代一样是不清晰的。

齐美尔本人曾建议,将生活节奏作为每个时间单位内意识所呈现的内容变化的“总和和深度的产物”来确定3]，这是个既有些稀奇古怪(尽管在直觉上是可信的)，又在实证上不可操作化的定义;同时，齐美尔猜测，这个速度会与可支配的金钱的数量以及金钱的流通速度有关[4]

[1〕Simmel,1897年，第215页。

[2]在一项由NadineSchöneck所展开的在全德国范围内所进行的民意测验中，有80.4%的被调查者在“您的生活在过去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加速”这个问题上给出了肯定的答案(2004年，第32页)。

[3]Simmel，1897年,并参考Simmel,1900年，第696页;也请参阅前文第二章“2”。

[4] 参考Simmel,1900年,第706页及其后页。齐美尔从与农业社会相比现代社会中的急剧加快的生活节奏中推导出：“当我们把不同时间的货币的周转能力仔细地与生活节奏在不同时期的差别相比较，就会直接看到，所有一切的关键点都在于经济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