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在一项饱受赞誉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对来自全球四个部分的31个不同国家的大城市的生活节奏进行了测量，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社会学家列维尼和他的研究团队在这项研究中建议用另一种相对简单的实证操作化定义界定生活的速度。根据这个定义，能够通过三个指标算出不同的文化中的生活节奏：“第一个是步行速度，是指在市中心的区域里，步行20米的距离的所用的时间;第二个是指工作速度，一位邮局职员卖出一张普通的邮票所需要的时间:第三个是公共场所的钟表的精确度。”[5]这种确定方式的优点在于，能够名副其实地进行跨文化的比较，这的确是产生了一些有意思的成果6]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与其说在方法上，不如更确切地说是在实证上有着值得质疑的有限的启发意义。尤其是人们不禁会问这样的问题：究竟在这里什么被测量了，是社会生活的节奏吗?!首先值得质疑的就是指标的选择性。正如研究者从饱经风霜的经验中所得知的，纽约的邮局职员与欧洲的标准相比的确是非同寻常，甚至是闻所未闻的动作缓慢，而这可能是与在美国公共领域不受重视并且常年收入较低有关。7]而将这个测量作为这个大都市整体的生活节奏较慢的指标看起来确实是有问题的。相反，爱尔兰人被证明速度是最快的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可能并不能用普遍的迅速的生活速度来解释，而是可以从爱尔兰经常的阴雨天中找到原因。8〕为了能够在确定生活节奏的时候恰当地注意到每种文化实践中的时间特性，在这里就必须关注不同的行为领域中各种各样的过程所涉及的所有行为的速度，并将它们汇总起来。

有关究竟什么被测量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强调了列维尼所说的第三个指标，卡尔海因茨·盖斯勒观察发现，公共场所的钟表，尤其是那些大城市生活的汇合点上的时钟，例如现代的飞机场，正在不断地失去其价值，并且正从街景中消失(或者是不被察觉地摘了下来);9)所以正确的是，之所以公共场所的时钟不再受重视，是因为公共场所时钟的精确性是落后、坚守在“经典”现代的象征，而不是走向快速度的“后现代”的表现〔10]最后，列维尼的指标本身并不能够说明任何有关行为事件的“稠密”和所感受到的时间压力的问题，而这些至少在对快速的生活节奏的主观感知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而且无论如何不能将行为事件的“稠密”及时间压力与单独的行为的执行速度以线性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如果有人能够比另一个人更快地完成某个行为，这可能恰好使他能够使自己的生活减速，当然其前提条件是，这个人将释放的时间资源用于休息或者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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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evine,1999年,第179页;对此也可以详细地参考Rosa,2001年a,第343页及其后页。

6]列维尼的研究主要证明了人们一直以来的猜测，即经济发达地区比落后和贫穷地区节奏要更快一些[第38页及其后页:这其中的一个耀眼的经济上的原因就是，时间被作为短缺的(生活)资源来对待，因而应该根据合理的价值观对它进行分配，这就导致了被研究证明的物品富裕和时间富裕之间反向比例关系。有关这一点瑞典经济学家斯戴芬·林德(Linder，1970年)早在30多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点;在气候比较炎热的地方要比气温适度的地方节奏缓慢一些(第47页及其后页);而正如齐美尔在他的一篇写于1903年的文章《大城市和精神生活》(Die Groβstädte und das Geistesleben)中所证明的,大城市相比小城市有着更快的生活节奏(第46页及其后页，在这里列维尼主要是从其他研究中得出这个结论的)。引人注目的是，西欧以大大超前的速度而成为最快的文化区域(位列前三名的是瑞士、爱尔兰和德国)，而与此同时加拿大和美国只是被远远落在中间地段。

[7] 相应地,美国的邮局速度在列维尼的排名表上是31个排名中的第23个(Levine，1999年,第180页)。

[8]有关这个想法我要感谢Manfred Garhammer。

由于这些困难，我在第三章.2(3)中建议，生活节奏的加速可以定义为由于时间资源的短缺，每个时间单位的行为事件和/或体验事件的增加，并且可以将其区分为客观的和主观的组成部分。有关客观的组成部分，至少基本上可以通过时间预算研究从对行为事件和/或体验事件的稠密的测量中获得；与此同时，对紧张、时间压力和“快速的”时间的主观的体验是对紧缺的时间资源11和时间的快速流逝的感知的重要的指标。因此，生活节奏的加速包含着总体的行为速度的加快，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时间体验的改变。

我将在接下来的部分首先探讨有关客观上的行为事件和经历事件的变得稠密的表现形式和证据，从而能够在之后回答有关对时间压力的主观体验以及对时间资源和时间飞转的速度的感知方面的问题。在这一章的最后一部分，我将要尝试着分析生活节奏加速现象中仍然隐藏着的维度，它与行为方式、体验方式，甚至与“存在方式”，也就是说，与重要的身份定义形式有关。这个维度的变化也会产生与社会变化和生活节奏的加速所带来的文化方面的一样的结果，因此，这个维度表现为“加速圈子”中的必然的结果，在第七章也会作为到目前为止所有思考的总结而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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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正如盖斯勒所认为的，时钟完全失去了重要性可以用个人用的计时器的广泛的普及程度来解释，在我看来这是合理的，但是没有被证明。时钟在飞机场和火车站的重要性越来越小，我认为这是个不合理的说法，相反时钟对于中转活动的协调和同步化是比以前更加重要的。但是公共场合的钟表的消失和不被注意到可能体现了有关集体的时间节奏失去了意义的值得注意的征兆:指向12点钟的工厂的时钟并不再一定是表示午休时间，17点也不再必然是下班时间，18:30也不再是所有的商店的打烊时间,24点也不再是电视节目结束的时间，而星期五晚上并不已经是集体的休闲时间的开始(参照Rosa，实行2001年a，第342页及其后页)。

[10]可能在这里可以解释为什么按照列维尼的这个指标,瑞士和意大利能够排在第一和第二名，而美国却只在第20名(Levine,1999年,第180页)。

[11] 时间资源的短缺再一次可以解释为，当行为数量的增加速度和处理速度的加速之间的关系,它是当前者大于后者时所产生的“客观”结果。参照第三章“1”，图34。

1. 客观的参数:行动速度的提高

在这个可以用定量的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进行检验的维度上，生活节奏的加速的命题假设了在每个时间单位里的行为事件和/或体验事件的数量的增加。对此，原则上有三个互不相同又相互结合在一起的策略可供使用：第一是行为本身是能够加速的(走路、咀嚼、阅读得更快)；第二，中间休息和空闲时间是能够被减少或者消除的：第三，有更多的行为可以同时进行(多任务操作)。罗宾逊和戈德柏在他们的时间使用研究中将这些策略称为“时间加深”(time-deepening)策略，并且在这三个策略之外增加了第四个，也就是用更快的活动代替较慢的活动，例如通过打电话给比萨外卖服务代替做饭。[12]

用普通的方式表述在这里所要验证的命题就是，平均的生活节奏从现代的开端起就在不断地加速，尽管这种加速不是线性的，而是中间伴有间歇和较小的趋势逆转的阵发式的[13]工作日的长度和不用工作的时间的数量在这里并不能就生活节奏说明任何问题。在早期现代，每天甚至要工作14个小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行为速度和体验速度特别的高，有可能它们是很低的，由于工作时间很长，迫使在有限的休闲时间里不得不让行为变得稠密。如马克思的《资本论》(DasKapital)第一卷所观察到的，劳动变得紧凑和“工作日的每个毛孔”都被填满，就是对上述所提到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加深策略的有说服力的例子：它们所带来的直接的结果就是工作日的缩短[14]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至少与工作相关的生活节奏，作为工作时间发生改变的直接的结果而加快了；与此同时，在不用工作的时间里的生活速度与这个时间的长度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它可以随着增加的业余时间而变慢或者加快;在物品富裕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出现了休闲时间的生活速度加快的趋势。[15〕只要有关时间压力和紧张的感觉是生活速度加速的指标的话，那么，在西方社会生活速度的可测量的加快与工作时间的缩短同时出现，就不值得惊讶，这个由罗宾逊和戈德柏所强调的出现在这两个数值(休闲时间的增多及尽管如此仍然不断增强的紧张感)上的矛盾，在仔细看过之后，会被发现是一个虚假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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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obinson/Godbey,1999年,第39页，参照 Schmahls(1998年,第362页及其后页)也提供了内容广泛而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包括18种日常活动的节省时间和进行实践管理的列表。

[13] 在这里同时也意味着这样的猜测,生活节奏在现代社会比在其他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前现代文化中都要快。但是，对这个命题的实证检验却因为难以生成相应的可以比较的数据资料而失败了。林德(Linder,1970年,第二章)从他的有关时间富裕与物品富裕之间的反向比例关系的定理中推导出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的存在：拥有富裕的时间和短缺的物品的社会;在经济的富裕程度和时间资源上保持平衡的社会;以及伴随着巨大的时间紧张物质大大剩余的社会。在林德的分析中，这三种社会类型很大程度上与前现代的、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和高度现代化的社会相关。在人种学的研究中有符合这条假设的一些实证证据。因而，例如Allen Johnson(1978年)指出，秘鲁的玛奇根迦印第安人(Machiguenga-Indianer)每天所拥有的什么都不用做的时间(他们可以用这个时间睡觉、打瞌睡或者聊天)比法国人至少要多四个小时，而后者要用是前者三倍到五倍的时间用来消费物品。进一步的证据请参见Sahlins,1972年：Cherfas/Lewin,1980年；和在Robinson/Godbey的探讨中，1999年，第26页及其后页：以及Le-vine,1999年，第41页及其后页;和Dux,1989年。

在日常生活中、报纸专栏和文化批判书籍中可以找得到的有关这三个(或者说是四个)使时间紧凑的策略的例子，既是数量繁多的，也是种类各异的。它们从有关“补充能量的小睡”(power-nap)(只用几分钟就能够提神的短暂睡眠)和关于压缩的和紧凑的与孩子在一起的晚间“宝贵时光”(quality time)\*的指导,到有关快速阅读(speed-reading)和快速约会(speed-dating)(一种介绍伴侣的方式,在这种见面方式中，以一分钟为节奏，似乎是在流水线上与潜在的“约会对象”面对面的接触)，直到开车经过的葬礼(drive-through-funeral)，所有这些创新都受到了英国人的喜欢，但是似乎美国人才是这个方面真正的开路先锋。我们可以进一步找到这种广泛流行的趋势的报告，例如经典的交响乐和歌剧的演出时间如同广播和电视新闻节目的时间一样都在不断地缩短。[16]即便是我们的说话速度也有了显著的加速：这从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中可以直接感觉到，并且显然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地得以证明：17而与此同时，在政治学家乌尔夫·托格森(UlfTorgersen)\*的研究中也发现,在挪威有关年度财政商讨的国会谈话中，每分钟所发出的音节的数量逐年连续增加：从1945年的584个增加到1995年的863个,提高了近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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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参照Marx,1972年,第13章。

[14] 参照Marx,1972年，主要是第1、10、15、17章,以及第19—21章。

\*特指父母排除工作和外界杂务的干扰，而专心致志与孩子在一起亲热欢聚的时间。—译者注

[16]参照上文的第二章“1”。

正如首先被格哈德·舒尔茨的研究所证明的19]，尤其是在晚期现代社会中，生活的节奏不仅是通过(主动的、可以客观测量的)行为事件的数量，而且也是通过(被动的、主观的)体验事件的数量的增加而加快的。由于不是所有的体验都能够算做行为的[20]，因此根据舒尔茨的观点，正是前者的数量和质量在“体验社会”中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并且似乎也为“美好的生活”的定义提供了重点：在越短的时间里尽情享受了越多的丰富内心生活的体验事件，就越美好，这是舒尔茨所提出来的这个社会的文化公理。〔21)不过，与作为基础的文化方案(我将在第八章“2”中讨论这个问题)无关，生活节奏加速的假设指出，每个时间单位内的体验事件的数量也增加了，也就是说出现了“体验压缩”的现象。

而这个想法显然已经在齐美尔对生活节奏的定义中被证明了，他指出了在每个时间单位里，所意识到的内容的数量的增加与不同的意识内容间的对比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从CNN的广告短片的所持续时间的缩短来发现这种形式的体验稠密，CNN的广告短片在1971年缩短到30分钟，在当时的环境中可谓是先锋创举，而今天广告片甚至只有5秒钟。因此，广告片的观众每5秒钟就被丢弃在通过每一个叙事的结构碎片而发生完全变化的“意识内容”之中[22]变化更快的是这个时代的人在看电视时的“不断换台”——平均每2.7秒就换一次电视台[23]即便有人留在没有广告的频道里，也能够发现例如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的大幅度加快的图像片段的频率。在齐美尔式的定义和每天平均看电视时间为远超过两个小时的背景下，这样的发现本身就已经能够作为生活节奏加速的有力的证明了;因此，罗宾逊和戈德柏非常惊讶地发现，人们在电视机前面度过的时间越多，他们就会更多地抱怨紧张和时间不够，这样的现象如果从前面所说的角度来看就一点都不矛盾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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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例如Gleick(2000年,第103页)这样写道,在1968年美国总统候选人被允许在电视上不被打断的谈话时间平均为40秒钟，而现在缩短成了平均8.2秒的“简短引述”。也请参考Weibel,1987年和 Kirchmann,1998年。

\*乌尔夫·托格森(1931—2006),挪威政治学家。——译者注

[18] 参考Eriksen,2001年,第71页。

〔19〕Schulz,1994年,1997年a和1997年b。

[20] 我在这里是按照舒尔茨(Schulz,1997年a,第735/738页)所提出的这个概念的用法，而不是卢曼(Luhmann,1996年，第161页及其后页)对体验和行为的区分。

[21]Schulz,1997年b,第90页及其后页。

[22]参考Eriksen,2001年,第84页。另外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与好莱坞电影中的惯常的表现方法有关。动作镜头和打斗镜头被加速，以在银幕上呈现出重叠跳跃的效果，而观众并不能完全跟得上这些(打斗中)发生了什么: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是在事后才明白过来的，或者就一直不弄清楚。参照PeterWollen,2002年，特别是第109页及其后页，在那里对电影的加速历史做了非常有启发的展现。电影艺术影像让人很容易想起维希留和波德莱尔所提出的快速的停止状态，这些影像也是“通过超级快速而瘫痪”(PeterWollen，2002年，第114页)。

当然，从这里面产生了困难，即只要体验总是通过它的背景来定义并且需要一个通过主体叙事式的确立的话，那么哪些可以作为独立的体验事件是不清楚的;[25]因此,将每一个新的广告短片或者每一个叙事上的序列定义为体验事件可能是不可想象的。尽管人们需要提出更全面的有关体验的定义,但是体验密度的持续提高的猜测仍然是可信的。晚期现代的时间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碎片化表现出来了，也就是说，通过行为事件和体验事件随着注意力窗口的不断缩小而被分割为越来越小的序列。埃里克森从中发现了晚期现代的“瞬间的专制”的特征，这是由持续不断的可抵达性(并且通过与之相伴的对多种多样的外在的干扰的注意)、实践活动的弹性化和去机构化以及信息过载和物品过剩所引起的。这种特征产生了这样的情境，“在那里，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都被切成一片一片的了;在那里，事情之间的间隔变得越来越小;在那里数量不断增加的时间拥挤在不断缩小的时间的狭槽里”[26]。在这样的背景下，多任务执行现象也是很有艺术的:它迫使人们以每秒钟为间隔在多种多样的行为背景下作出意识转换，因此，似乎不只导致行为的相互重叠，而且也包括体验上的。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里看到的，有实证证据表明，体验事件的缩短和稠密会带来时间体验的显著的改变，产生时间流逝得越来越快了的感觉。

在任何情况下几乎都不用怀疑的是这个事实，即可支配的而且可能是有意识的物品和信息不断增加的数量缩短了在每个单独的对象上所给予的时间段：当我们将我们的时间预算中固定不变的一部分用于阅读书籍、听CD和回复电子邮件的时候，随着我们购买的图书、CD或者收到或发送电子邮件的数量的增加，我们用在每本书、每张CD和每封电子邮件上的平均时间就会减少[27]同样，随着有影响力的刊物的数量的增多,我们应该用于阅读专业期刊的时间也减少了;有关这种被迫加速的例子可以任意举一反三，它们都一再显示，在现代社会增加的逻辑和加速的逻辑是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当增加的速率超越了加速的速率，就会出现时间资源短缺，并且因此导致生活速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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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Levine,1999年,第80页。

[24] Robinson/Godbey,1999年,第136页及其后页、第261页及其后页、第229页及其后页和第319页及其后页;同时也请参考同一作者,1996年。

[25] 参照Schulz,1997年a,第43页及其后页和第735页。

[26]Eriksen,2001年,第148页,请参照第141页;进一步请参考Bauman,1995年。

用于作出合理的和明智的选择决定以及用于行为之间的协调和同步化所需要的时间的增多，也进一步推动了时间资源的短缺。一方面市场上所提供的越来越复杂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行为实践的去规制化、弹性化和去常规化，也都要对此负责。这些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在一生中越来越多的时点上和在日常实践活动里，涉及不同的选项的决策过程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因为无法预测各种决定所带来的结果(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且信息获取和信息处理被迫变得成本更高，因而需要更多的时间作出决策[28]因此，对于我们的时间实践,从中产生的几乎都是不满意的感觉：人们最终要么是(1)由于掌握的信息不充分而作出至少部分上是偶然的决定(尽管可能在其他任何一位经销商那里的其他的任意一款计算机机型都要便宜很多，但是人们还是不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找到它:林德认为广告的功能上的秘密就是从信息中得到建议和功能上的等价物的能力)[29];或者(2)人们用了很长的时间获得了非常详细的信息,之后感觉到用了过多的时间去做这个决定;或者(3)人们放弃做决定,接着用手上的计算机机型或者保留已有的医疗保险或老式的存折等。[30]根据林德的分析，这些情境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每个决定的质量下降的结果，也就是说，决定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的能力的下降;时间合理化的要求迫使不断增加实质上的不合理性。[31]正如我打算在第十二章中所要指出的，集体的、政治的决策过程也同样处在这样的两难境地当中，而这些会极大地影响社会的集体性的自我控制的能力并会影响社会的政治的自我理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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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通过化繁为简的方式,可以这样阐述由系统理论所假设的由复杂性所带来的(作为对复杂性的反应的)时间化与加速之间的关系：当然，当我们购买图书或CD时，我们可以“安慰”自己说,并不是所有的书或CD都要在一个月内去看或听的，而是有整年整年的时间；这样的打算是以我们在未来新购买的图书或CD的数量是下降的基础上的，而我们很有可能不会这么做，因而被迫加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在下一个月或明年情况看起来会更加糟糕………

[28]因而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如：考虑到价格因素、实用性、网络连接的选项，哪一款计算机对我来说是合适的？哪种医疗保险对于我从短期、中期和长期来看是最合算的(考虑到我的职业和家庭发展都是不稳定的这样的事实)，哪种投资是最有成效的？在时间资源萎缩的同时，增长的信息需求是各种专业咨询服务能够营利的原因。

[29]“人们确实想被广告影响,从而产生瞬间的感觉,觉得自己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去买这个或那个商品，但是这些商品的真实价值人们却知道得非常少。只有不明智的购买者才去获得所有的信息”(Linder,1970年,第74页)。

在晚期现代社会中大量的行为领域暂时的去规制化和去制度化因而大大增加了制订计划上的开支，并且因此也增加了用于协调和同步化日常行为次序的时间需求。以集体共同的节奏和时间结构(32]为代价所带来的结果是，每日的、一周的和每年的程序不再理所当然的是预先结构化的，而总是随着新现象的出现以及保持与合作伙伴的协调而不断地进行安排并行动的。[33]当既不是(几千年来都一如既往的)日出和日落，也不是工厂的汽笛声，而且同样也不是电视节目的结束和开始，发挥着起床和上床睡觉的有规律的脉冲传感器的作用时，就必须每一次都要对相关的决定进行打算和权衡。“在今天，有谁还能自觉自愿地起床，或者愿意去尝试这一点？人们是需要刺激的”，时间研究者盖斯勒一语中的地这样评论。[34]通过这类的(花费大量时间的)决定过程和计划过程所引起的多重负担解释了阿尔诺德·盖伦(ArnoldGehlen)\*的中心论点，即鉴于人类基本的行为诚意和决策诚意，社会机构执行着重要的解除负担的功能[35]当今社会中大量实践活动的去机构化将直接导致(实践上的和认知上的）多重负担，而它必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时间资源的紧缺并且因此导致生活节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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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有关对于这样的时间的两难困境和决策方面的两难困境的实证证明请参考Hörning、Ahrens和Gerhard,1997年。

[31]《增长的不合理性的合理性》（The Rationality of Growing Irrationality)，第六章，Linder,1970年。

[32]诸如工作时间、休闲约会、商店开门时间和做祷告的时间、规定的周末、新闻节目等等；对此请详细参照Garhammer,1999年,第30页及其后页、第347页及其后页和第474页及其后页。

[33] Eriksen(2001年,第132页)提供了有关这类过程的形象的例子：“对于很多父母来说最主要的当务之急就是用工业化的组织方法管理家庭时间。这个过程基本上就像这样：如果你今天带X去上小提琴课,我就去幼儿园接Y。如果你周末带着两个孩子去乡下,那么我就能不受干扰地做些什么。下个星期我将带他们去我的父母家。今天你能留在家里看孩子吗，这样我就能去参加聚会了？如果我明天能早点离开家去上班，那么你在星期四就可以这么做。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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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Geißler,1999年,第142页，因而现在就出现了这种有趣的现象，即人们明显地认为夜晚更重要，而且也更喜欢夜晚：昨天晚上还调好闹钟以便明天早上发挥作用，但是今天早上就拒绝将它作为让我们起床的脉冲传感器了。

\*阿尔诺德·盖伦(1904—1976)，德国重要的而且富有争议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哲学人类学的主要代表。主要著作有《人类:他们的特性和在世界上的位置》《原始人和晚期文化》和《技术时代的精神》。——译者注

鉴于有关时间的合理运用的问题，技术的加速和灵活的可实现性所带来的新的可能性与社会的行为期望之间的相互作用就非常吸引人了。事实上，今天的约会越来越多地甚至是“随时间而定的”，也就是说它们不再事先被确定在日程表中的某个特定的时刻，而是可变的、通过电子邮件和手机加以商定的(与“我们12点钟见面”相反，而是“等我这边结束了之后，我给你打电话，看一看你到了没有”)。曼弗雷德·伽哈玛在他对欧洲人、日本人和美国人的时间使用模式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了普遍的趋势，即人们的行为之间有着更多的时间上的(和社会的)联系，而不是以往的较低的关联[36]而因为变量和偶然性的数量都翻了番，这样的趋势就增加了计划成本和协调时间，但是它又缩短了等待时间并且避免了时间上的刚性(例如,前面的一件事情提前停止了)。鉴于这种让人在时间预算上感到左右为难的结果，因而一方面似乎应该做到更高级别的合理化，因而需要放弃“可变动的”和弹性的约会安排，以便节省时间和力气:而在另外一方面，在这样的环境下具体来看每一个单个的决定，它们又显得高度的非合理化(为什么当你完成手上的事情后,不给我打电话?!)。类似的这种高度的不合理的情况也出现在，由于电视里正播放着无聊的电影时而不能换台；面对飞快的电子邮件来往却很长时间得不到想要的信息(这当中也包括错过了重要的信息);或者甚至如同卢曼在对于“瞬间的专制”这个问题所建议的解决方案那样37]，在事先已确定的工作日中让同事联系不上成为完全司空见惯的事情(并且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如同前文所定义的暂时的、人为的“减速”)，但是，当一年中最重要的会议或者来自国外的同事的拜访恰好是在这样一天里的时候，即便是卢曼所提出的这一类的原则的最信服的支持者也会允许例外的，当然这只是更毫无戏剧性、更日常的协调问题，它们需要动用不合理的和/或妨碍社交的策略：如果你明天没有给我发送这个附件，我就会错过申请截止期。如果你明天不到对面的门厅与我碰面的话，我后天就必须额外再进城一次。这一类的宏一时间节省策略的成本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他人往往都是过于高昂的(尽管时间咨询顾问会一再这样建议)[38],这是因为人们将它再制度化为集体的约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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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Gehlen,1986年。

[36] Garhammer,1999年,第412页及其后页。

[37] Luhmann,1968年。

最后，程序上的技术加速同时也改变了社会上已经确立了的时间的合理性的标准：等待回信要用七天、某件事情需要八天，看上去都是恰当的，如同电子邮件的回复期限一样，如果回邮的接收者过了几秒钟才收到的话，就显得不合时宜的漫长了。技术加速没有迫使生活节奏加快，但是它们通过改变作为基础的时间标准，而改变了我们的行为和计划[40]

不幸的是,在常见的时间预算研究中，实际上并没有把所有这些发展考虑进去(因为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对在此期间在所有大型工业国家中的加速进行系统的数据记录)。因而如果有人希望，能够从现在已经泛滥的时间使用研究中为这些稠密过程和加速过程找到实证证据，而不是片段性的单个的发现，那么他一定会非常失望的。目前的时间预算研究的形式将焦点集中在不同的活动领域中的时间安排，也就是说，谁可以在哪一类活动中用多长时间;并且同时告诉人们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趋势中对时间资源的使用上的不同(在这当中，他们确定了，例如去剧院看戏平均所花的时间略微减少，而在计算机前度过的时间却增加了;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之间的关系的发展一再充斥着激烈的斗争(41),以及对工作时间的态度与对休闲时间的态度(以及其他42])之间的关系。但是即便是凭借为此所开发出来的调查工具，也没有办法把握在这里所猜测的加速现象。一天里能够使用的所有时间一直是24个小时，因而如果在某个活动上(例如家务劳动)节省了时间，就能用在其他活动上(例如看电视)，因此结果就是总是处在与速度无关的零和游戏中[43]是否在工作时间时更多而且因而更快地工作、在阅读时间更多地阅读，或者在交流时间开展更多的交往，这些都是无法计算出来的。即便可以通过时间日志本相对容易得知的中间休息和空转时间的缩短，也会时常使被调查者和研究者感到困惑，因为有关这种时间的缩短也将一些实质性的活动领域(例如交通过程、睡眠或交流)也算进来了。因此，关于在每个时间单位里是否出现了行为事件的变得稠密和体验事件的变得稠密以及是在多大程度上变得稠密这样的问题，从目前所呈现的时间预算研究中还找不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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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有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是,大量对时间结构进行分析的同仁都不断地发现，他们的研究被变成了某种有关减速的实用建议；例如Reheis,1998年;Levine,1999年;Geißler,1999年;Eriksen,2001年；以及甚至Luhmann,1968年。

[39]甚至卢曼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有制度化的借口能够保护对合作的要求。”(Lu-hmann,1968年，第158页)

[40]Eriksen(2001年,第150页)因此得出结论:在现代社会成立的是，快速时间灭掉慢速时间，即在快速过程和缓慢过程交汇的地方，所产生的不对称就会导致缓慢的过程处于加速的压力之下(而并非相反的情况)。

[41] 参照例如Robinson/Godbey,1999年,在那里发现了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工作时间有轻微的缩短；和Schor,1992年，提出了在美国工作时间显著增多方面的加速。不同的结果是对哪些可以算作是工作时间这个问题的不同的理解(有争议的如工间休息、离开工位的时间和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以及其他原因所导致的。在Garhammer所提出的猜测(1999年，第293页及其后页)的上下文中所指出的,那些能够观察到的工作时间的缩短(只要它们不是因为不断增加的失业率所导致的话)所节省的时间，被用在与工作有关的，但是不付报酬的活动上(例如获取信息、构建人际网络、继续深造等活动)了，甚至超过了那些被缩短的时间了，这样的说法并不是不可思议的。对此也可以参照Hochschild,2000年。在最近几年里，增长的工作时间的趋势变化却是无可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