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因此，从迫切需要进行的研究中就产生了革新研究设计的要求，新的研究设计应该系统地探明将三个(或者说是四个)所诊断出来的加速形式—单个行为的加速、消除中间休息、活动在时间上的相互重叠以及用省时的行为代替费时的举动。因而这其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有关加速的陈述应该是相互关联的，并且因此只有通过按照历时的、反复的调查(特别是通过跟踪调查)才能真正地对此进行检验。

如果不进行这些研究，那么只可能间接地通过确定时间预算移用到其他活动上而推断加速过程了，并将它作为对行为事件缩短的解释。因此，特别是在用于个人的恢复(吃饭、睡觉、身体清洁)的时间方面，可以证明，由于相应过程的加速而出现了缩短的现象。

而且，事实上，目前已有的研究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即前面所证明的大约在1989年开始的数字时代和政治革命的年代是以显著的加速阵发为标志的假设，是对来自美国全国范围内的大样本的时间使用研究[美国人时间使用研究项目(American's Use of Time Pro-ject)的从1985年(样本量=5300)到1995年(样本量=1200)数据的分析。根据调查结果，在这段时间里，尤其是男性，每星期用在身体清洁上的时间约减少了2.2小时、吃饭用时约减少了1.8小时，睡觉时间则大约少了半个小时，这说明，被调查者吃饭、洗澡更快，睡得更少(有关女性的相应的数据为:洗澡减少1.9小时、吃饭减少1.5小时，但是睡觉增加了1.3小时)。〔44]这样的结果在伽哈玛所分析的欧洲人的时间使用数据中得到了证实，在这项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个体需求”在时间上的“变得稠密”的明显的趋势，并且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导出相应的行为的加快。45〕在这里，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发现是，平均睡眠时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减少了大约30分钟，而与一个世纪以前相比则少了近两个小时。[46]仅是这个数字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解释这些调查研究结果要多么小心谨慎。因为，对于前一个数据，一致被其他研究者所质疑[47]而对于第二个数据，如果将它作为一个躁动不安的没有停歇的社会的症状去理解的话，就过于草率了：它也可能只是这些事实所导致的结果，即繁重的体力劳动在后工业社会越来越少了，而且年龄大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及是因为“客观的”睡眠要求降低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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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这当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罗宾逊和戈德柏所系统证明的有关“越多就越多”模式的观察发现(1999年，第41页以及这本书中的其他好几处)：一个人在社交领域里越是积极，那么他在其他领域里也是积极主动的；不是那些最可能愿意接受荣誉职位或额外的工作任务的人，他们很少劳动并且几乎没有兴趣爱好，而恰恰相反，随着所履行的职责和任务的数量的上升，这些人的意愿也随之提高。在这里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例如，如何运用并且促进激励资源用于公民的义务(参照Giegel/Rosa,2000年;Giegel/Rosa/Heinz,2001年)。进一步请参考Robinson/Godbey,1999年对美国的研究;Garhammer,1999年和Gershuny,2000年对欧洲的研究;Holz,2000年，对德国的研究。以及 Schor,1992年；Gershuny,1990年；Benthaus-Apel,1995年;威斯巴登州立统计局的统计数据(Statistisch Bundesamt Wiesbaden),1994年。

[43] 对此请参考诸如罗宾逊和戈德柏(Robinson/Godbey)对时间的“零和特性”的解释，面对两位作者自己所描述的时间压缩的可能性，时间的零和特性表现出令人目瞪口呆的敏感性：“简单地假设一下，如果有人用更多的时间在某个新活动上………那么在其他活动上所花的时间就必须表现出减少。”(1999年,第15页)

同时，目前已有的数据资料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证实了所假设的发展：不断增加的多任务执行的趋势和行为的不断增多的碎片化的趋势如今在很大程度上是毋庸置疑的[49〕但是，正是它们损害了这些时间预算研究的可信度:如果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里，同时平行完成多个行为(很有可能没有明确的重要、次要和第三位的层次区分)，那么就会出现时间单位的具体分配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时间碎片化以及行为的类型、行为的地点和行为的时间之间的界限完全消失所带来的问题则显得更为严重:在那些在家工作，同时又完成家务劳动、照料孩子和休闲活动的地方;在那些在工作岗位上同样也有相应的休闲活动的地方；在以杂乱的顺序回复诸如私人的、工作的和寒暄式的电子邮件或相应的来电的地方，时间的分配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将行为清晰地分类整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作领域、家庭领域和休闲领域都渐渐地模糊为不再能区分的了:如果有人在工作场合听贝多芬的音乐、在音乐厅却为一个重要的工作难题找到了答案，并且将朋友关系和业余活动相互结合起来，因而职业上的发展同时也对越来越重要的人际关系网络有帮助，那么这个人会掉出时间研究的网眼。[50]因此，从中可以证明，时间使用研究在它的调查研究方法上来看是对时间高度区分的“经典的”现代的体现，但是对于分析晚期现代的时间结构价值的确是非常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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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数据来自 Robinson 和 Godbey,1999,第336 页及其后页。

[45]Garhammer,1999年,第378页。

[46] 同上书,第379页。

[47] 罗宾逊和戈德柏的研究中(Robinson/Godbey,1999年)特别奇怪的地方是，那些从1985年到1995年之间男性睡眠习惯的发展的数据更多地被两位研究者看做是非典型性的：而有关其他的两种行为种类从这个研究中所得出的数据，如果考虑到另外的比较时间段的话，也会出现不一致的状况。Gershuny(2000年,第219页)通过对他所进行的全球的纵贯研究中的对比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自1960年以来，在较高职位者和受过更好的教育的人那里，平均的“睡眠压缩”约为20分钟。

[48] Zulley/Knab,2000年,第118页及其后页。但是,最后一个观点并不能用来解释所发现的有职业的人的睡眠时间减少的现象;对此也请参照Holz,2000年,第14页,和Gershuny，2000年,第218页。

[49] 关于碎片化请参照诸如Robinson和Godbey,1999,第56页;或者Holz,2000年,第19页及其后页;同样也请阅读Eriksen,2001年。有关多任务执行请参考Gleick,1999年，第171页及其后页;Garhammer,1999年,第472页及其后页;Benthaus-Apel,1995年。

这些数据更加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两项非常全面的最新的时间研究——罗宾逊和戈德柏的《用于生活的时间:美国人令人意想不到的使用时间的方式》(Time for Life. The Surprising Ways Americans Use TheirTime)和曼弗雷德·伽哈玛的《欧洲人如何使用他们的时间》(WieEuropäer Ihre Zeit nutzen)，都一致地将加速和时间压缩作为时间使用模式的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且他们对于这个趋势给予了最大的关注，但却没有能够从他们的数据资料中对此加以证明。伽哈玛在他的总结列表上将加速列为在这个时代时间结构发展的十大重要趋势之首，并且非常典型地援引列维尼以及其他人的研究作为对他的诊断的支持。[51]他指出另一个主要趋势是变得稠密，也就是说行为的缩短和同时进行，他同时也将根据在这里的变得稠密的定义，作为生活节奏的加速的指标。罗宾逊和戈德柏将无与伦比的生活节奏的加速的诊断放在详细说明和讨论他们的实证数据资料那个章节的开头，用了整整30页的篇幅描写时间压缩和时间紧张的现象，但是并没有将这些现象与之后所展示的时间使用研究切实地联系起来。[52]相反，对于时间使用数据的分析却使得两位作者逆着他们自己之前的判断，而向读者证明，生活节奏的加速被理解为(纯粹的)感觉现象[53]尽管如此，我想在这里努力指出的是，无论如何都存在着大量的、可观察到的、虽然很大程度上隐藏在时间使用研究数据中的“客观的”或者说是有形的可以用来证明生活速度的加速的诊断的基础，但是它不是对罗宾逊和戈德柏的结论的正确性的质疑，而是体现了时间体验随着生活实践和日常实践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化：客观的生活速度的数量上的提高导致了主观上的时间体验的性质上的变化。仅仅凭借时间预算研究和对实证的加速证据的分析并不能对现象进行解释，而是应该通过系统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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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对此也请参照Verkaaik,2001年,以及Michelson/Crouse,2002年。

[51]Garhammer,1999年,第466页及其后页。

[52] Robinson/Godbey,1999,第29页;参照第33、35和46页。

2.主观的参数：时间压力和时间疾驰而去的体验

正如在第三章“1”对社会加速的概念性的讨论中所展示的，由于运输过程、通讯过程和生产过程的持续的技术上的加速而导致的生活节奏的加快是一个矛盾的现象。技术的加速缩短了这些过程所必需的时间，并且部分上解放了大量的时间资源，因此对于同等数量的行为和体验来说，有更多的时间可供支配，因而可以去期待更慢的行为速度、更长的中间休息和行为之间较少的相互重叠。正因为如此，直到20世纪60年代，休闲紧张还没有被当做业余时间的问题来看待，而是被看做是人们(当然特别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大众”)由于不知道如何(明智地)面对往往是全凭理所当然的猜测所认定的因为其他活动的加速而“大量的空闲出来的时间”所产生的问题[一位巴伐利亚(Bay-erisch)生意人在一篇写于1848年题为《蒸汽过剩和时间过剩》(Dampfüberschuss und Zeitüberschuss)的文章中这样说。[54]但是，1964年《生活》杂志的大标题却是：“美国人现在面临着过多的休闲：当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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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我们的)研究结果看上去与许多社会观察者所报道的时间模式严重不合，并且我们自己的许多回应报告，也影响了这些社会观察者的生活，例如大大加快了美国人的生活步伐”（Robinson/Godbey.1999年，第8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所加)。对于作者而言，这些矛盾主要在于，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诸如在电视前度过的(毫无压力的)时间看上去增加了。而我要努力证明的是，有关生活节奏加快了的诊断与上述现象并不矛盾。

[54]引自Koselleck,2000年,第161页,注释17。

急是如何过安逸地生活。”[55]

相反，生活节奏的加快是对时间资源的紧缺的反应：用于一个单个的行为(或体验)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了。这两种加速形式的同步出现，正如在前面的讨论中所指出的，只有在增长进程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行为数量的增加超过了处理速度的加快。这样的时间资源短缺感受为主体——也就是说在时间体验中采取行动的主体——带来了时间流逝得越来越快了的感觉，[56]特别是时间贫乏和紧张以及没有时间的主观感觉(而行为人以前可能感觉到无所事事)。

自从1960年这样的时间感觉开始出现以来,它就在所有西方工业国家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这一点现在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57]例如，从罗宾逊和戈德柏对全美的时间预算的调查研究中所得到的数据里可以看到，在18岁到64岁的美国人中，说自己一直感觉匆匆忙忙，或者说感觉自己处于时间压力下的数字，从1965年到1992年分阶段地从24%上升到38%；与此同时，感觉自己几乎不在时间压力下的数字，在同一个时间段中从27%下降到18%。指出自己常常有空闲的时间资源(“你所拥有的不知道该用来做些什么的时间”)可以支配的被调查者的数量，在1965年间到1994年间，从15%下降到7%—下降了一半还多;在这期间，对于同样的问题给出了“几乎没有”的回答的人在所有被调查中所占的比例，从48%提高到61%[58]从这些数据看来，时间资源的紧缺是毫无疑问的。尽管罗宾逊和戈德柏在此期间发现了这些症状不断增加，但是作为短缺的时间资源的表现的紧张的感觉及处于时间压力之下的感觉,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着轻微的但不可忽视的减轻,这些数据显示了趋势的转变(回答说自己总是匆匆忙忙的人所占的比例从1992年到1995年下降了6%，而表示比起五年前休闲时间更少了的人所占的比例,在此期间下降了9%,1995年为45%),[59]与两位作者的理解相反，这些反映的绝对不是生活节奏的放缓(伟大的美国人慢下来了)，而更确切地说是加速的减弱；时间资源减少得不那么快了。正如我所证明了的，紧张的感觉对于绝对的生活节奏什么也说明不了,而是只能对生活节奏的相对变化作出说明。因此，在这里，出现与罗宾逊和戈德柏的假设不同的情况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60]俄罗斯(Ruβland)的居民自从1990年以来，表示自己体会到紧张和时间压力的人的比例相对高(26%的成年俄罗斯人说自己不再有可以支配的时间，相反,美国人中这个比例“只有”23%)，尽管在俄罗斯生活节奏估计要远远地慢于美国:在处于变革当中的俄罗斯，加速的速率要比美国高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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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参照Koselleck,2000年，《前言》。有关“休闲时间问题”也请参考Gershuny,2000年,第58页及其后页。这个论点往往与这样的(从结果上来看是错误的)断言有关,工作时间减少了，休闲时间增加了。Gershuny本身似乎就奇怪地认为相对于休闲时间压力,大量时间资源的被解放的可能性是这两种“休闲时间危险”中危险较大的一个。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了在工作负担和对时间紧张的体验方面，两性之间一如既往的巨大差异，这主要是产生于女性拥有工作和家务方面,或者说照顾孩子的双重负担。由于男性一直在很大程度上故意远离家务，因而女性既在客观上拥有较少的空闲的时间资源，也在主观上有更大的压力(对此也请参照Schor,1992年;Hochschild,2000年;Robinson和Godbey,1999年，第197页和第349页，但是他们的数据显示了这种差别正在逐渐缩小)。

[56] 只要这种时间流逝的感觉产生于不断加速的行为中，就不值得奇怪。

[57] 参照例如Geißler,1999年,第92页;Garhammer,1999年,第448页及其后页;Levine，1999年,第196页及其后页;Robinson/Godbey,1999年,第229页及其后页和第319页及其后页;同时有关于这个题目的大量的研究论文可以在“全球时间使用大会”(International Time UseConference)的网站的2002年“时间压力、工作—家庭交界面和父母—孩子关系”(TimePres-sure,Work-Family Interface,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的页面找到(www. lifestress. uwater-loo. ca)。

然而，罗宾逊和戈德柏的数据仍然期望通过其他的研究，尤其是来自其他工业国家的这一类研究的证实。[61〕如果这些数据被证明是无懈可击的，那么它就能作为这个假设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明而被加以解释，这个假设就是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波加速浪潮在1990年左右到达它的顶点，并且在此期间开始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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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Robinson/Godbey,1999年,第232页。伽哈玛(Garhammer,1999年，第450页及其后页)的全球数据比较也指出了同样的方向。根据他的研究，1991/1992年度,大约有78%的有工作的德国人抱怨时间贫乏。与之相反,Holz(2000年，第10页及其后页)却展示了一组令人惊讶的数据，根据时间预算的抽样调查研究，在1991/1992年度，被调查者中有71%的德国人表示没有处在值得一提的时间压力下。据我看来，这样的差异首先是因为，在这项研究中紧张—指标(想要有更多的时间用在某个特殊的活动领域)是非常不精确的。因此，很有可能被调查者将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做特定的事情，按照典型的时间预算的零和游戏，理解为关于“时间重新分配”的愿望了。当然，这些有关紧张的数据基本上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市民群体会以同样的程度面对这个问题，比如退休的人和失业的人种遭受这样的压力的人要少得多(Holz,2000年，第13页)。这项研究的中心论点是，加速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趋势或基础特征，那些从文化上或结构上被排除在现代化进程之外的市民群体，就因此不可能拥有显著的加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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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Robinson/Godbey,1999年,第239页及其后页和第314页及其后页;参照，1996年。根据约翰·罗宾逊2002年7月10日在布里斯班(Birsbane)举行的第十五届社会学世界大会上的发言《生活的脚步在加快吗?一些实证证据》(Is there an Acceleration of the Pace of Life?Some Empirical Evidence)中所展示的数据，这个趋势仍然体现在最新的美国时间使用的数据中。

[60]Robinson/Godbey,1999年,第279页及其后页。

[61]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新的德国人时间使用抽样调查(2001/2002年)值得期待。

在时间使用研究者的数据中，前面所提到的矛盾在此期间进一步表现为更加令人吃惊的变体:对紧张和时间贫乏的感觉从1965年到1995年有了急剧的增强，而与之相伴的是休闲时间也同样有了显著的增加，后者从逻辑上来说应该是表示空闲的时间资源的增加。因而，休闲时间在时间预算研究中通常不应该简单地被定义为不用从事工作的时间，而是应该被理解为不与有义务要做的事情绑定在一起的时间资源，对于这样的时间资源或多或少地可以按照个体的喜好来支配，也就是说，是在减掉工作时间、家庭和家务劳动时间(照料孩子、购物、家务劳动)和照料自身的时间(吃饭、睡觉、清洁身体)后所剩下的时间。这种“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时间从1965年到1995年之间事实上对于所有的市民群体都在持续增多着，即便是对于职业女性也是一样(每周的休闲时间增加了5.6小时，而家庭主妇则增加了10.3小时;职业男性每周又额外地赢得了将近6个小时)。这是因为工作时间的减少，但是主要的还是归功于用于家务劳动时间的缩短;后者又被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工作时间的增加所部分“弥补”了[62]这些为罗宾逊和戈德柏的有关生活节奏的加快主要是感觉的问题的猜测提供了根据。

尽管在前面一节中已经指出的思考，即由于在每个时间单位里的行为事件和体验事件的增多这个含义下的生活节奏的加快，与不需要工作的时间的增长相安无事且毫无冲突地相伴出现，因此就需要解释，为什么被访问者会抱怨不断增加的时间压力和加速迫力，并不是速度加快本身，而是根据数据看到的处于匆匆忙忙的感觉是令人诧异的。这可以在调查结果中找到对应的现象，被调查者拥有在一定程度上与数据成反比的印象，他们觉得自己的休闲时间持续地下降了—在“实际的”休闲时间增加的同时，所估算的休闲时间却令人惊异地在持续下降：估算的休闲时间甚至是从时间日志中所计算出来的休闲时间的一半还不到，而且甚至比人们事实上在电视机前平均度过的时间还要少[63]显然，从中首先只能确定，行为者所算出的休闲时间并不是空闲的时间资源的储备，而应该是被体验为快速流逝的并且和行为(以及体验)绑定在一起的时间数量[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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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数据出自Robinson/Godbey,1999年,第339页。并不能将女性和男性的差别组合起来观察：因为对于女性而言，大幅减少的是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与此同时，工作时间却是增加的：而对于男性而言，用于家庭和家务的时间增加了，但是工作时间却减少了。这两个性别都有显著增加的休闲时间入账(同上书，尤其是第346页)。伽哈玛的国际的自1960年到1965年的数据比较(欧盟和美国)也证明了休闲时间的增加;但是根据他的数据，没有看到用于家务的时间和工作的总体时间的减少，而是对自身的照顾活动加快了：“由于付薪工作的发展，因此每天用在那上面的时间……有了从7.6小时到6.5小时的显著的下降……另一方面，正如人们所预想的，不付薪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却有了同等数量的(显著)增加—从每天的1.7小时到2.8小时，因此总体的工作时间到了世纪之交之际仍然是保持每天9.29小时不变。每天的休闲时间从60年代以来增加了38分钟，达到4.9小时，但这并不是因为职场的人工作得少了。时间盈利’的源头更准确地说是人们将在他们的个人需求上所用的时间压缩了一个多小时—从10.5小时到9.5小时……这个趋势可以解释所有数据来源中的疑问”(Garhammer,1999年,第427页及其后页。楷体强调部分出自原文)。

两个可想而知的产生时间压力的感觉的原因，首先是错过恐惧和适应强迫，它们出自不同的根源。正如我将在第八章“2”中要阐述的，对错过(重要的)事物的害怕并且因此产生加快生活节奏的愿望是在现代发展中的文化进程所产生的结果，它是通过加速的“享受时间世界上的选项”而产生的，也就是说，通过体验速率的提高，从而充实个体的生活，使得生命中有丰富的经历，并且从而实现“美好生活”。在这个观念里体现了文化上的对加速的承诺；它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主体希望更快地生活。

适应强迫却是晚期现代社会的结构上的动态性所带来的结果，特别是社会变化的加速。不断加快的变化不仅出现在周围环境的物质结构上，也发生在关系模式、联盟结构、实践方式和行为导向上，正如我所尝试着指出的，这些必然导致“滑溜溜的斜坡”的现象：它使得行为者产生了站在滑动的斜坡上的存在感。在一个动态的社会里，“现在的萎缩”的结果就是几乎所有的知识储备和财产储备都面临着不断的过时的威胁。即便在行为者拥有自由的、不用做什么事情的时间资源的那个时间段里，他周围的世界也在以飞快的速度发生着变化。随着这段时间的流逝，行为者从很多角度上来看都处于落后的地位，并且因此就被迫要去追赶：例如，一位学者发现在八天的休假过后，电子邮箱里塞满了各种请求、一大堆有待批改的考试答卷、数量惊人的与他的研究有关的新现象、新的软件和硬件的介绍等等。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高度动态的社会里，时间迅速流失的感觉和由此而来的时间压力甚至会出现在不用工作的时间里。“客观的发生过程”以比采取行为和进行体验要快得多的速度飞快地进行着。[65]这是因为现代的结构上的加速强迫力;它使得主体必须更快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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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Robinson/Godbey,1999年,第135页;参考第279页的表30。

[64] 因此，从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些资源首先与消费活动捆绑在一起，消费活动的增加必然会带动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确定，错过恐惧或者适应强迫(这两者从实证上来看当然不能总是分得清清楚楚)是否更强烈地导致了生活速度的加速，仅凭定量研究或者标准化研究是不够的，这一点已经可以从在此期间的时间使用研究中看到。[66]首先关于(休闲时间的)活动和时间分配变化的动机的有关分析是有启发的。

当然，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现代社会的承认模式中的时间压力有着积极的内涵意义：没有时间标志着是孜孜不倦上进的、有生产力的，时间紧缺因此毫无疑问尽管不是社交广泛所引起的，也是它所加强的现象。但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是，与速度相关的地位模式也正在发生变化：到目前为止，人们认为越快越好，因为这标志着更高的能力和更多的资源以及因此所带来的发展的和社会的优势，但是在晚期现代完全可能是放缓成为地位的象征：如果谁能够做得到留给自己足够的时间、能够自己控制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有空闲的时间资源，那么他就占有优势。

由于缺乏对这个问题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因此在解释休闲时间的分配或者为其辩解时,无论如何应该关注在社会的休闲时间的语义中，表示必需的和有义务的词汇所占有的统治程度。仅凭产生于社会的希望的时间紧缺,并不能解释占统治地位的个体休闲意识形态与现代社会的发挥着微不足道的限制作用的伦理法典之间的引人注目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在社会中活动的行为者令人惊讶地不断将自己的行为说成是有义务去做的：我必须马上再去读读报纸；我应该继续为我的健康做些什么；我必须买新衣服、学习新的一门语言、考虑我的兴趣爱好、再去见见我的朋友，是的，还应该去看歌剧、去休假，等等[67]因而，在西方社会比在高度规范的传统社会，必须——语义与非生产性行为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毫不令人惊讶。这似乎是对生活在滑动的斜坡上的自然而然的反应：我们舞蹈得越来越快只是为了停留在原地；但是保持跑动着却越来越困难了。“日常生活变成了浸泡着需求的海洋，在那里看不见岸边”，肯尼斯·格根(Kenneth Gergen)\*作出了符合逻辑的判断;与此同时，罗宾逊与戈德柏和休闲时间研究者奥帕斯沃斯基\*\*都一致指出，必要的事情和必不可少的事情指数量级地增多也体现在休闲时间当中了[68〕因而，只要斜坡更陡峭了，也就是说变化的速率加快了，就会发展出动机逐渐转移的固有的趋势：有关加速预言的修辞会在个体的和政治的层面上越来越多地被适应强迫的修辞所替代;在那里，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符合长期目标的方向，并且对以变动、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为标志的世界的选择和连接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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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参照Luhmann,1968年,第149页。

[66] 参照Michelson/Crouse,2002年;Garhammer,1999年,第32页及其后页;Benthaus-Apel,1995年;Robinson和 Godbey,1999年,第290 页及其后页。

[67]有关“休闲时间紧张”所产生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类义务的清单请参照Opaschowski,1995年,第85页及其后页。

在这里有理由作出冒险的猜测，因为毕竟可能借此找到一些实证的线索：为了跟得上变化和由此产生的要求的步伐的努力，和由于不仅是周围环境而且是自身的需求的不可衡量性的不断增加而带来的选项的数量,尽管没有增加[与根据海因茨·冯·福斯特(Heinz vonFoer-ster)\*\*\*的现代道德绝对要求的标准相比的话70]但是至少维持了这样的情况，人们出于自己的意愿认为是有价值的或者值得去采取的行为从视野中消失了，因为没有时间去做“的确”有价值的事情。这种情况绝对不只是在休闲时间中出现，而且至少是以同样的程度出现在工作中。对于长期来看重要的事情，以学者为例的话，如写一本书，看来无论如何是没有时间的，因为总是有琐碎的要求完成的事情迫在眉睫，它们往往非常直接地与保留选择性有关。为了支持这个第一眼看上去似乎是没有道理的观点，首先可以以有趣的方式定义一条极为有效的社会功能原则，其次展现令人惊讶的调查数据。

排序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手段，能够将行为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评估，并且排列：[71〕最重要的和最有价值的事情最先做，之后是次等重要的，以此类推，而不太重要的事情要在还有时间资源可供使用的时候再去完成。但是，在一个有着广泛联系的互动链条的功能分化的社会里，这种排序原则会越来越多地被期限和限期所替代，后者被用于行为的协调和同步化。针对时间代替了导向的优先权，卢曼指出，“似乎时间因素的加入，将价值的顺序打乱了。”[72]“期限的力量”现在确定了行为的顺序，并且由此带来了，在有限的时间条件下，那些没有与期限或者限期绑定的目标逐渐地就会淡出视线，因为(先)“完成”它们的负担似乎过重了，它们只会给人留下什么都没有做的不确定的感觉。因此，我们常常是“去灭火”，在不同层面的协调强迫力中不断重新地开展我们的行动，而不再能够去发展长期的目标打算，也拒绝去实现它们[73]“事实上，时间分配和价值判断不(再按照传统的方式—本书作者注)……是相互分开的了。对期限的强调改变了期限的特权、以价值为基础的优先权利，这与人们以前承认的其他的价值不是一致的”[74]，卢曼进一步观察并且解释了，由于速度结构带来了价值体系的双重化，因此我们“拥护”某些有很高价值的行为或者甚至是生活方式(例如，在海边散步、去剧院看戏、参加公益活动、拉小提琴、写小说)，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所表现出来的优先顺序中几乎不能找到这些“有哲理的”价值顺序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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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斯·格根(1935—),美国心理学家。主要著作有《社会建构论》《积极老龄化》和《第一序列和第二序列道德准则》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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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斯特·奥帕斯沃斯基(Horst W.Opaschowski)(1941—)，德国未来学家。主要著作有《开始生活：如何在德国独立》《休闲经济学》《21世纪的教会》等。——译者注

[68]Gergen,2000年，第75页；Opaschowski,1995年；Robinson/Godbey，1999年，第305页。

[69]Rosa,2002年b;参考下文的第11章“3”和第12章“3”。

\*\*\*海因茨·冯·福斯特(1911—2002)，奥裔美国物理家，将哲学与物理学结合起来，是控制论的先驱。主要著作有《理解理解》《记忆是什么》等。——译者注

[70] 参照Gamm,1992年,第80页,以及Rosa,1999年a和2002年b。

[71]“在玩之前先工作’这样的行为顺序反映了价值等级”(Lauer,1981年,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