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而且，将时间使用数据和生活质量联系起来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研究显示，行为者将大量的休闲时间不仅用在努力完成他认为价值较低的行为而且是日程安排中的所有行为中不太能够为自身带来满足感的行为上。这一点尤其显示在看电视的行为上:被调查者认为看电视不仅是所有休闲行为中价值最低的75]，而且从中所得到的满意感甚至比从工作中得到的还低在从1到10的满意度阶梯中，在全美范围内1995年进行的调查显示，看电视的平均满意度是4.8,而工作却是7.0(在1975年甚至是8.0)],也低于购物(在1985年所进行的调查中是6.4);在1995年的调查中女性被调查者至少在打扫卫生等家务劳动中也甚至有比坐在电视机前更高的满意度(5.6)，与此同时，男性被调查者表示，做饭(5.5)比看电视有更多的乐趣。[76〕但是,尽管如此,西方工业国家的居民们仍然把平均将近40%的休闲时间贡献给了看电视，也就是说每天超过两个小时，比用在其他任何休闲活动的时间都要多很多。相反,很多被行为者认为是“美好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的而且的确能够给他们带来较高满意感的许多行为却忘记去做了[77],这些行为只占用了非常少的时间资源，而且从1965年以来，所用的时间资源还在继续减少。“换言之，将空余时间安排在那些值得花时间去做的’休闲活动上，诸如读严肃的文学作品、从事社区活动或参加文化活动，只是休闲雷达上的一个小光点”，罗宾逊和戈德柏在他们的结论中这样总结，并且指出在行为者表示他们喜欢做什么和他们实际上在做什么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不成比例的关系。[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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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Luhmann,1968年,第143页。

[73] Robinson/Godbey,1999年,第292页。

[74] Luhmann,1968年，第148页，并参照第154页，在那里卢曼对管理部门的公务员的工作环境的描写，似乎是晚期现代的生活的总体特征的描述：“由于要求履行大量的协调义务，每个人觉得他的时间如此短缺，并且是如此支离破碎的：尽管他是要在相互协作的联系中发挥作用的，尤其是要将一个工作背景中的最新的信息传递到另一个工作环境中，但是他根本找不到稍长一点的时间来思考。他的工作是管理可以迅速获得的并且可供利用的数据和符号;时间上的、业务上的和社会方面的远方的信息不再会考虑到，迂回的思考方式也不再会用到，因为用以协调的路径已经确立好了。”

[75] 在调查中所表达的意思是，被调查者指出这个行为正是他们首先准备放弃的(Rob-inson/Godbey,1999年,第242页)。

因此，下面这个判断第一眼看上去与到目前为止所开发的论点有着非常引人注目的矛盾:被调查者用了如此多的时间去做他们自己并不看重的行为用在看电视上，这个事实，显得与出于期限的重要性和时间资源短缺性的考虑，妨碍人们去追求更令人满意的行为，相互矛盾。但是，仔细审视这个判断会看到，它与后一个命题并不矛盾，而甚至是对这个命题的支持。第一,无可置疑的是，看电视是目前少数几个用以填补短暂的时间碎片和过渡到休息的活动之一:它不需要前期和后期的准备工作。这些研究合乎逻辑地证明，在休假时、在空闲时间资源较少地碎片化的时候，尽管休闲时间增加了，但是用于看电视的时间显著减少了(与此同时，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活动才有机会大大地活跃起来)[79]第二，看电视只需要花费非常少的心理的和体力的能量。除了睡觉和打盹之外，没有其他的活动像看电视一样需要如此小的“投入”了，因此看电视通常被作为“被动的行为”来对待[80]因而,看电视活动(以令人误解的方式)[81]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对在高度的时间压力下的紧张的日常体验的平衡“行为”。相应的观察中，发现了日常时间中的“极化”阶段，也就是以紧张、负担重和要求高为特征的时间段，对此需要互补的平衡时间,它是以被动行为为特征的[82]已经由尼采所诊断出来的现代生活的趋势就指出，主体处在这样的紧张和时间压力之下，因此一旦他们有了自己的时间，最喜欢的就是“不仅可以离开，而且能够四叉八仰地慵懒地伸展着”(或者做尼采还不能做的事情：看电视)。[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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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Robinson/Godbey,1999年,第241页及其后页。

[77]特别是性活动、球类运动(与瑜伽和健身房的“训练”项目相比所用的时间在减少)、钓鱼以及从事艺术或音乐活动得到了非常高的满意度(在9.0到9.3之间)(同上书，附录0.第374页)。拜访朋友和亲戚也往往在满意度阶梯中有较高的值，但是至少在美国用在这方面的时间资源在不断减少(同上书,第297页)。

[78] 同上书,第126页和第292页。

[79]同上书,第311页。

因此，第三，看电视似乎是体现了晚期现代的娱乐文化的特性的活动，它们的“投入一产出”的比例关系在直接的满足这个方面是正向的：看电视保证“即时满足”，而不需要在此之前的时间上的和能量上的花费，这样的行为在一个以较高的变化速率为特征并且只是建立在短期有效的基础之上的社会有着不可估量的优势。电视(和其他用于被动消费的消遣媒介)的心理上的吸引力则体现了它的进一步的重要性:在看电视这个行为的过程中，被调查者往往比在看电视之后表示了更高的满意度：而且比起他们在满意度阶梯量表上给予了更高的满意度或者价值的行为来说，他们通常在看电视时会更加主动地体验观看过程。看电视过程中的短期的体验所得相对较高，但是“保留下来的”价值却没有什么：这不仅“主观地”体现在调查中的对看电视的价值低估，而且在看完电视之后的心理学方面的满意度调查、情绪调查、注意力和关注能力的调查中，也表现出来了。看电视看起来最终留下了疲劳的、几乎没有得到休息的而且情绪糟糕的观众[84]事实上，卢曼所阐明的这个潜滋暗长的“由时间问题所带来的价值次序的重构”，现在正用这种方式在文化生活中得以发展：因为以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变化速度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偏爱短期性，而娱乐工业正确确实实地打开所有的“有吸引力的”体验机会，它们在实惠的投入一产出关系下提供了“即时满足”；对于那些在抽象认知层面被看做是更有价值的和更令人满意但需要长期的时间和能量的投入的活动，用在上面的时间资源不断地减少[85]人们觉得歌剧比音乐喜剧更有价值，但是却去看后者：一家优雅的餐厅被认为比麦当劳(McDonald)更令人满意，但是却“降落”在了快餐连锁店;人们给予练习小提琴更高的价值，但是却在文化商店试听最新的演奏CD来代替前者:诗歌创作被看做可以带来无与伦比的体验、创作小说是最值得追求的事情，但是根据调查数据的显示，这条路却终结于玩计算机游戏：尽管我们的确非常确信我们可以从高质量的经典影片中比从好莱坞的动作喜剧片中得到更多，但是还是买下了后者的入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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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参照Kubey和Csikszentmihalyi对此的大量关于关注度及其他方面的研究(1990年)。

[81] 正如 Kubey和Csikszentmihalyi 所指出的(1990年,第122页及其后页),尽管看电视的过程中能够放松，但是之后行为者却感到紧张和没有得到休息；而体育运动与之相反，在运动的过程中是劳累的，但是之后却发挥出了放松的作用。

[82]参照诸如Achtner、Kunz和Walter,1998年,第1页及其后页。

[83] Nietzsche,1986年，第四本书，格言第329条[《悠闲与懒散》（Muβe undMißiggang)]。

[84]参照Kubey 和 Csikszentmihalyi 研究中的数据，1990年,第122 页及其后页。

因此，原本被看做是有价值的行为，从长期来看会被遗忘并且贬值：“这样的任务得到的关注越来越少，而且最终会贬值，落入比较不重要的排位，从而使得命运和重要性协调一致。因而从时间问题本身就会产生价值秩序的重构。”[86]

这样的思考自然包含了文化批判上的弦外之音，但是它被这样的判断所掩盖了，即行为者认为有价值的和能够从中体验到满足的行为，与他们在西方工业国家所做的显然不同。如果有人要支持文化衰落的判断的话，我建议，应该将时间维度的分析放在中心位置。

但是，这里所暗示的社会的价值秩序的被修改，是时间结构的社会发展的未经过深思熟虑和并非有意的伴随结果。一个民主政治的联盟面对确定了集体自治的独立观念的社会进程，能够从中产生在政治上相互影响的结果。因此，这个共同体就必须在必要时动用完全矛盾的似乎是民主一审查、“自主一家长专制”的自我约束的手段，从而阻止被这个共同体视为非常有价值但是需要长期的时间投资的文化实践活动通过不受控制的、短期有利的“市场专制主义”所腐蚀。[87〕只有当年轻的一代通过稳定的信任关系和可信赖的榜样所激励的时候，他们才会参与长期发展的和需要高昂的前提投资的时间活动。这样的信赖关系只能在长时期内逐渐发展出来。这些文化上必不可少的设置似乎也是在第三章“3”所提出的国家所保护的“减速的世外桃源”的进一步的发展，从这里面会产生相应的经验[88]这样的自我发展的机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发展中的政治控制在结构方面的先决条件：但是，如同我将在这项研究的最后一个部分所要说明的，在当今社会中，由于加速所导致的功能领域的不同步化，这些条件正在变得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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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将这个观点放在林德的基本假设的光芒中去观察，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合理的时间安排往往以最合理的投入一产出比为目标，也就是，从尽可能少的时间花费中得到尽可能大的效用(Linder，1970年，第2页及其后页)。据我所见，这个观点本身也被“时间化”了：变量表现在，对效用的计算是在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时间地平线上的。在一个具有高度不稳定性的社会，在那里对未来的期望和实现期望的条件都是不确定的，就一定会出现将合理化标准推向有利于短期的效用计算：如果从长期的效用的实现来看，就是不合理的。

[86]Luhmann,1968年,第148页。有关这方面的思考请参考Eriksen,2001年,第63页及其后页。

[87]对此请详细参照Rosa,1999年a,第753页及其后页。

但是，首先应该对尽管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资源和更长的休闲时间，但是仍然蔓延到每个人身上的紧迫的时间紧张的感觉，作出明白易懂的解释:在晚期现代的社会，完全作为心理上的“吸引因素”发挥作用的丰富的体验供应物，伴随着有着较高的投入一产出比和立即获得的满足感，没有为被看做是“真正重要”的事物留下时间，我们的确没有时间，去做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尽管我们可能安慰自己，我们在今后的某个时间会有时间去做。在此期间，我们根据短期上的紧迫程度决定我们的方向，而我们可能已经有了很多的休闲时间资源却不再重要。因而，1993年在美国全国范围内一项有关参与艺术活动的调查显示，多数被调查者所给出的远离文化活动和博物馆的原因是“没有时间”(这个回答比没有钱要高四倍):与“越多就越多”模式相吻合，(在排除了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两个因素之后)正是那些拥有最少的不与某件事情绑定的时间资源(也就是说工作的小时数最高)的人，却是最经常参加文化活动的人[89]尽管如此，“没有时间”这样的回答并不应该只是一个廉价的借口，令人惊讶的是，当我们考虑前文所举出的一系列例子中列在前面的那些活动时，时间紧张的感觉就会产生，尽管我们在第二个活动上度过了更多的时间。

而与此同时，库比\*和齐克森米哈里\*\*借助最新开发的“流畅一概念”(Flow-Konzept)\*,解释了在长期的满足价值中的差异。根据他们的解释，在自身具有目标的并且不用满足困难的背景条件的行为中能够产生最强烈的(而且持久的)幸福感，在这些行为中，能力和挑战在较高的水平上保持平衡:也就是说，我们没被挑战时，即能力远远高于要求，就会处于无聊之中;但是相反如果我们被过高要求，我们就会作出紧张和恐惧的反应。这个平衡水平越高，出现流畅的体验的机会就会越高。打网球或者拉小提琴、写小说、主持学术研究或者也包括理解复杂的十二音阶音乐作品都是这一类活动的很好的候选者;但是它们都是以长期的投资和延迟需求为前提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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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相反的做法是，例如，我们将高级中学的学制缩短，并且因此将作为潜在的“减速绿洲”的学校也放置于加速的压力之下。

[89] Robinson/Godbey,1999年,第152页和第255 页及其后页。

\*罗伯特·库比(RobertKubey),美国新闻学者和媒体研究者。主要著作有《电视与生活的质量》(合著)。

\*\*米哈里·齐克森米哈里(Mihaly Csikszentmihalyi)(1934—),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主要著作有《电视与生活的质量》(合著)、《在无聊与焦虑之外》和《自我进步》等。——译者注

在这样的思考的背后—当然它也有实证证据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猜测出文化批判—精英主义的偏见。然而，这些偏见与时间体验的矛盾之间有着到目前为止未被重视却非常有意思的关系，这对解释“飞快流逝的时间”的感觉是极富启发的。

正如托马斯·曼(ThomasMann)\*\*的小说《魔山》(Zauberberg)中的汉斯·卡斯托普(HansCastorp)\*\*\*所注意到的和威廉姆·詹姆斯(Wil-liamJames)\*\*\*\*从心理学方面所尝试解释的,时间具有在记忆中所体验的时间与在经历过程中所体验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相反”这种显著的特性：“通常，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有趣的经历的时间，在经历的过程中显得短暂，但是当我们回忆时却会较长。在另一方面，一段经历空白的时光在度过的过程中显得漫长，但是回顾时却是短暂的。”[91]因而，时间体验要么产生短暂—漫长模式(短暂的体验中的时间，漫长记忆中的时间).要么产生漫长—短暂模式(漫长短暂的体验中的时间，短暂漫长记忆中的时间)。这样的现象被所谓的主观的时间佯谬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并且可以通过一些原理进行解释，感觉有趣的体验事件相比“无聊的”体验事件会留下更深刻的记忆痕迹，前者的更多的记忆内容产生了扩展记忆中的时间的作用，反过来也一样。[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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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克森米哈里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流畅理论(FlowTheory),他与其他学者发现,人们在舞蹈、阅读、手术操作、做数学题等活动时，许多人由于全神贯注而暂时忘记了自身的存在，不同程度地感到时间快、效率高。齐克森米哈里把这些感受统称为“Flow”。因此，齐克森米哈里把“Flow”解释为“由于全神贯注投入而更好地完成任务的一种心理状态”，个人因自身的兴趣完全融入其中，专注在自身注意的事情上，并且丧失其他不相关的知觉，就好像被活动吸引进去一般。当人们处于该状态时，因为过于关注、浑然忘我而无暇去思索其他问题，自我意识消失，时间感扭曲。它带来的内在满足感能使人们在从事任务时满怀兴趣，忘记疲劳，不停探索，不断达到新的目标。——译者注

[90] 参照 Kubey和 Csikszentmihalyi,1990年,第140页及其后页。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著名作家，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著有大量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戏剧、记叙类文章以及杂文等。主要作品有《魔山》《绿蒂在魏玛》《浮士德博士》《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等。——译者注

\*\*\*小说《魔山》的主人公。——译者注

\*\*\*\*威廉姆·詹姆斯(1842—1910),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心理学原理》《人的不朽》《多元的宇宙》《宗教精神之种种》等。——译者注

相反，对于有关背道而驰的现象的第二个模式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我参考阿丽亚娜·巴特(ArianeBarth)的思考，打算将这个模式称为电视佯谬(Fernsehapadoxon)。[93〕这是指，在电视机(例如看侦探剧)前度过的时间，尽管在经历的过程中，呈现出了所有的短暂的体验中的时间的特征(当罪犯逃窜或者守门员向着点球处奔跑时，产生了高刺激密度、情绪的高度卷入，因而改变了心跳节奏、血压和皮肤表面电阻以及对时间“流逝”的感觉[94]),但是即便在刚刚关掉电视、去回想电视情节的时候，就像在长体验中发生的一样，几乎“什么都回想不出来”，记忆中的时间随着非常紧急的状况而缩成一团，因此受试者往往在看完电视后，对于高密度的体验报告产生了令人惊讶的“巨大的空白”，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看完电视后所产生的糟糕的“情绪”。库比和齐克森米哈里引用了一位英语老师所总结的他自己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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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James,1890年,第624页。我们可以通过一次旅行中的一天来形象地描述上述理论，这一天早上我们从斯图加特(Stuttgart)出发;在瑞士的卢塞恩湖(Vierwaldstättersee)吃午饭；在米兰(Mailand)喝过咖啡、吃过点心后，参观了大教堂；晚上在里维埃拉(Riviera)海滨度假区散步。当我们上床睡觉时，我们不禁问自己，我们真的是今天早上才出发的吗，好像那已经是很久以前了，尽管这一天的瞬间过得很快。相反，当某一天主要是在等待官员办事或者在牙医诊所里排队(前提条件是，我们没有对牙医很强烈的恐惧而使得看牙医变成难忘的事情)，这天的晚上上床睡觉时，就会感觉到好像是刚刚才起床。Flaherty(1999年，第40页及其后页)发现，当我们在非常积极地参与当中、有相对多的信息输入的时候，时间有时也会过得慢一些，也就是说,尤其是在极端的情境下，如事故、抢劫或自然灾害(参考第一章“1”，注释21),这与詹姆斯和曼的观察并不冲突。

[92] Michael Flaherty(1999年,第112页)在他的有关由于事件记忆不同的被侵蚀时间而产生的时间体验的研究中解释了这一点：“事件记忆向着对活动的回忆的方向发展。如果在一个情境中一直是一个低层次水平的活动在发生，就会产生这个过程很长的体验。但是，由于在这样的情境中，似乎在长得无法忍受的时间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它们只留下了微弱的并不断减弱的残余在人们的事件记忆中。”参照Ernst Pöppel(1997年)或者Frederic Vester(1998年)的神经心理学方面的研究。

[93] 参照Barth,1989年,第208页及其后页。

[94] 有谁没有这样的体验—“只是想扫几眼电视节目，但是在关电视的时候却吃惊地发现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

我觉得电视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当它开着的时候，我无法忽视它。我也无法关掉它。我感觉到大伤元气、不受意志力控制、失去了活力……所以我一连几小时坐在那里……我记得，当我们刚买电视机的时候，我每次都会一口气看上几个小时，而且我记得之后会觉得疲劳和焦虑，一种时间被可怕地浪费了的感觉。这就像吃棉花糖；电视的承诺是那么吸引人，我几乎无法等待，但之后它又蒸发到空气里去了。在看了很长时间电视之后，我感觉到自己完全被抽干了[95]

因此，看电视从总体上来说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的”时间体验的新形式的而且矛盾的短暂一短暂模式，这并不意味着，看电视一直会产生这样的时间体验;在某些情况下，它也会产生“正常的”时间体验模式，我马上就会讨论这一点。遗憾的是，现在暂时还没有足够的研究证据能够实证证明电视效应[96]

但是，看电视可能不是唯一产生这种短暂—短暂模式的活动。计算机游戏在带来这种时间体验方面显得更为相关:它时常诱导游戏者好几个小时、狂热地投入到这种伴随着高刺激密度和高卷入度的活动中，但是在退出的时刻(特别是，当在达到游戏目标前而被打断时)，会产生一种时间“缠绕在一起”的强烈感觉。有趣的是，“关闭的几秒”，也就是计算机退出游戏程序所需要的短暂时间，在这里显得不能忍受的长，并且让人感觉极其受折磨；也许这正是因为在这几秒钟特别清晰地体验到了“时间的萎缩”。因而，这个短暂的阶段甚至可能是遵循漫长一漫长模式的，这与在极端的情境下的时间体验不一样，在这里，时间流动显得放慢了，或许在体育比赛的关键时刻中做决定的情境可以作为很好的证明：[97]成功的运动员都拥有将体育场上飞快发生的事情以“慢镜头”的速度感觉并且从而握有足够的作出反应的时间的能力;这种时间体验有可能在记忆中也不会发生变化(表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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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Kubey和 Csikszentmihalyi,1990年,第145 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

[96]但是，这里所呈现的思考从两方面获得了实证的可行性：一方面是通过广泛的来自电视观众定性的体验报告：另一方面，由于在解释主观的时间佯谬后，我都会无数次询问人们是否能够在自己看电视的过程中找到相应的模式，提问对象包括特别具有批判性和好辩论的老师、中小学生、大学生、同事和其他有趣的人，几乎每次都得到“啊哈！是这样”的效果，也就是说他们都确认了短暂—短暂模式的存在(我要特别感谢布伦瑞克的德国学生学会的特别有耐心和创造力的参加者从1998年到2003年的参与)。

[97] 参照Flaherty的详细的报告,1999年,第40页及其后页和第69页及其后页;也请参考Levine,1999年，第58页及其后页。

让人深受启发的一个问题是:看电影的过程中遵循的是什么样的时间模式。在这里，背景条件和有关“一部电影对观众有什么样的主观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会起到关键的作用。同样，这也为解释电视佯谬提供了建议:我的猜想是,在看电视(和玩计算机游戏)的情形下,由于这当中的体验首先是去感官化的，其次往往也是去情境化的，因而记忆痕迹会很快地消失。去感性化的，意味着只需要视觉和听觉，而与此同时触觉、嗅觉(众所周知这对长时间记忆非常重要)或者味觉都是缺席的。另外，所有的刺激都来自一个空间非常局限的“窗口”。相关的研究发现，在看电视时活跃度和大脑的行动度都与其他活动的活动度和大脑参与度不同,或者说是局限的。[98]但是，去情境化现象，在这里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电视上所发生的与我们的其他经历，我们的情绪、需求、愿望等都没有相互联系，并且前者也不对后者作出反应，因而电视上所发生的在我们的生活的(记叙式的)背景中几乎完全是“没有背景的”或者没有情境的，因此无法转变为我们的身份定位和我们的生命历史中的经验构成部分。它们是模式的故事，没有与我们之前或之后所做的，或者我们之前或之后所相信的事物之间的关联,因此“什么都没留下来”。如果这样的关联能够产生的话，就必须用完全不同的做法，例如,对于《星球大战》(Star-War)迷而言，他们生活在他们的英雄的生活中,并与之一起生活，收集相应的纪念品、参加影迷集会、阅读杂志等，因而当观看最新片段时，就不是没有上下文的，它们存在于星球大战迷的生活的地平线上，能够被星球大战迷不费力地纳入自己的身份定位中。在这种情况下，星球大战迷看电视和看电影的体验就是遵循短暂一漫长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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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库比和齐克森米哈里(Kubey/Csikszentmihalyi,1990年,第135页及其后页)报道了类似的低水平的大脑皮层兴奋度和“注意力的惰性”的现象：“目光停留在电视屏幕上的时间越长，就必须越是强烈的外在刺激才能再让目光从那里移开。”

短暂—短暂模式应该是对于(晚期)现代的“飞速的时间”体验最有启发性的证明：可以想象，在这个时代的社会中的日常体验越来越多地产生着这种时间模式，因为紧密地跟随而来的体验事件显示出了持续地去情境化的趋势，它们是简短的、刺激丰富的，但是相互之间是隔绝的，也就是说相互之间没有内在联系的体验事件会在突然的变化中相互替换，因而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两个终点”的方向开始的：在被感觉为娱乐消遣(并且同时也是令人紧张的)的活动中，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但是，它同时也在回顾时显得“萎缩”了，因此日子和年月就像乘着飞机一样匆匆逝去，并且我们最后感觉到几乎没有活过，尽管我们可能年复一年地变老了[99]与之相关的客观的线索是，在当代的社会中回忆中的时间确实显得比所期望的走得更快,米歇尔·弗莱厄蒂(MichaelFlaher-ty)在一项实证研究中对来自不同年龄段的366位受试者进行了调查，请他们就过去的一年对他们来说过得有多快在从1(非常缓慢)到5(非常快)的五分表上表示出来。[100]在这里平均的回答是在4.216分上，也就是说在快到非常快之间[101]

因此，所猜想的行为事件和体验事件的去情境化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日常生活的持续的去结构化和与之相联系的不断增多的行为和体验的机会。如果吃胡椒蜂蜜饼、草莓和去游泳的可能性在一年365天里都有的话，那么它们就脱离了特殊的空间、时间和社会背景了，并且使得与它们绑定在一起的经验与更为广泛的体验背景和记忆背景之间的纽带不复存在[102]在各种情况下,去结构化和去情境化都使得几千年(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智慧—它们都有自己的(特定的)时间(并且可以让人们去追寻的固定的地点)—变得陈腐过时：许多事物都是永远都能得到的，并且几乎可以任意地与其他的事物组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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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参照Rosa,2004d。如果这个假设是对的，即在晚期现代社会时间体验越来越多的是遵循电视模式的，那么这可能也体现了我们的生活世界的消费化或殖民地化所产生的伴随后果:诸如逛公园、去迪斯科舞厅跳舞或去戏水池玩这样的活动，也会体现出所谓的如插曲一般的“去情境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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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这项调查研究是在1990年3月展开的，因此“去年”是指1989年。

[101] Flaherty,1999年，第115页及其后页。在研究中的所有年龄组中这个值都超过了4;令人惊讶的是，与认为时间的流逝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快的假设相反，并不是最年长的一组(平均年龄超过70岁).而是在(有工作的)中年组(平均年龄为38.4岁)当中这个值是最高的(4.328)。但是，弗莱厄蒂对调查结果的解释与我的解释不同，他认为这是“正常的”记忆效果，也就是说这是通过时间所导致的事件记忆被侵蚀的后果，在一年之后，主体几乎不再能回忆起他们的经历和行为了。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是不合理的，因为如果按照弗莱厄蒂所看到的效果(记忆被侵蚀的后果)只是带来时间的流逝如以往一样“正常快”(数值3)的答案：一年流逝得如同它实际流逝得那样快，记忆的侵蚀在每一年里都是同样的，因而在每年里都留下“同样多的”(或者同样少的)记忆。因此，按照我的观点，特别高的数字证明了加速效果：时间对于被调查者来说(在回忆中)流逝得太快了，因而与(从经验中所产生的)期待或希望相比在记忆中留下得就较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