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因而，在这样的背景下，瓦尔特·本雅明的有关文化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思考显得特别尖锐而有远见，他在其中解释了，为什么一方面是体验领域和期望地平线之间的分裂，另一方面是加速发生的、相互之间孤立的体验事件的并非累积的相互连接，持续地改变着主观的(时间)体验的结构[103]

本雅明诊断出持续出现的现代社会的经验丧失[104],是由于主体没有能力将大量的令人震惊的日常生活中的体验(这一点正如齐美尔所指出的大城市生活表现得是碎片化的)转化为真正的经验。对于本雅明而言，经验不可避免地与将所体验到的嵌入到所经历的历史和所体会的传统中的过程捆绑在一起，经验产生于铭记于记忆中的、稳定的叙事模式的帮助下和经过历史证明的、先前的经验地平线的照耀下，对所经历到的进行“吸收融化”。因此，体验只有在当它能够与那些个体的和集体的过去和未来之间产生意义重大的联系时，才能变成经验。因而，可以从中推导出，真正的经验会进入到主体的身份定位、他们的生命的历史当中去;真正的经验的记忆痕迹很大程度上是抗腐蚀的。但是，真正的经验不可能在一个持续变化着期望地平线和不断构建新的经验领域的世界中产生。[105]因此,经验领域和(当下的)期望地平线之间相互重合的时间段越短，而且每个时间单位里的体验事件的数量越多，从体验到经验的转换就越不可能。[106]因而,对于本雅明而言，现代的时间是赌徒的完全没有经验的时间，它产生于非累积性的、相互没有联系的和令人惊诧的经历链中，而主体今后要在“纪念品”(也会表现为“照片”的形式)的帮助下才能尝试着回忆起这些时间[107]只有看电视和玩计算机游戏这样的行为是这一类的孤立的体验事件的碎片式的演变更替，因而它们的无法转变为经验的特性使得它们继续作为插曲而存在，并且加速了与它们相联系的记忆痕迹的被腐蚀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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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102]因而，体验的去情境化可以导致体验的强度的降低。乔治·齐美尔已经猜想，个体会对此作出降低他们的心理“兴奋度”的反应(Simmel,1903年，第116页及其后页)。同时，在晚期现代的(体验—)社会，对有一定强度的体验的渴望可能是强烈的，因此导致，计划完成的体验内容越来越“更加极端”,这可以解释对强烈的“刺激”的追寻以及甚至是暴力意愿的提高(对于后者请参考Enzensberger,1994年,第33页;Nassehi,2000年;Assheuer,2000年)。

[103] 参见Benjamin,1974年c,特别是第609页;进一步也请参考1974年a和1974年b。

[104]对此也请参照Honneth,1999年,特别是第101页及其后页。

[105]对此也请参照GiorgioAgamben(1993年,第13页及其后页)对经验的被破坏的诊断：“现代人的日常的一天实际上已经不包含什么仍然能够转化为经验的了………现在，这种不可转化为经验的特性使得每天的存在是难以忍受的。”对此也请参考Ahmadi,2001年，第191页及其后页。

[106] 参照 Benjamin,1974年c,第612页及其后页。

因此，从以上思考可以看出，以短暂一短暂模式为标准的社会是一个体验丰富，但是经验丧失的社会。它似乎使时间在两个终点上在体验当中的和在记忆当中的—从手边化为乌有。从主体的时间体验的角度来看，可以从电视佯谬中得出结论，实际上是时间的流动本身出于社会结构的原因在加速。

1. 时间结构和自我关系

正如在这项研究的第二部分所指出的，技术加速的过程对于主体与空间和时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与在主体与人和物的关系上的影响是一样的：与此同时，生活节奏的加速通过增加每个时间单位中的行为速度和体验速度，而改变了主体的行为和体验。因此，这些必然会导致，现代的加速动力不只是改变了主体的举动，而且也改变了主体的存在，也就是主体的自我定位或自我关系，因为自我关系是通过那些关系和行动所建构的。我们对于“我们是谁”的意识正是我们与空间、时间和其他人、我们周围的物体和我们的行为与体验的关系所发挥的功能，并且反过来说:在我们的行为和关系中反映了我们的身份确定，它们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108]在社会学中人人皆知的一个道理是，社会结构和自我关系结构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因而诸如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必然能从主体的自我关系的结构中找到对应109]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导论中所指出的，我的假设是，正是(社会的和主体的)时间结构是将这里和那里链接起来的链环，并且似乎保证了“结构上的耦合”。在这一节中现在就要致力于这个问题了，即发生了变化的时间结构是用什么方式体现在现代的和晚期现代的身份确定形式上的。是否存在例如身份确定的动态化或加速、自我关系的动态化或加速，或是存在方式的动态化或加速？

第六章“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对时间体验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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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Benjamin,1974年a;也请参考Frisby,1988年,第262页。

[108]我在我的《身份确定和文化实践》(Identität undkulturelle Praxis)(1998年)一书中试图确定这种动态的关系。

[109] 参照诸如 Willems和Hahn,1999年;Keupp,特别是1999年;或者也包括Rorty,1989年；以及Rosa,2002年a。

为了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就需要看到自我关系一定有一个将主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的时间上的结构[110人们往往是通过确定他们如何成为这个样子的、过去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成什么样子的、将要是什么样子的和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从而来确定自己是谁。在每一个对身份确定有帮助的、记叙式结构的人生历史中，不仅过去被重构了，而且正因为如此，与此同时现在也被加以解释，并且可能的未来被加以规划。因而，无论如何自我关系也是时间关系，并且可以表现为重要的与文化相关的变体：在有些文化圈子里，身份定位主要是以过去和传统(以及从出身推导出来的义务和身份确定)为导向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在另一些文化圈子里，对未来(也就是或通过主动的构建方式或通过听天由命的方式而填满的时间)的期望和设计决定了对于自我的意义。在一个过去在这里丧失了它的约束力量并且与此同时未来被看做是不可预知和无法控制的社会中，就可能出现与现在相关的或者“情境式的”身份定位模式占主导地位[111]同时,在主体的日常的身份确定的工作中，往往多个不同影响范围的时间地平线相互联系在一起：不同情境下的、不同于既有的日常实践活动中的、从自己的生活的直观重要的角度出发的并且最终历史时代的时间模式和身份确定模式,都必须时常与新事物相互协调一致。[112]社会的时间结构和时间地平线的变化因此不可避免地对时间结构和身份定位的稳定性、身份定位的维护产生影响,因而正如我将在第十一章中所提出的假设指出的,现在与任何时候都不同,一个在“经典的”现代和人们所谓晚期现代或者(根据不同的视角)也可以称为后现代的现代之间出现了断裂。

所诊断出来的以代际内的速度发生的社会变化的加速和因此所导致的偶然性及不确定性的增加，对于由重要的社会加速所导致的身份确定的时间结构的变化有着重大的意义。正如利奥塔\*的观察，社会变化的加速和偶然性及不确定性的增加也可以说明在“后现代”，所有的构建身份的关系和规定都需要以时间为界限：当一个家庭、职业、居住地点、政治的和宗教的信仰和实践基本上在任何时间都会被更换，或者说发生变化的话，那么这个人当然现在不再是糕点师、Y的丈夫、慕尼黑人、保守党人和天主教徒，而只是在一段不能预知期限的时期里，这个人“在那个片刻”—也就是说在正在不断缩小的现在，是这一切;这个人曾经是另外的样子,而且(可能)将要是另外一个人。113]因此,社会变化也似乎转移到主体的身份确定当中去了。所以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的身份定位究竟是否能够确定这些关系，或者我们从对我们的身份定位中的称谓的自我描述中是否能够看到这些关系，即这个人现在不是糕点师,而是他(自两年前开始)就作为糕点师在工作；这个人现在不是Y的丈夫，而是正与Y住在一起;这个人不是慕尼黑人和保守党人，而是(明年)将要住在慕尼黑并且给保守党投票。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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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对此请参照Straub,1993年和1998年a。

[111] 参阅Lauer,1981年,第35页及其后页和第112页及其后页。

[112] 参照Straus和Höfer,1997年;Ahlheit,1988年;也请参照本书的第一章“1”。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Lyotard)(1924—1998),法国哲学家，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主要著作有《后现代状况》(这是“后现代主义”的定名之作)、《现象学》《旅程》和《政治学文学》等。——译者注

这样的观点最终会带来有关身份定位萎缩的假设：自我似乎正收缩为没有称谓的“点状的自我”了[115]，不再能将它与所扮演的角色和关系，或者说与潜在的自我确定中的称谓(完全地)视为一致的了，而似乎是工具式的相互关系代替了后者。

在此期间，在身份确定的研究中，往往是将所观察到的变化(尽管对干变化的程度和范围有激烈的争论，但是在发展趋势上是无可置疑的)6理解为身份确定的或者说自我的动态化，主体将继续通过他的角色关系和信仰来确定并且从中获得对自我的理解—他还继续是糕点师、丈夫和天主教徒，但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实质上的)自我关系(包括偏好和价值观念)在时间上是不稳定的:这些身份是随着情境的变化、背景的变化而变化的117我将在第十一章中指出，这两个诊断并不一定是不兼容的，它们似乎只是涉及了自我确定过程的两个不同的侧面：我确定自己，这是这个过程的主体侧面(确定是谁)，收缩到一个没有称谓的点上了，与此同时，客体侧面(确定是什么)表现为是情境化地流动着的。[118]

第六章“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对时间体验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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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在职业、情感、性关系、文化、家庭和国际领域同在政治事务领域一样，暂时的合同(代替了)永久的结构。”(Lyotard,1986年,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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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追随PaulValéry 和瓦尔特·本雅明的观点，Amir Ahmadi将这种在自我和角色之间的分离(2001年，第192页)诊断为社会加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当个体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承担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的时候，他们的契约只包括，扮演角色，但是他们觉得这些角色并没有触及他们的存在的核心。因此，每个人都不言而喻地成了一个讽刺。自我暂栖在日常事务之上和之外，焦虑地想象着对永远的期望，而与此同时它的在尘世间的影子正用尽全力将自己投入日常的与时间的斗争中去。”

[115] Taylor,1994年,第288页及其后页和第309页;Sandel,1993年;Rosa,1998年,第342页及其后页，第403页及其后页，以及2002年a。

[116] 对此请参看Straub,1998年b和2001年,或者Wenzel,1995年。

[117]Gergen,2000年；Willems/Hahn，1999年，第19页（导论）;Willems,1999年；Harvey，1990年，第286页及其后页。

因而，稳定的个人身份确定这个概念似乎可以表现为社会变化的自然关联，当它的速度与代际更替的速度同步时，就显示了“经典的”现代性的根本性的特征。在变化速度较慢的传统社会里，个体通过先前就有的并且非常持久的结构和由此产生的一定程度上由“跨代际的”身份确定来确定自我;而到了晚期现代的社会，稳定的、持久的个体的身份确定经不起快速的变化速度，并且似乎“破裂”了，因而向“代际之内的(或者说个体之内的)身份定位顺序”发展。因此，诸如晚期现代性这样的高度动态的社会，迫使在个体的自我关系和身份确定模式中，灵活性和变化意愿相对于坚持和连续性的优先这种对应情况的出现：主体必须要么从一开始就将自己设计成开放的、灵活的、愿意改变的;要么就可能要面对承受持续的挫折的危险，因为他的追求稳定性的身份定位的设计会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破产。

我将在这本书的第四部分讨论社会加速所产生的后果，并尝试详细确定由此产生的“情境化”的身份确定。作为目前的研究发现可以确定的是，生活节奏的加速事实上就意味着存在形式的顺序化和动态化，也就是说，它不仅导致了在个体做什么和体验什么中的加速，而且也导致了他们是什么的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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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参照Rosa,2002年a,第11节“1”。

原 因

第七章 社会加速作为一个自我推动的过程：加速的循环

为什么在现代社会所有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了？正如在第三章的讨论中所看到的，如果将这个问题作为分析现代加速动力的出发点至少是将人引入歧途的，因为首先，并不是“一切”都在加速，也有很多的过程甚至变慢了。其次，并不是所有可观察到的加速过程是同一种类型的，应该对所总结出来的三种社会的加速形式—以技术加速为目的的过程、社会变化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速之间进行分析上和逻辑上的严格区分。它们之间不能相互简化为某一种类型，而是可能会有彻底的矛盾关系—至少在技术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速之间的情况就是如此：技术加速产生了可确定的空闲的时间资源，并且因此对这种资源的短缺直至生活速度的加速都起到反向的作用。在这本书的前面部分对社会加速的表现形式的分析的章节中，通过与各种加速形式相应的现象，大量地展现了有关这三种加速形式的实证的相互作用和因果上的相互关系，在这一章中将对它们进行总结性的系统分析，从而找出对看上去普遍存在的现代社会的加速动力的根源和驱动力是什么的基本答案。

我将要论证的假设是，社会加速在现代变成了一个自我推动的过程，三个加速领域以似乎是循环的形式形成了相互的提升关系。因此，在这个循环中不断产生加速，并且不可避免地生成更多的加速，加速成为自我加强的“反馈系统”。

由于将要研究的因果链条具有循环的特性，因而分析的过程可以从任意一个位置开始。用与第二部分相反的顺序去观察相互作用，并且将生活节奏和技术的加速之间充满问题的关系作为开始，从启发学的角度来看是最富有启迪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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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加速的社会目标和直接的影响在于，节省时间，也就是说降低与过程相联系的时间需要，并且因此创造空闲的时间资源。这是诸如交通、通讯或生产的加速的社会功能：相应的过程将被缩短，因而产生了更多的时间可以用于其他过程。正因为如此，它成为用来回应时间紧张问题的互助的答案，而时间紧张——如同我们所看到的—是生活节奏加快的原因。行为者通过压缩行为事件来对紧缺的时间作出回应，他们或者通过采用加速技术来实现，或者通过缩短中间休息的时间和将行为重叠起来同时完成(多任务操作)。1〕但是，由于后两种加速可能会受到自然规律的限制，因此显而易见的就是：时间资源越是短缺，并且因此生活节奏的加速越大，对加速技术和加速科技的需求就越大。

在上一章中所讨论的普遍出现的紧张和时间贫乏的感觉(导致它们的原因是什么并不重要)，以及因此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行动者的时间资源的短缺将技术的和科技的革新进程塑造成了以加速为目标的过程。时间贫乏情况越严重，对更快的交通工具、更快的计算机和更短的等待时间的呼吁就越强烈，而放满速度的要求就越显得厚颜无耻。而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通过改进的技术而实现节省时间—可以在管理过程、制定法律和教育等方面，也可以在休养生息或消遣娱乐中，会产生较大的将通过发展和运用这些技术所释放的时间资源用以进行新的分配的社会压力。因此，例如通过根据当前的需要而置办的更大的硬件资源、更宽阔的道路、更大的能量存储器等，而带来的未来的加速可能性的保留将会成为社会行为的命令。与之有关的疏忽对于行为者从长期来看往往(在时间上和金钱上)是昂贵的;技术加速的期望(和与之一致的交通工具、信息处理、能源需求的数量增长等)因此似乎已经在社会的和物质的基础设施中了。技术加速因而是时间资源短缺和由此而来的生活节奏的提高的直接后果(图7-1的加速循环中的箭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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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如我在改善跑步技术和缩短田径运动会的时间的例子中所尝试指出的，技术加速只是导致了生活节奏的加快，如果它是被用来缩短行为事件或体验事件的话。“节省下来的”时间同样也可以用来延长中间休息、放缓前期和后期的准备工作，或者将之前重叠完成的事情按顺序一件件地做(也就是用单任务操作代替多任务操作)。越来越短缺的时间似乎“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对技术加速的要求，而矛盾就在于，反过来却并非如此：技术加速不会导致时间的短缺。

但是，以技术加速为目标的过程，以及尤其是对新的加速技术的引入，所带来的后果，不仅是实现它们所需要的时间资源的数量上的变化，而且正如在第四章当中对相应的加速过程的分析所指出的，它们也导致了我们与空间和时间的、与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关系在某个转折点上发生了根本的质量上的改变，并且因此引起了生活方式的变革(参照前文图4-2)。

简略地回顾一下，在运输、通讯和生产方面的技术的基础革新对现代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历史性的影响，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中间的相互关系：正如我们在铁路的例子中已经看到的，对于加快速度的移动的可能性的适应，甚至要求开发新的感觉方式和新的心理行为模式，从而能够从身体上到心理上忍受并且处理“高”速度2]今天的心理学和教育学发出非常类似的声明，晚期现代所传递的信息流的高速度导致儿童和青少年身上出现了同时处理信息的新的能力。〔3]

同样，汽车在大众中的普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并且由于个人化的交通工具的出现，导致在汽车普及后不到十年间在文学作品中就将这个社会称为“汽车”社会了，这些都是很好的证明：特别是汽车的普及带来的联合结构和关系模式的快速改变，更说明了技术加速所带来的变化：汽车的引入通过允许在居住地和工作场所之间有着更远的距离，改变了社会关系的空间性和工业社会的地理，并且用同样的方式极大地影响了城市、郊区，其至是农村的移民结构〔4]

第七章社会加速作为一个自我推动的过程：加速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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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因里希·海涅就已经预料到铁路所具有的改变生活方式的特性了，他(尽管带着讽刺的弦外之音)猜测，铁路将会开启世界历史的新阶段：“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整体存在在新的轨道上被拖着向前走、被甩出去，新的关系、朋友和痛苦正在等着我们………”(Heine，1974年，第448页及其后页)。参照本书第三章.3(1)。

〔3]参照本书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