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发表的时间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性文章总是以模式化的论断开始的—这些论文首先要谈到时间是社会发挥作用的根本范畴,就毫不奇怪了;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些文章直到发表也没有明确地提出其作者对于时间社会学有哪些有别于其他论文作者的观点。[2]罗伯特·劳尔(RobertLauer)和维纳·贝尔格曼(Wer-nerBergmann)\*早在80年代初就在非常有价值而且十分详细的文献综述中指明，即便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堆积如山的与上述被固执地坚持的信念相对的关于时间社会学的研究了3]尽管相关研究在不断增多，但是严谨细致，并且无论从理论上到实证上都言之有物的有关时间的社会科学的分析仍然一如既往的匮乏。

根据贝尔格曼的观点，从社会学角度展开的对时间分析这个领域的主要问题在于，它缺乏与社会学的理论构建过程之间基础的且系统的联系。社会科学式的对时间的研究往往是预言式的并且武断的：大部分半遮半掩的有关时间的概念迷失在哲学或人类学，甚至是日常概念中。正因为此，大量的时间社会学的文献都是互不关联的，并不是累进的，而且也缺乏与社会理论相关研究的对接，因而变成了“唯我论的”研究〔4]这种状况即便到了今天也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尽管，当今的论文几乎不再有前文所提到的那种论调，但是，这些发表出来的作品不是时间社会学，取而代之的大部分作品往往是以时间为顺序的或者以分支学科为依据进行整理的对那些非常重要，却相互没有关联的时间社会学或时间哲学的研究的概览，这些研究解释了为什么所概述的研究成果与其他研究无关联以及自身的不尽如人意，但是随之而来的通常也是另一篇“唯我论的”论文，大部分也只是有选择地与那些能支撑该论文的论述过程的作者或理论联系起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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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1〕有关统治技术请参照Levine，1999年,第145页及其后页;Lauer，1981年;Virilio,1980年;以及Bourdieu,1997年。关于阶级差别的概述请参考Lauer,1981年;Bergmann,1983年，第466页及其后页；有关时间和文化多元化请见 Levine，1999年；Marschall，1997年。Lauer，1981年，第135页及其后页，讨论了时间结构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关于两性关系可以参考Hufton和Kravaritou，1996年;Shaw，1997年，或Tronto，2006年。Garhammer，1999年，分析了时间模式和福利制度之间的联系。有关最后三个题目请分别参考Zerubavel,1979年；Brown，1998年；Flaherty，1999年,第63页及其后页，以及152页及其后页。

[2]Zerubavel，1981年的第X页及其后页可以作为这类文章的代表。

\*维纳·贝尔格曼(1950—),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公开冲突中的反犹主义》《反犹主义的历史》《排斥的暴力》。——译者注

〔3〕Lauer，1981年;Bergmann，1983年;并可以进一步参照Adam，1990年,第13页，和Nowotny，1993年,第8页。

[4〕引自Bergmann，1983年，第462页;参照Adam，1990年,第5页及其后页。

因此，目前有关时间这个主题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有数量惊人的研究是属于第一类的，即最终进行概览式的尝试，将到目前为止有关时间社会学的思考收录下来，并且(根据不同的观点)将其系统化。这些论文的最高成就几乎都体现在这样的理论中，即研究资料足以证明，时间结构在社会环境中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千姿百态，因此，对时间结构倾注更多的关注是很迫切的[6]

与此同时，第二类研究也集中了数量不断增加得非常详细的有关时间和时间结构的研究，这些研究是以社会科学中实实在在存在的单一学科或分支学科为基础的。但是，第二类研究中的绝大多数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因为这些分析是在较低的理论层次上、通过毫无原则的方法直接对所研究的现象进行观测得出的，并且“时间”在这些研究中被当做不言自明的变量来对待。[7]

第三类研究与前面两类相反,终于囊括了一些理论导向的时间分析，从而致力于系统地解释社会科学的或社会哲学的时间概念，因而达到了理论固有的较高的抽象度，但是对于这些非常有实证价值的现象的研究，不仅没有获得一个总体性的概览，而且也走向不切实际8]—总体上来看，这一类以理论为基础的概念化的尝试到目前为止也完全是“唯我论式的”操作，而没有任何能够创建一个整体性的社会科学的时间概念的希望。因而，正如芭芭拉·亚当所评论的：“这些作者之间没有共同的关注点。每个人都提出不同的问题。关于将时间作为社会理论的中心意味着什么，没有任何两条理论能够达成共识…在这个概念上的混乱的迷宫里没有指示方向的路标。”[9时间社会学与有丰富的实证性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构建过程之间系统化的连接存在于，正如吉登斯\*和卢曼\*\*所承诺的那样，使时间成为时间社会学的理论构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概念[10]—当然，这始终都还是没有被实现的愿望。

第一章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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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照Lauer，1981年；Garhammer，1999年；Nassehi，1993年；Adam，1990年；Gid-dens,1987年a;Nowotny，1993年;以及Elias,1988年。有关这个研究领域的更新一些的综述可以参见Maurer，1992年。

[6]已经提到的Bergmann,1983年；Maurer,1992年和Lauer,1981年的作品可以在此作为例证。

[7〕例如 Geißler，1999年；Levine，1999年；Reheis，1998年；Gronemeyer，1996年；Eberling，1996年;Backhaus和 Bonus,1998年;Sennett,1988年a;Klein/Kiem和Ette,2000年。

[8]Nassehi，1993年;Luhmann，1990年a；Rammstedt，1975年；Sandbothe，1998年。

亚当和其他人提出将通过时间哲学的路径作为研究时间的整体性的基础，他们以此作为摆脱上述困境的建议：但是，仔细考虑这个建议，很快就会发现这依然是没有前途的：哲学性的时间概念，是由诸如奥古斯汀\*、康德\*\*、柏格森\*\*\*、麦克塔格特\*\*\*\*海德格尔\*或米德\*\*等人所提出的假设，之后由他们的继承者加以讨论的，但是这些概念相互间异质性强、缺乏相互比较的公度，并且相互不兼容；在有关时间的现实成分这样最基本的问题上也无法达成一致,在关于时间应该属于自然界,还是观念性的或可理解的,或是社会结构的范畴这类问题也是各有分说。[11]时间哲学的研究路径与理论导向的时间社会学的研究一样，至少都倾向于时间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任由时间表现为深不可测的谜团，因此在贴近现象的经验分析中，时间往往就只能无法令人满意地被当做不言自明的变量了。塔布尼(Tabboni)指明了这个问题:在大部分情况下，对时间的分析不是“不言自明的情况”，就是“一团迷雾的情形”[12]，这两重情况看上去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讨论时间的特性时，奥古斯汀那句精辟的话总是人们最喜欢引用的就不足为奇了：“什么是时间？当没有人问起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时间是什么。但是，当我要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却不知道时间是什么了。”[13]这句话简明有力地表现了奥古斯汀对于时间的认知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摆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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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引自Adam，1990年，第14页及其后页。亚当自己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试图不仅将社会科学中的时间理论，而且也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有关时间的理论统一起来，从而建立一个完整的大理论，并目以此为基础创建新的社会理论，但遗憾的是，她的这些努力也并未对她所批判的状况作出大的改变。在这个问题上—那些她所堆积的大量的来自于不同学科和流派的理论，与将Holismus ala Bohm、Sheldrake或Capra等人深奥而富有异国情调的理论晦涩地拼接在一起有什么区别，亚当的著作让读者感到一头雾水。社会科学中意义重大的概念与量子物理的考量混同起来(正如很多“流行的”作品通常所做的)，就是将假设与论证混为一谈。

\* 安东尼·吉登斯，吉登斯男爵(Anthony Giddens，Baron Giddens)(1938—),英国社会学家,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以他的结构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tion)与对当代社会的本体论(HolisticView)而闻名。吉登斯被认为是当代社会学领域中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之一,对当代社会学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主要作品有《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和《气候变化的政治》等。——译者注

\*\* 尼克拉斯·卢曼(NiklasLuhmann)(1927—1998)，德国当代最为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主要贡献是发展了社会系统论。卢曼也是一个“宏大理论”的推崇者，主张把社会上纷繁复杂的现象全部纳入一种理论框架去解释。主要作品有《社会系统》《社会的社会》《社会的法律》《社会制度的科学》等。——译者注

〔10] 吉登斯(Giddens,1987年a;1995年a,第17页及其后页)解释了社会科学的最根本的厄运在于它被分裂为历时的、历史的和同时的不同的学科，也就是将时间搁置一旁进行结构性的分析的学科。因此，这些学科无法辨析这样的事实，即所有的社会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一空间横截面中扩张的,并且在其中进行再造[时空分延(Time-Space-Distanciation)]。尽管吉登斯认同Bergson和 Schütz,及Heidegger和Braudel对于社会生活的同时出现的三种时间形式(期限时间、当下时间和延续时间，参照Giddens，1987年a，第144页及其后页)的较为模糊的区分，但是时间在吉登斯的结构理论中最终还只是作为一个给定的物理条件，或者是社会所存在于的一个特定的量纲:因此，吉登斯的关于社会的概念最终就又变成静止的了(请参考Berman，1983年，第495页，以及HansJoas，1992年，第214页及其后页，对吉登斯的时间的概念的批判)。

卢曼也认为时间是社会体现的组成部分。在他的最早期的有关系统理论的上下文中，毫无疑问已经出现了有关时间的详细的社会科学方面的阐述(Rammstedt，1975年;Bergmann，1981年：以及特别是Nassehi，1993年)。Nassehi的著作所描述的内容最大限度地符合时间社会学中的第三类研究·它从一条(由卢曼所启发的)通路开始，经过时间哲学，最终以一个抽象的系统理论式深奥的时间概念结束:通过这样的研究过程所得出的这个有关时间的概念，只是在非常狭小的领域里能够被有效地运用。我将在第二章“2”和第八章“3”中，对这个系统理论的前景进行详细的探讨。

第一章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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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勒留·奥古斯汀(AureliusAugustine)(354—430),早期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曾任北非城市希波的主教,故史称希波的奥古斯汀。他的著作《忏悔录》被称为西方历史上第一部自传，至今仍被传诵。此外，主要作品还有《论意志的自由》《三位一体论》和《上帝之城》等。——译者注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古典美学和星云说的创立者。康德被认为是对现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康德哲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认为将经验转化为知识的理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没有先天的范畴我们就无法理解世界。他的代表作品有《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等。——译者注

\*\*\*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法国哲学家,曾获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论意识材料的直接来源》《物质与记忆》《创造进化论》《论道德与宗教的两个起源》等。——译者注

\*\*\*\* 约翰·麦克塔格特(John McTaggart)(1866—1925),英国著名哲学家,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派,是黑格尔哲学的继承者。主要著作有《黑格尔辩证法研究》《黑格尔宇宙观研究》等。——译者注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家、教育家,是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在现象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心理学及神学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主要著作有《存在与时间》《康德与形而上学的问题》《对哲学的贡献》《理性的原则》《通向语言的道路》和《谁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等。——译者注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美国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哲学家,符号互动论的奠基人。他的经典性著作《心灵、自我和社会》是由他的学生根据他的讲稿汇编而成，并于1934年他去世后出版。——译者注

[11]请参考围绕着麦克塔格特(McTaggarts,1908年)非常有影响力的时间的非现实性的理论的争论(关于这方面的文献综述请见Zimmerli和Sandbothe,1993年,第304页及其后页;此外还有 Browning和 Myers，1998年)。

[12]引自Tabboni，2001年,第6页。

时间社会学的这种薄弱的状态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不仅其在成为社会科学专业名单中的一门分支学科方面相当困难，而且首先就很难将目前的社会理论、现代性分析和时间诊断组合起来。由于时间社会学方面的认知到目前为止较低的普遍化程度，以及这些知识很难与系统的社会科学和社会哲学的理论框架结合起来，因此只能继续被迫在时间视角之外进行研究，正如布迪厄\*的那句名言：社会理论式的实践(完全不顾来自元理论的完全不同的竭力地申明和强调)是“去时间化的”，因此甚至连将时间排除在外的想法都没有想到，而且一直如此。[14]

在这样的悲剧下，前面所提到的作品就不能被理解为有关时间社会学之类的研究了，也就是说，这些作品并不是在探究时间是什么，以及时间不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并作用于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这些研究知识将当前的社会发展和社会问题放在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并且通过讨论恰当地理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在(“传统”)现代和晚期现代、后现代或第二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从而将它们在政治上和伦理上的后果进行系统化的分析整理。在这其中，主导的假设是这样的猜想：现代化进程不仅在那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且尤其重要的是现代化进程表现为时间结构和时间维度本身最重大的在结构上和文化上的变革，能够表示其改变的方向的最恰当的概念应该是社会性的加速。如果不将时间维度放在明确而中心的位置进行考虑的话，那么就无法从社会理论的角度理解西方社会中在社会实践、机构以及个体的自身关系当中所正在发生的变化。这既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某某社会学(“加速社会学”)，也不是为了使已有的社会学分支(时间社会学)合法化，而是为了将当前的社会理论进行再概念化。因此，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将在我认为从体系上来看合适的地方，不断地去追溯时间哲学和时间社会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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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考Augustinus，1982年,XI,第14页。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1930—2002),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布迪厄提出了许多术语，如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场域等概念，以揭示在社会生活中的动态权力关系。主要作品有《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语言与符号权利》《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等，其中国际社会学协会将《区隔》评定为20世纪最重要的十部社会学著作之一。——译者注

[14]Bourdieu，1977年,第9页。

用时间分析的进入方式提出社会理论的问题的决定性的优势是，时间结构和时间维度表现为行为者的角度和系统的角度的连接点——尽管并非系统化的连接。众所周知，对社会变化的分析不仅要分析“宏观社会的”变化,也就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的结构或系统结构所发生的变化，而且也有“微观社会的”变化，即从以主题为中心的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行为逻辑和自身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从帕森斯\*开始就细致地寻找社会理论的近乎所有的变量，以克服结构上或行为者的分离;但是尽管如此，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使得系统性—结构化的逻辑或者说要求能够与行为者的导向相互适应或者说相互妥协,这个问题可能一直是社会环境中最令人迷惑、难以理解的一个问题了。

因而，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进程是不能没有相应的主体自我关系的构建的，也就是说通过现代化进程身份定位的变化和社会文化的变化是必须携手共同进行的[15]但是,仍旧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搞清楚的是，行为者在自由的社会中，也就是以不仅要尊重个体的伦理自治，也要积极地对此进行培养为原则的社会，是通过什么方式出于系统性的原因确实形成了社会所需要的行为导向。[16]因而,能够确保成功地分析这个奇妙的系统逻辑和行为逻辑之间的相互适应的途径，应该是要考虑到时间层面的:时间的地平线和时间结构对行为导向和自我关系是建设性的；与此同时，时间又远远地摆脱了个体对它的支配，因而无论是时间的社会结构，还是时间的体系化的产物，都使得时间对于行为者来说等同于“自然给定的事实”。由于时间的稳固的真实性和它在另一方面所具有的社会性，两者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因此时间结构就成为个体的生活方式和“系统的”要求之间相互协调、相互融合的中心地点，并且“我们打算如何度过我们的时间”这个问题就因此成为伦理的和政治的核心问题了;[17]从而,时间结构也是社会科学的结构分析与伦理一政治问题的视角能够而且也是必须结合在一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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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1902—1979),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统整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思想家。帕森斯早期的主要理论倾向是建构宏大的社会理论，后期开始探讨从宏观转向较微观层面的理论方向。主要作品有《社会行动的结构》《社会系统》《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和《现代社会的系统》。——译者注

[15]请参照Willems和Hahn,1999年;或者Keupp,1999年;此外还有Rosa,2002年a,第267页及其后页。

[16]以增长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社会要求大部分行动在其中的行为者将自己看做是具有不断提升的能力和意愿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不是所谓的自给自足的人、离群寡居脱离世界的苦行僧或者是艺术家以及政客或战士)。尽管他们当然允许拥有各种政治的、法律的机会，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是要与他人协调一致(详细内容参照Rosa，1999年a)。

时间社会学和时间人种学的研究得出了一些一致性的发现，这其中包括两点重要的认识：首先,不仅是对时间的测量，而且也包括对时间的感知和时间的地平线，都在最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并且随着不同社会的不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奥特海恩·海姆斯泰特(OttheinRammstedt)\*在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中，系统地提出了这个假设:对时间的意识和对时间的体验的形式的演变是以社会结构为基础的18]，伴随着演变的过程，随之出现的是完全不同的时间的地平线，并且因此带来了有巨大差异的行为的导向和自我关系。简言之，未分化的社会通常被“临时性的”时间意识所支配，在这样的社会中，对时间的体验大多数情况下只分为“现在的”和“非现在的”,因而“过去”和“未来”被作为与“现在”不同的(被理解为神话的)事物而不做进一步的区分。关于人类一直以来就已具有对过去和未来的具体的概念的看法，一直都在争议之中。

在早期的以不同的阶级进行区隔的社会里，由于这种社会结构，循环式的时间意识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里，时间被体验为一直循环往复的过程和状态。因此，这种时间体验的原始形式就是只能区分在此之前的和在此之后的，而过去和未来在结构上是相同的，即对过去的记忆等同于对未来的预言，经验领域和期望的视野是相互叠合的。[19]在极端的形态下，对时间的体验看上去就是“同样事物的永恒重复”(尼采)，在这样的状态中，记忆一直延伸到未来。与之相反，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中，随着一条从过去、经由现在抵达未来的不可逆的线条的出现，线性的时间意识逐渐代替了时间循环。因此，以区分过去、现在和未来为导向的时间体验占了主导地位，尤其是在那些未来的含义被设定或确定为历史的终极的地方(例如在基督教或马克思主义中)更是表现得如此。[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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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请参考Habermas,2001年,第19页及其后页。“我想如何生活?”这个问题不折不扣的是伦理问题的经典的表述;另一种措辞方式也可以完全表达这个问题的实质“我打算如何度过我的时间”。而且,在这里也恰恰指出了,这并不可能只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伦理的问题：“我的时间”一定是社会的时间;它的节拍、它的节奏、角度和地平线都脱离于我的支配。有关时间的问题也因此一直是一个政治问题;时间结构决定了我们如何共同生活，它有着不可避免的规范特性(请参照Lauer,1981年,第86页及其后页)。

\*奥特海恩·海姆斯泰特(1938—),德国社会学家。主要作品有《对时间的日常意识》《齐美尔社会学文选》等。——译者注

〔18〕 Rammstedt,1975年。

[19]有关经验领域和期望的范围的概念以及在现代两者逐渐分离开来的内容，请参考Koselleck，1989年,第349及其后页。

在高度现代性的功能各异的社会中，最终伴随着开放式未来的线性的时间意识占据优势：历史的发展不再是奔向某个特定的目标，它的出口是不确定的。根据海姆斯泰特的观点，对时间的体验也应该是连续的运动或者持续的加速的。当然，这种概括性的类别化简化了现象，因而在经验上也是值得质疑的。海姆斯泰特自己也强调，时间意识的四种形式之间有相互重合的地方，而且没有形成一个历史性的明确统一的结论，而实证研究恰恰从多个角度证明了这个猜想：循环式和线性的时间观几乎在所有的文化中都相伴存在，只是在不同的社会中有着不同的重要性和表现形式[21]但是，时间经验和时间意识是随着社会结构和文化理想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核心理论并没有因为上述研究缺陷而受到质疑[22]

其次，在一个社会中存在的时间结构同时也是与认知和规范有关的特性，并且能够深深地将社会的习性根植于个体的人格结构中。因此，诺伯特·伊里亚斯(NorbertElias)\*一方面强调时间概念的功能性特征，他认为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对社会进程的协调和同步化上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程的发展和改善，正如不断增强的社会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链条的不断加长，都使得详细的时间计划、规制和秩序成为必需;但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所产生的个体的时间意识成为社会的习性，并且与此同时也是人格结构无法摆脱的组成部分—“第二特性”，因此，“生活在有严格的时间规划里的人们对时间的体验，很大程度上就是其人格结构的例证，而人格结构与其说是生物方面的特性，不如说是从社会中获得的。”[23]

第一章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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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历史的终极既可以是在一个全新时代(例如神的国度;或较为缓和的没有阶级的社会的时代)来临前的实现的“时间的时代”，也可以是在历史的时代自身中实现的。参照本书第七章“2”。

[21]请参照Zerubavel，1981年，第112页；Adam，1990年，第133页及其后页。“临时性的”时间意识在高度现代化的文化中也会在毒品的作用下或极端的特殊情境下占据主导地位。与之相伴的是感觉到静止状态或时间流动的停滞。因而.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双子塔受到恐怖袭击事件中的一位幸存者在讲述飞机直接飞向大楼、建筑开始晃动时他的经历时，说道：“大楼可能没有晃动很长时间，可能就是15秒或20秒，但是这个时间却像是永远”;而在讲到他在70楼从(一直很拥堵的)楼梯间向下逃生时对时间的感知时，他说：“我说不清我们在那里待了多久。时间消失了。没有时间存在。只有向下。只有数(台阶的本书作者注)数，然后等待，然后数数，不断地转来转去。”(Charles，2002年，第31页及其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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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涂尔干(Durkheim)早在他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ElementareFormen desreligiösenLebens)(1981年，第27页及其后页)一书的导论中的第二部分就阐述了这个理论，同样的阐述见Sorokin和Merton，1937年;Gurvitch，1963年;Bergmann，1983年，第471页及其后页;Elias，1988年；以及当代的诸如Giddens，1987年a;Luhmann，1980年,第260页及其后页；Nassehi，1993年、第249页及其后页。对于不同的时间意识的实证性的例子请见Evas-Prit-chard，1969年，第94页及其后页;Dux，1989年;Bourdieu，1977年。

\*诺伯特·伊里亚斯(1897—1990)，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文明的进程》《社会变迁》《论时间》《社会学和历史学》等。——译者注

有意思的是，伊里亚斯将系统的结构和个体心理结构的交叉本身就已经看做是对现代社会(高)速度的生活的解释了。

一方面是相互之间的关系网络的规模及其内部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个体的精神状态，都尤其清晰地体现了我们所谓我们的时间的“速度”的概念。“速度”事实上正是相互关系的链条的数量，而关系链条起到对任何一种社会功能的连接作用…速度是行为内容的体现，后者与关系链条的长度和厚度互为关联，关系链条将单独的行为联合起来…并且决定着竞争和选拔比赛的强度，而正是竞争使得整个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保持在运动状态……为了使连接点发挥作用，就需要在大量的行为链条当中非常仔细地分配生命时间；生命时间已经习惯于将短时间的兴趣爱好服从于保持广泛的相互依赖的必要性；生命时间的联系消除了行为态度上的波动，并且达到持久的自我强制。[24]

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讨论伊里亚斯所提出的社会结构与生活节奏之间相互关联的假设。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的时间结构是通过什么方式化成为规范性的特征，并与此同时在行为者背后发展起来的，这样的构造过程又是如何使得一方面的高度的社会规范性和另一方面的低度的道德自主法规—也就是个体的道德自我决定的最大化程度—之间做到兼容的。[25〕伊里亚斯与福柯\*的研究因此都指出了,现代性的“纪律社会”将它的惩戒性力量和支配力量非常强有力地作用于时间结构的形成和内化，因而事实上，它展现了纪律化过程的关键情境，大量详细的研究都证明了，诸如监狱、学校、军营、医院和工厂等地方都尤其体现了纪律社会的严格的时间的规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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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lias，1988年,第122页;并参考Nowotny，1993年，第9页：“就像用于证明某种特定物质的存在和它在身体里流动的路径的测试试剂…..社会的时间也流淌在有显著的个性特征和由个体设置的生活中。因为时间有深深的集合性特征，它也是人类合作和对意义的认知的象征产物，因此当人们之间发生联系时，时间会对个体的感知产生重要的影响。”类似的，涂尔干(Durkheim,1981年,第27页及其后页)在社会构造的、依赖于社会结构的时间概念中也看到本质，时间概念对于个体来说是不可丢弃的理解范畴或者必要的想法，它与其说形成了意识中的认知内容或是康德所说的世界观的先验的形式，不如说是形成了性格的结构，尽管性格也是在社会历史中发生变化的。

〔24] Elias，1976年,第二卷,第337页及其后页。引用文字中强调部分由作者添加。

出于社会结构的需要和个体的支配要求而出现的系统的时间理解和模式，与个体的时间理解和模式之间的相互适应及调和的过程，不仅局限于特殊的机构化的环境中，而且也在所有的生活和社会领域不断出现。彼特·阿尔海特(PeterAhlheit)\*\*和安东尼·吉登斯都从行为者的角度将时间的协调过程分为三个层面。[27]根据这三个层面,行为者通常也同时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时间视角和时间范围，他们需要不断重新思考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且安排他们的时间实践。首先，行为者面对的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时间结构，这主要是不断重复的工作和休闲时间之间的例程和节奏，比如什么时候起床和睡觉等，与之相关的问题是不同行为的同步进行、速度、持续时间和前后顺序等问题。(我怎么样才能既完成办公室的工作，又能按时去幼儿园接我的女儿？我是应该先去游泳，还是先去购物?)在这个层面中，时间在多大程度上会出现问题，有赖于程序化和习惯化的程度，而这个程度在晚期现代化中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不过，直到今天，日常时间仍然是具有高度的重复性或循环性特征的，并且如同吉登斯所强调的，日常时间是社会结构再造的组成部分[28]

第一章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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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请参照Foucault，1977年。Tabboni(2001年，第18页)因此将时间性的规范作为“出类拔萃的”集体规范;而Lauer(1981年,第72页及其后页)猜测,没有表述出来的时间规范的作用难以衡量，它们导致不适应这些规范的个体形成心理上和创伤性的障碍，甚至是完全失去时空方向。

\*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法国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历史学、科学史和知识社会学等领域有很大的影响。他被认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主要著作有《古典时期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等。——译者注

[26] 监狱是通过剥夺时间来对其自身进行定义的机构;关押在那里的人反复问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还有多长时间?”(Brown，1998年)有关医院的严格的时间管理可以参考Zerubavel(1979年)的具有说服力的研究。大量有关学校的研究证明，时间纪律在学校所有关心的事物中尤其重要：孩子从很早开始就通过被要求按时起床、准时出席、安静地坐在课堂被管理，并且将自己的需要放置在事先安排好的学校之下，还要承受考试所带来的时间压力。在本书的第八章“1”将讨论工业革命中的时间纪律化。

\*\*彼特·阿尔海特(1946—),德国教育学家、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日常生活》《文化与社会》《市民文化》等。——译者注

[27]参照Ahlheit，1988年；Giddens，1987年a,第144页及其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