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伴随着在工业革命中的社会的生产过程的加速和因此而产生的物质的新陈代谢，所带来的工作关系的变化以及紧接着而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同样不需要进一步地阐述，大量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对它们进行了非常细致且多样的研究了[5]

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个同时也仍然在持续的数字革命“加速浪潮”是从20世纪后期开始的，是由于新的计算机技术和媒体技术而导致的集中在通讯流和信息流的加速至上的一次加速。它通过带来新的职业结构、新的生产方式、改变了的沟通模式和又一轮的时间一空间一压缩，而对社会时间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从数量上的速度提高到质量上的新的社会形式的转变，在这里尤其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的变化用以说明。由于全球的大宗金融交易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并且在几秒钟就能完成，因而货币的资本与常备资本之间的关系6]、投资模式、贸易实践、投机的机会和因此而来的经济行为的政治风险(例如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都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就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政治的回旋余地也随之一起出现了剧烈的变动7诸如卡斯特斯和埃里克森等社会学家诊断指出这些变化过程会带来新的社会革命，这是工业革命完全不能与之媲美的，并且作为结果，会带来新的社会形式[信息时代(TheInformation Age)]的发展[8]

我们与空间、时间、物品、其他行为者的关系的变化，是以技术加速为目的的过程的结果，有关这个问题我将在第十一章“3”中加以阐述，也包括随之而来的主体性的形式的变化。主体化的实践与社会化的实践和随之而来的身份确定模式及个性结构，是上述那些关系的函数；当后者随着技术的加速而发生变化时，前者也不可能不受影响。[9]

182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246

[4]参照例如Birkefeld/Jung,1994年。

[5]参照诸如Thompson,1967年,或者Zoll的论文,1988年;Virilio,1980年;也包括本书的第八章“1”。

[6] 特别是产生了一方面是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另一方面是实体经济的发展之间的几乎完全分离的局面，因而最终导致所谓“新市场”在2000年夏天的崩溃并最终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也出现在标准证券市场中。

[7] 尤其是，Held,1999年,第189页及其后页，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也请参照本书的第十章。

[8]这是曼努埃尔·卡斯特斯三卷本著作的标题(Castells,1996年、1997年、1998年);参照Eriksen,2000年,以及Lestienne,2000年。

因而，技术的以及尤其是科技的加速发挥着社会变化的强有力的发条的作用，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技术加速和科技加速以它们的实证—历史的作用方式，导致实践形式和行为导向、联合结构和关系模式以及甚至是自我关系和心理方面的气质的持续的改变。我在第三章中已经将社会变化的加速定义为，在其中正是导致结构和方向以及社会的社会形式发生改变的速度的提高。由于技术革新的发展和广泛普及为相应的改变速度的提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因而社会变化的加速是技术加速的直接的(并且最终也是不可避免的)后果(图7-1的加速循环中的箭头2)[10]

现在我将讨论加速循环的基本的相互依赖关系中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环节，即社会变化的加速又包含了经验领域和期望地平线的不断的瓦解以及在“现在的萎缩”的含义下的时间地平线的稳定性的缩减：行为条件和情境确定都在越来越短的时间间隔中失去了它们的效用的稳定性。正如在第五章的分析中所指出的，这些都导致了可以用“滑溜溜的斜坡的症状”来形容的站在“滑动的斜坡”上的存在状况，这种状况不仅是个体行为者的，而且也是组织的和机构的，也就是说期望的地平线和经验的地平线必须不断地更正修改，行为者不得不跟上周围世界快速的、多维度的变化，并且还必须要作出相应的适应。正如已经阐明的，因此可想而知，导致了所有类型的静止位置的被侵蚀静止状态不可避免的就是落后的一种形式，不仅在经济中，而且在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中。因此，绝对必要的行为的范围扩张了，这些必要的行为是指带来(适应的)成效的行为，同样也包括可能要做的行为的清单也加长了，最终社会的行为者(和系统)的时间就短缺了。

第七章 社会加速作为一个自我推动的过程:加速的循环

183

247

248

[9]有关通过因特网构建新形式的社会的身份确定请参考诸如Turkle,1995年,或者Buchstein,1997年。

[10]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加速是社会变化加速的唯一原因。事实上，对这里所提出的论点值得质疑的是，以所描述的方式进行的技术加速尽管影响了社会变化，但是并不一定引起社会变化的加速。这种争议又可以表现为两个相反的观点：第一个是，所有的社会最终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也会产生社会的变化过程(参照Laslett,1988年)，即便这个社会里没有发生技术革新。但是，这个似乎是“自然的”(同样也与社会结构有关)变化速度通过技术加速的登场无疑会加快。第二个是，技术革新似乎是对社会世界产生指数级的加快的作用：每个单个的发明，例如通过火车提高了运输的速度，都会对社会产生多个维度的作用(它们同时改变了社会的实践、交际关系、感知模式、移民结构，等等），并且通过将它的作用相互增强，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快了社会变革。因此，在这里当然就会提出这个观点，即革新进程本身也在加速(我们昨天拥有什么、如何拥有的，并不是能轻易地证明的，因而往往搞不清楚的是，哪些可以作为基础革新、哪些只是进一步的开发)。革新速度的提高不是技术的结果(尽管社会技术帮助实现革新速度的提高)，只要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在这里所涉及的就是社会变化的加速的形式。

因而，正如卢曼所观察的那样，时间的紧缺是以下事实的结果，即环境的变化本身不会产生时间的紧缺，但是与此同时用来处理每一个变化所分配的时间资源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制，因为(每个变化自己的)时间地平线和(“客观”)的期望结构越来越分离了[11],或者,在布鲁姆贝格的分类中，生活时间和世界时间越来越不一致了。往往要花费大量时间对加速的社会变化进行文化上的领会的尝试，也就是说通过记叙式的释义模式对加速的社会变化进行历史一意义领悟式的理解的努力(是将体验转化为经验的前提条件)，由于上述的原因而一直是成问题的。[12]即便在面对快速的变化速率仍然可能作出反应行为的地方，即便在我们——用卢曼的话来说—“在合作的关系中仍然发挥作用”和“将从一个工作环境中获得的信息传递到另一个工作环境中”的地方，理解文化方面的世界图景的发展、叙述法、文化机制和释义模式，也是困难的。时间压力的这个维度的根源在于这个广为传播的文化上的观点—这个世界“不再有时间说话”或者哲学对于晚期现代社会来说过于缓慢了[13]人类的意义领悟方面的特征使得人类变得“过时”了，这个特征，正如京特·安德斯(GüntherAnders)\*所确信的，在现代的世界里，所有需要一段时间的，都持续了太长的时间；所有需要时间的，都要求了太多的时间[14]，因而，与此同时，他也猜测这种特性也导致了时间紧张在结构上也是不可避免的。

249

184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11]“人们当然可以期待任何客观的事件的发生，但是自己的真正的体验和行为只能发生那么多，也就是每个发生都对应自己相应的时间位置”(Luhmann,1968年，第149页)。Lübbe(1998年，第272页)在这种关系下指出，时间紧缺的结果是“在生命时间的紧密的时间界限上折射出创新的密集”。

[12]诸如吕伯(Lübbe,1998年,第272页)以不太自然的方式做了如下的表述：“…创新的密集在这里以时代特有的方式通过财富增加的偶然性的结构性地增大，而将时间压力上升为时间紧缺的体验了，这种偶然性的增大是因为所提供的获取财富的可能性会受到从根本上来讲持续保持不变的生命时间的束缚，因而相对来说，获取财富的机会就减少了。”

[13] 这段引文出自对德国汉堡Springer&Jacoby广告公司的总经理的采访，刊登在1998年2月7日的《明星》杂志(Stern);还可以参考Myerson,2001年,他猜测,将意义作为媒介对于所要求的反应速度而言太慢了(第46页)。

\*京特·安德斯(1902—1992),奥地利哲学家、诗人、作家。主要著作有《过时的人》《关于拥有》《没有世界的人》等。——译者注

[14]Anders,1987年,第338页。

但是，时间资源的短缺也必然且的的确确导致生活节奏的加快，也就是说，在时间压力的体验下，导致行为事件和体验时间变得稠密15]加速的社会变化因此是生活节奏的加速的强有力的发条。面对这个“因为飞速变化而会失控的世界”[16]，产生那种似乎总是已经太晚了而不能赶得上了的无处不在的感觉的基本根源，并不在于个体的或机构的时间浪费，或者是“懒散”，而是在于随着现代化的持续发展而出现的世界时间和生活时间之间的结构上的不一致性。由于时间的短缺而导致的生活节奏的加快，因此是社会变化加速的直接的(并且不可避免的)后果(图7-1的加速循环中的箭头3)。

但是，鉴于存在的基本状况，时间紧张会呼吁解除这种状况，并将通过能够实现节省时间的所有的技术加速的过程，作为文化上的以及结构上的决定性的战略回答，因而加速循环就牢固地闭合了。在这里，有对为什么在现代社会看上去“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了”，或者说为什么速度—用埃里克森的话17来说就是—“被点燃了”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基本的回答：社会的加速在现代社会是一个自我推动的过程。

因此，加速循环是一个有关个体的和集体的合理性瓦解的有说服力的例子:从微观社会的视角来看，解决时间紧张这个难题的方法似乎是以实现技术加速为目标的过程;在宏观社会的层面上，这个解决方案是导致时间紧张的原因中的重要因素。在日常实践活动的背景下，这种情况反映在我们要求所有的例行事物的过程都实现最大化的加速当中，这意味着，所有我们与之接触的其他人，都应该尽可能地加快速度，这样才能给我们留有时间，显然这是一个自掘坟墓的策略。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技术加速所带来的矛盾的时间紧缺的后果，也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的行为的另一方面，也就是说隐含的时间标准和行为合理化方式发生了改变：我们用发送电子邮件代替了邮寄信件，因为这样可以节省时间资源(以及显然也可以节省体力能量)，但是带来的风险是，在一两个小时之后(而不是几天之后)，就会收到回复，并且因此要重新处于行为负担之下；如同在前面的论证过程中所看到的，这也是“现在的萎缩”的一种形式，在这里隐藏着通讯链和行为链的加速发展的与生俱来的冲量。

第七章 社会加速作为一个自我推动的过程:加速的循环

185

250

251

[15]吕伯以阅读速度的加快为例描述了生活节奏的加快，他指出阅读速度的加快是“阅读公众”对18世纪晚期的“出版方面的创新密集”所作出的文化上的“标准的反应”(Lübbe，1998年，第270页及其后页)。

[16]《失控的世界》(A RunawayWorld)是安东尼·吉登斯一本书的很有表现力的标题(Giddens,1999年)。

[17]Eriksen,2001年,第70页。

但是，这会直接抛出一个问题,这个自我推动的加速循环可能在哪个位置停下来或者说被中断。[18]在进一步观察后就会迅速看到,在图7-1中用箭头2和箭头3所标出来的过程，是对有目的的控制或者操控有很强的免疫力的:因为在技术加速度所带来的影响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实践和关系当中，所涉及的往往是技术上的更新所带来的并非有目的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因此，在这个位置上中断这个反馈系统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加速的社会变化所产生的后果和因此所导致的在我们的时间资源中的“现在的萎缩”了，在此也是同样的原理:根据“滑动的斜坡”的逻辑，当行为者的方向应该保持与结构方面的变化同步的时候，时间资源的短缺是不可避免的。

因而，看起来用箭头1所表示的过程似乎是在现代的变得自治独立了的加速动态过程中的“自然的”或者本身就适合用来进行(政治的)干涉的地方了:对于时间资源短缺的难题所作出的技术方面的回答并不是逻辑必然的，而且看上去也是可以对此加以干涉的。但是，这个加速循环被证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个体的中断努力是免疫的，尽管时间顾问建议人们这么做。当有人个人放弃节省时间的技术，是要付出部分不同步的代价的，他不再能够跟得上“奔跑的步伐”，而且失去了(之后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连接的机会，他因为时间方面的原因而被排除在互动关系之外了。

因而，时间方面的行为合理化的改变使得在早期现代和在“经典的现代”作为贫穷和落后的表现的时间上的日常状况，也就是缓慢的和暂时不能联系得上的，在晚期现代社会看起来都是昂贵的时间—奢侈品。例如，可以想象一些只是一百年前的偏远的黑森林(Schwarzwald)农庄，在那里没有汽车、电话、电视机，当然也更没有因特网接口，而且可能也没有电力。但是，今天当有人要去黑森林度周末的话,可能会面对着这样一张“任务清单”：如果你到了的话，请将我们需要处理的数据用附件发给我。周末的时候可以给我打电话。如果你在黑森林的话，务必到弗莱堡(Freiburg)来看我，我离你只需要一个小时的路程。在周末，你一旦有时间的话，请看一下我们的主页。另外，周日在某某频道有一个有趣的电视节目，是与你的研究有关的，等等，诸如此类。从这个例子来看，在黑森林农庄的晚期现代的周末，如果没有汽车、电话和因特网接口的话，简直就如同逗留在一个“减速的世外桃源”里一样：这能保证有时间散步、砍柴、看星星等[19]他只能(特别是在重复这样做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负担得起这一切，就是他并不感兴趣，是否所有的选择保持开放仍能供他选择，并且确信他能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将累积的“时间上的落后”追赶回来，从而让一切正常运转：他的电子邮箱里将塞得满满当当;要补上没打的电话以及没去的拜访；电视节目如果确实重要，可以先用录像机将它们录下来，等等。所有这些都会在减速世外桃源之外使得时间资源的短缺更加尖锐，并且一些连接可能会无可挽回地失去了。由此可以看出，人们想要摆脱这种能随时联系得上的状况，在今天已经涉及社交中的正当的义务，因为技术的可能性使得这种互动期望已经成为标准，所有为什么你不来拜访我、没给我打电话，等等。

252

186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18] 能将这些思考相互联系起来要感谢NancyFraser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基于个体的减速所带来的巨大的成本，理智的行为者可能就会选择这样做：在农庄过周末、所有的技术联系可能都保持畅通，但是与此同时也下定决心不主动用它们做什么。偶尔发送附件，或者看电视，或者开车去弗莱堡听非常出色的音乐会，这些事情对他来说是容易的，但是这个事实却是将对技术的使用的成本/用途计算以及因此而来的寻找合理性的负担明显推向了有意的减速的反面：由于加速的可能性随时存在，因而“世外桃源”也几乎不再能保存下来了。

正如我们从卢曼那里所看到的，当应该放弃对加速所带来的可能的益处的充分利用时，就需要“制度化的借口”，也就是与集体的强制性的决定。只有通过有目的的政治干涉，才有可能阻止针对某个目标的社会过程向着技术的(或金融的)可能的极限去加速。因此，设立新的和保护已有的“减速绿洲”，即人为创造的延缓时间或者静止的时间，是诸如弗里茨·瑞海斯、马提亚斯·艾伯林、杰瑞米·里夫金(JeremyRifkin)以及托马斯·H.埃里克森等社会减速的支持者所面对的主要挑战。[20]他们尝试着，从在图7-1上用箭头1所标明的在时间资源的短缺和通过技术加速的重新赢得之间的交界面这个位置，来打破在结构上和文化上已经常规化的加速循环。

第七章社会加速作为一个自我推动的过程:加速的循环

187

253

254

[19]但是，由于意识到,在看星星、散步的同时，还能够处理紧急的来电、看有意思的电视节目、发送邮件附件和拜访朋友(所有这些活动可能已经归入必要的经历的范畴之内了).这样的意识已经出其不意地改变了看星星、散步等“简单的”行为的背景并因此也改变了它们的特性和质量了:即便在减速的世外桃源，我们也不能够摆脱(晚期)现代的空间—时间意识(请参照本书的《序言》中有关渔夫和企业家的差异的思考)。

\*杰瑞米·里夫金(1945—)，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北方将再度崛起》《异教徒的声明》《生物技术的世纪》。——译者注

[20]Reheis,1998年，第217页；Eberling，1996年；Rifkin,1987年，第189页及其后页；Eriksen,2001年,第147页及其后页。

但是，由于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所要详细研究的两个原因，使得上述这种大胆行为比许多减速意识形态的支持者想象得要困难得多。第一个原因是，在现代的社会加速不只是通过它的自身活力所推动的，而似乎也是通过文化方面的和结构方面的作用因素，它们使得加速循环起来，并且增长的动力和加速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也在加速从自身的反馈循环中不能产生这些动力和相互作用的地方得以维持并被激发起来。下一章将确定作用于社会加速的这些外在的“驱动引擎”。因此，对加速循环的有意的政治上的中断，不仅必须要对抗社会加速的自身活力，而且也要反对那些独立的文化上和结构上的加速理论。

而第二个原因是，对加速循环的有意图的政治上的中断(或是修正)的观念，涉及对社会发展的(最好是民主的)政治上的控制的想法。但是，这种可能并不是没有时间方面的前提条件的，相反：正如我将在第十二章中所阐述的，社会的民主式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在晚期现代恰恰通过社会加速所带来的后果而可能被侵蚀了。[21〕由于现代的系统的过程是独立运转的，因此对加速循环的有效的中断是非常不可能的，它需要动员那些能够将现代的规划首先经受得住(个体的和)政治自治诺言考验的力量和激励。

188

255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21]对此请参照诸如Rosa,2003年,第20页及其后页;Scheuerman,2001年a和2003年。

第八章 加速和增长:社会加速的外部推动力

如果想要理解现代社会的加速能动性，就要如同在第三章中对加速概念的定义里所指出的那样，并不需要将加速能动性与增值能动性彻底分开。因此，通过对三个加速维度进行归纳而形成的加速概念，被定义为每个时间单位中的数量的增加，就根本不是偶然了。特别是已经证明了，鉴于自由的和受约束的时间资源之间的关系，如果出现了逻辑上独立的数量(要被运输的、传送的、生产的数量，以及行为和体验的数量)的增加的话,那么生活节奏的加速与同时出现的为了实现技术加速的过程之间也是兼容的。只有在相应的过程中当增长的速率超过了加速的速率的时候,才会出现尽管采用了技术方面地节省时间的手段，但是时间资源仍然紧张的情况[1在现代社会中，技术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同时出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将现代社会描述为特殊的“加速社会”，这意味着，在增长过程和加速过程之间不是逻辑的—可分解的相互联系，而是从文化上和/或结构上建立的联系。并且，事实上，确定相应的增长速率并不困难，这其中也包括了对诸如选项和偶然性的增多的计算，以及货物和服务的增加、行为的可能性和体验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事件和体验事件的相应的增多。从各种角度来看，与指数级的数量增多相对应的“只是”线性的加速，有关这个假设事实上有足够的论据支撑。2]

在这项研究的第三部分的中心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中推动这些加速进程的是什么；因而这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定量的增长逻辑和现代的加速能动性是以结构上和/或文化上什么样的方式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自我加强的加速循环在这里并不足以作为回答，因为它只能非常有限地证明加速过程3，而且对加速循环自身的运转机制的解释也仍然是有缺陷的。

256

[1] 参加本书的图34。

[2]Eriksen,2001年,第78页及其后页;也请参考本书的第三章“1”。

因此，我将在接下来的部分首先确定三个相互独立的而且也与加速循环独立的，即似乎是“外在的”社会的驱动引擎，这三个驱动引擎以特殊的方式和增长情况，和加速情况联系在一起，并且从“驱动的逻辑”的意义上来看，可以算作三个加速维度的首要的驱动力(参照下文的图8-1)。在下一章节，我将用这一章里所发展出来的理论，尝试着精确地确定诸如维希留、吉登斯或绍伊尔曼等人所提出的民族国家和军队在现代的加速进程中的角色。

190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3]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技术加速产生了数量增加的可能性，但是没有导致数量增加的实际出现。社会变化的加速也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增长”：只有在当这些变化经过文化上的处理，并且“转化”为“知识”或者行为导向的时候，社会变化的加速才产生了增长。因而，这种形式的增长是作为一个驱动因素对生活节奏的加快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从每个时间单位中，行为事件或经历事件的数量的增加的角度来看，这种社会变化的加速可以定义为增长过程。

1. 时间就是金钱:经济引擎

现代社会的决定性的要素将两个原则——加速原则和数量上的增加原则或者说为了增加数量的目的的加速—统一起来了，并且将这两个原则纳入共同遵守的行为逻辑当中，事实上确定这个要素并不费劲，它就是在其中加速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经济系统，这种经济系统是嵌入在社会的物质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事物。通过以调整经济逻辑和资本变现逻辑或者说是以生产剩余价值的方式取消传统的、似乎是自然生成的生产与满足需要或者符合需求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以“为了生产而生产”的方式消除“为了(用传统的方式确认的)需要而生产”4]，使得动力系统得以运转，在这个动力系统里以往的满足需求的经济形式中的所有的限制都被克服了。它允许生产和生产率的提高，并且因此对于时间优势和时间效率的追求，必然导致要求生产独立化的不可避免的系统命令，这似乎能够同时产生相应的需求。

正如大量的时间社会学研究所一丝不苟地研究出来的那样5，在现代社会中的“操作性”的时间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特征的时间的具体化和商品化而产生和形成的6〕，也就是说，通过时间变成短缺的、可以按照效率的观念进行经营管理的物品，时间被体验成线性的、没有特性的7和抽象的数值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现在资本主义企业家从他们的雇员那里买下的是“时间”本身，而不再是他们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

资本主义经济至少在三个方面从根本上影响了对时间优势的获得和利用，因而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最终所有的经济都变成了时间经济(8〕，本杰明·富兰克林所提出的著名的言简意赅的说法“时间就是金钱”格外符合这种经济形式：“当时间就是金钱的时候，速度就成了商业中绝对的、坚不可摧的命令了。”9]根据马克思所进行的分析，可以看到，首先，工作时间完完全全就是决定性的，或者说创造价值的生产要素，因为时间通过劳动转化为价值。[10]只要商品的交换价值是通过完成它所需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那么节省生产时间就能直接转化为(相对的)利润：如果有人能够用较短的时间生产，即生产一个产品所用的时间低于平均的必需劳动时间，那么就可能赚得更高的利润,并且提高劳动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在一个工作日中的“必需的”(和为此付报酬的)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的关系就朝着有利于后者的方向转移了。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直接体现为每个时间单位所生产出来的数量的增加，可以直接定义为加速，因而通过使可能是无止境的加速螺旋运转起来，而表现出了竞争优势，但是只是在竞争对手没有追上来并且是社会的必需的劳动时间不低于这个新的水平的时候。[11]诸如通过劳动强度增大或者“变得稠密”而实现的生产加速，作为竞争原则的结果而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要素。

第八章加速和增长:社会加速的外部推动力

191

257

258

[4]Reheis,1998年，第66页及其后页。Schlote,1996年，第63页：“经济目标从满足需求到生产剩余价值的转变(也就是说，从商品—货币—商品—形式的循环过程变成了货币—商品一更多的钱—形式—本书作者注)是理解独特的资本主义的时间经济’的基础。”

[5]在这里从大量的研究中列举几个有代表性的，如Thompson,1967年;Zoll,1988年；Scharf,1988年 a;Adam,1990年；Giddens,1995年 a; Sennett,1998年；Reheis,1998年；Rind-erspacher,2000年;Schlote,1996年;Richter,1991年，以及特别是Postone,1996年；有关文献综述可以进一步参考Bergmann,1983年,第483页及其后页。

[6] 在这里我完全同意芭芭拉·亚当的观点，在她对我的早期思考的讨论中，商品化的时间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果的观点形成了(Adam,2003年)。

[7]“没有特性的”时间，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结算方式中，时间不再能够通过不同情形(通过节日或工作日、白天或晚上、青年人或老年人)进行区分了，这个事实是时间一再地被体验为、形容为“无生命的”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