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第二层的相互联系是，通过引入新的生产技术或新的成果而获得和利用时间优势，这对在竞争中获得生存必需的“额外利润”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创造了产品暂时以比生产成本高得多的价钱卖出去或者说在竞争对手赶上这个差距之前，以低于市场价值的成本生产出来的可能性。革新循环的加速和技术的进步，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都有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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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arx,1983年,第105页。

[9]Adam,2003年,第50页;参照Postone,1996年,第378页及其后页;Giddens,1987年a.第150页及其后页：Garhammer,1999年，第73页及其后页和第88页及其后页。在资本主义的现代时间的商品化和变成金钱的等价物在今天日常生活的很多层面中都是显而易见的，也变成了感觉上的经验之谈，如同金钱一样时间也越来越短缺了，无论人们拥有多少：而且完全与金钱一样，人们也会丢失、投入、浪费、接受、分享时间。就像两种货币一样，金钱和时间也可以相互兑换：如果谁缺少钱，就必须投入时间，就像照顾婴儿的保姆、修剪草坪的工人、领取薪水的雇员，为了赚钱，就必须花费时间：或者例如人们为了省钱而徒步、用手清洗或者缝补旧袜子。相反，如果有人缺乏时间，可以投入金钱，赢得时间：他搭乘出租车以便更快地回到家，委托园丁、洗衣工和送比萨服务，来节省整理花园、洗衣服和做饭的时间。众所周知的是，自由兑换也有边界，就在时间不再被需要的地方(失业)，也在于时间不可能(生息地)为未来而储存。

[10]参照Schlote,1996年，第66页;Richter,1991年,第57页。

[11]参照Schlote,1996年，第67页。通过生产率的提高而导致的生产加速又将产生生产数量的增加，也就是经济增长—只要是坚持充分就业的目标的(因为同样数量的社会劳动能够生产更多了)，因而加速螺旋和增长螺旋就相互推动向前了。

“系统条件的”原因[12]

最后，有关第三个层面，根据机器和设备的利息原则[13]和“道德上的磨损”14)(也就是说,由于在加速动力过程中而拥有的持续增长的可能性，机器通过高效的生产技术的开发而变得在经济上没有价值了，在它们用坏之前就没用了)，所投入的资本进行加速的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成为企业管理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投入的资本在开始再生产之前所用的时间越长，利润就会变得越低，并且竞争的机会也变得越糟糕，由此就产生了机器的运转时间尽可能地长、最好是尽可能持续下去的必要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时间经济因此提供了,对在节省时间的技术的引入和紧随其后的时间资源的短缺——即生活节奏的加快—之间的矛盾关系的解释：“因此，这就是经济上的似是而非:最有力的缩短工作时间的工具变成了最可靠的工具，它将劳动者和他的家庭的所有的生命时间变成了为了变现资本而可支配的劳动时间。”[15]事实上，马克思在这里观察了生产技术上的“加速的循环”，由于运转更快的机器使得劳动的强度增大，而后者至少从长期来看是需要缩短劳动时间的，因此这又刺激了发展和购买更快的机器或速度，在这个过程中就形成了技术上的加速的循环。

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和现代的加速能动性之间的根本性的相互关系起决定作用的是这样的麻烦，即资本主义的瞬间经济所肩负的生产的加速必须要求销售和(至少是随着打开新的市场而创造的可能性)消费的同时加速，这样才能超越生产领域的动态化的要素。事实上，资本变现过程的速度对流通的速度有着决定性的依赖，也就是说主要是依赖于对物品的运输、仓储、分配和销售的速度，以及获得原材料的速度；由于在这里不是所创造的价值，而是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变现过程被延迟了，因而流通过程的时间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贬值了的时间”[16]，加速强迫力以特别的分量作用于流通过程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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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照Garhammer,1999年,第79页。

[13] 马克思(Marx,1957年,第685页)已经将金融银行业形容为促进“流通或者商品形态变化也包括资本的形态变化中的单独的阶段的加速，以及由此产生的再生产过程的加速”的功能。有关利息原则和加速之间的关系也请参考Reheis,1998年，第181页及其后页，在那里他赞同Silvio Gesell的(尚无定论的)假设。

[14]Marx,1957年,第254页及其后页。

[15]同上书，第257页。对于马克思而言，这个矛盾也产生于当恒定的(机器)和可变的、产生剩余价值的资本(劳动)之间的关系朝着有利于前者的方向移动时,并且也出现在因这样的变动而出现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时(也请参照Marx，1957年,第614页及其后页)。

因此，关于现代加速能动性的产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状况，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通过资本变现的逻辑所推动的加速不是发生在生产领域，而恰好是在销售领域或者说是流通领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从17世纪以来，运输和通讯明显是在大规模的技术革新发生很久以前就开始加速了，而大规模的技术革新带来了生产领域的加速。之所以会是这样，重要的原因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首先是贸易领域，也就是在流通领域，资本得以积累，并且要求周转的速度提高，而在生产领域，实体的特性和行业特性暂时阻碍着相应的发展。17]因而，贸易和运输的加速从历史上来看先于生产加速的发生，生产的加速是后来在工业革命中扣人心弦地到达它的第一个顶点的。因而，作为基本的加速器发挥作用的自然是先行发展的金融银行业；只要看一看国际金融市场的飞速的变化和巨幅提高的金融交易的速度，就立刻明白，这样的发展到今天也没有结束[18]

每个时间单位的资本周转和商品周转的增多自然也作为经济上必然的联系，导致了与生产速率的提高相对应的每个时间单位消费行为的增多，因为只有在消费中剩余价值才会实现。因而，资本主义的时间经济“迫使”与生产过程中的情况相似的消费强度的增大，并且能够将被定义为生活速度加快的每个时间单位中的行为事件和体验事件的增多破解为经济上的必不可少的事物。尽管如此，对于国民经济来说意义重大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经济上的基本难题并不是(静态的)分配问题，而是对加速的循环的维护。但是，这个系统的必不可少之物并不能够从消费的那一面对生活节奏相应的加快作出行为理论上的解释：没有人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而增加“每个时间单位的满足需求的行为的数量的”[19]，并且因此被迫用这个行为的数量的增加速率来衡量休闲时间的价值的。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主体倾向于如何确定他们的时间的价值，既不是人类学方面的特征先天决定的，如同林德所指出的那样[20]也不是简单地出于经济上的必要性而推导出来的，而是如萨夫\*所指出的21，这是出于文化基础的重构的需要，而新的文化基础是具有现代特性的个体的行为导向[22]。我将在下一节中从总体上探索，加速的相应的“文化逻辑”，它对于系统的时间地平线和个体的时间地平线的同步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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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Marx,1957年,第458页及其后页;参照Schlote,1996年,第72页。

[17] 对此请参照诸如 Richter,1991年，第27页及其后页,或者Dohrn-van Rossum,1988年。

[18] 对此请参照Marx,1951年，第五部分，特别是第27章(第436页及其后页);以及Simmel,1897年。

[19] Scharf,1988a,第157页。

然而，这种时间导向的形成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与时间是线性的和抽象的这个概念的全球化紧密相连的，并且也与工作世界中的时间经济的规范的被接受密切相关。如同我在导论中所尝试指出的，时间结构首先是系统的命令和主体的行为导向之间(通过同步化)相互调停的地方。从中就产生了这样的必要性，伴随着个体的时间上的行为导向的相应变化，就会出现经济中时间地平线的改变。实际上，从资本主义的时间经济中产生的高效率地利用时间资源的强迫力，会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深刻地并且大范围地在占优势地位的时间实践的形式和实质方面对工作人群产生影响。这也会伴随着激烈的社会斗争，而且如同爱德华·汤普森在被广为引用的小品文《时间、工作原则和工业资本主义》(Zeit，Arbeits-disziplin undIndustriekapitalismus)中所分析的(23],通常也会伴随着通过外力所形成的变化的出现，在这里产生了用来适应经济系统的加速要求的主体的气质，并且表现为工业领域中的工作时间从所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中的三重分离。

(1)第一重分离是，雇佣劳动的时间与机械钟表的预先出现相关，并且因此从之前如果不是有了几千年历史，也至少是有了几百年历史的社会生活主要由自然节奏来塑造的结构化分离出来的。一天的时间和一年的时间如同天气情况一样，对于工业的生产过程来说基本上不再有任何重要性。特别戏剧化地表现这种分离的方式是通过轮班制工作。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强调的，倒班制工作似乎是时间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保持没有特性的这个事实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在这里时间无论是在白天还是晚上，无论是在夏天还是冬天，都以同样的节奏前进，并且往往当在一个小时里，机器静止了或者没有工作，或是没有运输，或是没有销售，那么这个小时就被当做经济上消失的一小时。“因而，能够在一天24小时都工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追求”，马克思前后一致地作出了结论。[24]这个到今天为止继续进行的而且永远都不结束的取消的过程，最开始是取消自然节奏，后来也取消新出现的、集体的社会节奏，不仅是生产中的，而且也包括流通和消费中的(也就是说，取消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礼拜日和工作日，开放时间和关门时间，发送时间和发送间歇，简言之：取消可支配的时间和不可支配的时间)，最后形成了“没有特性的”、永恒的同步时间，这些都有着它的经济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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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Linder,1970年,第77页及其后页。

\*君特·萨夫(Günter Scharf)(1938—),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时间与资本主义》《工作时间缩短的历史》等。——译者注

[21] Scharf,1988年a。

[22]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也请参照Rosa,1999年a。

[23] Thompson,1967年;进一步参考例如Zoll的文章(1988年);或者Richter,1991年,第61页及其后页。针对汤普森的质疑是：线性的时间概念的形成和时间原则的获得并不是在工业革命中才开始的，而是有一系列的重要的历史先驱，诸如在寺庙或修道院里：社会的时间导向往往是“复数的”、复杂的并且是多种多样的:两个时代的时间导向之间重来就不能简单地并且完全地分离(Thrift,1988年；Glennie和Thrift,1996年；Garhammer,1999年，第73页及其后页：对此也有Dohrn-vanRossum,1988年)。有两点是没有争议的：其一是，由于工业革命和工业时代的制度化的管理导致了严格的、影响广泛的、由此形成社会约束力的时间模式和时间结构的出现;其二是，尽管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时间导向，但是从此以后，现代社会的时间规范占有统治地位。两点都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2)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进程，发展出了精确严格的而且几乎是完全的工作与休闲的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分离，并且也同时为个体的时间体验和时间计划以及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一起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首先通过这种分离，能够产生作为现代的特征的“休闲时间”制度化和与之相对的“工作时间”制度化，这些制度化会尝试着用不同权重从根本上重新构造主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风格以及使得日常生活时间、生命时间和历史时间协调一致的形式。工作和私人生活的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离同时也产生了意义深远的政治结果，即在现代明确了在公共的和私人的之间的特殊的边界划分[25]

(3)最后，工作时间与工作对象也分离了，也就是说，工作时间将根据抽象的、由日历和钟表确定的期限固定下来，而不再根据所面对的工作或者事件(在传统社会，特别是农业为主导的社会里，是通过要完成的工作来对行为进行时间上的结构化的)加以确定。工作时间的开始和结束从现在开始都通过工厂的汽笛或考勤钟而不再通过工作任务的要求来确定了。传统的“事件时间”是根据行为和事件的持续时间和速度来确定的，所持续的时间和速度又是通过这些行为和事件的由自然和历史所决定的特性或者由它们的完全顺从于波动的“原时”所确定；现在,通过事先确定行为和事件的时间框架而使传统的“事件时间”被抽象的、线性的时间网格所代替;传统的“事件时间”被替代是可计划性的前提，并且因此也是时间的可操控性的前提，必然也是社会过程加速的先天条件。由于传统的“事件时间”被替代，时间上的注意力焦点从任务导向或事件导向变成了抽象的时间导向〔26]正如吉登斯一再强调的那样，工业资本主义的时间，一方面通过工业生产的特殊的技术逻辑所确定[27]，因此表现为抽象的、线性的；但是，另一方面，诸如围绕着工作时间展开的斗争所清晰地展示的那样，它也是两极分化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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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Marx,1972年,第271页;参考Garhammer,1999年,第79页。

[25]参照例如Giddens,1987年a,第151页。

在工厂里使用固定的工作时间和时间周期，在工业革命期间部分是与猛烈的反抗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工人毁坏作为这种发展的中心标志的工厂时钟，或者流水线工人倔强地“旷工”，但是尽管如此，人们也完全感受到了新的生产制度的惩罚力量[28]对于新的时间概念的全球化而言，更为重要的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产生了约束和现代社会的所有制度，使得在工厂、医院、监狱、兵营、幼儿园以及特别是学校里，相应的观念和时间都必须将这些约束和制度变为习惯[29]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时间完全表现为米歇尔·福柯所分析指出的现代的纪律社会的主要工具。遵守严格的时间纪律在所有那些其行动模式往往是通过大部分是非常呆板的、抽象的时间模式所决定的(可以想象一下课程表、飞机时刻表和监禁处罚的时间周期)机构中扮演突出的角色，并且表现为纪律的中心目标。钟表因此成为最好的监视工具，因为它打破了人们通过自然和习惯而确立的原节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也是触发现代的加速能动性和增长能动性的前提条件,正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的那个著名的发现所指出的，时钟，而不是蒸汽机之流，是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30]写入到身体之内的时间纪律因而首先产生了以抽象的时间样板为自己的行为导向的能力，也就是做到准时，并且每个既存的需求(诸如睡觉、饥饿或欲望、去厕所等)都因为首先要完成固定的时间模板上的任务而被推后，因此必然产生延迟对需求的满足、压制冲动，最高生产能力和休息恢复阶段都是被限定在抽象的时刻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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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这种转变也适用于汤普森所说的主要注意力的改变(Thompson,1967)。

[27] Giddens,1995年b,第75页及其后页，和1987年a,第149页及其后页。

[28] 参照诸如Scharf,1988年b;Negt,1988年;或者Thompson,1967年。

[29] 而且公共交通的时刻表或者剧院和电影院的演出安排也为根据线性的和抽象的钟表时间确立日常生活的时间导向和时间实践作出了贡献。

\*刘易斯·芒福德(1895—1990),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并因其对城市和城市的建筑研究而闻名。主要著作有《科技与文明》《枝条与石头》《生存的价值》及《历史名城》等。—译者注

但是现在绝对不能断言，所谓的社会机制和在社会机制中所传达的时间导向，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关系上来看，最终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所产生的结构和副作用。正如我将要进一步阐明的，社会机制和它其中的时间导向恰恰既是功能分化(如果没有以抽象的时间网格为导向，行为的协调和同步化是不可想象的)、政治组织、民族国家及军队的合理化以及特殊的理性主义的西方文化的后果，又是它们的必要条件。这些事物首先相互联系在一起，并且根据韦伯所强调的“选择性亲和”的模式编织成现代的机构的独特的网络[32]从中可以看到，观念和机制在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适应过程中共同前进地发展和变化着;但是在这里也不能放弃对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发展或者文化发展的单一原因的或非线性特征的假设[33]由于社会加速的趋势适合于结构的和文化的总体安排，并且都均匀地写入总体安排的各个部分，因此也可以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确定首要的驱动要素。

在技术和科技加速的维度中的更为主要和更为直接的驱动因素，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时间经济的竞争逻辑，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运输、通讯和生产的仍然正在进行的加速在这里找到了突出的原因，并且从中所产生的加速压力当然并不只局限于技术加速的领域，而且也伸展到工作组织的发展上以及从那里又似乎“照耀到”其他的社会领域里，如现代的管理、科学加速的发展和法律的调适等等。现代的强有力的技术革命最终是为钟表效劳，而非相反:技术革命使得(时间经济高效率的)加速成为可能。因此，在工业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技术的逻辑因而就是时间的逻辑;保罗·维希留的假设因而是值得信赖的，他认为“速度方面的”革命将比工业革命更加深入和广泛(而且发生得更早)，并且是现代性的真正的摇篮[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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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芒福德，1934年，第14页;有关现代的时间意识的发展与机械表、报时钟、精密钟表在修道院式的例行公事、都市的管理和(后来的)工业化的背景下的引入及推广的历史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钟表,也请参见Dohrn-vanRossum,1988年;LeGoff,1977年;Thrift，1988年。

[31] 从这个角度来看，事实上通过让孩子熟悉相应的时间实践的学校的时间制度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学校的日常生活产生于与线性时间的持续对峙。早上闹钟响起;在吃早饭的时候可能收音机里会有报时;之后，在上学路上要精确遵守公共汽车或有轨电车的开车时间；最终到了学校，礼堂或大厅里的分针催促着加快速度；一节课结束时铃声宣告开始休息。学校所发挥的作用是使时间使用变得紧凑的装置’。”(Richter，1991年，第40页；进一步请参照Treptow,1992年,第9页及其后页;Garhammer,1999年,第73页及其后页)

[32]参照 Giddens,1995年b,第75页及其后页。

[33] 参照Rosa,2004年b;也请参照Garhammer,1999年,第75页及其后页。

有关现代的加速能动性与其说是出自现代的制度的安排、不如说是它们的基础的猜测，当我们观察当下的后工业社会在“全球化”的影响下的制度变化时，这个猜想立即就会得到证实。也就是说，在这里可以证明的是，经典的现代的工作时间制度和与它有关的前文分析的工业化现代性的三个时间上的“分离”中至少其中的两个分离，(一眼看上去)是向着呈现出前资本主义特征的模式逆向发展的。

根据当代的劳动社会学和工业社会学的研究发现35]，目前的朝向—弹性生产、从空间上和时间上对工作的去规制化和“准时生产”及“准时发货”的趋势，腐蚀了按照规范工作时间的僵化的管理的趋势，导致在工作领域的任务方向或事件方向的元素又变得不可预测，并且逐渐产生了工作和“生活”的再一次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去差异化。对于新的职业分支，例如所谓的“新经济”的工作世界，以及高资质的雇员尤其如此，但并不仅限于这些领域。越来越常见的是，在晚期现代的社会里，当时针指向五点或者日历宣告着周末的来临的时候，“工作”并没有结束，而是只有当完成了所分配的任务时才是工作的结束，也就是说，往往是遵守了完工期限或完成了项目合同[36]的时候。因此，在这期间，甚至传统的生产企业也发生了转变,废除了工厂时钟和考勤钟，甚至连出勤检查也放弃了。工作定额不再是通过钟表，而是通过工作对象来确定的了，也就是，它再一次是以任务导向或事件导向来定义的，在深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工业社会学看来，这些变化完全等同于一场不可思议的革命。[37]资本主义时间实践的逆转如同生活领域中的又一次空间和时间上的去差别化一样，同样也是引人注意的朝向前现代关系的虚假的回归。在晚期现代，随着趋势的发展，工作岗位又将成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或者相反；工作可以带回去在家中完成或者就直接在家里完成，生活世界的利益和要求又再一次遛进工作领域了。一个典范式的例子是远程工作的最新发展，尽管根据科学的观察，这种工作方式的普及度还不是很高。[38]可以代表最近的发展的是许多企业所作出的大量努力，从而使雇员能够带孩子来上班，或者在工作场合满足文化上的和体育运动上的需求，并且促进实现企业的“联盟化”的新形式。[39]通过这些方式(同样也包括通过诸如确定节假日和关闭时间等社会性的指令)，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之间再一次允许有了分界线，并且形成了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与工作有关的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新形式的分散领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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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参照Virilio,1980年,第61页及其后页；对此也请参照Breuer,1988年,第314页及其后页。

[35]Piore/Sable,1984年;Behr,1999年;Voß,1998年和2001年;Sennett,1998年;Garham-mer,1999年和2002年。

[36] 从长期的流程化的工作到“项目式工作”或者说到(往往是在团队中完成的)工作项目清晰可见的过渡，在这里只是以抽象的一固定的和外部确定的时间模式为导向的工作，被确定了短期或中期的期限，但是有相对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的行为所替代的标志。

这样的发展生长于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巨大的改变能力和变革能力，它们在当前带来了转变的潜力和多样化的局面，因而就会出现对统一的发展逻辑，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统一性的挑战。[41〕据我看来，这种怀疑只是对职业的单方面分析所带来的结果[42]对于确定这种生产方式的历史意义和它对现代的生活形式和社会形式的尝试，基本上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在到目前为止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和政治学方面的对资本主义的讨论中，占主导地位的变量大部分是涉及社会的分离、分裂和矛盾，这些往往都与经济形式相关，尤其是指在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或者是在较发达的国家和“较为落后”的国家之间[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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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在这期间有关这个领域已经开展的研究虽然正确，但是还是要提醒注意不要将这样的判断过分泛化了:在很多，尤其是高度机械化的和通过低资质人员完成的企业里，“传统”现代的工作时间制度仍然占主导地位，随着“新经济”的崩溃和伴随新经济出现的年轻的一代管理者甚至绝大多数又看上去巩固了这种工作时间制度，并且因此被广泛讨论的“没有边界的工作的边界”也变得清晰可见了。但是，我认为研究所指出的发展在大方向的趋势上是无可争议的(也请参照Döhl/Kratzer/Moldaschl/Sauer,2001年：以及Moldaschl/Sauer,2000年;进一步可以参考Schneider/Limmer/Ruckdeschel,2002年)。

[38]当然，远程工作并不是唯一的符合新式一旧式的工作导向的：基于新的技术上的可能性，通过便携式电脑及移动电话，使得可以随时根据需要而能联系得上和不再受空间的限制成为可能，这不仅使得(社会)科学家的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分隔越来越小，而且诸如不动产掮客、编程员或者保险销售代表也将如此，或者说工作与休闲之间的转化在不再有空间上的差异而且以越来越快且不规律的节奏进行。有关远程工作请参照诸如Garhammer,1997年。

[39] 参照Behr,1999年,第145页及其后页;或Deutschmann,1989年。

[40]在这样的关联中,产生了劳动社会学有关晚期资本主义的工作中的“消除边界”和“主体化”的最新讨论;参见Voß,1998年和2001年;Behr,1999年;Schneider/Limmer/Ruckde-schel,2002年;Döhl/Kratzer/Moldaschl/Sauer,2001年;以及Moldaschl/Sauer,2000年。

[42] 请参考Rosa,2002年b。

[41]参照Elmar Altvater为杂志《思索、知识、伦理》(Erwägen，Wissen，Ethik)所撰写的文章(Altvater,2002年)，以及在那里刊登的讨论文章。

相反，另一个到目前为止更受推崇的分析方向却是集中在对构成要素的分析上的，也就是那些决定现代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式，以及从它们的动态性到阶级界限的要素。在我看来，对资本主义进行重新的社会科学的解释应该是从这个角度进行的，这本书对发展的讨论也是在这个角度下的：而且，进一步仔细观察，会看到它进一步指出了，阶级对抗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增长迫力和加速迫力，以及增长承诺和加速承诺，这些都对现代的生活形式和社会形式时常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们是在资本主义时间经济中共同前进的提高原则，并且在资本主义的所有的历史变革过程中坚持下来了。当阶级对抗蒸发、不再有生产资料所有者和无产者的区分以及不再有“革命的主体”和他们能够对生活方式、社会项目有着重要影响的时候，增长迫力和加速迫力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也是保持着文化影响力和结构塑造能力的[44]

在这里所描述的晚期现代的发展保持不变的基础是什么，是什么如同一条红线一样贯穿着资本主义的不同的生产方式，这就是时间经济的命令的有效性：改革和变化一直站在时间有效性的命令之下，并且尤其是加速的逻辑，它在非常令人惊讶的资本主义的弹性和变异可能性的中间和背后开创了一条不会衰退的道路，尽管这个逻辑在不同的历史、地理和文化环境下进行了不同的改变，带来了诸如“莱茵式的”(rhei-nisch)、“盎格鲁撒克逊式的”(angelsächsisch)和“亚洲式的”(asiati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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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在这个范畴里也包括Michael Hardt 和Antonio Negri(2001年)很受关注的最新研究，他们的分析的(或者“本体论的”)基础构建了“帝国”和“群众”之间的区别或者“基本矛盾”。Hardt和Negri坚持将无产阶级定义为潜在的革命的反对阶级，这使得他们的研究对于解释晚期现代社会的现实有着明显的分类上的不足。“劳动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是对资本主义原则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服从。处于资本当中和维护资本这个事实使得无产者被定义为一个阶级”,Hardt和Negri这样写道(第53页),并且不情愿地指出，这些“无产者”没有形成阶级，而是被描写为所有行为主体的生活关系。对于谁而言，这个定义不是正确的？只要在现代社会的所有的主体或多或少地屈从于主观性的形式和资本对身体关系的有效的强迫之下，就绝对会首先沿着阶级冲突的路线出现反抗潜力的，或者从“工人阶级”中去寻找反抗潜力，如同Hardt和Negri所提出的，而不是在建立在个体的和政治的自我决定基础上的社会传统中找到。

[44]这两个变量也出现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的最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例如可以从David Harvey、Fredric Jamesons 或 Moishe Postoned 的作品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