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资本主义的变种[45]连接这些变种的是它们都隶属于资本主义时间经济的法则，尽管会有猜测认为,它们的计算地平线在时间的延伸中完全是在变化着的。因而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的资本主义来说，有效的是以短期的效率提高为导向,而在莱茵模式中却是以长期的效率提高为导向。[46]尽管如此，但是仍然会有这样的加速，即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第一种模式事实上已经在全时间实施了，从时间角度来看，也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加速地平线的缩短。

由此可以惊讶地看到资本主义系统的发展能动性:类似于马克思对劳动力的历史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确定，在这里给人们带来的印象是，速度的提高或者说加速力量的增加是(资本主义)历史的根本的驱动要素。因为加速能动性往往产生了新的时间实践和时间机制，它们使得加速能动性在它自己撞到它的速度极限之前，在长时间里能够继续提升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在遇到加速阻碍，并且因此最终被加速能动性自己所生成的加速力量所“战胜”之前，加速动力都可能继续增加。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正式的、严格线性化的、抽象的时间在工业化时代里的制度化，和因此而产生的工作和“生活”的严格的时空上的分离，似乎是使得意想不到的加速过程开始运转的“杠杆”，这个加速过程首先是生产的加速，之后是流通的加速，最后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加速。加速潜力的发展恰好将不同的工作领域从生活世界的利益中解脱出来:通过严格的排除而使得填满“工作日的每个毛孔”成为可能；因此，在工作领域中,将不受阻碍地完全贯彻时间经济的合理性。福特主义(Fordis-mus)和泰勒主义(Taylorismus),以及德国企业管理协会\*的工作和方法时间测量\*工程师只有在“付出系统性的漠不关心的代价”[47]的条件下，才能使时间效率达到最大化，也就是说，是在从所有的生活世界的、私人的和主体的关系中抽出的“纯化的”工作环境下。另一方面，严格的功能区分和领域划分对于工作的主体来说也具有好处，私人领域或者说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从经济方面的要求和(工具—策略的合理化的)需求中解脱出来了〔48]这些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在雇员和雇主之间的经济斗争打上了这种工作时间制度的烙印，因而工业化的“经典”现代性所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每个领域应该得到多大的权重，也就是工作时间的长度[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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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威廉姆·E.绍伊尔曼对我将资本主义定义为社会加速的主要驱动器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人们不清楚我所关注的是哪一种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Scheuerman，2003年，第42页)，因此在这里加以补充之后的论点是，动态化的后果是它的与经济形式的特征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形式。

[46]诸如Sennett,1998年;也请参考Garhammer的不同研究(1999年);以及Streeck/Höpner,2003年。

\*德国企业管理协会（Verband für Arbeitsgestaltung，Betriebsorganisation und Unterneh-mensentwicklung,REFA)源自1924年9月成立的“帝国劳动时间考察委员会”,是当今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劳动研究和企业管理组织。德国企业管理协会的目标是结合企业生产能力和员工需求为企业定制营利的解决方案。对高效工作流程的开发是德国企业管理协会的第一次重要创新成果。第二个重要成果是以测量、评估和塑造工作系统为基础的研究工作的发展。——译者注

在20世纪晚期，福特—泰勒式的管理制度带来的加速可能性被证明是使人筋疲力尽、耗尽能力的，因而与它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化的劳动管理也似乎突然从时间经济“加速器”变成了“刹车片”[50]

经典现代的工作管理，是通过排除可能起到阻碍作用的主观的对意义进行探索的问题和减速的生活世界的时间实践，而实现劳动强度的增加(和因此而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或加速)的，因而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在这当中经济的能动性只有通过对工作的再一主体化的反向过程以及对生活世界的权限与资源凭借取消区域划分的“殖民化”的折返过程，才有可能实现：在今天，通过企业有目的地提高主体的干劲和能力并且考虑到“自己的时间”、个人的节奏和主体对空间一时间的需求，从而使得工作的强度得以增强。例如，当不再用工厂的钟表对工作成绩进行管理，而是代之以完工期限的时候，就一方面为主体打开了新的安排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也为雇主带来了新的绩效提高的机会，以及因此而来的加速的机会。显而易见的是，“对个体的业绩能力在一天、一周、一年和整个工作生涯中的节奏的漠不关心”，也不去过问“整个人是否恰好忧心忡忡或者感冒了”，而是要求“基本上每个小时付出同样的努力”，并且因此对劳动者的非经济方面的激励潜力不感兴趣，这样的工作(时间)制度白白浪费了增加强度的可能性，而限制“框架控制”、允许主体化和允许去除劳动的边界并且因此促进效能的完全发挥的系统却与前者完全相反[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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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时间测量(Methods-TimeMeasurement,MTM)，是指执行某项特定工作所需要的时间依赖于选定的工作方法，也就是方法确定时间。方法时间测量是一种借助定义好的过程模块来描述、整理、设计和规划工作系统的工具，因而成为一种高效生产系统的标准。MTM是今日世界上应用最为广泛的预定时间方法，由此成为跨国公司所属各个单位的一种统一的生产过程计划与效率规范。——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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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Behr,1999年,第44页,与卢曼的观点有联系;也请参照Richter,1991年,第65页及其后页。

[48〕 Habermas,1981年,第二卷,第471页。

[49] 参照Behr,1999年,第34页及其后页。之后的工作的强度增加已经是资本主义加速逻辑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了:正如马克思(Marx，1972年，第245页及其后页、第279页及其后页、第425页及其后页)所做的历史性的、小心翼翼地分析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首先通过增加工作时间而加快了资本积累的速度，也就是通过将工作时间延长至14个小时到16个小时，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更多小时。这种生产加速的方式就触碰到了它的极限——它导致了生产能力的丧失，而且最终使得付报酬的劳动过程变得低效率。经济系统通过变化对此作出反应，即通过增加劳动强度来同时实现缩短劳动时间(并且因此有足够的消费时间和深造时间)和经济上的加速。

[50]因而诸如GertGünterVoß(1998年,第1页:参考2001年)假设在工作世界的所有维度中都沿着在这里所阐明的发展路线发生了“深刻的结构变化”。

对于企业家而言，时间经济的好处可以凭借以下方式成为可能，对工作时间实现各种各样的弹性化，例如通过个体化设计的、运行时间越来越短的工作合同、通过“根据需要、电话召唤的”工作委托以及通过临时工作关系等等;消除经济上无效率的空转时间或缺席时间;并且改为使用高效率的方法应对快速变化的需求情况，如能够作出迅速反应的“准时生产”[52]可以这样解释，现代的工作世界首先需要保护不受传统的生活世界的干扰，以便能够确立它的时间制度和通过合理化在社会加速的界限内实现社会加速；与此同时，经过开发的时间导向和时间原则也如此广泛地入侵了生活世界的日常的生活方式和制度，因而似乎是实现了“反向的殖民化”：新教伦理的道德伦理和它的理性化逻辑也在生活世界和休闲文化中扎下了深深的根基，通过工作领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去差别化已经不再能够撼动它了。更确切地说，后者带来的影响是，仍然存在的生活世界的减速的潜力和减速世外桃源已经朝着有利于生产、销售和消费的加速的方向发展了，并且因此也带来了资本变现的加速，因而减速的潜力和减速绿洲都受到了侵蚀。格特·君特·沃斯(Gert Günter Voß)\*在他的一项研究中指出了雇员的生活方式的变化：

能够基本…确认的是：工作关系的去边界化越是明显，和因此而来更加积极地去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的迫力越是显著的话，就会越发强烈地生出将整个日常生活有目的地按照职业的要求去安排并且有效地加以组织的必要性……韦伯已经记录了在某些群体中会出现这样的发展，并且得出了历史性的普遍结论。……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实现组织和生活方式的合理化的“科层制度的”理想却很有可能撞到了边界，并且可能转变为一种新的、与系统的边界消除有关的弹性形式。现在这一切正在发生。[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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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引文来自Garhammer,1999年,第74页;Michael Behr(1999年)也支持这个理论，特别参考第171页。

[52] 详细内容请参考Garhammer,1999年;Grotheer/Struck,2003年。

\*格特·君特·沃斯(1950—)，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Web2.0时代的企业》《劳动力企业家》《工作的顾客》等。—译者注

工作和社会之间的去除边界也体现在，许多行为，诸如在继续教育、构建机会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建立和维护”或对职业市场的观察等方面，不再能清晰地归入工作或休闲之中了:有的人晚上和同事一起去打保龄球，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重要的信息；有的人致力于公益活动或者个人的继续教育，为了提升就业机会;有的人在业余时间忙于学习计算机技术的最新发展，以满足个人的，也是职业方面的兴趣爱好；有的人在心理生理学的健康培训课程中尝试着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对生活的乐趣，这些人往往是同时忙于私人的和工作的事务。“劳动力企业家”(Arbeiskraftunternehmer)(沃斯)既对他的生活中的所有方面，也对经济上的变现感兴趣，正是经济方面的原因，使他在生活所有领域也都站在“滑动的斜坡”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都将这种状况看做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标志：当他不能向上攀登时，他就掉下来了。[54]

鉴于这种随着当今的变化而产生的晚期现代的时间导向和任务导向的混合，或者说抽象一线性的时间和事件时间的混合，以及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混合，大量的时间社会学家建议，在“多样时间性”的概念下去解释当代社会的时间结构，这种时间特性意味着根据不同的情境灵活地在可计划的时间、线性的时间和事件时间、“时间化的”时间之间的来回变换，并且强调了主体重新赢得的进行安排的自由空间和时间上的主权。“最富有成效的……是，人们能够完全按照当时情境的要求灵活地在事件时间……的世界和钟表时间的世界之间跳来跃去。”[55]但是我觉得，这种时间概念是否确切地描述了晚期现代的“消除边界”的工作布局的特征，是很成问题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时间经济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与线性的、通过日历和钟表所确定的时间有关，而且正是这种时间经济的要求，在那些在分化的系统当中和这些系统之间扩展的互动链条必须相互协调和同步的地方，仍然是到处都具有决定性的。如果企业(和不断增多的公共机构)不再事先抽象地规定上班时间，而只是向雇员或者(虚假的)自由职业者确定交付期限、生产期限和完成期限的话，那么在这里线性时间和事件时间就以最棘手的方式相遇了:在没有集体时间制度的固定的框架和卸去经济负担的“业余时间”的固定的框架的情况下，最终应该能够实现经济方面的时间效率，它应该超过旧有的规定好了的、没有灵活性的、线性的时间制度的效率。因此，我似乎至少可以在所表现出来的新的工作时间安排的角度下，讨论事件时间通过线性时间的殖民化和时间自治通过时间他治的殖民化，而且这种形式的殖民化导致—正如我将在这项研究的第四部分要讨论的——不仅是在个体生活方式的微观社会层面的“高度情境化的时间实践”，而且也在政治控制和构造宏观经济领域，甚至也包括经济方面的战略领域本身实现“高度情境化的时间实践”[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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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Voß,1998年,第25页及其后页;也请参照Voß,1990年;以及 Sennett,1998年。

[54]事实上，韦伯将这种原理看做是(经济上的)合理化过程的必然结构(Weber,1991年，第57页)。理查德·桑内特又一次在他的小品文中评价了新的“涡轮发动机—资本主义”的文化，静止意味着不可避免的后退，这种感觉最终也导致经济上的不合理的超级一能动主义(Sennett,1998年，第99页及其后页)。罗宾逊和戈德柏也在他们的时间预算分析中有趣地将这种态度定义为(Robinson/Godbey,1999年，第45页)生活方式的主导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空闲时间和工作之间的界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重要了—什么也不做，就是什么也不是，无论是工作还是空闲时间的活动对于定义我是谁’都非常重要。准备简历已经变成一门科学，而且这样的简历现在往往都要包括个人的空闲时间的活动以及他们的工作经历，这些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在这个背景下，在对资本主义提出批判的工业社会学和劳动社会学中在此期间所发现的对经典现代的、“制度化—线性的”时间的某种渴望，并不值得奇怪[57]在这个过程中清楚地展现了，资本主义加速中的所谓的时间经济的能动性，根据它的进一步发展的要求首先创造了并在后来又消灭了制度和行为方式(以及,如同已经详细指出的，主体化的形式)和它所需要的时间导向。但是，在这样的资本主义控制逻辑下，加速和增长也是在系统的宏观层面上直接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经济的速度”可以用它的增长速度来衡量，而衰退可以理解为经济上的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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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Levine,1999年,第141页,参考第283页及其后页;同样请参照Geißler,1999年,第168页及其后页。

[56]例如Piore和Sable(1984年)将当代的灵活的专业分工的经济策略看做是一个“持续革新的战略:这是对适应不断的变化,从而能够控制它所作出的尝试”(这里引自Sennett,1998年,第64页;也请参照Backhaus和Gruner,1998年)。

[57〕 诸如在Sennett(1998年)和Garhammer(1999年)的著作中;也请参照Rinderspacher,2000年。

因而，在经济—技术的社会领域所产生的快速的发展速度和变化速度为社会中的所有的其他的领域—政治、教育和培训、文化再生产甚至是法律体系等领域，带来了令人感到紧张的难题，这些将是第十二章所着重分析的问题。

1. 加速的预言：文化引擎

在社会科学的著作中，秉持最终仅凭经济方面的引擎就能够完全解释现代性的加速趋势这种观点的作者并不少见，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所有其他社会领域的加速或多或少是被迫的，并且似乎是伴随着资本主义领跑者而带来的附带现象，这当中必然也会产生相应的文化方面的“主要现象”现代的速度意识形态和现代的加速渴望[58]加速应该从经济—技术要素变成文化要素，因为加速和生产的增长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消费和流通方面的加速和增长。诸如快餐、闪电战、赛车雪橇等现象中所代表的无法从经济上加以解释的现代文化的诱惑力，从上述的角度来看却被理解为是对来自物质基础的要求的附带的文化上的反映，这样的看法应该说是不合理的。

这种简化式的理解从两个角度来看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首先，它不能说明经济上的结构要求和主观的及文化的意义模式之间相互调停的关系—当加速为主体不仅没有带来经济方面的刺激而且相反还让主体陷入金钱上的困难(并且因此也陷入了与之相连的时间上的贫乏)的时候，为什么主体参与了他们的消费行为上的加速，并且必然加入生活节奏的加速？资本主义的加速迫力本身不足解释其在非技术的加速维度中也几乎毫无阻力地推动了加速过程，也就是说，无法解释反对自我驱动的能动性或者说反抗经济加速命令的“有力举措”的结构上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化阻力为什么是缺席的。从现代文化上的自我关系的角度出发，动态化的继续发展显然不是有关对外在强迫力的适应的问题，而是关于自我确定的重要的因素。

其次，这种唯物主义的简化没有看到精神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前提条件，而这些前提条件使得生产力量和加速力量能够按照所描述的方式发展[59]正如针对经济优先假设的文化主义方面的批判的支持者所指出的，经济方面的能动性的发展从它的角度来看也不是没有文化方面的前提条件的，而是高度特殊的文化的和精神情绪历史的“需求状态”所产生的结果[60〕然而，根据这里所提出的受到拥护的历史发展的观点，基础的、历史性的变化所具有的清晰的并且似乎是先验的因果属性，就会涉及历史哲学方面的错误，因为精神的发展和制度的发展是被理解为共同进化的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两个方面一边是保持相互依赖的关系，另一边是在一定程度的弹性界限内，也是能够部分自治地在不同的方向上发展的，直至遇到合法性的危机或者制度危机以及通过制度的基础的革命或者通过思想史上的范式变化所带来的跟随而来的平衡：(61]并且，根据这个假设，特别是时间结构和时间导向，是在精神发展和制度发展的相互调停的过程中不断产生的。因此，这样说尽管是正确的，即从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不断出现的成功中能够下结论，现代性的文化正是以加速为基准方向的或者至少必须是与之兼容的，但是这只是暂时站得住脚的：因为从中所推导出来的就是精神和文化的发展只是简单地因为经济的系统命令对此提出要求。因而在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就是，加速能动性在现代是以什么方式进行文化上的规划的，也就是说，增长和加速的提升逻辑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在新时代的文化基础上受到约束和停靠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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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有代表性的主要有Reheis,1998年(特别参照第64页),Jameson,1994年和1998年；Harvey,1990年,非常详尽地阐述了这一点;也请参考Scheuerman,2001年a,第2页及其后页；以及Postone,1996年,第224页及其后页。

被普遍接受的通行的见解是，在高度发展的现代性中占统治地位的时间意识，可以被描述为线性的、伴有开放的未来的，对发展的前景的设想在很多层面都是不确定的。但是从过去线性发展而来的未来先是占据了我们的时间体验62]，接着产生了晚期现代文化中的时间贫乏和对加速的渴望的第一眼看上去令人诧异的影响。当一方面没有世界尽头的，也没有世界末日论的预言这种带来人世间的时间所剩无几的感觉的威胁，另一方面新的类型的、更好的未来就在此时此刻或者(世界)时间的那一边开始，这样的未来很快通过例如政治方面的行为而招致加速意义下的前进的时候63]，完全可以期待它们会为时间意识形态提供基础。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卢曼也指出，现代的“目标不断变化的”时间意识形态在提高速度方面无疑比去实现其内容更为重要，并且比引起人们产生“我们的时间概念进入到了望不到尽头的无穷无尽当中和我们没有最后的期限、没有世界的终点，这样的想法，要更加引人注目。照这样的时间意识形态，我们有时间，有无穷无尽的时间”。正因为如此，卢曼继续指出，这种对时间富裕的设想必须“被禁止，更确切地说是从道德上禁止”，因为它与当代社会的结构方面的要求是不相符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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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参照Rosa,1999年b,第395页及其后页。

[60] 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有关新教的研究中为这个观点提出了经典的论述(Weber，1991年);进一步请参照Gronemeyer,1996年；Blumenberg,1986年;或者Heintel/Macho,1985年。

[61] 详细内容请参考Rosa,2004年b,以及1998年,第271页及其后页。

[62]对此请参照本书的导论和第一章“1”。

正如马克斯·韦伯和被他所启发的(时间)社会学所分析得出的新教伦理的道德伦理中所指出的，现代的文化事实上是这一类的道德上的“对浪费时间的禁止”的重要的源泉[65],对于这一点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怀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对于高效使用时间、紧凑地使用和利用每一分钟的规定是这种道德伦理的核心元素，它在被这种道德伦理所统治的时间实践中发挥着理性化和纪律约束的作用。韦伯所提出的内心世界的禁欲在这里表现为严苛的和一丝不苟的时间纪律。因此，这也证明了资本主义与新教主义的旗鼓相当，而且特别是它们在时间观念方面的不相上下，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的时间经济提供了严丝合缝的文化对应。对于新教伦理而言，时间多得不得了的想法实际上是在道德上禁止的，按照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Baxter)\*的话来说，浪费时间是“第一宗也是最重的一宗罪恶”[66]这种时间观念是如何对现代的劳动社会构成束缚的，伯特兰·罗素在他的著名的《懒散颂》(Lob des Faulhe-it)中做了形象的说明，这本书是这样开头的(与韦伯的理论无关):“与我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会提到这样的谚语，撒旦发现一些恶作剧等着游手好闲的人去做’，当我还是一个非常纯洁的孩子时，我相信人们告诉我的一切，并且良心会让我一直努力地工作直到现在。”[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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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在这种观念的基督教的基础上，历史确定了它的进程的目标和方向，并且任其加速，Ermst Benz(1977年)和莱因哈特·科泽勒克这样指出(Koselleck,2000年，第168页及其后页和第177页及其后页)。历史又以变化了的形式成为长期在人类的进步中缺席的、具有启蒙意义的行为的推动力量，而现在用所有的力量使这些行为加速的目标变成了历史固有的了(Koselleck,第168页及其后页和第177页及其后页；Blumenberg,1986年，第218页及其后页)。在决定论的历史哲学基础上，能够从中推导出革命性的政治—历史的加速委托的理念，它直至20世纪都一直为社会革命的行为插上翅膀。

因此，最先的基督教的和之后的尘世的被拯救的期望中的要素成为现代的加速推动力的起源,这一点不应该被低估。即便汉斯·布鲁姆贝格(Blumenberg,1986年，第246页)也在这种关系中指出，“加速意识形态”在封闭的、决定论的历史概念中是合理的，而在拥有开放的未来的时间概念中却是非常不可能的，他强调。“对历史的过程中的必要之物的洞察……本身……”缺乏“足够的动机去产生用所有的加速的力量去支持所熟悉的事物的意愿的”，以及对于“不熟悉的…..”应该对“对它产生影响、使它参与到”有力的加速当中的决心。在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加速冲量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经受得住历史的时间概念的变化，并且甚至变得巩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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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Luhmann,1968年,第156页。

[65]Weber,1991年;对此也请参照本书第二章；进一步可以参考Neumann,1988年；或Sparn,1999年。

仅凭建立在宗教历史基础上的对浪费时间的道德上的禁令，是不足以解释现代的加速意愿的，这其中有两个原因。首先，这样的禁止不能形成有激励作用的意识形态68〕，因此卢曼所提出的目标不断变化的时间意识形态并不足以确定对浪费时间的禁止，为了使他的解释成立，还需要额外加上道德的或者最好是伦理的信条，也对赢得时间充满期望。其次，新教伦理最初的道德力量和文化力量是与有着闭合的历史的线性的时间相关的。禁令之所以是合法的并且起到激励作用，是因为它与对灵魂的救赎和在(被认为即将到来的)世界的终点永生的关怀有关。因而，在这里一直存在的问题是，世俗现代的加速渴望的文化的激励能量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与开放的未来地平线联系起来的。

现在在第一个问题上可以明确，新教伦理的时间命令，即禁止浪费时间和要求提高效率，是通过恐惧和预言(它们归根结底是最基本的人类的驱动原则)同样地起到激励作用。根据韦伯的说法，新教徒式的工作狂，同样是面对探寻上帝恩赐所选中的对象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时，对于从中所产生的命中注定的宗教式分离的揪心的恐惧所带来的结果。禁欲主义一遵守纪律的唯意志论对于(加尔文主义的)新教徒而言，在宿命论的作用和取消教会一神圣的拯救作用上似乎发挥着催化剂的功能，特别是在聚集着大量恐惧潜能的领域是唯一可靠的“慢慢化解宗教上的恐怖感觉的手段”[69]与之相关，对灵魂救赎、成为被选中的永生的对象或者被选中的恩赐的对象的预言，尽管根据加尔文主义的教义这些是不可能通过任何东西得到的，而是上天事先注定的，但是人们普遍地相信，是从实现高效率利用时间的生活方式的成功(和可能的职业上和物质上的成功)中“看出”被选中的对象的，在这里，在宗教的日常实践中的差异被慢慢磨平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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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巴克斯特(1615—1691),英国新教教会领袖、神学家、赞美诗作家。主要著作有《圣徒永远的安息》《召唤未回归者》《归正的牧师》等。——译者注

[66]参照本书的第二章.2(1),注释62。同韦伯所关注的一样，我发现同样的道德上的严苛可以在本杰明·富兰克林那里找到它的尘世化的变体，他提醒人们，那个因为懒惰不愿意挣五先令的人可能会将他的所有的获益潜力“谋杀”成“上千片碎片”(引文来自韦伯，1991年第40页及其后页)。浪费时间因此已经从备受谴责下移到了最糟糕的资本犯罪的台阶上了。

[67]Russell,1935年,第11页。沃斯(Voß,1990年)尝试着指出,新教伦理以什么样的方式到了今天仍然作为权威的生活方式的典范而存在，尽管是以变化了的形式，甚至是以扩展了的形式。

[68]因此，诸如不许杀人或不许偷盗这类严苛的道德禁令并不能带来相应的积极的激励能量。

现在作为主体行为和文化发展的发条的独立的恐惧和预言，不是新教伦理的特性，并且因此也不是现在的加速文化的特性：作为与喜悦和痛苦的意义结构相关的事物，恐惧和预言毫无疑问是普遍的最基本的心理上的激励要素。相反，特殊的是对它们在时间经济上的运用：现代文化的独特特性是那些发条与时间效率的原则的相互联系，并且与和时间效率原则相联系的加速期望联系在了一起。我的假设是，这样的联系现在在世俗化的变化过程中依旧保持着它的意义基础。

可以这么说，在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过程中，恐惧和预言尽管通过它们的投影区从超出社会的出类拔萃(永远的极乐相对于永远罚人地狱)的区域走出来、转移到了社会竞争的系统固有的区域而改变了它们的文化形式，但是它们作为(增长过程和)加速过程中的发挥激励作用的发条的功能，却伴随着从封闭的未来地平线到开放的未来地平线的过渡过程，毫发无损地保留下来了。

在本书的第五章所讨论的普遍存在的最先来自于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似乎在所有的存在领域里都是站在滑动的斜坡上、站在滑溜溜的斜坡上的担忧，是动态的现代加速社会基本的恐惧，也就是说，在偶然性不断增加的世界里，不可避免的担心、关键的选项和连接的机会会丢失，或者会陷入无法追赶的落后之中。因此，时间在独特的宗教意义基础“渐渐死去”之后在存在上变得紧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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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Weber,1991年,第129页。通过取消告解就去除了“阶段性慢慢化解”浓郁的罪恶感的“方法”(同上书，第124页)。而没有休止的工作和有时间意识地按计划进行的生活方式都是被反复提及对抗罪恶感的心理上的“解毒剂”。

[70] 这也与加尔文主义原本的教义的两个阐释是矛盾的，根据加尔文主义的教义，宿命是无法通过外在的标志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