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由此所产生的结果是，时间化的系统一定变得快速(“急躁”)，这个系统一定会增加完整性和(自我观察的)歧视能力……而且是以能够符合速度要求的形式…因而，对于伴有时间化的复杂性的系统而言，再生产一直是长期以来的难题。这个理论(指系统理论—本书作者注)并没有像传统的平衡理论那样涉及在吸收了干扰之后如何回到稳定的平衡位置，而是关于对系统元素的无休止的更新的保证；或者简而言之：不是关于静态的稳定性，而是关于动态的稳定性的。[98]

事实上，在这里系统理论的措辞让人很容易将所表现出的现代的时间难题翻译为时间视角的问题，这在当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在自创而生的完整性中进行区分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相互关联从这个“内部视角”看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每个时间点上都有要去做的决定，要计划在将来的运转，并且要去组织这种没有休止的中转能力。这一类的系统的行为迫力和由此所产生的时间紧张不可避免地转移到行为者的身上，卢曼对此进行了阐述：“一个被这样操控的系统……在它的环境中铺得很开，并且塑造着那里的人和事物，使得它们和这个系统联系在一起，并能够按照它的控制节奏发挥功能。因此……复杂性的时间化是从内到外迁移的，它牵扯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物品的损耗……”[99]这样的延伸过程很容易以一个行为者的例子进行阐释，比如一个人同时是家庭中的父亲、大学教师和市民自发组织的成员，他积极地参加家庭事务的时候，大学和市民自发组织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干扰的”环境，因为它们阻碍了所期望的家庭的“运行速度”，而使得家庭系统总是被迫“中场休息”、妨碍家庭系统实现可能性和产生连接能力，甚至直接导致它“停止下来”—如果当这个行为者在其他的(大学的、市民自发组织的)功能联系中操作的时候，就没法邀请姨妈来做客、无法修理儿子的自行车、只能推迟女儿的生日派对了。由于“自创性的”社会系统是建立在能够达到和保持“一个对它来说正常的或者仍然在可容忍的界限之内的事件顺序发生的速度”之上的，因此“空余的时间就被消除了……而且纳入到按序进行的事件中”[100]，对于这个行为者来说，似乎他在其他的互动关系中度过的每一分钟都被不可挽回地失去了，而不再能用于完成“系统操作”，他是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失去的时间。在系统视角下，连接行为一直是必要而且是所期望的；它通过系统的“空转时间”——行为者在这个时间里做着其他事情，在系统环境中被耽搁了，但往往只是滞后。复杂性的时间化因此产生了卢曼所指出的根本性的行为强迫：“体验领域的时间问题变成了行为领域的时间问题，因而时间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催促着人们。它迫使人们保持活跃”，卢曼这样评论，并且引用了卡尔·E.维克(KarlE.Weick)\*的话：“宁可要混乱的活跃，也不要有序的不活跃’………不行动是丢弃时间，那是一段什么都没实现的当下。”[101]

222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298

[98] Luhmann,1996年,第79页。

[99] Luhmann,1980年,第225页;参考1990年b,第114页及其后页。

这里所选取的例子从两个系统内部视角中的另一个角度来看，显而易见这个情境恰恰是对称的，如果市民自发组织没有以无休止的顺序不断设计、计划和实现新的活动的话，那么它就处在会从互动关系中分离出来的严重的危险中;因而在这里的暂停也是会带来问题的。而相反，当我们的行为者正坐在他的办公室，处理着大量的工作，他在家里或在市民自发组织中度过的时间对他来说，就是“被浪费的”，它们现在是干扰的和碍事的环境。实际上，他必须确定，即便是他的大学的工作也要分成不同的部分，这些部分也是建立在相似的“放入事件链条之中”的基础上的，并且也显示出由于时间紧张所导致的无休止的复杂性的增长的特征：当他站在研讨课上的时候，似乎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不能把课程准备得更好一些、为什么不能更仔细地阅读所研讨的文章、更周到地准备教学大纲、幻灯片做得更整洁一些。而他正在写作的图书，假设就是《社会加速的理论》，现在对他而言也是构成干扰的，因为影响了需要大量时间的“研讨课世界”。相反，当研讨课结束，而他所领导的有关公民责任主题的研究项目的项目会议开始了，他的时间视角就发生了新的变化:为什么他没有从昨天就开始阅读这些访谈、没有写新的手册、没有给生病的项目成员打电话?当他最终又坐在他要写的书的前面时，可能需要他真正忘记现在起干扰作用的环境…[102]

第八章 加速和增长:社会加速的外部推动力

223

299

[100] Luhmann，1990年b,第117页和第126页。

\* 卡尔·E.维克(1936—),美国组织学理论家。主要著作有《组织社会心理学》《组织意识》等。——译者注

[101]Luhmann,1980年,第279页及其后页。

但是，在内生的、内部系统所产生的加速的压力之外，在功能分化的社会的结构条件基础上，也会出现其他的系统外源的加速要素，它使得加速似乎成为这样的系统中的“合理的时间体验方式”[103]正如卢曼所不厌其烦地强调的，未来提供所描述的方式作为期望的地平线发挥作用，从而克服可能性的过量并且推迟对选择所要作出的决定。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功能分化的社会现在正趋向于使得期望的地平线本身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且因此未来似乎变得“越来越短”了。这是在相应的系统环境中的每个其他的社会系统的过程的内生性的速度加快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简言之，所有发挥功能的社会子系统相互刺激和沟通(作为在系统理论视角下的真正的系统操作—本书作者注)，从而挑起了更多的沟通”,让·塞巴斯蒂安·盖伊(Jean SebastienGuy)概括了这种自我增进的相互作用。[104]他认为，功能分化增强了社会变化的加速，因为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个系统操作都将其他的系统看做是另外的环境事件。有鉴于此，在变化速度越来越快的环境中，社会系统被迫将它的期望的地平线(和与之相应的过去向回所投射到的经验的地平线)修改为越来越短的时间间距，并且不断地表现出提高它的同步化的努力。对应做的决定的推迟也因而会变得越来越有风险：“现在的时间位置不能为任何其他的时间位置做担保，因为社会结构本身已经开始视情况而定了。早先社会的稳固的社会结构通过期望的联系使得未来的当下相对能够不令人失望地被接受，因为它大致是按照传统的延续构建的……与之相反，在现代社会的自我描述必须不断发生改变。人们必须越来越多地期待，结构所给定的预期往往是不可预测的。”[105]这再一次显示了，在第五章的“现象学”所描述的“滑动的斜坡”的经历和现在的萎缩以及必然的加速的社会变化的假设之间只有系统—结构的联系[106](从某一个系统出发所观察的)系统环境的快速意味着选择基础和期望的地平线的加速改变，并且因此“从外部”迫使功能分化的系统提高运转的速度。

301

224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300

[102] 系统的内部视角的时间紧张向行为者的行为的转移,从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完全需要足够的先决条件因为意识系统或者“心理”体系——根据系统理论首先是通过自我问责和外部问责而形成的人格面具，与社会系统中的交际活动没有有效的联系。在社会系统的时间的紧张，只是间接地意味着，对于个体的行为者也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转移机制如何能够按照系统理论那样重构呢？阿明·纳瑟黑指出了其中的路线。在他的《社会的时间》(Zeit derGesellschaft)(Nassehi,1993年，第175页)一书中，纳瑟黑首先指出，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连接最终表现为时间上的连接，但是只是在时间上的特性方面，也就是说，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在同时性的模式下运行，当前者适应于社会的环境的时候，而且也只是在它适应于社会的环境的期间，即一定程度的“锁合上了”(“结构关联的系统最终只有通过系统和环境的相互的同时性，才能相互接近，但是同时发生的事件不可避免地带来选择性和相互之间的连接”)。但是，由于心理系统在任何时候都有机会再次“打开锁合的状态”，或者说追求其他的选择性和相互间的连接，因此这种时间上的关联的形式并不足以在个体身上产生功能分化的加速效果。个体的系统历史和社会的系统历史之间的协调和同步化不可避免地首先建立在相互间对于对方来说都是功能上的必要之物的基础上。因而纳瑟黑指出，这只有在过程结构的帮助下才能发生，也就是使行为过程和事件链条是可以预期的，并且在这里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在时间上是相互连接的。“过程结构能够通过将个体作为沟通的接收者，从而实现社会和意识的同步化…不仅在社会的维度上，而且在时间的维度上，意识都是作为人而存在的，也就是人们通过对沟通的体验不仅知道对他们的期待是什么，而且也知道是在什么时间发生”(同上书，第353页及其后页，注释111)。特别是在系统操作的执行依赖于具体的人用什么方式决定行为的地方，作为通过复杂性的时间化而带来的系统的时间短缺的结果，系统操作就会处于时间压力之下。

[103] Rammstedt,1975年,第50页和第55页及其后页；;也请参照Nassehi,1993年,第194页及其后页和第376页及其后页。

[104]Guy,2002年,第4页。

继续我们的例子，用于处理项目的时间、用于对市民自发组织作出反应的时间和所面对的家庭任务的完成期限看上去都在缩短：相应的行为染上了不能推迟的特性，否则就会作废。在社会的子系统层面，例如政治和立法以及教育系统都同样地处在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变化保持步调一致的压力之下(反过来也一样)，与此同时，在组织层面上，例如企业对于易变的金融市场的指导路线不仅要被迫作出反应，而且也要被迫接受它。[107]

由于系统内生和系统外源的两方面的原因，社会系统的时间是短缺的，并且运行加速是再生产的要求，由此高度发展的功能分化也呈现出既是“自然而然的”又是重大的后果，即尤其是在组织的层面和互动关系的层面，那些系统都越来越强烈地倾向于打破它们的由社会定义的“时间窗口”，并且要求所有过程持续地进行。对于“顺序的确定”的要求和消除空转时间的要求，一方面导致集体的时间模式和时间节奏的消失并有利于“没有停息的社会”的稳固108]，在这样的系统化的过程中，趋势继续朝向全天候的运转：在因特网上，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继续进行生产、完成金融交易、订购继续教育产品等等，因而万维网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一切都随处同时发生。即便如此在网络那里也展现出了到处都可以看到的趋势：要求所有的可使用的时间、运行时间和存取时间是持续不间断的，这与延长诸如生产时间和开放时间、能够在很多不同的时间去做礼拜、在周末也可以开工作例会、体育赛事也是在工作日的每一天都有、消除不播广告的电视时间一样，体现了时间上的去差别化的过程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强大作用。

第八章 加速和增长:社会加速的外部推动力

225

[105]Nassehi,1993年,第376页及其后页，也请参考第332页及其后页;Luhmann,1980年，第296页及其后页。

[106]卢曼自己也一直指出缩短的现在是不断加强的复杂性的时间化的后果。参照，Luh-mann,1980年，第296、261页和第242页及其后页;或者1990年a,第119页及其后页；也请参照Nassehi,1993年,第342页及其后页。

302

[107]卢曼自己对功能分化所带来的这种(双重的)加速效应并不怀疑(参照Luhmann，1980年，第239,288页或者第296页，或者Luhmann,1990年a)，但是他认为与之相联系的(并且被他自己所证明的)对“现在的速度提高，现在的缩短……永恒不变的也变成可变的了等”的感觉是过时了的语义所带来的结果，这个语义最终是与不合时宜的时间的变动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它不再能够适应今天的结构复杂性了。但是，他也并没有因此指出，应该如何用其他的概念恰当地描述这些现象(Luhmann，1980年，第296页)。卢曼猜测，“大量的紧张和匆忙”因此可能只是“结构和语义之间的不对称的关系所带来的结果”(同上出处)，这个猜测在他自己的复杂性的时间化的理论背景下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按照他的理论，时间的紧张是功能分化的系统的运行方式上的必然结果。

同时，发展系统程序的持续运行为个体的行为者所带来的后果是，社会系统或者说组织和机构变得“贪得无厌”(科塞\*)[109]：它们不再满足于社会分配给它们的时间窗口，而是不断地要求主体的未被分割的注意力和全部的资源。因为从那些系统或者互动关系的内部视角来看，所有其他的行为只是干扰性的延迟和可以消灭的空转时间，因而高度时间化的系统对个体的抓取从趋势上来看是全部的。后者因此一直被迫保护他们对自己的时间预算的要求，因此用卢曼的话来说，他们在社会要求的磁场中移动着。[110]组织和机构通过这种方式变得“贪婪”，而且似乎提出了对“所有的”时间的要求，因而，在经济的和文化的解释之外，这就是有关为什么人们在功能分化的社会里如此普遍地感觉到“总是疲于奔命的”和对于任何活动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可支配的第三个决定性的原因。尽管，一位行为者打算将一天中的24小时都投入到一个功能领域中，但是他的时间资源对于完成系统所产生的任务来说也是不够的：总会不断出现有意义的事情要去做，尽管完全不必要，但是往往又是不可推迟的，因而它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放弃其他那些没有正在做的行为领域的活动的愿望。[111]

226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304

[108] 参照诸如Adam/Geißler/Held,1998年。

\*刘易斯·科塞(Lewis A.Coser)(1913—2003)，美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社会冲突研究》《贪婪的制度》《理念人》等。——译者注

[109对此请参照刘易斯·科塞(Coser,1974年)的富有启发性的分析《贪婪的制度》(GierigerInstitutionen)。科塞从中得出，建立在“完全收进”原则基础上的清晰的功能分化对抗是“贪婪的制度”。与“贪婪的”收进所带来的可能的自治权丢失的结果相反，功能分化提供了被包含进入其中的多个相互间重叠的组织的保护(同上书，第21页)。科塞指出，这种多重联系阻碍了组织对于个体资源的全部利用的要求，因为它涉及对于相互冲突的要求的有集体约束力的规范性的和法律性的规定和限制，而且因此允许一个相对没有冲突的“有序的包含其中”。“因此……雇主可以合法地拥有个体的时间的数量被规范性地，甚至合法地确立了;在这个时间里，个体不能从事他的家庭事务或者其他与工作无关的事情。类似地，民主社会限制了可以宣称合法占有公民的领域……现代的非极权社会可以典型地形容为……通过结构化的安排竞争对个体的需求，也就是说在这里，个体远不再是被完全卷入某个特别的子系统中的了事实上他们是部分地参与到不同的社会圈子里，没有人可以要求专有的忠诚…...他们与多元化的角色—伙伴的多方面的参与……并不应该是陷入了不能解决的进退两难中……只要……他们中的所有人都满足于他们整个人……都只有一部分被控制的话。这里所发生的少许的变化就是，一个社会的部分结构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安排同时发生的事务间的优先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少会考虑到个体所关心的”(Coser,1974年，第2页及其后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正如这条假设所指出的，“分部分”区分的组织自身变得“贪婪”，并且在去边界化过程和主体化过程中从空间上和时间上超越了它的(特定的时间、空间和资源方面的)获取限制：本应该遵守的规范性和法律性限制也陷入被腐蚀的过程中，正如将要进一步阐述的，这可能会为个体的(和集体的)自治能力带来重大的影响。个体感觉到自己不再是面对一个“贪婪的”组织，而是同时面对多个(有关这个趋势Bennis/Slater也有论述,1968年)。

即便在那些主体很努力地将不同的互动联系和他所参与的行为相互平衡起来的地方，作为系统的运行时间在时间上的“去边界化”的结果，主体也被迫在他们所参与的那些行为中“去除”他们自己的时间周期和时间节奏的“边界”：正如我在这一章的第一节中所尝试阐述的，从趋势上来看，工作永远不会停止，人们会带着它回家，并且在周末也继续工作，为此将家庭的需要“插入到”在工作时间“当中”，类似的趋势也同样适用于市民自发组织。鉴于从每个系统视角来看都是“滑动的斜坡”，因而在每个单独的功能领域的义务都不再能约定期限。霍宁\*、阿伦斯(Ahrens)和格哈德(Gerhard)在他们有关晚期现代的时间和生活方式的研究中分析了大量的时间预算的研究[112]，他们指出，未来的时间模式是灵活的“赌徒”那样的人的时间模式，他们会根据现有的情境决定，他们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做多久，这是晚期现代的工作、休闲和“生活”

第八章加速和增长：社会加速的外部推动力

227

304

305

[110] 在我们的例子中就是,家庭的(合法的)要求必须为工作和市民自发组织作出让步、工作上的(合法的)要求必须向有利于家庭或者名誉职位上的投入作出退让;鉴于继续在市民自发组织中存在的要求，职业上和家庭中的过高要求也要对此加以考虑。

[111] 参照Bennis/Slater,1968年,第93 页。

\*卡尔·霍宁(KarlH.Hörning)(1938—)，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实践与美学》《时代先锋:弹性工作时间和新的生活方式》和《间接现代化》等。——译者注

[112] Hörning、Ahrens和Gerhard,1997年；也请参考例如Garhammer,1999年,第157 页及其后页,第411页及其后页和第463页及其后页；Robinson/Godbey，1999年，第286页及其后页;或者 Benthaus-Apel,1995年;也包括Sennett,1998年;Eriksen,2001年。

的“去边界化”的社会结构的基础，这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对个体的时间主权提出了要求，并且使之成为可能。因而考勤钟变成旧古董的原因，不只在于晚期资本主义所提出的生产要求，而是由于它在晚期现代已经完全不胜任作为排列顺序的工具了。但是，在这里要注意的是，这里所展现的只是指向未来的趋势：而完全不能说，当今社会的时间秩序已经被它大面积地席卷了。需要捍卫的观点只是，功能分化的逻辑必然导致不能停止的复杂性的增加，并且因此与社会进程链的加速联系起来，尤其是导致社会变化的加速和逐渐推向时间差别的取消。后者作为辩证的加速运动的一部分，体现了现代性的特征：功能领域在空间上的和时间上的分化，在早期现代和经典的现代使得社会过程进入闻所未闻的加速当中，而到了晚期现代，它却是继续的系统加速或者说是持续前进的不断增强的阻力，并且以这种方式处于被侵蚀的压力之下[113]

由此所产生的在主体的身份确定模式和自我关系中的变化，是在第十一章讨论的问题。这里可以确定的是，严格的小时计划、日常安排、年度计划和一生的规划，都结构性地属于过去：由于功能高度分化的系统中的时间边界的去除，现在在那些系统过程的持续依赖于个体行为者的投入的地方、在那些作为角色的承担者的主体在不断前进的运行中不再能相互替代了的地方，都不再会保留这些计划了。因此，正如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所作出的结论，作为时间安排工具的精密的时间管理和精确的计划，都证明已经不再胜任而且是不合时宜的了：它们曾经(并且现在也)只有在那些功能分化还没有导致时间(和空间的)去差别化的地方是适宜的，并且现在在理性状态下，被对出自不同的功能领域的各项要求之间的(与数字计算机的程序相似的)微小时间段进行灵活管理的时间管理所替代，这种时间管理是为不停息的运行所构建的。我们再一次回到前面所列举的例子里：那位热心市民事务的大学教师和家庭中的父亲以不规则的顺序和间隔，不断地变换着家庭、大学和市民自发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不再能够独立于所面对的任务在家庭、大学和市民自发组织之间分配确定的时间(也不能借此摆脱其他领域的要求的负担)，而是变为在此时此刻自己安排顺序，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与诸如纳瑟黑或者萨德博斯\*一样，都一致性地将这种现象称为时间的时间化。“可以确定的是，巨大的变化潜力带来很多问题。与过去的差异如同与未来的差异一样都已经变得越来越琐碎了。由于时间是不断变化着的’，因此必须每次重新确定一段时期里的方向并且说明理由。任何恒定性、连续性和持久的状态都必须费力地生成出来。当我们仍然在确定中期待，那么期望会让我们失望，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在此时此刻的时间才是可支配的。”[114]

228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306

[113] 有关具有辩证的形成和侵蚀特点的现代的制度模式在加速力量发展过程中的模式请参考本书的第九章，尤其是表9-1。

因而，在第六章中所提到的时间预算研究中所观察到的晚期现代时间实践活动的碎片化和“多任务执行”的趋势，似乎表明了“过时了的”社会的功能分化的结构性后果；它们是从它们当中所产生的“确定顺序”或者是过程链持续运行的系统要求所带来的结果。现代技术，如电子邮件系统使得持续的系统运行的新的精度等级和在不同功能领域里的微小时间振荡的新的精确度成为可能，但是现代技术并不是新的精度等级的原因。

在社会系统的层面上，因此出现了关于保持它的同步化的能力，或者说关于可能的不同步表现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的问题：如果以下猜想是对的，即功能分化的系统由于内在的原因已经倾向于加速它的过程链，那么显而易见就会产生这样的怀疑：由于不同的系统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加速过程链，由于系统的“原时”允许不同的速度，因此当较慢的子系统努力与它所在的环境中的变化保持步调一致的话，就可能会产生对于整个系统来说功能失调的结果并撞上它自己的加速的极限。我将在第十二章将可观察到的晚期现代社会的政治上的自我控制丧失作为这一类的社会子系统之间的不同步化的结果加以讨论，社会子系统间的不同步尤其产生于经济—科学一技术上的革新速率与政治上的处理能力之间的不成比例。[115]

总的来说，在这里可以确定，在第七章所得出的自我推动的加速循环的逻辑之外，进一步寻找现代加速动力的原因，可以找到三个似乎是“外部的”驱动引擎，它们在一定前提下共同对现代所产生的补充作用，可以解释增长和加速之间的基本的提升关系。这种关系因此在结构上表现为复杂性增加和复杂性时间化;在文化上作为一种世界观的结果，在这种世界观中加速是平衡世界时间和生命时间从而带来尘世的永恒替代物的策略:而在经济上则表现为资本变现逻辑的结果(参考图8-1)。这三个加速原则中的每一个在相应的加速领域中都是作为首要的引擎，尽管根据加速循环的作用方式，每个“引擎”自然往往是共同推动加速螺旋的：经济方面的逻辑对于技术加速而言是首要的加速器；文化方面的增长逻辑推动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功能分化的结构原理以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方式加速着社会变化。在原因分析的最后一部分将探寻制度方面的条件，它们使得增长关系和加速关系的发展在历史上成为可能并且承受着这样的发展。

第八章加速和增长:社会加速的外部推动力

229

307

\*麦克·萨德博斯(MikeSandbothe)(1961—)，德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时间的时间化》等。——译者注

[114]Hörming、Ahrens和 Gerhard,1997年，第168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也请参考第179页;Nassehi,1993年;Sandbothe,1997年,1998年；也请参考卢曼的“时间化”的概念(Luhmann,1997年,第2卷,第997页及其后页)。

[115] 有关功能分化和政治(框架)控制要求对于现代的结构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安排是同样重要的这个假设，相比卢曼的观点，我更倾向于Schimank(2000年，请特别参考第274页及其后页)的。

230

308

310

309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第九章 权力、战争和速度:作为机制的核心加速器的国家和军队

在前面的章节里所明确的增长和加速之间的动态的连接和辩证的发展，是这项研究的核心论点，描述了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和现代化的逻辑，毫无疑问也可以在新时代所形成的领土所有权国家和为这些主权国家服务的军队中找到它们的影子。社会加速的大量的制度上的背景条件和数不胜数的物质层面的加速革新，如果没有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机制和发起以及军队的机制和发起是不可能的，或者甚至必须直接将前者列在后者的名下。诸如维希留、绍伊尔曼、堤利\*或艾伯林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政治学方向研究社会加速这个题目，而安东尼·吉登斯和赫尔弗里德·默克勒也都非常有说服力地指出1，国家和军队是历史上非常强有力的、基本的加速要素，它们对现代的增长动力的产生和相应的时间实践的发展发挥着决定性的“接生术式的”作用。正如我将要指出的，国家和军队固然似乎在其他的相互关系中已经分担了“传递的现代”的那些机制的各自的命运，这些机制在晚期现代又遭到了由它们自身所释放的加速要素的侵蚀，这是因为它们的作用方式就是通过它们自身的稳定性，将加速器变成了制动器，或者速度阻碍因素。

但是，到目前为止，在现代的领土所有权国家的进程中，传统国家的社会静态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领域都被动态性所代替，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2]与此同时，在新时代的领土国家中，社会过程和社会变化的加

\*查尔斯，堤利(CharlesTilly)(1929—2008),美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集体暴力的政治》《竞争动力学》等。——译者注

[1]请特别参考Virilio,1980年;Scheuerman,2003年和2004年;Tilly,1990年;Eberling，1996年;Giddens,1987年b,1995年b和1995年a,第182页及其后页；以及Münkler,2006年。

[2]参考Giddens,1995年b,第75页及其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