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311 速尤其是行为条件相统一的结果。采用同样的国家语言、货币、时区、教育体系、法律规范、管理系统、纳税义务、基础设施和中央的控制组织，都首先通过由此产生的对国家内部的转换障碍和交易障碍的拆除，而成为重要的发展加速器和流通加速器。通过系统地建设基础设施和确立法律保障及行为保障，并且也通过管理的(和控制的)垄断的确立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对可信赖的不受外来侵犯的保护，民族国家创造了长期的可计划性和可预测性的前提条件，而这些正使科学—技术和经济—工业加速得以系统的发展成为可能[3]

与此同时，现代的法律与传统的惯例法或者静态的自然法构想不同，它能够对变化的需求作出动态的适应4〕，这一点正如从中所产生的政治的民主制度相比传统的君主政体要更有适应能力和反应能力一样。同时，现代国家在它的科层式的管理体系中创造了高效率的决策工具和执行工具，它们凭借快速性和可靠性，特别是在获得和使用(尤其是税收)资源和信息方面远远超越了所有的老式的系统。5在法律规定的帮助下，成功的现代领土主权国家通过国家的和科层式的规章制度和对社会过程的政治上的控制而实现了技术一经济的和社会的加速的无与伦比的发展。

欧洲国家为了进行领土的扩张而进行的竞争和对更远的殖民地的征服及开拓，首先都长时间地表现为运输方式和通讯方式的技术加速的主要原因是：民族国家被迫大规模地投资于军事方面和民用方面的运输和通讯计划，以便在对资源、销售市场和领土的竞赛中不至于落后。6]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化可以被理解为是中央国家的加速程序，它不是被别的事物所驱动，而正是被政治方面的对积蓄权力的追求所推动着的，并且在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合约》\*(Westfälischer Friede)所产生的系统中形成具有竞争力的领土主权国家。

312

232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3]对此请参考第三章“4”。

[4]我在这一点上完全同意Scheuerman(2003年，第43页)对我的思考的补充说明。

[5] 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Weber,1972年,第562页)已经夸赞现代的科层制度是最快的、效率最高的而且因此是必要的管理方式。“在传统模型中，行政行为是………有效地节省时间的国家，因为它使得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对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深思熟虑的需求最小化。行政官员不需要进行雄心勃勃的辩论，或者担心政策目标是否会被赞同，因为已经有人为他们做了这些了。理论上他们除了使用已有的规则之外不用再额外做什么了，并且像机器人’一样只需要对任何特殊的事件恰当地泼出决议’，并通过机械地朗读手头的已经编成法典的段落作为解释’”,绍伊尔曼(Scheuerman,2003年,第45页及其后页)在对科层式的决策过程的时间效率的探讨中作出了这样的总结。

[6]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请参照Held,特别是1999年,第39页及其后页和第58页及其后页;Münkler,2006年，第四章，第21页及其后页；以及Virilio,1998年b,第22页及其后页。

统治和速度自然不是在现代才互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正如维希留所努力论述的，政治权力最终就是加速力量的一种形式，它通过占有优势的速度而使得对空间的统治成为可能，因而对于统治也一直都意味着通过使用加速策略和减速策略而实现对速度的控制和对灵活性的控制。7〕而这条最终跨越了历史的原理，现在在由它所形成的新时代中却赢得了新的含义，因为政治的“时间一空间一距离”或者说空间时间的距离大小(吉登斯)8)的形式和范围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就是说，选取直接在场的空间上的和时间上的界限的能力发生了改变。绍伊尔曼中肯地强调：

现代的民族国家战胜了一系列与之相竞争的政治组织(帝国、城邦国家、城邦国家的松散联盟)的形式，部分是因为它们对速度的更好的控制。对于在危险的国际环境中获得政治上的成功至关重要的是对加以控制的领地和人口的竞争，而这种竞争早已构成社会加速的主要根源。高速科技和社会组织的形式是在争夺领土和人口的战斗中不可或缺的工具[9]

这些也完全地体现在军事层面:对空间的统治的目标并不只是对战略上重要的位置的占领和控制，而是要在军事上和行政上对所获得的领地进行统治，借此民族国家寻求获得和捍卫权力垄断。为了防守与为了进攻而发动战争的方式和进行战争准备的方式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已经不再是为了建立或者包围难以攻克的要塞了，而是通过动态—灵活的方式使得在任意的位置都能战略性地抵达或者保护空间而这是以密集的基础设施和移动的军事单位为前提的。这种军事方面的实力和移动力量的新的形式，最早是维希留在17世纪末期在英国出现的“存在舰队”的发展中发现的：

第九章权力、战争和速度:作为机制的核心加速器的国家和军队

233

\*《威斯特伐利亚合约》(Peace ofWestphalia)是指于1648年10月24日分别在神圣罗马帝国明斯特市和奥斯纳布吕克市签订的一系列和约，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签约方包括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王国、法兰西王国、瑞典帝国、荷兰共和国、神圣罗马帝国诸侯、帝国自由城市。和约由《明斯特和约》(签约双方为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兰西王国以及各自盟友)和《奥斯纳布鲁克条约》(签约双方为神圣罗马帝国和瑞典帝国以及各自盟友)的两部分构成。象征三十年战争和八十年战争结束，政治学者一般将该条约的签订视为“民族国家的开始”。—译者注

[7]“速度一直都是猎犬和武士的优势和特权。赛跑和追逐是所有竞赛的核心。因而，在不同社会的历史中可以看到用来掌握土地、获得领地以及用来掌握最好的观察工具以便去保护和防御的不同层级的速度。不动产直接或间接地与它的渗透能力联系在一起….”(Virilio,1998年b,第24页)。有关移动力量请参见Virilio/Lothringer,1984年,第57页，以及Breuer,1988年,第316页及其后页;进一步请参考Eberling,1996年，第59页及其后页。关于在战争中的加速与减速之间的“辩证关系”请参考Münkler,2006年。

313

[8] 参照诸如Giddens,1995年b,第28页及其后页和第83页及其后页。

[9〕Scheuerman,2003年,第43页。

“存在舰队”是一种后勤战略，即一门完成不可见的物体的移动的艺术，它一直在海上保留有一支不可见的海军，这支海军部队能够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让敌人感到意外，从而通过创造在全球领域的不安全性而消灭敌人的作战意志……这是有关权力的一个全新的概念，这样的权力不再是通过直接的冲突和流血而产生，而是通过对军人数量的不对等的占有、通过对能够获得某些特定的要素的移动的数量的评估，并且因此也是通过对它们的动态的作用的持续证明而生成的。[10]

快速的原则和在几乎全部领土上出现的这条军事原则，在20世纪通过可能“覆盖所有地区的”空军的发展而能运用到更广阔的空间当中了，并且可能在洲际导弹的生产中达到了它的逻辑上的和后勤上的终点，因为洲际导弹能够在几分钟之内从地球上的任意一点到达另一点[11]

相互竞争的和扩张的领土主权国家的权力积累的逻辑，与此同时也作为关键要素对社会加速发挥影响，它不仅是狭义上的通过新的军事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发展而产生影响，也在于通过作为经济上的和“人力资源”、科学—技术的进步、行政控制和通讯即交通基础设施的提升的补充迫力而影响了社会加速。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竞争因而在社会的所有领域推动了现代的加速，直至最终实现了几乎“完全动员”，在这一点上艾伯林与荣格(Jünger)、斯劳特戴克\*达成高度的共鸣，他指出：“完全动员’席卷一切，世界大战’和世界革命’遍布整个地球。在持续的军事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的压力下，科学、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领域都运转得更快、更没有摩擦力。但是，目前仍然存在的矛盾分解了所有运动的加速，所有力量的完全的绷紧不能容忍任何怀疑。”[12]

314

234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10]Virilio,1980年,第52页。

[11] 参照Virilio,1980年,第177页及其后页。

\*彼得·斯劳特戴克(PeterSloterdijk)(1947—),德国哲学家。主要作品有《来自空中的恐怖》《对愤世嫉俗的理性的批判》《欧元主义:对政治动力学的批判》。——译者注

在政治和战争中的速度的特权完全不是现代所独有的，与此同时，在增长和加速的动态辩证关系以现代战争的工业化、经济的资本化和管理的科层化的形式发展的民族国家的背景下，速度特权也拥有了在文化上和结构上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的新的特征。[13]

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前面已经提及的从绍伊尔曼到吉登斯、从堤利到维希留的研究。但是，在这里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涉及，鉴于社会时间结构的改变，民族国家的机制和军队的机制在21世纪伊始的全球化关系的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它们是否应该被看做是加速的根本的驱动力量，或者至少是作为结构方面重要的共同推动力量，因而使民族国家的机制和军队的机制在作用逻辑层面最终也登上与前面所确定的社会加速的三个外在的引擎所处的层面中，这一点正如在威廉姆·绍伊尔曼对我的构想的批判中可以清晰地看到：14]或者它们在这里所开发的“助产术的假设”的意义里，是否可以被当做新时代的、涉及增长和加速的三重联系的、在它们自己与“经典的现代”机制的全体之间的动态化的助产医师，而“经典的现代”的机制的全体在晚期现代通过由它自身所发挥的加速力量而面临着被侵蚀的危险？正如我已经阐明的，我支持后一种观点。我将在下面的内容中首先讨论这个观点在军事方面的合理性，之后是在民族国家方面的。

在现代所形成的军事方面的特征，由于它对组织权力的不断增加的需求，也就是说首先要求快速地获得信息、政治一道义上的支持和物资及人员的补给，而在社会变化的加速中扮演着不仅是不能被忽略的角色15〕而目在社会加速的过程和另外两个层面的加速中，即技术加速和生活节奏的提高过程中，直接占有关键的地位。也就是说，一方面，陆地、空中和海洋支援的武器系统方面的军事技术的发展，如同运输技术方面和通讯技术方面的基础设施的发展一样，都无可争议的是快速的技术进步先锋。因而，例如鲁登道夫将军(GeneralLudendorff)\*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就可以理解为移动性强的法国的货车战胜了德国缓慢的火车；而23年之后却相反[16],迅捷的德国坦克构成了对法国的“闪电战”和“闪电胜利”的前提条件。同样喷气式飞机和火箭推进器的发明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技术方面的结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即便是作为晚期现代根本的加速器的因特网，它的产生也要归结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

第九章权力、战争和速度：作为机制的核心加速器的国家和军队

235

315

316

[12]Eberling,1996年,第62页;参照 Virilio,1980年;Sloterdijk,1989年，第21 页及其后页。有关战争本身对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的部分的加速作用、部分的延迟作用的详细内容请参考Münkler,2006年，第二章。

[13]有关军事、实行严格的行政监控的国家、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互联系请参考Giddens.1995年b.第75页及其后页。有关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基础上的民族国家的不可简化原则(反过来亦然)请参见同上书，第83页及其后页：以及详细内容请参考Giddens,1995年 a,第182页及其后页。

[14]Scheuerman,2003年。

[15]参照Münkler,2006年,第5页及其后页。

另一方面，在现代的市民人群及大众人群的背景下和可能是在学校之外的重要的教育机构的普通兵役制的背景下，兵营的机制在米歇尔·福柯看来就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心的纪律社会[17]在这个纪律社会中，新时代的时间纪律被或多或少地有力地“写进”了人们的身体里。至少，人口中的男性部分在兵营中对所有的自然节律免疫了，并且被那些忽视个体差异和主观的“原时”的新形式的纪律带来了最外在的完全“染成了蓝色”的结果，具有了将冲动和情绪化的反应置于形式的—抽象的时间管理和统治制度之下的能力。同时，身体的“移动力量”也通过身体的加速同样提高到了强行军和冲锋的速度，而且在时间的“一体化”中,大量的士兵(例如步伐一致地)被统一为精密的“军事机器”了。

因而，在绝对的时间管理远未在工业革命中普及之前，军队已经是现代的绝对时间制度发展的理想的地方了。[18]由此，通过严格的分层级的命令链和服从链条的指挥原则以及通过由于果断地删除不携带信息的通讯组成部分而带来的信息传递的加速，确实产生了行动和互动顺序的加速。最终，军队在生活的时间化中也是重要的有关当局，因为它将在军事化的职业生涯的形式中的、以时间为基础的可能的升迁模式投射到了(职业)士兵的生活中，因而加速的观点就成了他们有关未来的观点中准自然的组成部分了。与此同时，在技术加速之外，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也完全是重要的军事方面的成就。

236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317

\*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是德国的著名将军，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重要主将。——译者注

[16]参照Eberling，1996年,第61页。

[17] 参照特别是Foucault,1977年。

[18] 实际上，从16世纪晚期以来,从荷兰推广开来的极为精细地将军队中的行为切割为单独的小部分的做法抢在了泰勒主义的加速概念之前。吉登斯(Giddens,1986年,第148页)指出，诸如莫里茨·冯·奥瑞尼(Moritz von Oranien)将操作滑膛枪分为43个单独的步骤，而使用长矛也被分解为23个单独的动作。McNeill(1982年，第130页)也强调，通过17世纪的新的军事训练形式,每个动作能够实现新的精确度和速度(对此也请参考Scheuerman,2003年,第44页及其后页)。

但是,军队在现代化程度最高的21世纪又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首先来看看最新的情况。在这里,毫无疑问体现为士兵的训练的形式的军队的纪律不再为,或者在任何情况下不再能大量地为生活节奏的加快作出贡献了。可能的情况是，许多新兵同样因为被迫的等待时段和什么都没做的时段以及迟钝的单一任务，而将他们的服兵役时间体验为减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每个时间单位中的行为事件和经历事件的密度相对于所习惯的日常生活中的密度没有提高而是降低了。正如在对晚期现代的工作世界的时间管理的变化的讨论中已经指出的，加速作用在今天更多的是通过个人化而实现的，也就是说通过完全利用个人的特点、节奏和原时而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标准化和行为及移动的保持同步调实现的。因为在军队中产生的等级化的命令链是没有效率的了，这意味着，这种命令链条在面对革新、弹性化、生产率的提高和对快速变化的要求的适应时太慢了，因此军队的指挥原理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领域中，尤其是在经济和管理领域，不断地被扁平的等级、团队作业和个人责任的提高而代替了。最后，军队由于它的作为“经典的现代”的机制的、线性的职业生涯模式，它的组织原则在晚期现代的时间的时间化的过程中，也明显显得不合时宜了。着眼于长期发展的职业规划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时代中失去了它的意义和导向力量；正如我们马上就要论述的，除了军队之外也只还有在国家的科层体系中能找到这样的职业生涯了，它们同样都可以看做是时代错乱的[19]因而，军队机构不再被期待会对于晚期现代的生活产生显著的加速作用。

那么，这对运输、通讯和生产的加速有什么影响呢？正如我已经作出的解释，保卫和可能夺取的所包围的领地的地理战略的逻辑，随着原子能远程火箭的开发在冷战的最高点上到达了它的决定性的界限。当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几分钟之内—尽管不是几秒钟之内——就能到达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的时候，建立在对要去保护的领地和(可能)要去占领的领地也就是前线和后方进行基本的区分基础上，即前线和后方的、有士兵和平民以及有近和远的基本区分的地理战略的军事计划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作为运动战的最后的形式的技术的爆发……导致所有相互分离而且也是有差异的事物的溶解，而这种不再有差别对我们而言是与政治上的失明等量齐观的。”[20]正如维希留一再强调的，凭借这些武器所面临的毁灭是快速而且彻底的，它们埋葬了理性的政治决策的可能性，因为在生存受到威胁的紧要关头没有时间按照在政治模式中的决策程序作出合理的决定了，也就是说，不再按照普遍的建议和权衡方式了。因此，如同维希留的理论所言，在20世纪后半叶，军事方面的可能性最终被迫在例外的国家’的存在期限内存在，这样的国家仍然在军事上能控制的加速可能性的界限之内[21]“达到完美无缺的高度的技术如此理性、如此快速，并且如此成功……以至于它们所带来的结果是不理性的，并且对于政治系统来说是功能失调的。”[22]

第九章权力、战争和速度:作为机制的核心加速器的国家和军队

237

318

[19]“职业生涯’被看做是一个……标明了在前进中的一系列阶段并且伴有较为清晰的进入条件和入场规则的轨道…..…无论微软的员工或者它的无数的观察者及效仿者的员工怎样，经理人全部关心的都应该是更能适应潮流的松散的组织形式，以及商业组织被越来越多地看做为永无定论地、持续地努力在这个被感知为多样的、发展的和快速变动的……妨碍长期的结构当中，并且明确地妨碍将固有的预期寿命和工作—生涯通常的长度相提并论的结构世界里，建成一个具有更好的适应性的岛屿。在这些条件下，职业生涯’的理念才似乎模糊地、完全地产生出来”,齐格蒙·鲍曼(Zygmunt,2000年，第116页及其后页)借鉴了NigelThrift的观点并且这样阐述;也请参考Sennett,1998年;以及本书第八章“1”所讨论的文献。

因此，在20世纪末期的“完全的速度战争”是如此快速和毁灭性的，以至于由于在惩罚的同时肯定会带来自身的毁灭，这样的战争不再可行，因而在向21世纪过渡的过程中，突然开发出新的，同时也是旧的战争形式，它从很多角度来看都是借助武器和战略的帮助，并且以前现代或早期现代的时代的速度进行的：在世界上的很多区域，在战争中再一次使用常规武器、枪炮，甚至有的时候用上了弯刀和大刀，并且战士常常不再根据大面积占领所包围的领土的现代军事逻辑进行进攻，而是按照恐怖主义的或者游击队的逐点攻击和快速撤退的战略。[23]

尽管如此，在这种被上文标志为跨域历史的新的战争中，在战斗中选择性的加速和减速的能力仍然是值得奖励的，并且战争中的“速度酬金”必然持久存在，因此，经典的现代的军事方面的机制正是从加速技术的角度来看，失去了它的开路先锋的角色：民族国家的军队“机器”正是通过它的占有优势的速度，曾经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如此成功的，但是面对这个既新又旧的战斗类型，它几乎是无力的，它在面对根据游击战战术行动的敌人时过于缓慢、过于呆滞，也过于慢腾腾了，并且进入了一个不再有地理战略的边界的世界。由于经典的现代的军队的发动机制，诸如应召入伍和政治—外交上的宣战、动员和军队集结，都是花费时间的，正如赫尔弗里德·默克勒所指出的，这就是战争动力学;但是诸如马丁·凡·克瑞维尔德(Martin van Creveld)\*等人认为，今天与经典的现代完全相反，完全可以期待战争的去军事化、权力垄断的倒塌和“市民战争的爆发”(恩岑斯贝格\*\*语)[24]在21世纪伊始，美国军队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武力炫耀却并没有能隐藏得住，作为对“9·11”恐怖袭击的反应,美国用老式的国家战争的方式对阿富汗(Afghanistan)和伊拉克(Irak)发动了战争，而这种做法是不合时宜—“古老欧洲式的”，而且也同样不是对现有的困难状况和危险状况的恰当的应对。面对信息时代中运转的恐怖网络所带来的可能性，新时代的军队机制没有任何机会了，它完全被证明是“过时了”的[25]从中完全可以看到，真正的军事上的革新在今天更确切地说是应该以毁灭技术的一定程度的放慢和精确为目标，这使得对快速武器的可控制的以及因此战略性的替代成为可能。利用激光制导的机灵炸弹不需要更快，而应该比它的前辈更加精确，并且在它的毁灭性力量中应该有选择性。在今天，军事技术发展的目标不再是快速地毁灭敌人，而是精确地切断他们的基础设施和抵抗力量。[26]

238

319

320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20]Virilio,1980年,第187页。

[21]同上书,第177页。

[22] Eberling,1996年,第63页及其后页。

[23] 参照Münkler,2002年,第13页及其后页和第175页及其后页;以及Creveld,1998年;进一步的还有Enzensberger,1994年。

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其至是晚期现代加速技术—因特网—所带来的军事发展的虚假的武力炫耀，也有趣地支持了我的有关加速原理在军事逻辑中失去了作用的假设。尽管，因特网毫无疑问不仅是信息技术过程中的根本性的加速器，而且也可以被看做是社会变化中的加速器，但是它的连接成网的逻辑对于军事战略的“发明者”来说不再是战争的加速，而是战争的减速：作为因特网的原始形式的阿帕网(Arpa-net)\*是美国国防部的发明，目的是通过通讯设施的分散和去中心化，在遭到[苏联的(sowjetisch)]核武器袭击的情况下阻止美国信息系统在被攻击后被切断。曼努埃尔·卡斯特斯发现“阿帕网在一定程度上是毛泽东式的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和了解、在广阔的领域分散游击队兵力对抗敌人的军事战略的电子对等物。正如阿帕网的开发者所希望的那样，它所形成的网络结构不是被任何中心所控制的，而且是由成千上万的自动计算机网络所组成的，它们之间有着无数的连接路径”;而与此同时，赫尔弗里德·默克勒与这些想法完全不同，他指出毛泽东的游击队战术体现了战争的减速。[27]因而，因特网这个例子说明了社会加速效果在极少的情况下是军事技术的减速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第三章“3”所定义的第三种减速类型的补充形式)的没有企图的附带后果。尽管这个例子证明，军事方面的发展能够进一步产生加速效果，但是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作为在这里所支持的假设的反例，即军事机制在晚期现代进一步丧失了作为社会加速的先锋的功能。

第九章权力、战争和速度:作为机制的核心加速器的国家和军队

239

321

\*马丁·凡·克瑞维尔德(1946一)，以色列军事历史学家、军事理论家。主要作品有《希特勒的战略：1940—1941年》《科技与战争》《战争的变化》等。——译者注

\*\*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1929—)，德国诗人、作家、出版人。主要作品有《方言的历史》《报刊亭：新的历史》《自由之路》等。—译者注

[24]参照Castells,1997年;也请特别参考本书的第四章。

[25]也请参照Castells,1997年,特别是第四章。

[26]默克勒(Münkler,2006年,第13页)发现：“以所谓的隐形轰炸机为例，最新的发展无疑体现出，新的军事要求不再是继续提高速度，而是与速度没有什么关联的减小对手对我方的识别度。”绍伊尔曼(Scheuerman,2003年,第46页)举例说明军事技术“最新的”加速作用因此并不能使人相信，英国城市的炮火并不因为德国的空军的出现就“过时了”，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巴格达(Bagdad)运输炮火也不是军事技术的成就，并且“灵活炸弹”的成功也与加速作用无关。

因而，从大量对全球化时代下的民族国家的功能丧失和功能变化的诊断中可以明显地看到[28]，上述假设对于国家的机制也同样有效。众所周知，有关民族国家陷入衰落并且不断地失去权力的假设得到了广泛的赞同。但是，反面的诊断指出，各个国家继续是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塑造的主要行动者，国家最终导致政府间尤其是强有力的工业国家之间—的协商和达成的共识的过程，即在今天在全球化这个关键词下讨论的过程成为可能。因此，民族国家仍然和以前一样，是公民的甚至正在不断增多的政治要求的主要接收者[29]但是，有关民族国家的权力无论是从它的统治权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它的自治权来看，都是败于中性的限制形式之下，对于这一点几乎没有太多的怀疑[30]：民族国家的统治权一方面是通过国际法的发展而被限制的，根据国际法，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中，例如尤其是人道灾难和种族灭绝，也可能是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国家共同体允许对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而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统治权通过自愿加入跨国机构[例如欧盟(EU)而被削弱。后者首先是作为对于民族国家自治权的持续不断地通过尤其是经济和金融交易的“全球化”被削弱所作出的反应，全球化使得每个国家的政府在金融方面、经济方面和社会政治方面的活动余地大受限制。[31]全球化首先意味着金融市场的去规制化，这是高度工业化的民族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带来的后果，而全球化并没有对自治权的丧失这个事实情况有任何改变，自治权的丧失也无法通过每个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加以弥补。有鉴于此,对于赫尔德\*等人通过细致的分析所得出的论点的正确性是无可怀疑的，即当代的民族国家尽管不能以简单的和没有止境的权力丧失为标志，但是也是经历着它的功能上的根本的变化[32]

240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322

\*阿帕网(Th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开发的世界上第一个运营的封包交换网络，它是全球互联网的始祖。—译者注

[27] Castells,1996年，第6页及其后页：Münkler,2002年，第25页及其后页，第55页。战争的加速和战争的减速自然同时是军事战略的基本的互补原则：针对潜在的攻击者的移动力量的提高，防御的一方往往就应该作出努力开发新的阻碍、抑制和停止的手段的反应，诸如城堡和要塞以及城墙和河道都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上的例子。但是，正如维希留所努力阐明的，到目前为止，技术的和组织的阻碍往往是因为从进攻速度的提高并且必然从加速技术的进步当中产生的，在这里也证明了，加速和减速是不对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阿帕网只是跟随在后的减速。这个“两难的困境”因而也非常有趣地出现在足球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针对进攻一方的新的加速战略和加速技术，防守一方要用不断改善的“减速方式”作出反应，但从总体上来看，足球比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变得越来越快了。而且在这里也完全可以预期，足球运动也将不断接近它的生理上的绝对的速度边界。

[28] 参照例如Beck,1997年,第34页。

这种功能上的变化在社会的加速方面体现得特别清晰。我的诊断以简洁明了的形式来阐述就是，民族国家从加速的关键机构变成了减速的核心机制，也就是说变成了加速的障碍。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在早期和“经典的”现代中，领土主权国家的中央集权化、标准化以及社会发展和交换过程的规制化产生了非常动态化的后果：一方面是安全组织，另一方面是国家的科层官僚机构的高效率的管理机器作为最重要的机构行使职能。有关与民主国家最密切地连接在一起的军队，我已经指出了它从现代的加速器到晚期现代的制动器的功能转变的假设：战争的去军事化也是战争的去国家化，尤其正如不断增加的有关市民战争的类型的讨论中所指出的，对国家的统治权的挑战是通过国家之下的运动从内部发出的[33]

第九章权力、战争和速度：作为机制的核心加速器的国家和军队

241

323

324

[29]参照诸如Gilpin,1987年;有关怀疑全球化的观点也请参考Held,特别是1999年,第5页及其后页。

[30]统治权在这里是指民族的行为自由的法律上的保护；自治权实际是行为的活动余地的确立;参照Held,尤其是1999年，第441页及其后页。

[31] 参照Beck,1997年,第一章;Harvey,2000年b,第65页;Castells,1997年;Held,特别是1999年。

\*戴维·赫尔德(DavidHeld)(1951—),英国政治学家。他和吉登斯同为著名的政体出版社(PolityPress)的创立者之一。主要著作有《批判性理论导言: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政治理论与现代国家》《民主的模式》《民主与全球秩序》《全球转变：政治、经济与文化》《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等。——译者注

[32]Held,尤其是1999年，特别请参见第436页及其后页、第82页及其后页。类似的研究有Castells,1997年，第四章,尽管它们所强调的要点在于权力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