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类似的发展也可以从国家的第二个核心元素中，即民主国家的科层官僚机构中观察到。科层管理的结构和决策过程不仅失去了高效和时间上的合理化的总体形象，而且它现在完全成为无效率的典型了，也就是说是缓慢和不灵活的典范，在韦伯最初对它的合理性和快捷性的证明中可以看到，在科层制度中曾经所有过程都是行动适度的，行政手续也都是被严格遵守的，权限和规定被设定了统一的线性层级，固定的工作线路被确定，等等[34〕由于科层的官僚体制过于缓慢，因而在今天科层官僚组织的去科层化就成为从减速中加速的王道了。卡斯特斯所诊断的从20世纪的最后25年中出现的“国家社会主义(Etalismus)\*的危机”因此首先也是科层制管理的危机。国家社会主义在面对私有经济的资本主义的衰落，可以被理解为国家控制的加速能力触碰到了它自己的极限的结果：中央集权化的国家作为行为者，对于通过新的信息技术所创造的“网络社会”的时间结构而言过于迟缓和不够灵活了;它不再能够为到目前为止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一波加速浪潮提供更多的自己的能动性力量。[35]在对于东欧的系统崩溃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也发现了一致的现象，即社会主义国家的时间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静止的”，并且因此系统变化被感觉为巨大的加速过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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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33]参照Creveld,1998年和1999年,在这里也提出了民族国家和军队的功能转变是同时发生的。

[34]参照韦伯，1972年,第562页和第825页及其后页。有关工业化时代中的科层化和合理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进一步参考Beniger,1986年,第13页及其后页和第184页及其后页。令人意外的是,绍伊尔曼(Scheuerman,2003年,第45页及其后页)认为科层官僚制度的这些僵化的特征在今天仍然起到非同寻常的加速作用。

\*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试图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改良的改良主义思潮。国家社会主义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体，是高度民族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强调：国家是绝对物,所有个人和集团都是相对的，国家是个人真正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体现，个人必须绝对服从国家。国家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那种生产资料个人所有的制度，而是提倡一种能和社会化生产大分工相适应的以国家为主体的生产分配调控，这一点类似于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但二者却有本质区别。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强调生产资料公有。而国家社会主义强调的是生产资料在所谓的国家意志影响下的监控，政府表面上并不直接控制生产资料的配置和使用，只是政府代表国家拥有对生产资料的绝对控制权、使用权、分配权，但实际上却是将一切分配权集中在少数人(官僚、独裁者)手中。——译者注

[35]参照Castells,1998年,第一章。

处于危机中的科层官僚制度，体现为正在出现的功能的转变，因此这不只是意味着单纯的管理危机:在与经典的现代完全相反的晚期现代中，不再能够通过对社会方面、文化方面和经济方面的过程和关系进行国家的管制而实现加速，而是通过对这些方面的去规制化产生加速。如同我将在第十二章中所阐述的，政治控制的加速作用已经被耗尽了，这主要是因为通过政治控制的加速所驱动的在经济和技术领域以及社会的社团模式中的发展是如此迅速和灵活，从而使政治系统不再能够跟得上它们的步伐了。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民主的管理要求：正如将要指出的，民主的意愿形成过程和决策过程本身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而且由于公共领域和社团结构在晚期现代的变化，甚至发展出更大的时间需求。由于这种时间上的不同步化，政治控制和社会加速的关系在发达的工业国家几乎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在消除国家管制和放弃控制的过程中，保证了进一步的社会加速，因而控制要求和管制要求的保留，首先被证明会成为经济方面的制动器。因而，在政治的倡导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例如巴伐利亚州(BundeslandBayern)在2003年冬天就发表声明：要求“去官僚科层化：自由州应该去掉三分之一它所制定的规定：州政府应该通过大规模的网络调查确定哪些规定是阻碍经济发展的”，这是来自《南德意志日报》(SüddeutscheZeitung)2003年2月1日/2日的报道。在此期间也可以在其他联邦州看到类似的倡议。[37]

因此，在今天，国家也是加速的决定性的代理人，当然国家—政治的加速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进步的政治”意义上的通过管制化和民族国家的标准化而实现的社会发展的动态化，正走向通过去规制化和渐进地放弃特别的民族国家的标准(直至自己的货币)的动态化。在民族国家之间的加速器式的竞赛在当今仍然继续进行，但是它主要发生在对经济上的有竞争力的位置这个领域的竞争中，在这个领域当中，由于竞争可能会通过诸如引起税收资源的枯竭而侵蚀自身的基础，最终反而非常矛盾地缩小了竞争优势。[38〕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一体化和中央集权化加快了速度，因而从20世纪的后半叶开始，国家中间的差异就显然成为大宗交易的障碍也成为加速的障碍了：加速力量似乎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因而，今天在国家作为加速的代理人出现的地方，它对加速的代理主要通过有计划地推动对(到目前为止)作为对它的定义的制度化的安排和它的流传下来的形象要求的侵蚀。因此，今天“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非常成功地成了去规制化、去科层化和逐渐消除国家的政治的核心，就没有什么令人意外的了，简言之，政治失业的意识形态产生了。[39]

第九章 权力、战争和速度:作为机制的核心加速器的国家和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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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在Chesneaux(2000年，第419页)那里可以找到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Tsche-cholowaksich)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Havel)在1990年所说的一段话的引用：“当我在布拉格城堡开始我的总统工作的时候，我发现那里根本没有钟表，而这对我来说是个有力的象征;在很长的时间里、在年复一年中，都不需要去看时间，因为时间根本就不存在。历史停止了并且不仅在布拉格城堡中，而且也在整个国家当中。今天，历史突然向前奔跑………并且看上去是要追赶上丢失的时间。我们中的所有人………都必须重新回到时间的进程中去。”Priller(1992年,第610页及其后页)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的东德(DDR)的时间模式中几乎没有任何动态性变化，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剧变的来临，这可以看做是缺乏革新和现代化的象征。进一步可以参考Borneman,1993年，第105页：Keane，1991年，第189页：以及Urry,2006年，第20页。这样的时间体验也可以在沃夫冈·贝克(WolfgangBecker)所执导的非常有影响力的反映东德剧变的电影《再见，列宁!》(Good-ByeLenin)中找到有力的表述，在影片中年轻的主人公确信，生活在剧变后已经变得越来越快了，并且感觉到每个人都处在粒子加速当中。关于东德和西德的不同的生活节奏和有关将加速体验作为对剧变的体验的研究也可以参考Hofmann,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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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南德意志日报》(SüddeutscheZeitung),第26期,2003年2月1/2日,第48版。

在这项研究的第四部分，我将尝试着证明这条假设，即从时间结构的原因来看，事实上现代性从特殊的意义上来说，正处在从后历史阶段向后政治阶段的过渡当中。在这里，与此同时还可以从总体上确定，定义了“经典的现代”的社会机制的全体在加速力量和制度方面的框架条件之间的辩证发展中，表现出了大范围的和影响深远的功能倒置的特征。经典的现代的加速器变成了晚期现代的加速障碍或者制动器，通过加速自己所触发的开始运转的动态化的理论，现在正处于变化的压力和被腐蚀的压力之下(参照表9-1)。社会加速的能动性在前面的章节中所阐述的文化方面和结构方面的推动要素的相互作用独立于那些机制，而现在又变成了对抗它们。这些适用于军队的机制和国家的官僚科层制度，正如将要进一步进行阐释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同样适用于民主的形态和政治的管制。由此，从严格划分工作和休闲40]的工业化的劳动时间管理的机制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观察到这种所谓的辩证关系；而且甚至是在特殊的空间时间的功能分化的制度化41]以及在稳固的个人的身份确定的观念上和以正常履历为导向而产生的现代的人生生涯管理的[42]观念上，也都能够观察到这一点。因而，无论从语义上还是从机制上，到目前为止稳固的现代的社会结构已经明确地开始变化了。从实证上和从理论上将这种变化重构为社会加速的晚期现代阶段的后果，并且对由此所产生的伦理上和政治上的后果进行恰当的确认，将是这项研究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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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参照诸如Beck,1997年，第13页及其后页：Castells，1997年，第五章。绍伊尔曼(Scheuerman,2003年)对我早期所提出的民族国家的加速功能的丧失的理论提出了批判，但也赞同民族国家仍然能给予重要的加速冲量；而且他也指出了民族国家的矛盾的结构，对此我的理解是，国家已经成为晚期现代的加速的障碍了。

[39]参照Beck,1997年,第203页及其后页。

[40]参照本书第八章“1”。

〔41]参照本书第十二章“3”和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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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权力、战争和速度:作为机制的核心加速器的国家和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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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对此请详细参考本书第十一章“2”和“3”。

[43] 对此的解释请见第十章和第十一章“3”。

结 果

第十章 加速、全球化、后现代化

在前面一章里所提出的经典的现代的机制的全体的危机，在现今的大量时间诊断中被通常看做这些机制在以“全球化”为关键词的发展中所带来的后果。因而，诸如乌尔利希·贝克等人不仅将全球化过程理解为去国家化或者去政府化的先驱，而且也直言不讳地将全球化看做“机制的软化剂”，它将长期地抽走政治过程，使得社会福利国家的核心要素的僵硬结构运动起来并且似乎是“液态化”了：

看上去完全锁住政治形态的工业社会的机制能够被“撬开”并且打开政治上的掌控：社会福利国家和退休体系、社会救助和地方行政、基础设施政策、工会的组织化的权力、跨企业的劳资自主协定的谈判系统的前提条件，与国家支出、税收系统和“税收的合理性”一样，所有的都在全球化的新的暴烈的沙漠里的阳光下融化为政治上的可塑性(的过分要求)了。[1]

正如贝克所指出的，在机制的结构断裂的过程中并不必然会带来塑造它的政治(或者甚至是民主的)新形象的能力，而是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系统性的关联，即导致政治上的自我作用的可能性的持续的丧失，有关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十二章中讨论。首先，在这里要准确地把握晚期现代的液态化过程的共同逻辑，并且为回答关于社会发展的当下阶段的

[1] Beck,1997年,第16页和第13页及其后页;参考Harvey,2000年b,第62页及其后页。

真正的新来者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打下基础。2]

对于这个新来者，并不只是在“全球化社会”这个关键词下加以理解，而是借助从先前发展的现代或者“经典”现代直到“后现代”的各种各样的诊断尝试对它进行把握。[3]而且突如其来的后现代的诊断也观察了原本坚定不移的经典的现代机制的长时期的“软化”;还有它们加深稳固的个人的和集体的身份确定的终结、线性叙事的意义模式被碎片化的刺激的原则所代替、民族国家的破裂，以及在诸如艺术与经济之间、经济与政治之间、政治与科学之间等不同功能领域之间的机制界限的被打破。4〕极端的后现代诊断同时宣告了现代规划、理性、主体、政治以及其他所有一切的或多或少的终结，这些事物在现代曾发挥着产生意义和确立合法性的作用。令人感兴趣的是，有关后现代的社会哲学的立场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想法体现它的特征，即世界或者说“生活”无论从主体的视角来看，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都不再能够被解读、被理解和被塑造了，而且它也不再需要那些，因为控制要求和自治要求反正也只是现代性的错觉而已。因而，哲学的假设和社会学的分析通常杂乱无章地混杂在一起，尤其是在哲学的或规范的设计被当做实证的观察的地方，更是很成问题的[5]

但是，也有许多作者加入了对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向21世纪过渡时出现的断裂面的感知，他们既没有追寻对全球化的讨论，也没有跟踪对后现代的讨论，而是用了诸如第二个现代性、晚期现代性或者反身现代性化等新的概念。这三个概念同时也反映了这样的加速，即这个新来者并不是在现代的社会发展框架之外移动的，而只是体现了在现代的社会范例之内的一个新的阶段或者发展高度。[6]

正如我已经在导论中所预告的,我将在接下来的三章里解释,无论是当代发展的间歇还是它的连续性，都只有通过对现代的时间分析方面的确定，才能精确地把握和实现实证上的教育意义。接下来要论证的假设是，西方发达的社会类型在最近的十年里经历了最新的加速波，这个加速阵发再一次改变了作为它的基础的空间一时间一制度，因此所形成的社会,无论对于个体的还是集体的自我关系来说，都到达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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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在这里会有再一次提及,这个新来者并不能从机制和社会关系的液态化自身中产生，因为现代从一开始就是以“持续的和存在的”动态化的趋势为特征的。在静态的一传统的机制的动态化的第一波浪潮之后，伴随着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经典的现代”的机制—总体却令人惊讶地遇到了很强的时间阻力，因为这种机制总体考虑到了现代的动态化特征,并且能够证明，社会世界中的加速过程和变化过程将自身引导到了稳固的轨道上，而且正借此推动着加速。详细内容请参见本书第三章“4”，以及Wagner,1995年;Bauman,2000年，第2页及其后页。

[3] 有关晚期现代和后现代的概念区分请参见本书的导论，注释76。

〔4] 众多研究中有代表性的例如Harvey,1990年,第113页及其后页;Jameson,1998年；Giddens,1995年b,第186页;Welsch,1994年,导论;Urry,2006年。

[5]对此请参照彼得·瓦格纳(Wagner,1995年)阐明的后现代诊断的实证基础。

[6]有关现代的中断和延续的问题的社会学上的讨论请参考Berger,1986年。

这个所假设的加速阵发最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了它在经济上、信息技术上和文化上的推动力7，它也首先从1989年左右的三个历史性的发展的相遇中，赢得了波及面非常大的冲击力：无论是那一年的政治革命，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的瓦解，以及东欧国家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开放;还是尤其是通过因特网的出现(和卫星电视的扩建)所推动的数字革命，在那之后很快也延伸到移动革命，通过这场革命微电子的、不受地点约束的通讯上的可抵达性成为可能；以及最后的灵活积累的经济革命或者说“涡轮资本主义”的后福特主义的“准时生产”所带来的经济革命，都是加速运动的核心。8〕当然，在这里这些发展的作用是相互联系在一起，并且不断增强的，通过它们，促进了诸如在1989年之后的政治变革和信息技术的网络化，并且最终再一次使得生产加速的新的形式成为可能。

特别是，在信息传输中所实现的实时水平几乎对于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领域都发挥了强有力的加速吸力的作用，并且因此唤起了这样的印象，即我们是新的、本质性的速度革命的见证人，在其中所产生的速度不再将令人屏住呼吸的“齿轮咔嗒咔嗒转动的前进”作为象征了,而是通过万维网和诸如“即时满足”和“即时供货”这样的关键词来加以表述〔9〕因而，(例如在开发模块时)物质过程的可视化和数字化，以及在“模拟的”，也就是物质的过程链条中的数字信息传输，同时导致了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和消费领域的加速。[10]

第十章加速、全球化、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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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卡斯特斯(Castells,1996年,第5页及其后页,和1998年,第335页及其后页)将从1968年开始的文化革命和从中产生的新的社会运动、在微电子技术中的技术大爆炸以及国家社会主义在政治一经济的危机作为三个在加速的信息时代主要的推动力。但是，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的具体时间问题主要集中在对社会科学领域中对现代和资本主义的开始时间的争论，因而对此要格外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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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有关“数字革命”请参考诸如Freyermuth,2000年;Eriksen,2001年。后者将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Jugoslawien)的解体和第二次海湾战争(Golfkrieg)看做是政治事件，它们发展了1991年左右的重要的加速阵发(第8页及其后页)。有关“政治革命”的动态化的作用请进一步参考Urry,2006年,第20页及其后页。有关“移动革命”请参考Myerson,2001年。关于特别是多国家，康采恩通过新的集权化和去集权化的战略、变化的采购关系和“涡轮资本主义”所推动的生产的新的空间分布和灵活的积累而导致的“经济的速度革命”，请参考本书第八章“1”，进一步可以参考Sennett,1998年，Harvey，1990年，尤其是第141页及其后页；Jameson，1998年，第67页及其后页。这些发展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中带来了一个新的社会时代，也就是说导致了生产方面、政治方面和文化方面的体验的变化，为此，卡斯特斯用了三卷本的著作阐明信息时代的问题(Castells,1996年、1997年、1998年)。Hardt和Negri也在他们的尚有争议的时间诊断《帝国》(Empire)(2001年)中发表了类似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