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正如我在对现代的文化方面的自我观察的分析中已经指出的，在刚刚过去的世纪之交，对这些事件的文化上的感知和消化，是以许多对加速阵发的理解接受和反应的模式来不断重复的。[11]位于自我观察的层面上、通过对所假设的加速阵发所作出的强有力的推理式反应的社会学方面和经济学方面的分析，也为生产速度的加速(并且随之而来的销售速度和消费速度的加速)以及社会的生活节奏的加速和社会变化的最新的加速提供了“物质方面的”证据。[12〕但是，测量加速的尝试却遇到了与确定全球化的范围和程度时一样的困难。因而，作为所假设的加速阵发的指标，可能是处于在第三章“3”所确定的惯性力量和惯性小环境中的压力的强度：正如所猜想的，速度的极限当然可能受到双重愤怒的攻击(例如在那些早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努力刺激幼儿早期的学习能力的地方、在那些考虑通过植入计算机技术提高大脑的工作速度的地方或是在那些通过基因方面的操控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生物上的变化而达到自然养殖所需要的类似结果的地方):社会的“减速岛”正处于不断加强的(通过使十多年以来被人们所习惯的现代的传统变成牺牲品，例如在大学的教育体系中，也有很多是在生产过程，甚至是交通方式、合理化措施领域中的传统)被腐蚀的压力之下：而且至少在报纸专栏和专业类报纸中，越来越多地将诸如急忙病或“常见的”抑郁症之类的个体病态的“减速反应”作为功能失调的附带后果来报道[13]同时，在文化方面的自我观察中，有关加速的社会变化只是发生在“用户界面”，而事实上深层次的文化静止却隐藏其后的印象似乎被强化了14]，与此同时对于减速的“意识形态上的”呼唤正在不断高涨。但是，可能是最有趣的发展却发生在功能方面的加速或加快的减速这些领域中。如同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所分析得出的，加速压力在此期间变得如此庞大，因而正是通过它们自身的短期制动效果从而实现长期的加速的“经典的现代”的发挥制动和控制作用的机制网络—这当中毫无疑问要包括在经济方面的国家行为[15]，不再能够承受得住晚期现代的“没有界限的加速”及其所带来的仍然是不可预测的后果了。[16]

252

336

337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9] Freyermuth,2000年,第75页。

[10] 对此请参考本书的第三章.2(1)。

[11] 参照本书的第一章“2”和第二章“1”。

[12] 对此请首先参考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所探讨的发现。

[13] 参照本书第三章“3”;也请参考第十一章“3”。

[14] Baier,2000年;Jameson,1998年,第50页及其后页。

而对于我的假设来说关键的是，前面所提出的三个发展同时也应该被理解为全球化的形式。实际上，通过对从20世纪晚期以来的社会关系中的信息技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化所产生的作用的观察，确定了对全球化的讨论。但是，对这些关系中的特性上的新来者的确定，必须从时间分析的角度出发才可能成功，因为只有这样，有关全球化的诊断才能识别新来者，否则的话，对“新的时代”的证实的努力无法令人满意，而且也是令人困惑的[17〕信息、货币、商品和人员的跨越巨大的距离进行交换或流动并不是新鲜事，而观念和疾病的移动也不是：新鲜的是这些过程在今天运行的速度和无阻力[18]

很多远距离交易能够以数字化的方式并且因此“实时”完成，也就是在实际操作中没有时间上的延迟、没有高额的成本也没有摩擦耗损：所有类型的资本投资、信息传送，同样也包括可视化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的同步处理，都是这方面的众所周知的例子。在现代的移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从个人计算机中延伸发展出来的具有无线因特网连接的移动电话，使得在地点上直接地捆绑在一起的基础设施方面的前提条件对于这些交易而言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是，与此同时人员和物品的物质性的移动所需要的运输时间和运输成本却也在上一个十年里大大地减少了。用于克服距离的成本、阻力和时间的减少，自然会对相应的交易数量的数量上的提高在很多层面产生影响。因而，赫尔德等人在他们小心谨慎的实证研究中，将全球化作为一个同时通过全球性的交易的扩展度(广阔性)、密集度、速度和影响程度(影响性)来定义的状态。[19]由于广阔性，也就是交易过程的广阔的空间上的延伸，是全球化的可分解的定义标准，因而全球化的程度的变化只能通过其他三个参数来确定。因此，赫尔德等人的研究得出结论，这个时代的全球化的新颖之处，主要产生于在社会的许多领域中的全球化的交易速度和交易密集度的提高。[20]因而，影响程度的提高并不只是却首先是最先被提到的那些维度的提高所带来的结果。但是，无论是速度的提高还是密度的提高，都只标志着社会加速的过程:前一个维度的提高可以理解为是运输和通讯的加速，而后一个维度的提高则意味着每个时间单位的交易数量的增加。

第十章加速、全球化、后现代化

253

[15] 参照Harvey,2000年b,第58页及其后页：“资本主义一直是在加快周转时间、提高资本流通的速度，以及最终改变发展的时间地平线的冲力之下的。但是，这只能通过长期的(例如，在环境建设领域，也包括在周全而且稳固的用于生产、消费、交易、通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领域)投资才能实现。与此同时，避免危机的主要策略在于通过长期项目吸收消化积累过剩的资本(例如，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国家所开展的著名的公共建设工程’)，而且这也能够降低资本的流转速度。”详细内容请参考本书的第三章.3(4)。

[16] 相反，功能减速的个体的形式正是高度繁荣，这一点也可以作为另一个停下来的加速阵发的证据：建议“停止下来”的课程、疗养、技巧和休假形式都是休闲经济的少数繁荣景气的领域之一，而且领导潮流的“健康一绿洲”也毫无疑问是有目的的创造减速岛的典范。

338

[17] 这也体现在哈维(Harvey,2000年b,第67页及其后页)和赫尔德(Held,1999年，第424页)他们自己对新来者的定义尝试中，但是在这里都拥有对时间结构变化的敏锐的意识；同时也体现在卡斯特斯(Castells,1998年,第356页)显得无助的新社会角度的列表之中。

[18]对此请参考Jessop,2006年。

但是，对此首先只是作出了数量上变化的反应。现代的社会构成上的特性上的变化的假设涉及这样的猜想，即全球化这个关键词所概括的加速过程正被引导向现代的空间—时间一制度的又一次的变化，或者已经被引导到那里了。同样的,在大量的理论推导的全球化诊断中，都或者含蓄或者明确地作出了这样的假设。因而，在对全球化的分析中，不仅将定性的空间时间的改变看做一个过程，而且也将它确定为新的社会状态，有趣的是，甚至有人将全球化理解为一个政治项目[21

根据哈维的看法，作为一个过程的全球化是时间一空间一压缩(time-space-compression)新的一轮，或者说进一步的提高;或者按照吉登斯的说法，全球化是累进到达空间时间的间距扩大的新的水平(time-space-distanciation)，也就是说时间和空间的协调能力的范围的扩大。[22]这个过程可以体现为之前所阐述的跨越空间上的距离的成本、阻力和所需要的时间在技术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减小，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对于许多社会过程而言，空间距离不再重要，并且越来越多的事件或行为都从空间时间中“脱位”了,也就是说,原因和结果与事件本身完全或者很大程度上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分离的。[23]由于这样的脱位过程将行为和时间从它们的本土的环境中抽取出来，因而这成为在第六章“2”所观察的体验的去情境化的重要的原因，它使得日常体验成为相互间没有联系的片段的结果。

254

340

339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19] Held,尤其是1999年，第14页及其后页。

[20]同上书，第433页。赫尔德等人所开发的分析框架同时阐明了，作为一个过程的全球化完全揭示了没有规律的和暂时的反向发展趋势:在单独的维度中，例如有关移民潮或者在有些地区甚至是对外贸易方面，全球化的程度在之前的历史时期要比现在高得多。

[21] 有关全球化的三个解释可能请参考Harvey,2000年b,第53页及其后页。贝克(Beck,1997年,第26页及其后页)提出了类似的概念定义的建议,他将过程维度看做是全球化、状态维度看做是全球性，而将项目维度看做是全球主义。

[22] 对于前者请参考Harvey,1990年;也请参考本书的第一章“3”和第二章“1”。对于后者请参考Giddens,1995年a,第90页及其后页。引人注意的是，(与采用他的概念的其他作者相反)吉登斯自己却疏忽了将这个观点前后一致地用在全球化过程中。因而,在吉登斯的全球化维度的方案中没有考虑到这些观点(1995年，第92页及其后页)。有关全球化被定义为空间时间的安排的相应的变化请参考Jessop,2006年或Waters,1995年。

以下的事实可以作为空间的“脱位”的显而易见的例子，即例如今天的政治家可以宣传，不再是在国界上捍卫德国的安全，而是在伊拉克或者阿富汗;而在日本进行的足球赛可能引起莫斯科的骚乱；或者在阿根廷的一件事情会导致华尔街的股票暴跌，而且一切都是“实时”发生的。有关这种脱位的进一步的观点是，这些相互作用不仅是跨域空间的，而且也能够延伸到不同的领域：在亚洲的经济上的事件可能对欧洲的教育政策的制定和美国的文化偏好以及其他方面产生影响。[24]当然，由于这样的发展使空间或者说地点也会再一次赢得次级的重要性，并且努力“重新嵌入”(reembedding)[25]到社会事件中;正是因为空间对很多决定是依情况而定的，因而地域性的或地方性的差异和特性赢得了新的重要性，这显然是之前的脱位的结果[26]

我已经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所阐述的空间通过时间—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加速—而缩小或消灭的表现，是现代性本身的基本特征，显然这也并非是新鲜事物。但是，这种形式正处于历史性的推力当中，特别是随着新的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引入，它导致了社会的空间一时间一制度的逐步的变化，也就是说导致了空间、物品和人员之间关系的改变，甚至也引起了主体的自我关系的变化，直至造成了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变化[27]因而，时间—空间—压缩的新一轮的浪潮带来了影响广泛的社会上和文化上的后果，如果它们能够跨越现有的制度的关键转折点的话，它们完全能够建立全新的社会。由于是通过晚期现代的全球化过程而到达这样的转折点，因而说明现代化可以被定义为新的状态。

341

第十章加速、全球化、后现代化

255

[23] 参考Giddens,1995年b,第33页：“对于脱离’我理解为社会关系从地点束缚的互动关系中取出来’了，并且社会关系的无边际的空间—时间—期限也发生了根本性的重构。”从中产生了“脱位”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空间体验的组织自身……也发生了变化，因为远与近用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同上书，第174页及其后页)：熟悉和陌生都已经不再与附近和遥远有关了，因为远处的可能是非常熟悉的，而近处的由于快速的变化反而却是完全“陌生的”。

[24] 参照Jessop,2006年，第1页及其后页。

[25] Giddens,1995年b,第102页及其后页和第112页及其后页。

[26]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请参考本书第四章。

作为最近的时间—空间—压缩的结果，即对现代化最简明扼要的定义中所说的新的状态，产生了变化了的空间—时间一制度，在那里空间已经不再是稳固的固定，而是处在持续的变化中的“流动”；而时间也被消除了固定的节奏和顺序，随之而来表现为到处出现的最不同时性的同时性。

文化方面和结构方面重要的空间特性在今天已经不再通过确定领地或地方的、固定的机制或通过固定的地点和位置来确定了，而是通过似乎是来回流动的、一再改变它们的方向和形状的(如权力、资本、商品、人员、观念、疾病、风险等的)流动或流量来确定了，这样的想法正是今天的文化霸权所要实现的。至少，这样的观念在对全球化和后现代的讨论中占有优势地位：因此，它似乎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中心心理状态。齐格蒙·鲍曼从中得出结论，当今这个时代可以被确切地描述为“流动的现代性”，并且他也指出了在全球化的“使机制软化”这个层面和空间相对时间变得不重要之间的相互关系：

液体与固体不一样，不能轻易地保持它的形状。因此可以说，液体既没有固定的地点，也没有与之捆绑在一起的时间。固体有着清晰的空间上的维度，但是通过中性化这个冲击力，从而降低了时间的重要性(有效地抵制时间的流动或补偿它的不符合时代的特性)；与此同时，液体不能长久地保持任何形状，随时准备好(并且易于)变化形状，因而对于液体而言，时间的流动不仅是在液体现在正占有的空间上，而且也终究包括它“瞬时之间”填满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来看，固体放弃时间；而液体恰恰相反，时间对于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形容固体时，人们可能会完全忽略了时间；但是在形容液体时，如果没有考虑到时间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对液体的形容是快照，并且需要在照片的底部写下日期。液体很容易漫游……液态遇到固体，液态显得没有受到损伤，因为是它遇到的固体如果稳固不动的话，发生了变化，变湿了或者被浸泡了……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小说中，当我们想要去抓住现在——现代化历史中的一个阶段的特性时，“流动性”或“液态性”被看做是最恰当的隐喻[28]

256

342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27] 参照本书第四章;进一步请参考Virilio,1998年b,第24页：“新的运输基础设施系统的采用总会为对社会的感受—无论是对社会的物质层面还是对社会关系层面的感受—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也导致了对整个社会空间的感知的变化。”

曼努埃尔·卡斯特斯也看到了这一点，他通过确定空间—时间—制度的变化而定义了新的信息时代，并且在对从“地点的空间”到“流动的空间”的过渡的有力的实证分析中，尝试理解城市基础设施和建筑原则的改变。流动的空间尤其是以它的网络状的而不是层级稳定的、只是在临时的压缩和可逆转的内容中操作的、没有中心的组织来体现的[29]

与之相关的，卡斯特斯努力发现，空间的这种发生了改变的地貌是如何产生了社会时间的新的结构的，他将后者称为“永恒的时间”。“流动的空间……通过打乱事件的顺序和使得它们同时化而融化了时间，因此将社会装入永恒的朝生暮死之中。”[30]永恒的时间这个概念使得这样的观点变得合理，即时间是通过行为和时间的期限、顺序和节奏而形成的，并且因此，一种以消除期限、去除社会事件的节奏和取消确定的和固定的顺序(例如人生生涯、一年中可以获取的食品、日程安排或一周安排中的活动形式等)为特征的社会状态，也可以形容为永恒不变的，特别是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中，瞬间的同步的节奏模式和似乎是它的反向地平线上的永恒的节奏模式占主导地位。[31]

与大卫·哈维和弗雷德里克·詹明信一致，卡斯特斯也指出.这些模式的主导地位首先与文化上的历史的终结的感觉密切联系在一起，因为有关历史的观念是以“集体的单数”(科泽勒克语)的形式与发展、进步和秩序的与受顺序束缚的时间性捆绑在一起的：而且其次，文化上的“后现代”的基本原则同时就是历史的活动布景在放弃了有序的秩序和历史的发展后的折中主义的和武断的组合[32〕永恒的时间的概念与哈维完全没有体系地一面指出空间被时间消灭，但是另一面又指出空间和时间的毁灭这个事实一样33〕，非常有趣地呈现了这样的怀疑，即我们的时间观念经受得住时间从空间中的完全的分离，并且同样也受到了时间“被磨成粉末”所带来的伤害：时间的方向如果没有了空间的基础看来是非常难以支撑的。因此鲍曼也怀疑，空间的新的无关紧要性装扮成“时间的湮灭”的形式，并且他在不久之后发现了没有边界而却又是瞬间的时间的矛盾的结构，于是他不无讽刺地评论道：“可能，时间杀掉空间相当于时间的自杀？难道空间并不是在时间慌忙地冲向自我毁灭中的第一个受害者?”[34]

第十章 加速、全球化、后现代化

257

[28] Baumann,2000年,第2页,楷体强调部分出自本书作者。也请参考Urry,2006年。阿尔君·阿帕杜莱(Appadurai,1990年，和1996年，第33页及其后页)在他对现代化的判定中定义了新的时间—空间—制度下的地理的概念，在这里地理不再是按照“静态的”地图的模式确定的了，在那种模式中地理是固定的领域的“集合状态”，或者说是由(相对)能够经受得住时间流逝的领土、人种、宗教、政治统治形式、经济形式和技术的发展状态所构成的，但是在相互分离的、相互推移的表现为“文化流”的“种族的、技术的、金融的、媒介的和观念的形状”的意义上，地理只是闪烁的屏幕的动态的可视化的写照。

343

344

[29] Castells,1996年,第376页及其后页,和第469页及其后页。

[30]同上书,第467页。

[31] 同上书，第464页及其后页。

[32] Castells,1996年,第462页及其后页和第4页；参考Harvey,1990年,第240页和第304页及其后页;以及Jameson,1998年,第58页及其后页。

与所提到的其他作者一样，卡斯特斯并没有宣称，流动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为全球化世界的所有的社会群体构建了基本的空间一时间一制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网络流控制的空间之外的(固定的)地点(地方的空间)和(线性的)钟表时间仍然一如既往地占据统治地位，但是网络流占主导的空间决定着文化方面和结构方面的基本的发展逻辑。[35]正如鲍曼所阐明的，也是在第九章所提出的现代的加速和现代机构的管理之间的辩证关系所指出的：当在“经典的现代”流浪生活(例如无家可归的人、吉普赛人、“游牧民族”等)的不受空间时间约束与在有“固定的地址”(和与时间方面的时间纪律)意义上的定居生活相反，前者被作为落后状态的象征，并且导致社会的隔离：它在今天与地点固定和匮乏的时间主权(在地点的空间中的自觉意识和与持久性的关联)相反，往往体现了社会底层的阶级的落后、似乎是“躲避的”，并且标志着被社会排除在外的危险。在全球化的讨论中一再提到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不断增加的优越性，这个论点的基础在于：资本似乎能够“永久地”在整个地球移动，而与此同时劳动者的移动性与他们的灵活性能力和加速能力却是极其有限的。[36]即便流浪生活胜利归来的观念也超越了空间和视觉的固定而自然地将全球化的诊断和后现代化的诊断联系在了一起。事实上，后现代化的诊断相比空间上的社会重组，更强烈地以时间上的社会重组为导向。时间秩序的消解和各种类型的同时性占主导地位，与它们所隐含的流动性、去地平线化和“光怪陆离的碎片化”的意义，都站在后现代讨论的中心。[37]

345

258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33]参考Harvey,1999年的目录和章标题。

[34] 参考Bauman,2000年,第116页和第118页及其后页。

[35] Castells,1996年,第476页及其后页。

[36]“我们目睹着流浪生活对领地主义和定居原则的报复。在现代性的流动的舞台上，定居的大多数人正被流浪的或治外法权的精英所统治”，鲍曼这样写道(Baumann,2000年，第13页)，并且他在时间的视角中指出：“长期地被纠缠在一些事情上，超出了人们所用尽的时间和停止的’期限，并且也超出了他们用来更新和提高’的时刻，补充兵员和提升’一直都有……这些都是被免职的征兆……耐久性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并且从资产变成了债务”(同上书,第126页)。

随后的(出自约翰·厄里的)社会现象的组合清单，将在同时化或“即时时间”中心关键词的现象集合在一起，并且从而阐明，全球化的诊断和后现代化的诊断是通过什么方式在这里同时出现的，并且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技术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这三种形式的社会加速的逻辑而得以确定的。[38]

346

第十章加速、全球化、后现代化

259

[37] 这方面大卫·哈维(Harvey,1990年,第285页及其后页)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概览性的内容请参照Bettens和Natoli(2002年)所主编的合集。

[38]有关同步化、加速和全球化之间的基本关系可以参考《时间与社会》(Time&Socie-ty)(Lestienne,2000年)中的《时间和全球化专题论文集》(Time and Globalization Symposium)中的文章。

[39]厄里(Urry,2006年，第15页)讨论了瞬间的时间，并且对它进行了如下的定义：“我……用这个术语……去描绘这些特征：首先，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建立在想象不到的短暂的瞬间的基础上，这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意识：其次，代替了钟表时间的线性逻辑的社会关系和技术关系的同步化的特征，表现为原因和结果在时间上的分离、它们分别发生在不同的瞬间：最后，瞬间的时间是对特殊的短期的和碎片化的时间的普遍的重要性的隐喻，即便在不是真正的瞬间的和同步的地方。”

同时化是当今社会的根本性的趋势，因而也有作者发现，全球化诊断中的同时化和后现代化诊断中的同时化的对立更确切地说是可疑的[40]尽管如此,“永恒的同时性”的观点从很多角度来看最终只是隐喻性的或者甚至是“幻想”[41]出的特性。因此,在这里所讨论的诊断有义务对为什么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在当下使大量过程的加速导致了对时间感知从顺序模式到同步化的形式的巨大的变化，作出系统的解释。因而，我将在这项研究接下来的三章里指明，当下这个时代的“新来者”体现在,社会变革的速度跨过了关键的门槛,也就是超越了代际更换的速度，因此时间感知和时间处理的模式被迫被描写为时间自身的时间化和因之出现的生活、历史和社会的去时间化。在加速所引起的个体和集体的时间视野的变化的概念的帮助下，我将指出，占主导地位的时间结构的条件将从那些“永恒的时间”“历史的终结”和静态—动态的同时化的概念中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地被重新构造。

我将对于时间的时间化的过程一方面从个体的身份确定的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另一方面从政治的行为前提条件的变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因为这个过程首先产生于系统一结构的时间模式和文化方面的时间感知及时间地平线的接缝处或者“转换处”。因而，在后现代的诊断中所假设的变化往往聚焦于这两个领域也并非偶然:社会的身份定位的碎片化、增多和扩散(“主体的终结”),完全与所观察到的对政治形象和社会的规范性引导的放弃(“政治的终结”)一样，都是后现代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42]在重构的液态化的过程和同时化的过程的启发下,后现代的诊断也被重新表达为到达一种社会状态，在这种社会状态中，在现代发生的社会关系的加速越过了一个关键点，也就是说拥有了新的特性，即个体的线性和连续性以及社会对问题、变化和整合的要求的感知和处理都被放弃了。快速的速度导致无论是在个体层面还是在集体层面都出现非融合的平行处理、碎片化、丧失控制、理解力丧失、可塑性缺失。

260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347

348

[40]例如Hanns-GeorgBrose(2002年,第30页)将同步化理解为时间意识的变化:在(传统的)现代，线性的、按序排列的、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有差别的时间感知占据主导，在那之后，现在我们发现自己“正在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建立在不连续性和不同步基础上的对世界的时间维度的感知可以通过(不同时的)同时性这个符号….…来补充完整”。进一步请参考Nowotny,1993年,第17页及其后页,在这里与卡斯特斯类似,从这种同时性中看到了“扩展的现代”的形式;或者请参考Geißler,1999年，第111页及其后页。

[41] Nowotny,1993年,第17页及其后页。

[42] 对此请参考Eriksen,2001年,第140页及其后页(楷体强调部分有本书作者添加):“工作、消费、家庭生活和公共领域的碎片化为我们带来一个在事先准备好的身份确认包’之外的世界。每个人都必须从没有联系的碎片中创造他自己的连贯的整体。一个远非不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任务是否是根本可完成的，或者是否生活不可避免地更像拼贴画了，并且里面充满了大量的孤立的事件和印象、任意和自发性，短期选择代替了长期的方向，也就是快速的模式占支配地位，而不是快速和缓慢的混合模式。很多人都认为，这正是在许多领域里所发生的，从工作到道德，并且更普遍的是，所指出的变化可以被描述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转变。”

政治的终结[43]的诊断看上去首先与前面所假设的第三个全球化观点——将全球化本身就看做是政治项目——有强烈的反差。但是，当人们了解了这个项目的特征之后，这个矛盾就失去了它的尖锐性。因为这个政治项目主要是为了消除“全球流动”的流通障碍。由于这个政治项目处于全球流动的特性，尤其是资本在最小的政治和经济的阻力下向另一个方向流动的特性中，因而尽可能使流通条件有利于那些影响领域，就成为(民族国家的)政治方面的最紧迫的目标：否则的话，在被环境排斥在外的意义下，就会出现前面所假想的新的领土的次级一重要性。因而，全球化作为政治项目，要求在全球化潮流的“自由流动”的过程中，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放弃管理本身，也就是说首先要消除政治上的管制要求和控制要求。但是事实上—也是对失去民族国家的权力要求提出争论的“全球化的怀疑者”的质疑中可以理解的地方，即对与确定的时间和地点捆绑在一起的发展的不断加强的规制和惩罚阻碍了资本、商品、专家、信息的自由流动，但这却是政治项目的一部分。在这当中尤其要算上停止移民流或者至少加以阻止的努力。移民，如果在这里讨论的不是属于“全球精英群体”的人群—吸引这些人的到来是列在大部分国家的日程之中的—的话，是被排除在外的人，他们的存在可以被算作是对所期望的流动的阻碍。

由于国家方面和民主政治方面对消除流通障碍的控制，一方面是要花费大量时间的，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在边界上的交易成本和摩擦带来的损失，因而这些控制对全球网络中的超级快速的流通过程起到的是制动的作用，这些流通过程完全没有摆脱权力关系和统治关系，尽管这些控制表现为流动的、去人格化的权力形式[44]为了保证“全球性的权力”的自由的流动，正如齐格蒙·鲍曼所猜测的，全球化的政治项目有机会瓦解所有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约束，也就是将地方的社会关系迁入流动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中。“为了让权力自由流动，这个世界必须没有藩篱、障碍、用于防御的边界和检查站。任何紧密而牢固社会联结的网络，以及特别是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坚固的网络，都是属于这种应该被清除的障碍。全球性的权力为了它们持续的和增强的流动性，应该不断集中全力废除这些网络，这是它们的力量的来源，也是它们的绝对不败的保障。”事实上，鲍曼甚至认为，流通障碍的清除，首先是美国从1989年开始的“新的战役”的根本性的目标：“军事理论和它的命中和移动’的作战计划预示、象征和预告了在流动的现代性的时代中的新的战争类型的真正的成败的关键：也就是说不是占领新的地盘，而是击碎那些停止新的、液态化的全球性权力的流动的围墙；击碎敌人的建立他们自已的规则的渴望;并且因此不动用军队而是借助权力打开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的路障、围墙和其他操作不能接近的空间。”[45]

第十章加速、全球化、后现代化

261

349

[43]对此请参考例如Welsch,1994年,第21页，导论部分;或者Georg-Lauer,1992年。

[44]在这里Hardt和Negri(2001年)追随福柯讨论了“无政府的管理”；与此同时，卡斯特斯(Castells,1998年,第366页及其后页,以及1997年，第五章)指出，“流动的权力”自身驾驭了“权力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