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在全球化的和后现代化的诊断中所确定的新的世界秩序因而没有摆脱权力关系和统治关系，但是也不再能算作民主合法的或政治的了，从个体行为者和集体行为者的角度来看，它们是未被控制的、不受操纵的，也是不可操控的。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加速化茧成蝶而成为使流动的权力具有免疫力的政治战略，也成为消除现代的民主的控制要求的政治。[46]因而在这里产生了讨论中所确定的对全球化的“没有刹车的火车所酿成的大祸”[47]或疾驰的不受控制的马车的感觉，所有挡在路上的一切都被碾碎和毁灭(吉登斯语)[48],在这种感觉中隐喻性地再一次集中表达了作为一个过程的全球化，同样也是一种状态和政治项目，它是与新的加速水平的实现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对晚期现代的推论式的自我观察的各个层面的理解，则是下面一章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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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Bauman,2000年,第14页和第12页。

[46] 只要这个战略在这里是被作为“政治失业的观念”来理解的话(Beck，1997年，第203页及其后页)，就可以将这个战略理解为同时是政治的终结和政治的项目的要素。

[47] Thomas Friedman,引自Harvey,2000年b,第61页和第68页。

[48] Giddens,1995年b,第173页及其后页,和第187—190页。

第十一章 情境化的身份确定：从流浪汉到游戏者

1. 现代的自我的动态化

正如在这本书的导论中所尝试阐明的，时间结构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相互结合在一起的理想地点；它实现了从系统的要求到个体的行为导向的必不可少的“翻译”，因为它也是在后传统社会规范性的约束，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期望的稳定性并且似乎也被当做是自然而然的行为的方向框架。这样的方向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身份确定模式的时间结构，在这种时间结构当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必不可少地相互连接在一起，因为对于“我是谁”的感知是无法与弄清“我曾是谁”和“我将是谁”或“我打算是谁”分离开来的[1]因而，一个社会的空间—时间—制度的变化，会对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个体的自我关系的形式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对占优势的人格类型或者身份确定模式发挥作用。自我关系正处于流动中，这正是因为随着空间—时间—制度的改变，行为者的事物关系和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主体的“自我关系”和“世界关系”是不可避免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2]正如在第六章“3”中所阐明的，我们对于“我们是谁”的感知(必然也包括对于我们的身份确定的感知)恰恰是发挥着确定我们与空间、时间、周围的人、我们所在的环境中的客体，或者说是我们的行为和体验的关系的功能。在这里，在对所假设的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断层的分析中的基本问题就是，在“全球化”和“后现代化”的诊断中所观察到的社会变化，其从空间上来说是又一次的空间的“萎缩”，或者说是由于技术上的加速所导致的空间的不重要性，以及从时间上来说是朝向“永恒的”即时—时间方向的变化，这样的社会变化是如何影响晚期现代社会的主体化形式的。

[1] 对其请参照本书第六章“3”。

[2]参考Giddens,1995年b,第118页及其后页;Wenzel,1995年，第124页;以及详细内容请参考Rosa,1998年，第84页及其后页。

因此，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在全球化这个关键词下所讨论的液态化或者动态化本身并不是特性上的新事物，而只是体现了作为本项研究的中心的加速过程那三个维度的最新的阶段。在这里，要再次提起在这项研究的第二部分的末尾特别小心翼翼地提出的问题，即从身份确定的角度来看，对于现代性而言，一条关键的基础原则的定量的提升，是否能够转变为自我关系的定性的变化，并且又是如何转变的。

对于运动和停滞之间的平衡正向着有利于动态化的方向移动的感觉，正如其所体现的那样，从特定的自我的角度来看也是现代的基本体验。例如在卢梭的书信体小说《朱莉,或新爱伊洛斯》(Julie oder die neueHéloise)中对主人公圣普乐(Saint-Preux)到达巴黎后的体验的描述,不仅在文学上对乔治·齐美尔从理论上尝试定义大城市对个体的影响的领先一步，而且也如同是对晚期现代的灾难的预言，它已经指出了通过占优势的关系3]或者根据情境4]确定的自我：“善的、恶的、漂亮的、丑陋的、真实、美德都只存在于特定的地点和特定范围内……(人们)必须比阿尔西比亚德斯\*还要能随机应变，必须在每次集会的时候改变自己的想法，可以说他的理解应该是在每一步都变化着的，而且他的基本原则是用尺来衡量的。”很快，圣普乐发现，他开始“在身处于其中的这个喧嚣无比、不安宁的生活中感觉到醉醺醺的状态了；我失去了直觉，就像处于眼前有大量的东西飞快地闪过的状态一样。我的目光所注意到的事物里，没有任何一样进入了心中；一切都交织在了一起，并且引起躁动不安的感觉、马上又停止下来，因而很快我就忘记了，我是谁和我属于哪个群体……我被从一种情绪中推向到另一种，并且……我不(能)确切地……知道我接下来恋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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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照Gergen,2000年,第139页及其后页。

[4]请参考Rosa,2002年a;进一步的对于晚期现代的自我的暂时性的特征的分析请参考 Wenzel,1995年或者 Straub/Renn,2002年。

\*阿尔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公元前431—公元前404),雅典政治家及将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因三易其主而使其卓越的军事生涯毁于一旦。——译者注

[5] Rousseau,1988年,第240页(第二部,第14封信)和第262页及其后页(第二部,第17封信)。楷体强调部分来自本书作者;参考第17封信的附件(第252页);此外还有Berman,1988年,第18页及其后页。

事实上,在这里似乎所有的要素都集中在了一起，这些要素表现了关于在后现代的身份确定的诊断中，个体的曾经稳固的结构朝着开放的、体验丰富的碎片化,并且尤其是不断变化的自我关系发展的液态化，反映了无休止的“全球性流动”的动态性。因而,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Kellner)\*指出的:“今天的身份定位……成了自愿选择的游戏，是自我的戏剧性的表现，在这当中人们可以用不同的角色、形象和行为表现自己，对于改变、变化和巨大的变革相对漠不关心”6]，伊恩·钱伯斯(IainChambers)\*\*也对晚期现代的身份定位管理做了如下的描述:“你不断地改变你的地点、将你的生活划分在不同的领域中并且区分开来，你发现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移动的。你有意识地对你现在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的’你如何呈现自己，作出决定。”[7即便对于这个断层理论持高度怀疑态度的更加小心谨慎的社会科学的观察者也发现，稳定的身份确定向着动态的自我关系推移，这可以从在一生中“持续的修订”，或者至少是从以前稳固的身份基础变成偶然的之中表现出来8

与此同时,如果现代性是以“喜欢不断变动”为特征的并且人们“从变动中而且也仅是从变动中寻找真实的生活”(安西隆)，如果因此在现代“身份定位也处于变动之中”的话9，那么对于在晚期现代身份定位理论的定义中的新来者的真正的问题就是：从哪里可以区分经典现代的与晚期现代的身份确定的液态化和动态化的形式？对此，我的明确的假设是：它们的区别在于，在经典的现代当中，自我关系和世界关系的变化主要体现为个体化，而到了晚期现代变成了生活的时间化，也就是说，变成了将自己的生活看做一个可以从时间上进行塑造的规划，与此同时，晚期现代的这个动态化过程同样也影响了生活角度的“去时间化”地、情境化地确定身份定位。因而，在这项研究的第二部分的最后所阐明的“存在的加速”，在这个新时代表现为似乎是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自我关系的形式中的双重断层，我现在凭借着手中的个体化和加速两个中心概念，将对从前现代到“经典现代”并且又由此到了晚期现代的典型的重构的过渡过程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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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凯尔纳(1943一)，德国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媒体文化:处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身份定位和政治》和《波斯海湾电视战争》等。——译者注

[6] Kellner,1992年,第157页及其后页。

\*\*伊恩·钱伯斯(1949—),英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文化与人文主义》《移民、文化和身份》和《大众文化:大城市的体验》等。——译者注

[7] 引自Kemper,1995年,第24页。有关后现代的自我关系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概览可以从Wenzel,1995年中找到;进一步可以参考Gergen,2000年的对于晚期现代的身份确定在系统地包含了(空间)时间动态化和不稳定性的视角下的全面分析。

[8] Wenzel,1995年,第114页;Straub/Renn,2002年,第7页;Schneider/Limmer/Ruckde-schel,2002年,第13页及其后页。

[9] Straub/Renn,2002年,第13页。

1. 从先验的实质身份到后验的稳固身份:生命的时间化

从主体的自我关系的或者人格类型的占主导地位的形式角度来看，现代化在社会科学的分析中,从社会学“经典作家”的时代起就表现为个体化的过程。[10]个体化的过程与社会关系的动态化与生俱来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它表现为将个体的行为实施和人生过程从僵硬的、预先给定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位置中，从约束性的传统和习俗中抽取出来，并且大大提高了个体的自我塑造的自由程度以及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尽管这样绝对地讨论“这个”前现代的身份确定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有问题的，因为无疑并不存在一个作为统一的社会形式的前现代，但是在这里可以对这个假设进行辩护,即在传统的社会中，直至早期现代到来之前,主体的实质性的社会的身份定位似乎是从外部确定和预先定义的。对于身份确定的问题(只要是在这样的社会里,就会被作为生活实践的问题)可以从外界找到答案:传统和宗教向前现代的主体指明了他们在世界结构中和社会中的位置，并且预先定义了，他们是谁、在集体中看上去是什么样的和他们应该做什么。人们的“身份参数”——只要是与对传统和惯例而言是成问题的就很容易被识别出来,包括诸如宗教、居住地、“政治导向”、职业、生活方式等都是给定的，而不是选定的，因此从中很清楚地体现了，关于政治导向、宗教、生活方式或职业这样的问题,在传统社会的地平线中完全没有意义。

正如查尔斯·泰勒所指出的，在一个社会中，这个社会产生于上帝确定的或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预先给定的“有关存在的重要的秩序”的意义地平线中，而且得到承认的情况也已经是“先验地”确定了的，如果主体尽量在社会秩序中找到他的位置，那么他有权获得社会的尊重[11]与身份确定和承认相关的概念，在现代的前进中对于文化和政治越来越重要，但它们在前现代社会[例外是忠诚冲突中的极端的危机情境，例如在《安提歌尼》(Antigone)\*中的典型体现]的自我理解词汇表中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作用，它们不能体现个体的影响，并且也因此是可疑的。自我关系或者身份确定因而在严格的传统社会几乎不是一个与自己探讨的题目，它们首先是转向内在的自身的结果，尤其是在新时代随着自我确定的占主导地位的实践发生了变革之后的产物。12]在传统社会，主体因而似乎拥有一个先验的实质性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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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请参考本书的第二章.2(2)。因此，“人格”这个概念在社会科学的讨论中已经不流行了，并且很大程度上被(个人的)身份确定的概念所代替。这种概念的转换可能是与在这里探讨的这个事实本身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它标志着从实质的或者本质的自我的概念变成动态灵活的、极为反射性的、可塑的或者甚至是可以选择的自我呈现的形式。

[11] Taylor,1993年。

因而，个体化可以被描述为发生在现代的实质性的行为选择和生活多样性的开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加的塑造自己的生活的责任逐步地向个体转移。因而，其前提就是在对传统的默认值的液态化和角色模式的液态化的塑造方面的社会变革。任何人不再被外在确定，而是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由自己所参与的塑造所决定。个体化因而首先意味着这样的可能性，但是也需要自己找到或者选择任务，确定身份的角色、关系、职业、婚姻伴侣、宗教团体、政治信仰等，并且承担后果。因而，这样的自我相比于以前，是更趋向于成为“自身的规划”了。[13]

现在决定性的重要之处在于，这个意义下的个体化与生命的时间化有着必不可少的关联。身份定位的发展或者说“实现”变成了一个时间方面的规划，它是在人生的实施过程中得以发展的；它是身份的“开始变动”在经典现代的形式。当对于出自自己人生的一切、生活方式和重要的身份确定规划的结果负责的责任落到个体自身身上时，个体就被迫为他的未来而操心，并且探测各种未来的可能性。因此，伊里亚斯在文明的过程中也观察到了(作为普遍的自我强迫的补充的)不断增强的“被迫使变得有远见”[14]与之相反，以过去为导向却失去了重要性[15]

但是，身份定位结构中的时间地平线的这种形式的变更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是未来的可计划性。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中，在越来越以社会福利国家的形式“进行组织的现代”[16],生活形式和集体形式的划时代的液态化被引导进入相对固定的、机制化的轨道上并动态地稳定发展的时候，身份确定才能成为将人生的运动调整到沿着不同的发展轨道运行的负有社会责任的规划。尤其是马丁·科利对这个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从中他指出了机制化的“生命历程管理”对于经典现代的重要性。他发现，“现代化过程是从生命事件的相对的偶然性到可以预测的生命历程的过渡”[17],并且从中指出，按照时间顺序分解的生命历程在这里有两重作用：一方面，它为社会福利国家在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险等方面的制度化秩序打下基础,并且将这些制度化体系转身变为负有社会责任的预先规定;另一方面,它在“标准的生涯”的构想中促成了由身份所引导的一生的导向模式,而“标准的生涯”的构想预先规定了三段式的职业方面(培训、工作、退休)和家庭结构(在原生家庭的童年时代、与孩子在一起的自己的家庭、孩子搬出去之后的老年阶段)的“过程计划”：“现代的发展是一个生命的时间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一种人生模式，在那里年龄只是一种分类的标准，变化到另一种人生形式,生命时间的过程中的集中的结构原则属于这种人生形式。换言之,在主要是静态地或者情境化地——也就是说超越固定的从属关系——安排人生形式的地方，就会出现占优势的一生的安排,也就是超越生命时间的过程计划”，科利总结了个体可塑的生活的经典现代的构想。[18]在这个意义下,时间化了的身份与一种生活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这种生活方式在例如教育模式、职业生涯模式、家庭计划和养老计划中从内容可预测、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可靠性中走了出来，并且因此代替了科利所说的既可以描述为静态的(在身份和社会秩序的实质性的定义中),又可以描述为情境化的(在将生活变成对不可测的、外在决定的世界运行中的巧合或者变迁的反应性的适应当中)前现代社会的人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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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歌尼》是著名希腊悲剧之一。这出戏剧讲述了神的旨意与人的法律之间的矛盾。狂热的克里安想建立自已的王国，他宣布不许为叛国者波吕尼刻斯举行葬礼，而俄狄浦斯之女安提歌尼却希望按古老传统为自己的兄弟举行葬礼，因而与叔叔克里安发生了冲突，最终以安提歌尼之死而结束。——译者注

[12] Taylor,1994年,第209页及其后页;Rosa,1998年,第181页及其后页和第351页及其后页。

[13]参照Wenzel,1995年,第127页，提到吉登斯的观点的部分。

[14]Elias,1976年，第二卷,第336页及其后页。

[15]罗伯特·劳尔(Lauer,1981年,第117页)恰好在那里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区分开来。后者从过去获得它的价值标准和合法性标准，但是，这在日常的生活方式的实践中表现为以现在为导向的，只要当生活方式主要局限于对不可预测的事件作出反应式的适应和操心于日常生活(存活)时。

因而，社会机制的可靠性符合个人的身份的稳定性的观念，而身份是在人生展开的过程中得以发展的。“经典现代的”身份因而看上去似乎是后验的稳定的身份。对于现代的个体的身份确定的任务是: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你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选择一个职业、建立一个家庭、决定你的宗教归属并且找到一个政治方向。但是根据这样的想法的身份确定是一个一次性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根据固定的社会环境中的预先规定而进行，并且因此往往流入典型的“身份丛”，在那里与特定的培训路径、职业行为、生活方式、政治方向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大大限制了身份“模块”的自由组合;但这一点对我来说远没有这个事实重要，即一次性“被找到的”身份和它所确定的角色模式，从经验上来看只能做很小的实质性的修正。变化职业和离婚如同跨越到其他宗教团体或者进入其他政治阵营一样，在经典的现代尽管往往是可能的，但是仍然是作为例外,并且构成了失败的或者至少是受到损害的身份确定规划;它也似乎体现了在紧急情况下的身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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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Wagner,1995年，也请参考Wagner,2000年。

[17] Kohli,1986年,第185页;参考Wenzel,1995年,第127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科利引用了吉登斯的观点:“(现代的)个体进行自传式的思考,创造了相互关联的、有连续性的身份，借此他能够用战略性、预估的方式构造他的生命历史、预测他的未来，并且拥有生命计划日历。”

[18] Kohli,1986年，第184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

尽管在“经典的现代”的地平线中的“修订”和“变换”自然也是人生发展的真实的可能性，但是在它们出现的地方，它们往往意味着在前进的历史的意义上的叙事式的重新修复，也就是说，它们是作为通往真实可靠的生活的重要阶段，或者是作为从强迫中的解放和从错误中的解脱[19〕因此，修正过的身份往往也再次表现为对于整个人生规划的继续的发展和展开的重要的展望。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相互关联的叙事的重新呈现，保留了前进的历史和发展的历史的形式，它们包括可重构的、提供意义的目标地平线。[20]

人生计划或者身份确定规划在一生中铺开这种形式，能够作为平民的教育小说和发展小说中的典范，在那里面几乎永恒不变的是找到一个自我确定的身份定位、在可能是敌对的或者不感兴趣的环境中表明并发展这个自我确定的身份定位[21]，对我来说不得不提到的是，这些似乎与在第五章中所定义的社会变化的“代际”速度的含义有着“结构上的”关联。这种身份确定的前提条件是，一方面经验领域和期望地平线有足够的差别，从而能够对自己的人生(正如社会的发展)在有方向的运动的意义上进行把握，传统不必再不加考虑地被接受；但是，另一方面，期望地平线应该保持足够的稳固，以便能够发展长期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人生愿景、系统地延迟愿望的满足并且等待人生的模式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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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请参考Rosa,1998年,第166页及其后页。

[20]对于叙事性的身份的现代和后现代的形式根据这样的特征的有趣的区分可以在Kraus,2002年中找到。

[21]对此请参照例如Petersen,1991年。

在前现代社会中，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比在一定的时间里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三代人完成完全更迭的速度还要缓慢，因而时间看上去不可避免的是不动的和静止的，就像是一个背景，在这个由传统所确定的背景前，没有方向的人生的巧合或者变迁不断发生着。相反，如果社会变化的速度比单纯的代际更替的速度要快的话，正如我就要指出的那样。稳固的个人的身份确定的想法就不再成立。只有在介于这两种动态的难以确定的情况之间的经典的现代，如同安斯加尔·韦曼所阐明的，每次总是新的一代是结构上和文化方面的革新的支撑者[22]前文里所提到的要完成的身份确定的任务，在新的一代人那里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作为代内规划方面的在代与代之间进行更新的任务，但是这个代内规划同时要保证代内的稳定性。

从对于现代的身份确定来说毫无疑问处于中心位置的雇佣关系的角度来看，这种稳定性是显而易见的。齐格蒙·鲍曼借用了丹尼尔·科恩(DanielCohen)\*的将“福特式工厂”与它们的雇员之间的“经典现代的”雇佣合同比作平民的婚姻的描写:起决定性的是稳定性(“直到死亡才能把你们分开”），可中断的职业生涯模式和路径模式是不在考虑中的(“根本不考虑离婚”),但是这个合同必须是被个体所接受的[23]当然，这一类的有保障的雇佣关系，即便在经典的现代，与其说是常规状况不如说是例外，但是这种雇佣关系确定了成功的职业传记式的身份的模仿形式，它在很长时间是作为现代性的化身。因而，代内的稳定性的这种形式不仅伸展到人生的中心领域(婚姻、职业、政治方向等)，也进一步对周围的维度产生影响，如参加哪些协会、接受哪些名誉职务的义务等，甚至也包括对医疗保险公司、银行以及常见的汽车品牌的选择。这些方面的恒定对稳定的身份的可能性的重要性，只有当人们在晚期现代面对着完全相反的关系的不稳性时，才能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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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在现代社会，处于当时的历史的代际关系中的各代人都作为集体的行为者发挥着构建结构和创新性的作用。”

\*丹尼尔·科恩(1953—)，法国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现代的时间》《国家的金钱、财富和债务》《富裕的世界和贫穷的国家》。——译者注

[23] 参照本书第五章，注释16。

1. 从长期稳定的身份到情境化的身份:时间的时间化

社会所确定的运动和停滞之间的关系，对于主体的自我关系的形式有着直接的重要意义，因为在这种关系中往往必须保持连续性和一致性相对于变动和弹性的平衡。[24]在现代社会的这种平衡,比起在传统的社会里的来说是更为动态的，这一点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同样很明显的是，经典的现代的身份确定是按照相对经受得住时间变迁的方式构建的，并且因此只要是在变化和变革受到一定的阻碍的地方,它就是建立在人生的连贯性和连续性基础上的。与之相反的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也就是说大致是对现代的空间—时间—制度发生变化的诊断到来的同时)，出现了大量的文化方面和社会科学方面对第二次个体化浪潮以及由此而来的多元化浪潮的观察25]，这些观察发现,所谓的平衡发生了更新，并且持续向着有利于自我的或者说身份确定的动态化的方向推移。

因此，对于“后现代”的身份确定的各种各不相同的诊断，最终在指出稳固的个人身份朝着开放、体验丰富并且往往也是碎片化的自我设计的液态化方向发展的理论中趋于一致，这并不令人意外。个体化在它的晚期现代的形式中也意味着，在塑造自身的人生的过程中的选择的可能性和偶然性的增加,在这里这样的增长首先应该是指身份模块的可自由组合性的新的形式和更加容易的可修正性。也就是说，在晚期现代，一方面选择的可能性和不同的方式不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心的生活维度和身份维度中，例如职业、家庭、宗教、居住地，而且也逐步出现在国家、性生活和性别方面，甚至也出现在更为外围的但也对日常生活产生影响的生活领域，诸如电话公司、保险公司、能源供应公司、协会、投资形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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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无论是中性的还是外围的身份模块都几乎是可自由组合的，并且从趋势上来看是可以任意修正的：因此家庭、职业、宗教归属、党派偏好、保险公司和朋友网络都不再是生活方式中的原点，它们不再是在(一次性的)选择之后一生都保持不变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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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参照,Rosa,2002年a,第268页及其后页;进一步请参考Krappmann,1997年;Straub,1998年b。

[25]经典的观察请参考Beck,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