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是可能随时通过单独的选择或者决定修改成别的样子。即便在那些老式的模式继续流传下来并且完全没有将新的选择可能性和变化可能性变成传统的地方，对偶然性的意识也不可避免地加强了[26]同时，固定在一个维度中、不断地失去它对于选择的可能性的预先决定的力量，却在另一些维度中继续保留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影响身份定位的、僵硬的环境的逐步消失，另一方面是固定的顺序模式和事业生涯模式的消失，例如特定的培训不再几乎必然导致从事特定的职业，特定的职业也并不是很可能就伴随着对某个特定的党派的偏好，而这两者不再能一起预示着特定的宗教导向和休闲活动。同样，年龄阶段也失去了与特定的行为和观念之间的紧密关系：例如受教育阶段在传统上是与青少年阶段相互关联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地出现成年阶段，或者是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之后的阶段出现;类似的变化也出现在恋爱、结婚和为人父母的人生阶段中：与此同时，例如长期的非自愿被排除在职业生涯之外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在年轻的时候。〔27]也包括加入所谓的“青年文化”，看来也不再是限制在某个特殊的年龄群体中的了。

在这种情形下，新现象是身份特征中的“丛”的不断消解，身份特征丛很可能是一起出现的，这一方面带来了个性化的不同的生活境况，另一方面在个体在单独的生活领域作出决定之后，导致对人生的进一步的发展的可预测性的丧失。因此，可修正性在这里不意味着别的，而恰恰是个人身份的时间化:也就是说，不再能从已经延续了很多代的传统确定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规范模式识别某个人(如同在前现代时候那样);而且这个人也无法在他的整个寿命中一直都是确定不变的(如同在经典现代的时候那样);这个人更多的是随着在人生的展开过程中的时间点而变动的。因而，身份是暂时的[28]，它是以代际之内的变化速度变化着的。正如我在第六章“3”所指出的，在晚期现代，体现身份的称呼因此往往必须配备上时间索引:某个人不再是糕点师、保守党人或者天主教徒本身，而常常只是“在此时时刻”和在不断缩短的当下的时段中的不能预知的期限里是那些身份;这个人曾经是另一个样子，并且(可能)将来是另一个人。在现代的继续进行中，身份模式的变化正好可以描述从跨代际的身份连续性到代际内的身份连续性的加速，这一点无论是从私密关系的角度，还是从职业关系的角度来看的“串联的一夫一妻制”中都是显而易见的，从趋势上来看它将代替这两个领域中的终其一生的一夫一妻制。[29]

272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363

[26]“现在是这样。但可能也会是那样。”这是海尔格·诺沃特尼(Nowotny,1999年)的一本书的标题。

〔27] 马丁·科利(Kohli,1990年,1994年)因而判断出人生历程的逐渐的去制度化和去标准化;类似的还有Castells,1996年,第445页及其后页。

[28] Straub/Renn,2002年。

因而，在身份确定的实践的角度所发生的、被卢曼当做功能分化和复杂性的时间化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的，正是“存在模式”的语义不断地转变为“时间模式”的语义，这导致所有(促成身份确定的)地位和决定似乎是与时间有关的而不再是与存在相关的。

(因而)时间不仅是主旋律，而且非常深刻地并且有效地嵌入到社会的自我描述中。因此，人们最终不再能保留先于时间确定的客体的和主体的身份；确切地说身份是在时间之中、在每个当下被构建和再造的，以便为某个时间产生时间联系，这样的时间联系在极度不同的时间地平线上居间调节了过去(记忆)和未来(在所有可观察到的重要的区别中的摆动)。[30]

与此同时，这样的有关时间的理解在哲学中，同样也在社会科学中带来了时间的时间化的概念：时间的时间化是指行为、事件和联系首先通过期限、顺序、节奏和速度才能得以执行，也就是说：行为、事件和联系在时间中决定自身，它们不再遵循预先确定的时间计划。因此，时间的时间化也同时矛盾地意味着被卡斯特斯所描写的永恒的时间。[31]

对这里的这个身份确定模式的变化是对社会加速的结果的假设而言，其关键主要在于两个事实：首先，时间化的时间是与前面所讨论的、在对经典现代的身份确定方式非常重要的生命历程制度和正常的人生的含义下的生命的时间化完全相反的。现代的第一个动态化阵发，导致了将生活理解为沿着预先安排好顺序的不同的发展轨道的有方向的运动，这些发展轨道是通过形式上的可期望性和对未来的可计划性所确定的，并且因而促成了对“人生计划”的设计：而对人生计划的设计却又废除了预先安排的顺序和可计划性。时间的时间化因而意味着撤回了在时间的延伸中进行规划的含义下的生命的时间化。其次，与此同时，前面所指出的更确切地说是理论上推导的时间的时间化的观念，作为有着西方当代社会发展烙印的趋势，在实证上也足以被证明。鉴于这样的发展，即常规的职业方面的和家庭方面的实施顺序(教育、职业、退出职场，或者说恋爱、结婚、生孩子)之间一方面越来越少地相互联系在一起，也越来越少地与生理的年龄相互关联，并且另一方面，连续的前进和有序的顺序被多次中断，正如马丁·科利发现了朝向生命历程制度的去机制化和正常的人生的帮助定向的力量的不断丢失的趋势。[32]但是，时间化的时间也能够在半外围的和外围的生活领域中得到实证证明。例如，在市民参与这个领域，就从很长时间以来可以诊断出在名誉职位的形式上的变化(从“旧的”变成“新的”名誉职位)[33]，这种变化能够精确地描绘时间化的时间这个抽象概念：年轻的热心于市民事务的人越来越不愿意长期地和在预先确定的范围内受“职位”的约束。相反他们更喜欢灵活的聘用形式，他们希望根据不同的情况决定期限，而且在所确定的期限中能够灵活地决定他们自己的一周的或者一个月的时间预算的分配，这意味着，对于这样的行动方式而言，名誉“职位”的概念毫无疑问是令人迷惑的。市民参与在时间的时间化的过程中，与职业行为和从趋势上来看也包括在个人生活中的行为和关系一样，采纳了“项目形式”，也就是说将灵活地决定期限、顺序以及往往也包括速度；但是，项目通常是能在短期内结束的，并且它的运行时间是被限定的。[34]

第十一章 情境化的身份确定:从流浪汉到游戏者

273

364

[29] 也请参考本书第五章。

[30] Luhmann,1997年，第1014页及其后页。

[31] 对此请参考本书第四章和第十章,特别是第十三章;有关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中产生的时间理解请参考Sandbothe,1998年。

跟随在晚期现代的时间的时间化之后的永恒的时间，它的逻辑不仅表现在生命历程在时间上的去结构化，而且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弹性化上。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在经典现代的功能分化的社会中的时间使用模式，主要是通过外在于事件的、线性的时钟的预先设定而确定的，这意味着，个体的行为模式是通过精确有序的小时计划、日计划、周计划和月计划与不同的社会功能领域内的“时间窗口”相适应的。优秀的时间管理体现在，预先确定的行为顺序尽可能“没有损耗”地——也就是说没有期望之外的中断和空转时间，但是也没有相互重叠地—互相衔接，并且所设定的任务和职责也的确在预先规定的时间里完成。一个时间段内的行为的期限和顺序是在这个时间前是确定的和计划好的，以便能够保证社会上的行为运转的同步性和协调性。[35]

365

274

366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32]Kohli,1986年、1990年和1994年;同样也请参考Castells,1996年,第439页及其后页和第445页及其后页。在同样的含义下,鲍曼(Bauman,2000年，第116页及其后页)和桑内特(Sennett,1998年)阐释了在职场世界的预先确定的职业生涯的顺序的被侵蚀。

[33] 参照诸如Heinze/Olk,1999年;对此也请参考Giegel/Rosa2000年;Corsten,特别是2005年。

[34]对此也请参考Garhammer,1999年,第157页及其后页、第411页及其后页和第463页及其后页。

在系统的持续发展和同步化的过程中以及“系统的时间窗口”通过可支配时间、操作时间和可动用时间从趋势上来说无限制的扩展而带来的去边界化的过程中，社会生活的集体的节律被侵蚀了，随之而来的是用于个体的特定领域的时间的弹性化，它现在在日常生活的时间策略和时间实践活动中表现为“范式转变”[36]:如果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活动，例如上班、购物、会朋友、处理信件、照顾家庭，等等，不再有预先确定的时间窗口可支配其原因是可以在任何时间做这些事情，而且其他的未预料到的时间往往也要求计划之外的或更努力地投入，那么合理的就是弹性地安排日常生活，在这个中间尤其是新的移动技术能够协调和同步化行为链条。因而，“经典的现代”的日常生活是通过预先确定的时间计划和以在这中间发展出来的时间例行程序为标志的，例如可以这样安排：7点起床，8点开始工作，12点午休，17点下班并购物，18点从体操房接回孩子，19点吃晚饭，20点与朋友约会。而晚期现代时间化的日常生活时间却与之相反，事件的发生、期限、顺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灵活的。晚期现代的一天也是从起床开始，并随着上床睡觉结束，但是工作时间是弹性的，并且只是与截止期限协调，而且与此同时很多活动都是全天候可行的，在这里只需要根据自己的动机决定是做这个还是做那个[37]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工作上的约会都能够通过移动的协调技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灵活地安排：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一方面取决于我的工作的进展情况如何，而另一方面是由××参加的会议要开多长时间决定的。只要会议一结束，她就会给我打电话。如果那个时候，我还在家的话，我们就在我的家里碰面：如果我已经进城了的话，我们就在Y咖啡厅见面。我是在那之前购物还是在那之后，我可以到时候根据实际情况再决定。时间顺序因而是在时间中由自己个性化灵活地创造的。

这种复杂性的时间化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选项和偶然性又一次增加了，出乎意料、不可权衡性和突然的情况变化也急剧增多了，这些都使得传统的时间管理越来越无法以对时间计划进行纪律化的控制的风格开展了。这也是为什么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认为在他们的有关在晚期现代所形成的时间实践的实证研究中通过个案访问和小组访问能够证实，线性时间管理和按序排列的时间计划的经典现代的形式在此期间不再能保留下来了，并且解释了“时间经理人”也逐渐被新的生活方式中的人物形象——那些“巧妙地处理时间的游戏者”——所排挤的原因。[38]这个“游戏者”能够克服现代的线性的、算错的和计划错的时间地平线，并且用一个(某种程度上让人感觉是前现代的，但是现在是反身的)情境开放的和“事件导向的时间实践”来代替它[39]

第十一章 情境化的身份确定:从流浪汉到游戏者

275

367

[35] 参考本书第一章“1”和第八章“3”。

[36] 关于这种范式转变的原因请参见本书第八章“3”;有关它的实证上的可信性请参考诸如Seiwert,2000年,第15页及其后页;Levine,1999年,第249页及其后页；Geißler,1999年，第111页及其后页;Hörning,Ahrens,Gehard,1997年。

[37] Geißler,1999年,第142页及其后页。

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也在时间的时间化的概念下重新把握所形成的时间实践40],因为“游戏者”并不是在整体计划的或者一个抽象一线性的时间概念的框架下对事件的速度和期限以及相关联的行为作出决定的，而是弹性地及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地、似乎是从每个当下的时间的原时和时间地平线中产生的。“这样的游戏者’不想再事先规定好，也不想再被预先给定好什么时候、用多长时间、为什么和为何目的发生什么。他不再想要确定哪些时间化的形式在什么时候是恰当的，而想知道，他通常会有时间用于单个的安排。”[41]三位作者指出，游戏者能够做到“常常将所给定的放在不同的观察角度下，并且因此能够胜任晚期现代的变迁’。通过对开始、中断、延伸、结束’的游戏，游戏者开发出了以自身为导向的时间实践的独特特性，通过这些特性他探寻在游戏的玩耍’中尽可能保持灵活性”[42]。用这种方式，“游戏者”通过时间的去线性化和时间的时间化学到，正如理查德·桑内特将之作为晚期现代的令人感到威胁的特性的，即所谓的“诸如时间上的不安全感、非同时性、不确定性、在不同的时间文化中的相互冲撞、断层出现等这样的干扰”完全不是“异常现象，而是包含在通行的、高度情境化的时间实践之中的正常状态”[43]。

276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368

[38]但是，这些作者有些令人困惑地将借助最新的技术努力保持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并重新赢回计划的可靠性的经典现代的时间经理人的类型描述为“被技术所迷惑的弄潮儿”(1997年和1999年)。

[39]与一位所访谈的“新式的、转变了的”游戏者的谈话内容：“重要的是，如果可以的话，我能够把我的日程尽可能地以随心所欲的方式安排；当然，我也会约定约会，但是也完全有可能，我会推翻所有的约定。坚守在传统的时间上只是令人行动不便。以前一切都完全不一样，在那时我的周计时器以及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以半小时为节拍分割的，那个时候我把时间分成了一段一段进行安排，这些都是历史了。现在我更按照我的冲动对待事物。这是一个好的处理方式。”(Hörning,Ahrens,Gehard,1997年，第142页)

[40] 同上书,第145页及其后页。

[41] 同上书,第178页。但是在这里不要忘记，基本是游戏者，尤其是在职业领域也是与并非由他决定的期限和日程捆绑在一起的，因而在那里他与事件时间的游戏似乎是“被殖民化”了。这方面的详细内容请参考本书第八章“1”。

[42] Hörning,Ahrens,Gehard,1997年，第16页;楷体强调部分出自原文。

这种新的、“高度情境化的”时间实践的形式，也就是不再能凭借“经典现代”的控制需求和对安全感的需求而对未来的开放性和不可计划性作出反应的时间实践形式，是将晚期现代的日常时间的视角和生命时间的视角与其本身也是情境化的新的身份确定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对于经典现代的生活方式形象和身份定位类型来说，不可克服的晚期现代的超级加速，在“游戏者”看来不再是威胁，他完全充满乐趣地将这种超级加速当做可能性生成器，通过它能够实现“越来越迅速的时间的时间化’”。游戏者“摆脱了………预先给定的时间强迫、时间约束和时间命令……他修改并且模式化他自己的高度情境化的原时。因而，这个游戏者’在他的方向中反映了增加了的社会的动态性和复杂性，这样的社会在事件的潮水中，越来越多地在只是瞬间性的情境描述中捕捉它们自己的身份”[44]。

格特·君特·沃斯也从不断变化的模式中界定了这一类的情境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一边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另一边是战略性的生活方式。前者的内在逻辑的核心是“稳定性和不言而喻性：人们通过这样的生活方式将社会预先给定的井然有序的’生活的观念牢牢地作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安排的导向，并且人们在对生活的安排’的努力中首先看中安全性和规律性”[45]。生活方式的这种形式,显然是与在前面所得出的稳定的先验身份的历时性逻辑相对应，也就是说一次性找到的对身份模块的安排将被一直保留下来：“在这个意思上而言，当有人找到了他的生活’的时候，就可以下结论说，他不再可能会有变化了。”[46]相反，对于从由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所定义的被技术所迷惑的弄潮儿(或者说是时间经理人)的时髦人物形象不由自主地想到的战略性的生活方式，沃斯却将它作为在与晚期现代相适应的日常生活安排的方式中的一个变体、是许多生活关系中的一种，当然从他所选择的特征来看，这种弹性的晚期现代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的确起源于福特式工业化的现代的生活方式。“战略式的’生活方式涉及……系统的计划、计算和对人生中的关系和资源的主动的控制，从而实现人生规划：对于这种生活方式而言，重要的视角是对日常生活过程的持续的优化和压缩。”[47]沃斯对于这种情境化的生活方式和战略性的社会方式的相反之处作出了如下的总结：

第十一章情境化的身份确定:从流浪汉到游戏者

277

[43] Hörning,Ahrens,Gehard,1997年，第178 页。Brose、Wohlrab-Sahr 和 Corsten 也在他们的有关晚期现代的生活方式的形式或者类型的研究中以临时工作为例子得出结论，对变化的条件最好的适应以及人生组织或者说生活方式的“最现代的”模式是与游戏者的做法非常相似的“去中心化的类型”：“在(其他)类型中感到难以解决的在去中心化的类型中却出现了进攻性的变化……这个类型的时间视野体现为当下的未来’。而这个未来表现为开放的………在这种可能性的含义下，未来是对不同的发展开放的……当不再有中心视角的时候，也就没有了固定的生活目标;确切地说这就是，是视角上的变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得以实现了，之后未来的偶然性不再是心神不宁的原因了。”(Brose、Wohlrab-Sahr和Corsten,1993年,第322页)

369

[44] Hörning,Ahrens,Gehard,1997年，第179 页和第174页。

[45]Voß,1998年,第20页及其后页。

[46]同上书,第21页。

战略性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严格的计划和僵硬的全面组织的基础之上的，它往往让人们想起企业中的科层官僚制度或者中央集权的组织(即便不是完全的泰勒化的)。而情境化的生活方式却是按照弹性化的逻辑，或者甚至是去中心化的逻辑，并且因此令人惊讶地与新的企业战略非常相似。战略性的逻辑实际上是与劳动关系、与虽然复杂但相比起来总是可以估算的、长期来看相对稳定的指导方针联系在一起的。相反，随着关系的动态性和去结构化的不断增强，情境化的逻辑将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48]

因而，我的理论是，日常生活的和一生的生活方式，现在是直接受身份定位的影响的，因为它们迫使个体保持时间地平线与时间期望之间的同步并且在时间的变迁中保持弹性和可变性。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断被重新、情境化地联系在一起并加以阐释的地方，我曾是谁、现在是谁、将会是谁的构想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身份参数的形成和重要性也随着不同的情境而发生改变：“我是谁”要根据“我正面对谁”(肯尼斯·格根认为，个人的身份确定将很快被一个纯粹的关系化的’自我的建立所代替)[49]、“正在哪个社会领域里行动”来决定;哪个身份维度(职业、宗教、家庭、性关系和政治取向、消费风格、休闲活动等)是中心的、哪些是外围的都不再清晰了。自我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也因此变得要根据背景灵活地构建了，自我的稳定性不再与实质性的身份定义有关系。

371

278

370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47] Voß,1998年,第21页。

[48] 同上书,第25页。

[49] Gergen,2000年,第156页及其后页。

因此,格根(与其他一些学者一样)[50]看到了可实证证明的预兆,即自我的愿景和地平线不再是历时地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向前发展，而是个体被裹挟进入同步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的事件，也就是说自我不再能被看做是统一的或者至少是时间固定的身份规划了。这从主体那一面来说,折射了在前面一章里所讨论的行为事件和体验事件的空间时间上的“脱位”的结构化的逻辑，行为事件和体验事件都失去了背景方面的关联。在“后现代”的身份确定理论中常常指出的在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的自我的碎片化、多元化或者增加，这些新事物在我看来，不是别的，正是同步的和历时的生活实践中的时间的去时间化的逻辑结果，而它又是社会变化速度加速越过了整合能力的关键的门槛之后所带来的后果。

在加速社会的强迫下必须放弃的是，持续或者长期进行的身份规划的观念,甚至是自治的想法[51],这些使得主体的对自身所确定的价值与目标的超越背景的和时间稳固的追求成为可能。在这个位置上，以相对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身份定位为特征的经典现代的人格类型与情境化“造型不断变化的”自我的形象(利夫顿\*)[52]或者说“集锦式的人格”相遇了;而格根对“集锦式的人格”的定义是:“集锦式的人格就是社会中的变色龙，不断地从无论是什么只要能得到的资源那里借来零零星星的身份，并且不断地将自己构造成对于所给定的情境来说是有用的或者是令人满意的。”[53]因此,前面所描述的发展中显现出了一个完全符合逻辑的消失点，在这个消失点上完全不用再讨论身份确定了，因为在一边是连续性和一贯性、另一边是弹性和变动的平衡正不断向着使前者消失的方向移动。在有关身份定位理论的争论中，针对这样的观点所提出的异议，不仅对相应的观察的实证上的说服力提出了疑问，而且也对这种自我关系的形式的存在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54]我也反对这样的假设，而是认为已有的实证方面的发现在对有关晚期现代的情境化的身份的形式的趋势诊断中趋于一致，也就是说情境化和身份确定之间的相互矛盾的特性得到了统一[55]

第十一章 情境化的身份确定:从流浪汉到游戏者

279

[50]Bilden,1997年；Helsper,1997年;也请参照Wenzel,1995年。

372

[51]我在这里和接下来所使用的“自治”的概念并不是与康德所说的道德上的自我监管密切相连的，而是在道德伦理上和身份确定理论的理解中的人生过程的独立自主的发展。

\*罗伯特·J.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1926—),美国精神病理论家、政治心理学专家。主要著作有《革命的永生》《思想改造与集权主义心理》和《虽死犹生：广岛的幸存者》等。—译者注

[52]Lifton,1993年;对此也请参考Wenzel,1995年,第121页及其后页。

[53]Gergen,2000年,第150页。

[54]Straub,2001年;Joas,1994年。利夫顿本人也特别指出，形态不断变化着的、新教的自我以非线性化的、片断式的方式不断地再次产生一贯性和连续性。

如果将身份定义为能够超越变化着的背景而给予主体一贯性和连续性的事物，那么情境化的身份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却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contradictioin adjecto)。如果身份定位被理解为对我是谁提供意义的导向能力和行为能力，那么情境化的身份确定似乎完全可以被看做是不断增加的个性化和加速的逻辑上的消失点：每个含义的实质都随着背景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在所有的实践关系中，对决策和行动起指导作用的身份感却并没有消失。因为这样的身份定位的观念当然没有表明，所有的身份定位特征都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更确切地说，可能的情况是，与大多数情况相反，有一些情境和背景是保持同步的和按时间顺序的，因而情境化的身份定位尽管不再能够像定义那样被确定下来，但是却也是可以通过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家族的相似性”相互联系起来。这个概念因而只暗示了，身份确定本身不再是在时间中稳固的了，并且身份特征的重要性、相互关系和延伸都随着情境的改变而改变。一个跨情境的统一的和连续的不健全的自我，只有在保证了根据我的理解所提出的以下四个要素时，才能表明对它使用身份确定的概念是正确的：

(1)首先，情境化的身份定义至少也要允许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与个体生活中的不同的意义领域和功能领域之间有着最小的关联，但是这些遵循叙事模式的联系却是产生于所给定的情境化的背景的[56]

(2)然后可以假设，主体深受似乎是习惯性的连续性的影响，这种连续性体现了相对的时间上的稳固性。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布迪厄所说的外表举止，即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偏好和倾向、我们的姿势和表情、我们的审美品位的特征等所反射出来的自我确定产生并保持了我们的身份感觉。这些外表举止等外部特征完全不能摆脱变化，并且也不是不随背景而改变的，我们的偏好和行为方式总是由不同的情境而决定的，当然它们在它们的基本模式上可能只是微小的变化，而且极其罕见的是有目的的改变。因而，体现在我们的实践和我们的生活关系中，自我感觉基本在它看上去迷失于自反的身份的情境变化和生活方式的情境变化之中的地方也能够促成连续性。由此这样的想法自然就显而易见了，即连续性和一贯性在现代的进程中，不断地从自我的核心的问题变成了风格问题：也就是说，人们越来越少地通过所承担的角色的类型和总和、所赞成的信仰和占有的地位来表现自己的特色，而是越来越强烈地通过他们对生活中的意外和沉浮变迁的方式来表现了。但是，一贯性的这种方式更确切地说应该算作“经典的现代”的打上浪漫主义表现风格烙印的那个侧面，而不是极端的“后现代”的[57]：真正的后现代的自我正是通过既感觉不到对统一的风格的内在约束是同步的，也感觉不到是历时的所体现出来的。极端的情境化的身份确定因而可以表现为，例如，一个主体实际上是相信上帝的和内向的、在两性关系中是“柔弱的和女性化的”、在工作中却是沙文主义者和投机主义者、在和平示威游行中是和平主义者、在党派聚会中却是激进的军国主义者和无神论主义者，但是这些联系在一起的矛盾并没有被认为是有问题的。相反，后现代的“我是很多人”的信条的魅力正在于，即便在这样的风格问题中，也能灵活地尝试各种可能性，并且集锦式的、大杂烩式地接受这些可能性。这种内在的多元化的问题是：主体要被迫确定重要性和优先性的时候以及从这些多样性中将会产生相互冲突的行为要求。

373

280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55] 也请参考Rosa,2002年a。

\*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Ludwig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1951年),出生于奥地利，后加入英国籍。他是著名的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语言哲学的开创者,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主要著作有《逻辑哲学简论》《论确定性》《数学基础评论》《颜色评论》和《文化与价值》等。——译者注

[56]对此请参考Anderson,1997年;Kraus,2000年和2002年。

(3)关于在变化加速的时代中其他的、令人惊讶的促成连续性的可能的帮助，蒂尔曼·哈贝马斯(TilmannHabermas)\*在他的研究中指明了爱恋的对象(Geliebte Objekte)与身份形成之间的关系。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个体与之发展出个人的和情感性的关系的对象，似乎承担着“过渡客体”的功能，当身份定位和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完全再现着和象征着连续性和一贯性。在这个意义上，在晚期现代，通过有意识地决定至少是暂时摆脱围绕着我们的“一次性的产品”的占优势地位的偶然性，个人的物品(或者也包括外表举止)可能会为时间稳固的实质的身份定位“保留位置”；它们促成在自我的再组织的时代中的暂时的稳定性，并且在发散的环境和情境中提供了没有断层的过渡[58]

第十一章 情境化的身份确定:从流浪汉到游戏者

281

374

[57] 有关查尔斯·泰勒所提出的现代的身份确定的浪漫主义表现风格的一面请详细参考Rosa,1998年，第351页及其后页;也请参考Gergen,2000年，第18页及其后页，在那里指出，对自我的浪漫的设想对于现代的自我只是暂时的，尽管产生了深远的文化方面的影响。

\*蒂尔曼·哈贝马斯(1956—),德国心理学家。主要著作有《爱恋的对象：身份形成的符号和工具》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