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在第二个层面，行为者通常发展出将其生命作为一个整体的时间视角，通过这个时间视角他们思考自己的“生命时间”。关于“我打算如何度过我的时间”这个问题就不仅要考虑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要将我们的一生作为整体来考虑，因此，吉登斯在这个时间维度上想到了用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存在”(Dasein)的概念。在这里也同样存在着事件之间的同步化、持续时间和前后顺序等问题。(我打算/可以上多少年大学?在大学学业结束前，我想/能生个孩子吗？我真的愿意一辈子做法学家吗？我什么时候退休？)

在第三个层面，行为者最终体会到他们的日常时间和什么时间都是镶嵌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的代际和年代统领的时间中的「吉登斯根据布罗代尔\*的措辞提出了持续长久(Longueduree)]。“我们的时间”因此通常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时代的时间，确切地说,就是年长的人在说“我们那个时候是另一番模样”,或者“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那些传统不再适用了”，或者是“歌德(Goethe)和他的时代”时所谈到的。

这三个时间层面和与之相联系的时间地平线，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中首先决定了每个行为者的“存在于时间中”[29]，而且他们必须不断地与新的变化相协调。例如，一位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的安排往往是，到了中午才起床，然后去咖啡馆，最后再去革命性的大学生俱乐部;而或迟或早他都会想到这些问题：已有成就的大学教授的生活安排是什么样的，是否打算在退休后到舒适的托斯卡纳(Toskana)\*安度晚年；是不是在“我们的时代”里，如果不想被中长期地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的话，就得支持这种经济生活中的日常生活方式。正如这些问题所提出来的，人们的人生规划究竟是否是合乎时势的，以及长期的人生计划是否是合乎时代地进行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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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28] 吉登斯根据Bergson和Schütz的研究,将时间表示为“期限”，并将它理解为可逆的时间。亚当争论说,不是时间自身是可重复的,而是行为;(事件的)可重复性和(时间的)可逆性是不能混为一谈的(Adam，1990年，第24页及其后页)。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法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法国经济社会史》《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论丛》等。——译者注

[29]当我在这里再次谈到行为者“存在于时间中”，绝对不是将时间假设为与主体无关的、似乎是本体论的时间。正如在此之前已经指明的，这项研究传递的是这个观点：时间在历史中和文化中是高度可变的，并且时间的由自身质量所决定的可体验性首先是在社会的环境中形成的。因此，正如我尝试着指明的，时间对于行动中的主体而言就是坚实的实际情况和自然事实。因此，从(个体的和集体的)行为者的视角来看，人类一直是被“安置在时间中”的。

概括而言，这意味着所有的时间资源的分配通常是要将这三个层面都加以权衡的:每个人将多少时间用于工作、家庭、休闲活动和养生，取决于他的日常安排、他的生活期望和他对“时势潮流”(也就是时代的和未来的要求)的估计。这些层面上一直存在的差异迫使人们采取适合的战略:要么是改变日常的生活实践，要么是重新定义长时期的人生目标。(战略性地改变某个时代的时间模式和时间远景的可能，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被行动者想到)所有这三个层面首先都有它们自己的时间模式(节奏、顺序、速度、同步化的要求)和对时间的看法(也就是它们各自的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概念或范围，以及这些对于相应的行为的重要影响)[30];其次它们都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结构。我们的行为和实践的节奏、速度、期限和顺序其实并不是由作为个体行为者的我们所决定的，而是几乎完全由社会中的集体性的时间模式和同步化要求所预先确定的(例如开放时间、交通时刻表、运行时间表、机构的程序和规定时间安排的合同、有效期等)。[31]

现代社会的时间模式特别适合用来解释由社会结构所构造的时间实践。在文化批判的学术文章中总是被批评，而在时间管理手册中一直被作为成就加以庆祝的一个现象就是，西方社会中的个体严格地计划他们的时间、安排顺序，也就是说，各项事件持续的时间和行为的结构都被抽象地确定下来，行为本身要依照外部的时间计划。因此，这样的时间实践已经不是个体决定或人生计划的后果了，而是几乎完全被迫服从于起到分化功能的结构性原则的结果，根据这样的结构性原则，每个社会领域服从它自身的时间逻辑，并且将工作、家庭、联合会、教堂、政党、政府等各个领域的个体部分地捆绑在一起。因此，正如齐美尔\*和帕森斯曾经指出的、所罗巴伯(Zerubavel)详细分析的[32],个体为了不被排除在社会之外，在小时计划、日计划、周计划、月计划和年计划的帮助下，被迫在每个社会领域精确地按序确定他们的行为，并且与每个领域特有的模式保持同步。经常被提到的在现代社会超越了“事件时间”的抽象时间，即一个事件，诸如讨论会、研讨课或工作日，并不是以有待完成的任务被完成后作为结束的，而是结束于在经过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之后，因此抽象时间不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文化上的特别现象，而是社会结构的必要之处。因此，抽象时间在当今社会看上去似乎有利于“时间的(再度)时间化”的撤回，对于此我们需要进行细致的文化方面和结构方面的分析—如同我将在本书的第四部分所做的那样。

第一章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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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卡纳是意大利一个大区，拉齐奥位于其南，翁布里亚位于其东，艾米利亚-罗马涅和利古里亚在其北，西濒第勒尼安海。它经常被评价为意大利的最美丽的部分。其首府为佛罗伦萨。托斯卡纳以其美丽的风景和丰富的艺术遗产而著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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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RobertLauer建议在分析社会现象的时间结构时可以区分五个变量(1981年,第28页及其后页):1. 事件的周期，也就是事件的节奏；2. 过程和变化的速度；3.事件或行为的同步化(内部的和“外部的”，也就是与其他事件或行为相关时):4.事件、行为或状态的持续时间；5.事件、行为或状态的次序。在分析时要考虑到从行为者的角度看到的时间的取向或者说对时间的看法，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性和定义。不同的定义和权重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力:两个行为者或群体可能都认为他们的行为是面向未来而作出的，但是一方所认为的未来是即将来临的最近几天，而另一方所指的未来是计算机技术高度全面发展的时代，因此，两者对于时间的观点有着很大的差异。我认为Lauer的这种分类非常有启迪作用，因此我将在下文中不时地对此表示支持。类似的区分可以在以下作品中看到：Adam，1990年，第106页；Zerubavel，1981年，第1页及其后页;Gurvitch，1963年，第174页及其后页。

[31]具体内容请参照Garhammer,1999年,第28页及其后页。

那些具体的时间模式的集合性特征因此特别产生了同步化的需要。我们比较我们的行为，不断地要使我们的行为与我们的合作伙伴相应的行为和时间模式保持协调，或者至少保证暂时性的同步，因此在功能分化的社会中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大量的或较短或较长的等待时间，而与之相应的另一方面则是导致时间压力的出现。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我们的人生远景。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清晰地展示了，无论是对人生计划的设想，还是在人生规划将人生分成受教育阶段、工作阶段和退休阶段的理想的三部分，或是(在原生家庭的)儿童期、(与自己的核心家庭的)成年期和(在孩子搬走后的)老年期，实际上都是社会文化结构，而这种三分法从来就无法做到普遍通用，而且在当今的社会显现出受到侵蚀的倾向。是否、如何和在多大范围内对未来进行规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稳定和可预测性。第三个时间层面，即历史性的时间或“时代”，最终几乎完全夺走了个体的塑造未来的可能性，个体的行动者在这里只剩下了对那些“需要他的时间的要求”作出同意或者反对的答复这样的机会了。因此，共同决定着我们的“存在于此时此刻”的类型和方式的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间远景)的意义和我们的行为的时间模式，一直是结构关系和文化关系的复杂的产物，只是二次折射在每个行动主体的期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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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齐美尔(GeorgSimmel)(1858—1918)，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形式社会学创始人。主要著作有《货币哲学》《社会学：关于社会交往形式的探讨》《社会学的根本问题：个人与社会》等。

[32]“在众多不同的行为中每项行为都分配有相应的时间……这样才能不相互干扰。事实上，一个像我们所在的社会这样复杂的社会，如果没有相对严格的时间安排就无法运转了”,帕森斯这样写道(Parsons，1951年,第302页)。参照Zerubavel，1981年，特别是第31页及其后页。

三个时间层面在行为者的期望中的结合往往会产生叙述性的模式。这是文化的和个体的记录，在其中日常时间、生平时间和历史性的时间相互联系起来，并且互相批判，最终实现合法化。在这样的记叙式的设计中，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权重和意义也同时被确定下来了，并且因此关于传统和变革的重要性和价值也得以确定。每个当下看上去都是建立在一个过去当中的，并且与未来有关。通过确定日常生活的历史、人生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这种记叙性的关系，变化和不变的文化形式和机构形式也合法化,而且也有可能在动态性力量和稳定性力量的平衡或在行动和坚守之间的平衡中出现历史性的自然而然的变化时而遭到批判。

正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和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MacIntyre)\*\*等哲学家在不久前所强调的,在个体的生活故事中所发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在了一起，往往是以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框架故事”或一个被传诵的“世界故事”为背景的。[33]有关每个个体的存在的有限性的认识，导致有限的生命时间和前景无限的世界时间34]之间的矛盾成了书面记录的和生命实践的问题。在所有成熟的文化中，用来化解这个矛盾的办法几乎都是通过引入第四个时间层面，即通过所谓神圣时间这个概念来解决的[35]这个所谓的“圣洁的时间”凌驾于生活的和历史的线性时间之上，建构着线性时间的起点和终点，并且将生命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都提升到一个共同的、更高等的、仿佛是“永恒的时间”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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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泰勒(1931—),加拿大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自我的根源》《世俗年代》等。—译者注

\*\*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1929—)苏格兰哲学家，在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哲学史和神学等领域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主要著作有《论无意识》《世俗化与道德变迁》《依赖的理性动物：人类为何需要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学》和《生活的伦理学》等。——译者注

[33] 参照MacIntyre，1987年,第279页;Taylor，1994年,第615页;详细的阐释请见Rosa，1998年,第166页及其后页。当一位来自前民主德国(DDR)的较为年长的受访者在双重政权更迭的背景下讲述他们的生活的故事时，就可以明显地看到人生故事和“历史”交织在一起。同时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在1989年的剧变之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连接是以与此前不同的方式发生的，而且必须发生。

[34]请参照Blumenberg，1986年;Gronemeyer,1996年;也可以参看本书的第八章“2”。

例如，在基督教文化中，生命时间和世界时间就是这样相互靠近的，两者共同向着(如同想象中即将来临的)上帝所判定的世界尽头前进。神圣的时间因而与线性的、数量化的、属于这个世界和非星期日的平日(“工作日”)的世俗的时间不一样，神圣时间是永恒的循环、是质量化的，具有另一个或更高级的世界的特性。[36〕神圣时间将日常生活之外的“节点”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将特殊的时间、仪式和庆典(例如基督教文化圈里的礼拜日、圣诞节、复活节)与世俗的时间连接起来，通过这种方式，神圣时间同样将普通的日子明显地分成若干个“暂停”，也因此对日常日子的按序的流程进行结构化。[37]

日常时间、生命时间和世界时间通过神圣时间与文化导向及行为导向的意义完整性联系在了一起，在文化模式和结构化的必要性中，系统化的要求和行为者的期望达成了相互间的一致。这种时间上的协调一致并不一直都会得到保障，而是必须从政治的和社会的争论中才能产生。因此，可以清晰地看到，三个社会的时间层面的建立和相互协调是与社会的和政治的权力问题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谁来确定事件和行为的节奏、持续时间、速度、顺序和同步化的问题，构成了利益冲突和权力之争的核心领域。年代政策因此是各种统治形式中的中心组成部分，尤其是保罗·维希留(PaulVirilio)\*在这方面孜孜不倦地作出假设和阐释，他指出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加快的控制一直都占据着统治地位[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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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社会学领域,尤其是涂尔干和他的继承者,如Hubert和Mauss等人致力于神圣时间的意义和在社会建构中的角色的研究(WattsMiller，2000年)。进一步也可以阅读Achtner/Kunz/Walter，1989年;以及 Zerubavel，1981年。

[36]Zerubavel，1981年,第101页及其后页;Eliade，1991年。

[37]所罗巴伯赞同涂尔干和伊里亚斯的观点，他将犹太教的安息日作为“文化上的支撑”，或是世俗时间连续流淌的静止状态(Zerubavel，1981年，第112页及其后页)。对此、他令人印象深刻地指出，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例如通过不同类型的服装、不同的流程、禁止的行为、规定的行为、大大延长吃饭的时间等方式)，一段时间中或某个制度下的节日能够显著地实现“减速”，有目的地使工作日的急促的速度降下来。

\*保罗·维希留(1932一)，法国哲学家、城市理论家、文化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战争与电影》《消失的向度》《消失的审美学》等。——译者注

[38]Virilio，1980年;参照Wallis，1970年;以及Rifkin，1987年，Rifkin将争夺时间的战争看做人类历史的最基本的冲突。

在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的背景下，诸如被迫等待、滞后、提前、延迟、变换节奏、改变期限等，都出现在社会性争议的中心之中：[39]与此同时出现在时间层面中间层的“争夺生命时间的战斗”,也就是说围绕着受教育的时间和退休时间、对休假和休息日的要求、周末工作和夜间工作、在生病和失业情况下的期限规定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常比对工资的要求会更强烈地决定着经济上的，有时甚至是政治上的争论[40]这种争论的形式也会自然而然地蔓延到第三个层面——有着文化和政治的决定意义的时代时间，正如能够很容易地从有关礼拜日和节日的争论中可以看到的，在教会与资本之间也存在着历史性的权力斗争，同样权力斗争也因此出现在神圣时间和世俗时间之间。

因而，当出现政治巨变后,总会出现有关确定历法的斗争[在确立格里高利历(Gregorianisch Kalender)\*的历史中就很容易看到这一点就不是偶然了，很多新的掌权者会通过努力引入新的历法，从而使自己的位置稳固下来，例如1793年开始的革命历(RevolutionärKalender)或者斯大林(Stalin)在历法改革方面的努力[41〕这两项变革尝试最后都失败了，这也再一次深刻地指明了，广泛流传的时间结构和时间远景同时也是行动者的“第二天性”，因此被修改的历法对行动者来说是“反自然的”，尽管这些历法——至少就革命历法而言——尽力做到紧紧地贴近自然[42]时间模式被高度的内在化也导致行为者的时间意向往往只有在长时间的并且是剧烈的变革过程中才可能适应新的结构性条件，正如爱德华·汤普森(E.P.Thompson)\*\*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中阐明的,在早期工业化的进程中，工人的时间意向被“重新部署”[43]

当时间模式和时间期望因此成为居中协调结构与文化、系统视角和行为者视角，以及系统化必要性和规范化期望的实实在在的地方时，同时也意味着，它们也开启了针对某个时代的文化和结构的整体形式进行社会科学的分析的拥有特权的入口。打算从系统化的必要性和文化的导向中研究社会文化布局的人，即尝试从我们所称之为“现代性”的动态性和稳定性、内在的张力和发展趋势中，发现那些结构复杂体和意义复杂体的特性的人，只要将他的工作从时间结构的特性、逻辑和发展入手就可以了，因为就像通过放大镜一样在这当中能够认识到决定这些布局的原则和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本项研究是以这样的观念为基础的，即恰当的社会科学的时间诊断应该确实就是字面意义的时间诊断。在这样的诊断原则中明显存在的问题是，不再能发现共同的焦点，并且因此看上去武断地选出单个的结构体现或文化表现，使它们成为整体社会分析的落脚点，这样做会导致不断增多地、混乱地将现代社会同时鉴定为工作社会、休闲社会、体验社会、风险社会、信息社会、多选择社会，以及形形色色的后一社会(例如后习俗社会、后工业社会、后历史社会、后现代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后传统社会等)[44]，因此同时进行的“双重”时间诊断是脱离这样的困境的有效途径。而本书的目的和任务就是验证这个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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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布迪厄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时间策略的宝库(Bourdieu,1977年,第7页)。

[40] 参照Zoll,1988年b,或者Rinderspacher,2000年。

\*即现在世界通用的阳历或西历。——译者注

[41]具体内容请见 Zerubavel,1981年和1985年。

[42]Zerubavel，1981年,第70页及其后页;1985年,第130页及其后页。

\*\*爱德华·汤普森(1924—1993)，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民众的习惯》等。——译者注

[43]参照Thompson,1967年;详细内容请参照本书第八章“1”。

1. 两个当代的时间诊断

人们总会感觉到，自己所在的时代仿佛是“四分五裂的”，因而当观察者用批判的目光看待他所处的时代时，几乎无可避免地会认定他的时代具有“危机时代”的症状，这种感觉一点都不新鲜，而它几乎是在文化历史中所有对确定位置或确定时代的努力的组成部分。作为在现代社会的地平线上的新的体验，正如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Kosel-leck)\*在他的大量作品中所详细描述的，这种“时间自身就是四分五裂”的感觉[45]，实际上是一种明确的信念，即持续的危机时代正是时间危机的结构。[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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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Beniger(1986年,第4页及其后页)至少列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关对当下社会进行判断的22条建议。关于有现实意义的时间诊断的研究概览请参见Schimank 和Volkmann出版的合集(2000年)。

\*莱因哈特·科泽勒克(1923—2006).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被认为是20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主要著作有《批判和危机》《未来的过去》等。—译者注

[45]“时间已经脱离了相互之间的关联”，哈姆雷特(Hamlet)早就这样抱怨(Shake-speare，1991年,第一部分,第五幕,第188行),高度敏锐的作家莎士比亚(Shakespeare)已经根据时间结构正开始发生着变化预料到了后代们对时间的不同体验(请参照Harvey,1990年,第247页)。

[46] 参见诸如Koselleck，1989年，第321页和336页及其后页;进一步的也包括Kosel-leck，2000年，和Achtner/Kunz/Walter，1998年，第5页。

对现代社会进行观察的观察者在对时间的变化类型的诊断上达成了一致,尽管对它的评价并不完全相同:自从大约1750年开始[被《历史的基本概念》(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的编辑们定义为“马鞍时期”的时代[47]],即在工业化革命开始之前,类似的法国大革命也没有开始之际，有大量的关于感觉到时间和历史的急剧加速的报道迅速增多[48]这样的感觉在火车被引入后变得尤其强烈，并且伴随着工业革命，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也出现了“体验饱和”的感觉。在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如同我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要指出的，波浪式地出现了总是新颖的(生活的、世界的、历史的，或者就是时间本身的)速度加快的症状,因此彼得·康纳德(Peter Conrad)\*在1999年所出版的有关文化历史的长篇巨著《现代性时间,现代性地方》(ModernTimes，ModernPlaces）提纲挈领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加速。”[49]

有关加速的体验毫无疑问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存在，并且它的足迹几乎留在了所有的大众的和科学的时间诊断中。事实上，随着1989年的政治革命和大约与之同时的发生在通讯科技领域的“数字化革命”，面对因为这两个革命而得以可能和加强的全球性相互联网的进程，出现了更新的有关加速的讨论;贡多尔夫·费赖尔穆特(GundolfS.Freyer-muth)\*\*代表着一大批散文作家、专栏作家、政治家和经济专家,清醒地意识到有关加速的诊断是历史性的事业，他在2000年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我们处在加速推力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工业化可能是在它之后出现的。”[50]诸如斯蒂芬·布罗伊尔(StefanBreuer)\*(“毫无疑问,速度是今天的女神”)[51]这样的哲学家和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Jameson)\*\*(“时间在今天是速度的功能，并且显然可以察觉到的只是它的速率或速度”)[52]等社会学家,都从学院派的瞭望塔证明了这个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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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1972 页及其后页。

[48] 相关证据请参考本书第二章“1”。

\*彼得·康纳德(1948—),英语文学专家。主要著作有《现代时间,现代地方》《爱与死亡之歌：歌剧的含义》《创造：艺术、上帝和起源》等。——译者注

[49] Conrad，1999年,第9页;Thomas H.Eriksen也一针见血地提出“现代化就是速度”(2001年，第159页，楷体强调出自原文)。

\*\*贡多尔夫·费赖尔穆特(1955一)，德国和美国著名的媒体、公关专家和作家。主要著作有《出路》《终局比赛》《赛博世界》等。——译者注

[50]Freyermuth，2000年,第75页。美国人詹姆斯·克莱克(James Gleick)在他的畅销书《更快：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在加速》(Faster：The Acceleration of Just About Everything)中用同样的角度观察了我们从工作到休闲、直到爱情的日常生活中大量的加速现象；与之相应的是，德国联邦政府将加速列在未来社会重要趋势中的首位[参照 Joschka Fischer 和 Gerhard Schröder共同签署的声明《构建变化》(Den Wandel Gestalten)，发表在《明镜周刊》(Spiegel),2000年1月17日,第47—49页]。

“一切都越来越快”在现代化各个阶段都被作为基本体验，即一切都在不断地流动中，因此未来是开放的、未知的、不再能从过去和现在推导出来，而有意思的是，这个特点只是确定了当今所盛行的批判式时间诊断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截然不同的社会性的自我观察，与第一个方面相互矛盾地相伴左右；这个侧面尽管都已经由科耶夫\*\*\*和韦伯\*\*\*\*所指出，并且仿佛从一开始就共同表现为是现代性的“潜台词”，但是直到现代化的成熟阶段，尤其是在20世纪末期左右，才真正进入到这个领域，与已有的大量的时间诊断的体验真实相遇。在这里所谈到的是所处的时代在文化上和结构上的构造“结晶”的体验，对它们的感觉像是没有变化的“钢铁般坚固的房子”，在那其中任何重要的事物不再发生变化，也不再有任何新的事物产生。用这样的视角看待当下社会，现在的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正是所有的运动走向终结：它耗尽了梦想的能量，因为精神的和理想的可能性看上去都已经用尽了，因此不再有任何重大事件发生的无聊正不断扩散。这条理论最重大的发现在于对后历史的论述，并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中也得到了阐述：[53]但是，这条理论所表现的是并非随之而来就可以将我们的时代确定为“后时代”和“终极时代”，或是处于理智、主体、价值、教育、叙述、政治、历史等的终结的“后”时期。对时代的变迁的第二个诊断只是在与前一个表现为不对称的或者说“二等分的”突破性的定义相比时，才可以说是历史中立的:第二个诊断是对于没有与“文化的新开端”愿景相一致的时代转折的观察，这个时代的转折同时也不具备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新的充满意义的联合[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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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布罗伊尔(1948一)，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美学原教旨主义》《解剖习俗的革命》《消失的社会》等。—译者注

[51]Breuer，1988年,第309页。

\*\*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1934—)，美国著名左翼批评家。擅长以马克思理论作文化评论研究资本主义下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发展。主要作品有《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时间的种子》《文化转向》《全球化的文化》等。

[52] Jameson，1998年,第50页。

\*\*\* 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1902—1968)，俄国出生，法国哲学家，后现代思想的奠基人。主要著作有《法权现象学纲要》《权威的概念》等。——译者注

\*\*\*\* 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被公认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宗教：儒教和道教》《印度宗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社会学》《一般经济史》和《国家社会学》等。——译者注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1952—),美国作家、政治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强国论》《信任:社会德行与繁荣的创造》《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译者注

[53]参照Fukuyama，1992年，或Gehlen，1994年。

这两个看上去相互矛盾的时间诊断—社会加速的和社会停滞的时间症状，其实只是草草看上去是相反的。“快速的静止”这个极具表现力的比喻来自对保罗·维希留所提出的“极端惰性(L’inertiePo-laire)”的富有想象力的翻译[55],它显而易见地与后历史诊断结合在了一起，在后历史的诊断中，大型事件历史的草坪上只能寒酸地遮掩理想动态的和“深度结构的”发展的停滞。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试图阐明,这些批判性的时间体验之间的互补不只是学院式——不谙世事的构造，而是在社会的文化的自我表达中也能够发现它们显著的矛盾。

在现代化被改写为相互矛盾的时间的基本结构，以及在晚期现代化更加似是而非的时间结构里，即加速的体验总是不断转向它的截然相反的对立面,不仅出现在历史时代这个层面，也同样可以在生命时间和日常生活实践中看到。社会变化的加速和社会发展的停滞同时出现，与这个矛盾的“双重症状”相同的是，在现代化的历史中，可以发现不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抱怨，有关于生活节奏提高的、关于生活变得越来越匆忙、关于导致各种病状出现的特性—尤其是归咎于过度刺激和过度要求;[56]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与这些抱怨相伴的也是“潜台词”与之相反的抱怨—对于现代生活没有大事件发生的无聊的抱怨，“厌倦”正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而在这个令人倦怠的时代里，工业革命将“人类经验的各个领域的速度”都翻了番——彼得·康纳德这样评论[57]因此，与之相伴地出现了生命越来越快地“飞逝”的感觉，尽管在西方社会中的平均寿命是不断增加的。对静止的时间的体验变成了病态的临床抑郁症，为数不少的心理学家因此猜测，这是对无法满足的加速的苛求的反应。根据大量的调查，抑郁疾病患者在当今社会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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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参照Rosa,1999年c和1999年d,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55] 参照Virilio，1998年a。

[56] 在20世纪刚刚开始时,Joachim Radkau 对神经紧张的时代进行了精彩的研究(1998年),他发现,不断增多的“神经紧张”症状是过度刺激的生活节奏所造成的结果(Simmel,1903年，也有相关的有意思的研究)，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在美国就发现了非常类似的“急忙病”，其病因应该是类似的(Levine，1999年，第152页及其后页;参考有关“雅痞流行性感冒”是病态性紧张的反映的内容，Harvey，1990年,第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