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4)正如最新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与诸如符号学的互动主义的猜想相反)所指出的，主体也似乎能够通过“先天的”、没有称谓的“核心一自我”而支配这种类型的稳定装置，“核心的自我”使得身份感觉在各种情况下，甚至是在完全情境化的非连续性中也能得以维持[59]

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情境化的身份定位被认为是在哲学上和心理学上相互关联的，并且在晚期现代至少是在经验上产生了这种可能。情境化的身份定位形成了流动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之间与个性相关的关联，它无疑无法通过这种关联为生活在全球化世界中的所有人或者只是大多数人定义社会的现实，但是自我关系的模式却描述了，在结构方面和文化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发展逻辑是与当代社会相符的。

与此同时显而易见的是，主体的空间关系、时间关系和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正是由此形成的他的自我关系和世界关系，在晚期现代事实上是持续地变化着的。从空间的视角来看，置于现代性之中的将个人的身份定位从固定的地点——世界从那里开始发展——中的分离过程将再一次更加极端化。自我关系越是强烈地定义并稳固于流动的空间之中，身份定位就会越剧烈地确确实实地失去它的地理上的“固定地点”：移动性的“经典现代”的形式允许从固定的“居住地”出发的巨大的移动性并且与此同时也使居住地的顺序变化成为可能;而晚期现代则是游牧民族的居无定所的形式(鲍曼语)的或者地点的多配偶制(贝克语)的，身份确定理论在这两者之间张开了非常大的空隙[60]定居在汉堡(Hamburg)、在五个月之后常住在西班牙(Spanien)或埃及(Ägypten)的人，实际上与那些已经无法或者不愿意再说自己到底生活在哪里的人，有着不同的“存在于空间中”的方式。

而且在我们周围物质世界的结构的快速变化速率的基础上，在晚期现代中也出现了齐美尔所观察到的自我和他的当地的以及物质的环境产生距离的过程：“文化内容的客体化的过程是专业分工所带来的，导致了主体和他所创造的客体之间越来越强烈的陌生感，最终也会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亲密行为中。我们周围的家居设施、物品………在19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仍然还是相对更为质朴和经久耐用。因此产生了个性和生活环境中的物品长在了一起’，因而即便是平常的一代人在今天也表现为令人称奇的祖父母。”[61]因而,从中可以得出结论，身份确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进一步从空间的环境和环境中的物质结构中撤出来：它不再在这些空间中延伸，并且也不再通过这些而被定义了。已经没有任何出自他的人生贯彻过程中的(时间化的)地点的特性“根本性地”依附在主体身上了，而是相反，主体也不再进入任何一个地点了。[62]这似乎是泰勒所假设的自我的“萎缩”的过程确确实实到达了一个点，从这个点上出发，所有的关系，无论是空间方面的、物质方面的、还是社会方面的，都是偶然的、可塑的，而且几乎是可以无限制的选择的，但是似乎一切都没有称谓，因为自我完全什么都不是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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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哈贝马斯引用了一位医科学生谈到他心爱的自行车时所说的话：“这是我仍然还拥有的最后的世界观”(Habermas,1999年,第431页及其后页，并请参考第506页)。万宝龙国际有限公司(Montblanc International GmbH)的总经理 Norbert A. Platt 也证明了这一点，他指出奢侈品品牌的吸引力正是在于，它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体现了传统、耐久性、引入深思的和缓慢的重新回归的价值”(Habermas,1999年，第457页及其后页)，因而能够在一些领域内拒绝变化的速度。

[59] 参考诸如Glass,1993年。

[60]Bauman,2000年，第13页;Beck,1997年，第127页及其后页。

而这正是极端化的“加速社会”的功能性的要求，在这样的社会中，参照群体、交流伙伴、物品、想法和工作等等都是如此快速地变化，以至于它们的内容越来越不重要，而且是可交换的;反过来说就是，主体相对内容越是无关紧要，他就能够越好地适应加速要求和弹性化要求。这样的趋势也已经被齐美尔预言过，他同样也因为这样的观察而在后现代的讨论环境中享有极大的声望[64]斯蒂芬·布罗伊尔因而在维希留的基础上假设，主体和客体在加速的社会只是“偶然的”(或者点状的)发生联系，因此这个世界“永不停歇地受到变故”的袭击，而维希留本人认为，实质和零星情况在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开始就交换了他们的角色：短暂性将成为必然，而实质变得微不足道[65〕相应的，永远的革命和与之相伴的流行、风尚、内容和物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失去价值，也必然导致重点的转移：体验或者关系的内容或者说对象本身应该算作(长久的、“深远的”、促成身份定位的)价值的假设，将永远是失败的，并且可以猜想最终是不成立或者不再成立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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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Simmel,1900年，第637页;参照Harvey,1990年,第286页。哈维将晚期现代的意义看做是齐美尔所描写的模式的出现：“单是在消费前线的刺激的轰炸就产生了感觉过载的问题，齐美尔剖析了生活在世纪之交的最现代化的城市的问题，指出人们似乎是被围到了相对而言无意义的围栏中了。”

[62]详细内容请参考Rosa,2002年a,第286页及其后页。

[63] Taylor,1994年,第288 页及其后页;请参考本书第六章“3”。Werner Helsper 也在他对后现代自我的可能的形式的思考中观察到了这种自身的、通过称谓确定的自我的疏远的形式(1997年，第177页)：“现代的自我是……尤其反身式的，或者说是自我指示的，因为生活形式、价值阐释、文化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的多元化和由于选项的增加而要不断地作出的决定的多元化，都将自我放在与社会关系和主体关系疏远的关系当中..……反身式的自我关系和世界关系为自我带来了与它自身和与世界之间的距离。”

建立在稳定性基础上的自我规划在晚期现代因而显得是不合时宜的，并且在高度动态的环境中也被判定为是失败的，与此同时以弹性化和变化意愿为基础的身份定位形式正在系统地建立起来。与之相反，赞成持续的改变的观念并将之作为根本的自我规划，本身就又会成为生活速度的加快和社会变化加速的推动力量。[67]

正如我接下来要阐明的，通过在这里所呈现的人生实践方面和日常生活实践方面的时间的时间化也是主体自身的时间体验，也就是说，主体所体验到的自己处于时间中(也包括处于历史中和处于社会中)的类型和方式，正随着影响深远的道德伦理上的、文化上的和道德上的结果而发生着变化。当主体的自治要求被确定下来之后，在日常生活的身份确定工作中，需要完成的与日常生活的时间地平线、自身的生命的时间地平线和历史时代的时间地平线的联系是非常棘手的。不仅有大量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而且尤其也有很多社会学的研究，集中于当代社会的个体的对于身份确定非常重要的时间体验的领域，这些研究发现，在公共领域赢得了日常生活实践和人生实践中的时间统治，和与此同时失去了对自己的生活的自治和控制的感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情境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境中，一方面，如果自治的要求被维护下来的话，个人的生活必须以比以前更强有力的方式进行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规划，并且积极地展开，因为预先给定的规范人生的导向和标准化的人生历程程序被侵蚀了，而且人生的内容方面的结构和时间方面的结构都是开放的：与此同时，另一方面，这样的长期设计由于一再增加的社会的动态性而变得困难，或者甚至是不可能的了。因而，“越来越有必要将不可计划性、不可预测性、不可决定性纳入计划中，并且作出不计划、不预测、不决定的决定。换言之，过去和未来一样都越来越小，但是必须更为频繁地起草现在”[68]。由于这样的要求就像是计算圆圈的面积一样难以实现，因而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就是放弃自治要求和逃避到新的或者说“第二”宿命论中，这些诸如伽哈玛在他的实证研究中、斯劳特戴克从哲学的角度都已经观察到了。[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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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一个完全一致的人环抱着他的整个生活的风格因而毫无疑问可以用与之一致的内容来展现。因为所有他构造的或者观察的一切都不言而喻地在他身上表现出来了，因而完全没有心理学上的动机，将他从这些构造和观察的物质中在想象中分离出来，并作为我’的特有的领域的构成而单列出来。只有当这个人的独立性和与我们无关的重要性面临着要选择自由、自身或其他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大多数的风格才是分别与它们的内容分开的…………由于我们的文化生活中所有的观察内容都是与风格分离的，因而分离了原始的关系，在那里主体和客体似乎是没有区别地静止在那里,并且世界将根据自身的规则所发展出来的表现可能、对生活的根本的表现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因而一边是这些形式，而另一边是我们的主体，如同两个派别,在这中间完全偶然的关系被触动、协调和不协调所控制。”(Simmel,1900年，第642页及其后页)。有关将齐美尔看做是后现代思想的领跑者方面的内容请参考诸如Kaern、Philips和Cohen,1990年;Dörr-Backes和Nieder,1995年;或者Moebius,2002年。

[65] Breuer,1988年,第323页;Virilio,1998年c,第184页及其后页;参照Crogan,2000年，第171页及其后页。

[66]在联系到托夫勒(Toffler)的畅销书《未来的冲击》(FutureShock)时,哈维评论道(Harvey，1990年,第286页)，“一次性社会”的概念意味着“不只是扔掉所制造的物品………而且也能够丢掉价值观、生活方式、稳定的关系以及也扔掉了对事情、建筑、地方、人和所接受的做事情和生存的方式的依附”。当BillMartin(1998年,第5页)因而抱怨,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意义的时代的时候,因而这样的困难应该是晚期现代的变化速度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67]在齐美尔那里也发现了这样的想法一点也不令人吃惊(Simmel,1900年，第675页):“在精神的中心缺乏确定性导致，在新的刺激、轰动的事物、外在的行为中不断寻求短暂的满足；因而我们陷入了混乱的没有停歇、焦躁不安的状态之中，我们表现为一会儿像是处在大城市的喧闹中，一会儿像是得了旅行狂躁症，一会儿是疯狂地在竞争中角逐，一会儿是现代特有的对审美品位、风格、思想和关系等领域的不再忠诚。”

有关不受控制地和不可控地“被推向”选择和偶然性的海洋的感觉，体现了自己的生活越来越无法进行长期的规划而且也不能发展有约束力的对未来的期望所带来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后果。在这当中不仅反映了对积极主动地构建自己生活的要求的放弃，而且同时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并不是说当偶然性被回收起来的时候，就一定会赢回自治权力，而是恰恰相反〔70]不断地放弃对长期的“人生”计划的设计和执行，是作为主体对时间的时间化所作出的反应，这一点在这期间已经得到充分的实证证明，这些实证研究尽管是通过不同的方式，但是诸如曼弗雷德·伽哈玛、理查德·桑内特和卡尔海因茨·盖斯勒或者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等人的看法最终也达成了一致[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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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Hörning,Ahrens,Gehard,1997年,第180页。

[69]“到处出现的第二宿命论是一种意识，它发现，今天的事物往往与人们所想的大相径庭”(Sloterdijk,1989年，第112页,参考第126页;Garhammer,1999年,第482页)。

[70] 参照Garhammer,1999年,第482页。

为了实现长期目标而推迟对需求的满足的意愿的不断降低也可以作为上述观点的最有说服力的实证指标，因为这样的意愿“在未来的奖励是相对确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人们的掌控之中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72]。这样的条件不仅不再存在，而且正因为如此，年轻人的当代导向明显地增加，这一点在对新的时间的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标准化研究中都有体现。[73]

桑内特以他所开展的叙事性访问为基础，理解了随着时间的推进自我的变化在晚期现代的体验，在他的中心的、从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那里借用的漂泊的概念所隐喻的“永恒的内在驱动的”“不稳定的生活体验”中显然是非常消极的，这种社会体验与通过自己的行为而获得的“对生活事件的控制”的感觉以及相应的要求是相反的[74]桑内特所提出的作为“一种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行为到另一个行为的漂来漂去的体验的”漂泊[75]，我们也可以在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所定义的“巧妙处理时间的游戏者”这个时髦人物形象的决策模式中遇到，因为这个游戏者向经典现代提出了放弃反身控制的、积极主动的生活方式的中心要求；与此同时，他也放弃了对可靠性和本真性的探寻。尽管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它们对事实的评估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区别，但是它们在这个判断上达成了一致，即决策和行为的新的情境化和时间化，是与指向个体的人生规划对时间稳定和跨情境的追求并且因此指向稳固的未来的地平线(以及过去的地平线的)的现代的自治思想无法协调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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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进一步也请参考Gergen,2000年,第20页及其后页。

[72]Adam,1990年，第124页。

[73] 有关定性研究请参考诸如Urry,2006年.第17页及其后页，厄里也描述了对城市中的休闲空间、工作空间和体验空间的相应的重新构造的观察。有关标准化的研究请参见Garhammer,1999年,第482页;Robinson/Godbey,1999年，第137页；Brose,2002年，第131页及其后页和Fuchs-Heinritz,2000年。但是，框架研究的日期在这里是有矛盾的，因为研究中指明，对未来的自己的生活的设想的范围，在1999年比1991年有了略微的提高(Fuchs-Heinritz,2000年,第30页)。而在2002年的一项对图林根(Thüringen)的各种类型学校的毕业班学生所进行的大范围的问卷调查(样本量=407)中却得出了相反的结果，对于你认为在多大的时间范围内是可以进行计划周密地展望的问题中，有超过40%(40.3%)的学生回答说“未来和今天一样都不再能进行计划了”，而只有4.2%的学生相信能够对他们未来的整个人生进行展望(Behr/Kottmann/Seiwert,2002年，第14页)。与此同时，78.7%的被调查者承认，对自己的人生历程只有模糊的设想，在剩下的学生中有更多的人(10.8%)对未来的人生毫无设想，而只有9.3%的学生打算一步一步地规划他们接下来的人生(同上书，第16页)。

\*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美国作家、记者、政治评论家，是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主要著作有《公众舆论/舆论学》《自由与新闻》《美国的检察官》和《冷战》等。——译者注

[74] Sennett,1998年,第160页和第181页。

[75]同上书,第31页。

对于罗伯特·劳尔而言，放弃对未来的理性的规划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社会性的漂泊，或者更糟糕，是社会性的混乱”，并且他猜想，系统的情境化的当代景致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病理学[76]不可能比桑内特的这个判断能得出更有价值的结果了，在他的研究中所发现的实证证据指出，“游戏者”的漂泊导致了人格或者个性的瓦解、导致社会关系被腐蚀以及社会信赖被破坏。“在新的资本主义中的时间条件造成了个性和经验之间的冲突。没有上下文的时间中的经验威胁着人们将自己的个性造就成持续的叙述的能力…个性的被摧毁可能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后果。没有什么是长期(可以作为新资本主义的指导性的座右铭—本书作者注)的了，从长远来看打乱了每个行为的顺序，瓦解了信任和义务之间的联系，并且埋葬了自尊的重要元素。”[77]

相反，肯尼斯·格根却成功地对新的情境主义给予了高度的乐观的评价，所有桑内特认为是被削弱的地方，在格根看来却是被填充了的：“这样的(接受集锦式’的人格的—本书作者注)报酬是实实在在地投身于亲密关系、幸福的孩子、职业的成功、实现社团的目标、个人的受欢迎等。如果一个人避免回头找寻一个真实的、持久的自己，并且只是单纯地去做眼下这个时刻可能做到的，那么上述一切则都是可能的。”但是格根也在这里非常清晰地指出，漂泊者是要以失去自治权和放弃作为自己的生活的(合)作者的要求为代价的。在他的最近出版的著作的导论中,在标题为“失去控制”(Out of Control)的段落中描述了在通往“多样化精神”的道路上他自己的体验：“我也与我的最时髦的旨在持续提升、进步、发展和加速的训练做斗争。慢慢地，我学会了愉快地放弃对夺取我周围的一切的控制权的渴望。在深思熟虑地游向大海中的某一点，也就是说必须控制波浪达到目标，与顺着大海的不可测的波浪而和谐地漂浮着，两者之间是不一样的。”[78]毫无疑问不能将这种“视野可以被调整”的形式误解为被动的生活方式：情境化的自我能够依背景的变化而采取有力的努力，以便实现主体的目标和/或者满足社会的要求，但是却放弃实现长期性的、跨情境的“生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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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Lauer,1981年，第37页和第114页。在这个论点的含义下并不能排除，晚期现代“高度情境化的时间实践”由于它们的叙事式的愿景的失去以及由于它们的未来的地平线和过去的地平线的不断缩小的半周期以及它们的似乎是结构化的差异，会积聚没有方向性的心理能量，这些能量会导致表面上看没有理由的暴力的释放。“身体上的暴力的吸引力产生于，身体暴力缩短了时间、它直接呈现出后果、它从字面意义上说能够出口短气，而不要求长久等待。”(Nassehi,2000年,第36页;也请参考Reheis,2000年,第1页;进一步请参看Enzensberg，1994年,第33页；Assheuer,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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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Sennett,1998年，第37页及其后页。

但是，由此在这一点上我看到的却是，生活作为一个整体，在人生的实施中失去了它的方向，它不再能被理解为有方向的运动了，而且进步的历史和发展的历史要被叙事性地重构。生活不再向任何地方运动，它最终只会以很高的速度出现在这里。在这个意义下，时间的时间化意味着生活的去时间化，并且因此从趋势上来看，会出现对前现代静态一情境化的生活方式的回归79]，尽管生活中的偶然和变迁沉浮在今天也是另一种特性，即所谓的社会内生的、自反性的特征。前现代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历程中确定的“事件”嵌入在非常稳固的、由自然和社会机构所形成的静态的结构中;这些事件通常不是具体的，但是往往能够预期会出现的各种可能(即便对于旱灾、战争和饥荒也是一样);它们的重要性是在惯例中并且/或者通过传统所确定的。相反，在晚期现代，可能的事件往往是不可预测的，并且它们本身也处于飞快地变动中，因而不再能够通过惯例和传统加以确定，而是在可能性范围增大的不可预测性之中，不再能够识别它们的重要性，而只是任其自己设置而已。

设置优先性和重要性是时间计划和构造的绝对必要的前提;但是只有在一些框架条件和基本方向抽走了游戏的偶然性并且因此这些框架条件和基本方向能够作为秩序因素发挥作用的地方，这个前提才是可能的。存在于情境化的身份确定的特征中的不能够(或者不愿意)设置时间稳固的行为的重要性和相应的行为的优先性，而这些重要性和优先性是在“使命”的含义下发展出来的80]，导致了大量的作者在相互独立的观察中都看到的矛盾的变化，这个矛盾就是，从“时间化的”和与此同时的加速的或者“迅猛的”时间的体验中却产生了去时间化的体验、时间上的静止状态的体验。“如果有人以理智的’程度致力于某项使命，他就完全不会将时间体验为一个独立的维度。只有当他被过高要求的时候，他才感觉到约束和压力。而另一个极端是：当一个人意识到不会因为任何事物、想法和其他的人而做任何放弃的时候、当一个人要完全保持自己’节奏的时候，或者当一个人能够只是在表面上卷入一些活动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某种时间的静止状态、一种黏滞性，在他看来似乎恒定的事情反复出现，尽管其他的事情绝对在发生着”，哲学家克劳斯·米歇尔·柯达勒(Klaus-MichaelKodalle)\*作出了这样的描述。[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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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Gergen,2000年,第150页和第18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

[79]伽哈玛也在同样的意义下,诊断出“返回情境化的生活方式”的情况(Garhammer,1999年,第476页)。而且Brose、Wohlrab-Sahr和Corsten在他们的著作中(1993年，第323页)最终确信，他们所研究的“晚期现代”的生活方式的真正的形式其特征体现为，“人生历史发展的目的论的观点的破裂。晚期现代’的生活方式的真正的形式不仅告别了由外部’安排的目的的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地位顺序的有步骤地实现中观察出来，而且也无法从身份特征中读出这种形式的内化’了的版本和要实现的人生目标，而是晚期现代’的生活方式的真正的形式被理解为一个成熟的过程，它直接是以实现完美化的设想为导向的。生活历史发展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连续性和线性化都不再是独立的导向基础了。在被我们重构的人生的发展模式中,在另一种意义上意味着功利主义的行为理论的(人生)目标将是偶然的。”

社会加速的矛盾的对立面就是所感觉到的深层次的结构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停滞，它与现代的加速历史如影随形，同样因为如此，这种停滞在晚期现代的文化的自我感知中赢得了优势地位。快速的停滞状态的隐喻，用来描述与晚期现代的情景化身份确定的形式相互关联的时间体验，从两个方面来看都是恰当的：时间停歇，是因为在流动的空间中社会变化速度的提高，也是因为体验和行为的去背景化和变得片断化而使得记忆痕迹逐渐萎缩，并且因此，正如在第六章“2”对主体的时间体验的讨论中所得出的结论，时间加速流逝的体验变得是有根据的。时间静止不动，是因为在永恒的时间中在变化的背后不再能够识别出任何发展，因此生活在缺乏时间的结构视角的基础上如同没有目标的漂泊穿过不断变化的情境，并且由此：看上去像是永远的相同的回归了。“在1996年(在东德—本书作者注)，认为在我的生活中的确不再会期待什么新的东西。反正发生的一切也都是我无法影响的’人的数量翻了一倍还多——从14%到32%”,这是伽哈玛所引用的米歇尔·海德(MichaelHäder)\*的调查结果。[82]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也观察到了同样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是，与时间的斗争似乎到达了临界值，因而到目前为止的有关线性时间的理解的优势地位显示出了自己的局限：对速度的狂热崇拜’被推向顶峰，并且它所点燃的动态性面临着停滞在快速的静止状态’(维希留语)的危险。”[83〕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种时间的静止状态对应于对晚期现代的文化的透彻的体验，这种体验表现在一张非常畅销热卖的音乐唱片的标题上赫贝特·格勒内梅厄(HerbertGrönemeyer)\*\*的《一切都保留为另一个样子》(Bleibt alles Anders)或者Fury in the Slaufhterhouse 乐队的《不快》(Nowhere-fast)]，出现在报纸的大标题上[《一切都没有变样，只是更加快速了》(Alles bleibt wie es ist, esgehtnur immer schneller)]或者也出现在畅销书中，诸如道格拉斯·库普兰所讲述的萨克斯拉亥玛市(Texlahoma)的加速文化的故事(Geschichtefür eine sich beschleunigende kultur)，这个城市被凝固在永恒的1974年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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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游戏者’的交流的高度动态的形式的目的在于不断融入新的意义世界，这可能导致游戏者迷失在交流的令人神魂颠倒的游戏中。人们要不断地跟进由外界所提供的无穷无尽的参阅系统，并且完全有可能面临着识别重要性、时刻关注其中重要的事物的巨大困难。游戏者’的难题在于:设立与自身相关的界限、放开与事物的纠缠、开发自己的停止规则并且将一些东西规定为结束”(Hörning,Ahrens,Gehard,1997年,第165页)。

\*克劳斯·米歇尔·柯达勒(1943—)，德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政治作为权力和神话》《令人惊讶的疏离》《潘活话：对他的神学的批判》等。—译者注

[81]Kodalle,1999年(导论),第12页。对此也请参考 Robinson和Godbey,1999年,第47页及其后页;进一步还可以参考Garhammer,1999年,第482页;Sennett,1998年,第121页;详细的内容也可以参照Rosa,1999年d。

罗塔·拜耳(LotharBaier)\*\*\*也以自我感觉为题目展开详尽的论述，并且同时可能也是最意味深长地指出了这种时间体验和自我体验的病态的决策形式[84]:大量的研究发现抑郁症在现代社会急剧增加，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抑郁症是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全世界第二常见的疾病。[85]这种抑郁状态毫无疑问可以被理解为时间的病理学，并且包含三重含义：

首先，在今天达成共识的是，这种抑郁状态是不断增多的压力体验，即并非期望中的时间压力所带来的结果，但是它也可能是匆忙的变化速率和高度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结果[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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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海德,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Delphi问卷调查》《社会实证调查》。—译者注

[82]Garhammer,1999年,第482页。

[83] Hörning,Ahrens,Gehard,1997年,第60页。

\*\* 赫贝特·格勒内梅厄(1956—)，德国音乐人、演员。——译者注

\*\*\*罗塔·拜耳(1942—2004)德国作家、出版人。主要著作有《年限》《没有时间的民族》《被否认的乌托邦》等。——译者注

[84] Baier,2000年，第147页及其后页。

[85]Schulte-Strathaus,1999年,第29页。拜耳从这些实证研究中发现，在法国十个有心理疾病的人当中就有七个表现出病态的时间体验。“在20世纪末高度发达国家中有非常大一部分居民都感觉到被过高要求，这并不都源自于时间方面的挑唆”(2000年，第160页)。有关这个时代的人的其他的“时间疾病”形式，如急忙症或者精神分裂般的体验，即患者报告说，时间对他来说是“停止”的、完全没有时间了、“过去和未来在现在坍塌了、我不再能将它们区分开来”的内容请参见Levine,1999年，第52页及其后页和第69页及其后页(引文出自于这个出处的第71页)。

其次，在这里所讨论的关联中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抑郁状态是一种心理上的反应，它以感觉时间黏滞、静止的和失去未来的体验为特征。拜耳对自述的抑郁情况做了如下的概括：

难以说清楚的似乎是时间体验中的伤害，它导致了抑郁状况的产生，这是一种即便没有卡在其中，但在语言上已经被锁定了的时间体验…这种抑郁的感觉体会到时间缠绕在一起，好像会引起时间上的窒息：人们已经无法从过去和未来之间穿过。但是，这种感觉只有在从世界的运转中掉了下来的时候，在其中未来不断地变成现在、现在不断地变成过去是不言自明的，这种感觉才会被加强[87]

拜耳引用了精神病学家尤金·明科夫斯基(EugèneMinkowski)\*的相关观点：“我们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指向未来而组织的。在病态性的放慢速度出现的地方，就是这种组织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的地方；与放缓的程度相对应的在时间上一会儿是现在、一会儿是过去，这将产生病态的影响。”[88]罗伯特·列维尼也从精神病理学的发现中提出了对这种相互关系的假设。他引用了一位抑郁症病人所观察到(令人想起库普兰所讲述的萨克斯拉亥玛市)的现象，即“未来看上去是冷冰冰、昏暗朦胧的，我觉得自己被凝固在时间里。”[89]

最后，这种抑郁状态变成了晚期现代的病态，不仅是因为这种现象在晚期现代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受到它的侵袭这样的历史上的新现象：而且更是因为，它体现了从情境化的身份确定的时间视野中所导出的对快速的静止状态的时间体验的病态的纯粹的形式，并且也证明了这种形式的存在。“这种抑郁状态是失去导向的人们的扶手，而不只是他们的痛苦”，阿兰·埃伦贝格(AlainEhrenberg)\*\*这样描写道：“它是人们施展他们的能量的后方。”[90]根据埃伦贝格的诊断,这种能量在生产性地施展方面有着不可克服的困难，其原因是前文中所分析过的理由，即这些能量投入的每种可能的关系都是变化的、暂时的，并且因此并不是构成身份定位的。与动态化的历史在新时代相伴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难题是，在不断变动的文化诊断和讨论中有不同的表达方式，首先被表达为懒惰[91]，之后被世俗化为哀伤忧郁92]、厌倦无聊，再后来又是神经衰弱[93]，而到了今天则为抑郁症。“由于精神上的无能，而使人们的能量不能指向一个固定的、持久的和值得称赞的目标上，并且精力充沛地发挥它”，这样的心理状态往往可以以似乎是做作的悲伤、单调乏味和(与此同时是内心的没有停息的)空虚、“精神麻痹”为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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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请参考诸如Nuber,1999年;以及Levine,1999年,第52页及其后页和第69页及其后页;Ulmer和 Schwartzburd,1996年。

[87] Baier,2000年，第157页及其后页。

\*尤金·明科夫斯基(1885—1972),法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译者注

[88]Baier，2000年,第158页。

[89] Levine,1999年,第70页。

\*\*阿兰·埃伦贝格(1950—)，法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成就崇拜》《不确定的个性》《心神不安的社会》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