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诸如此类的体验首先是被理解和接受为个体的(尽管是有时代典型性的)病态或者特别是诗人、艺术家或者哲学家的独特的“敏感的”气质，因为它们在“经典现代”的(自主确定和切实展开的)人生规划的理想观念中找到了强有力的文化上的平衡力量，因而这样的体验在晚期现代被压缩成结构上的难以避免的普通体验。

当这种愁绪忧伤属于不同寻常的人们的时候，抑郁症则让这种例外变得民主化了。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必须有可能构造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让命运来安排，并且这也是事实。通过个体的提议和开启这些可能性，人们能够活动在所有的直至最私密的领域。而动态化增加了不固定性、加快了稳定性的消解、多样化了所提供的支点，并同时也使人不知所措。穆奇尔\*所说的“没有个性的人(DerMann ohneEigenschaften)”是为这种不确定性而保留的，且逐渐接受那个被外界预先设定的身份，并被它所构造。“如同草茎和谷物一样；他们随着上帝、冰雹、火灾、瘟疫和战争可能是比现在更猛烈地摇来摆去，但是是作为整体、以城市的或地域的方式在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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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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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Ehrenberg,1999年,第250页,译文来自Baier,2000年,第159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

[91]参考Kessel,2001年,第20页及其后页;Schings,1977年。

[92]Schings,1977年。

[93]有关这方面的详细的、有启发的内容请参考Radkau,1998年。

\*罗伯特·穆齐尔(RobertMusil)(1880—1942),奥地利作家。他未完成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现代主义小说之一。主要著作有《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协会》《三个女人》。—译者注

新的震荡是个体的，它来自个体的内部……抑郁症是在一个所有的一切都是一样的并且是自由的社会里的哀愁忧郁，它是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最典范性的疾病。从这个角度来看，抑郁症是人们的主权的不可避免的反面，这个反面不是被错误地对待了，而是根本无法对它采取行动。在抑郁症那里，没有合法的概念，而只能考虑无行为能力这个概念。[94]

但是，无行为能力在这里并不是指(在柯达勒所表达的含义中的)在建立关系和联系上的无能所带来的最终的后果，无行为能力的原因在于，自我中的组成部分不再表现为是直接给定的，而是被发现的，并且在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在自我和世界(又一次是在教育小说和发展小说的含义中的)相互改造和继续构造的过程中，能够或者是必须自主地发展。相反，正如格哈德·舒尔茨所观察到的，在晚期现代，取决于机会的选择的行为类型已不再有什么是预先给定的这样的危险，这样的危险却冠以人们的意愿或人们的选择的名义威胁着产生影响的类型[95]

晚期现代的身份确定的特征也表现为典型性的病态，也就是失去了自我的或者生活在时间中有方向的运动的感觉，并且因而也失去了发展的愿景。“如同本雅明所写到的，当这种病症完全包含对这个社会的状态的了解’，那么这种抑郁症可能是今天的敏感的、测量当今的和未来的偏斜的地震仪。它的麻木给出的是荒芜的静止状态的信息，这种静止的状态正在多姿多彩的激励下、在被新的不透明所锁定的用户界面下打着哈欠。”[96]

第十一章情境化的身份确定:从流浪汉到游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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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Ehrenberg,2000年,第124页及其后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类似的诊断Axel Honneth也在他对(晚期)现代的个体化的矛盾的讨论中作出(2003年，第15页及其后页)。

[95] Schulze,1997年b。在这里Werner Helsper(1997年，第177页及其后页)也发现了令人沮丧的无行为能力可能带来晚期现代的自我的疑问：“从世界的多元化中是如何产生了社会组织的疏离’的趋势，并且主体寻求在他的自我中的依靠，而这个依靠鉴于在社会强加的多样化的选择可能性的框架中的自我询问而一直是困难的…现代的自我的自我关系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产生于，这种自我关系由于开放的选择地平线而需要保持一直是有行为能力的。由于所被要求的自我关系未被实现，因而自我成了被社会进一步强迫的傀儡。这种自我关系由于不能结清的决策可能性的增多，而走向生活实践中的无决策能力和无行为能力，因而自我也在这种情况下成为被外在所确定的了。而反身的自我在付出使用的、感性的体验的成本后，得以扩展，并且带来空虚的感觉和感官上的荒芜这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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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Baier,2000年,第161页。

有关这样的时间体验的影响范围和伴随它而来的关于前进的语义的改变对讲求实事求是的修辞学的影响，这些都要通过对加速环境下的时间的时间化的过程的集体的层面的分析，也就是说，在对情境化的政治和以它为基础的晚期现代的历史体验的分析中，才能理解，而这些就是下一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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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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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情境化的政治:处于非同步和非一体化中的矛盾的时间地平线

1. 政治中的时间：时间中的政治

现代的政治项目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民主的构建集体的生活世界和生活形式的想法，涉及两个基本的几乎未加深思熟虑的有关社会的时间结构的假设。在这里首先谈第一个假设，它是关于社会是一个在时间中从政治上进行构建的项目的想法。现代的有代表性的表面民主和大众民主是在动态的历史理解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因而特别是制定法规并不是适合每个正在展开的行为的，也似乎不是永远固定的，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可以调节的、持续进行的任务。(与卢曼相反)我因此支持西蒙克\*的观点，即对于功能分化和政治控制必须在对现代的理解中一起思考。西蒙克写道，现代社会首先是功能分化的社会，其次是增长的社会，第三方面才是被控制的社会：

但是这并不是说，社会控制一直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成功的，也就是实现自我所设置的目标的。大家都知道，情况不是这样。尽管如此，在社会的行为者的那一面也产生了对自己的既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事实相对的、又是有约束力的要求，即不单单是社会结构的实质上的生产者，也是有意识的构建者：也就是说要对特定的结构的建造、维护或改变有控制力。这样的解释第一次表达了，前现代社会在它的多样性和极端性中所表现出来的完全陌生的新时代的控制要求绝对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所提出的政治控制的措施却是独有的。1]

\*乌韦·西蒙克(Uwe Schimank)(1955—)，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社会分化理论》《社会学的当代诊断》等。——译者注

有一系列的前提条件与之相联系，正如我将要阐述的，由于时间结构的原因，这些前提条件的实现在“经典现代”的时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晚期现代却一定是成问题的:因为期望在未来和过去是不一样的；能够理解社会在未来的发展;并能够进行政治的—民主的控制或者构建;规范的标准或者目标的预先设定对于政治—民主的构建来说要么是准备好的、要么至少是已确定了集体的、在政治上达成一致的模式，尽管保留了修正的可能。民主政治在对现代性的理解中在这里与“时间化的”历史理解有着直接的关联,这正如特别是科泽勒克在他所出版的《历史的基本概念》(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中通过对历史学学派的研究中所得出来的观点一样。“时间化的”历史理解为政治在历史的时间中分配了高度专业分工的任务，这个事实的最清晰的指示器就是，在经典的现代的两大政治阵营按照时间的方向标，被分为进步的和保守的。我将很快回到这种相关关系上来。

第二个基本的假设是，政治方面的形成决议、找到和执行决策决议的、包含着典型性的一民主的系统的、多样化的和机制化的时间结构，是与社会发展的节奏、速度、期限和顺序兼容的;换言之，这种时间结构与社会发展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步的，因而政治系统有时间去作出基础的决定，并且能够组织形成决议的民主协商的程序。

但是,能够民主地控制或引导框架条件的发展的可能性，取决于一系列的高度时间敏感的变化过程或者转化过程的成功。正如我已经阐明的，到目前为止的有关新时代一民主的政治模式思考特别涉及，相对于它们的开路先锋和竞争对手,它们在不同的社会领域里能够对决定性的需求敏锐、迅速、灵活地作出反应的能力。[2〕这些政治模式的功能性因而关键取决于，集体的兴趣能够准时地并且迅速地被聚集起来同时被表达出来，能够被转化成政治程序，超越党派而被带到寻求决议或者制定规则的过程中来，并且通过执行而得到相应的贯彻。与此同时，在这里也产生了控制框架,这个框架一方面表明了足够的机构的和制度化的稳定性，从而能够为社会功能领域(例如经济、科学、教育、法律)的发展保证必不可少的所期望的安全感，另一方面也保持足够的灵活性和可变性，以便能够对变化的需求状况和新的发展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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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1]Schimank,2000年,第274页及其后页。

[2]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也请参考Chesneaux,2000年。

动态的元素特别是通过清晰界定的立法阶段的期限—至少要有四到五年，而被纳入考虑。在与往往是要长很多的君主政体的君王的统治时间的对比中，可以明白为什么民主政体直到经典的现代才感知为政治加速的元素。民主的一动态的管理要求，时间期限要足够的长，以给予新的政府尝试和实施它们的政治程序的可能性;时间期限也要足够的短，从而阻止政治上的僵硬或者不可逆转的关系的形成。在这一点上，所假定的在政治变革和社会变化之间的时间上的咬合格外引人注目。因而，正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学上的关于多数人民主的边界的争论所清楚呈现的，政治决策的影响在时间上的作用范围，在西方社会的民主体系发挥功能的能力和获得合法性的能力方面扮演着中心角色：当政治决策拥有重大的、长期的、不可逆转的影响的时候，决策的基础和决策的合法性在少数派的眼中的可疑性也以同样的程度在减少[3]与此同时，多数人规则被接受的前提是，少数派的意见的支持者认为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有足够的动态性，从而他们不会失去在下一次选举中自己也成为多数派的希望。

由于在政治决策的结构、执行结构和其余的社会领域中的“原时”之间的这种敏感的时间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因此显而易见的是社会加速过程对政治系统的发挥功能的方式和效能都产生影响，并且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在政治上的自我作用的可能性。无论是约翰·洛克\*(JohnLocke)[4]还是孟德斯鸠\*\*(Montesquieu)[5)都特别强调了立法方面的从容不迫的方式和执行上的灵活且迅速的行动可能性之间的时间上的差异,并且因此勾勒出后来由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Mill)[6]、约翰·杜威\*\*(John Dewey)[7]或者卡尔·施米特\*\*\*(CarlSchmitt)(8]所观察到的政治上的决策能力在加速的背景下从立法机构转移到了行政机构[9]与这种转移相伴而来的，正如绍伊尔曼所注意到的，是形式上的法律被(行政上的)规定所代替，并且导致形式上的法律的实质“被掏空”，从而成为本质发生变化的程序上的规定或者框架规则。[10]作为民主政治的时间方面特有的主要困难，体现在这样的事实当中，即多人参与式和个体协商讨论的决策过程在纳入广泛的民主公开性的情况下，只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具有而且是非常有限的加速能力。集体利益被收集起来和被表达出来是而且一直是时间集约型的11〕，因此民主政治在面对具有强大的加速能力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发展时，会在很大程度上置身于不同步化的危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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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情境化的政治:处于非同步和非一体化中的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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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uggenberger/Offe,1984年。

\*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在知识论上，洛克与乔治·贝克莱、大卫·休谟三人被列为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他也在社会契约理论上作出重要贡献。洛克的思想对于后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并且被广泛视为是启蒙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自由主义者。他的理论被反映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上。主要著作有《人类理解论》《论宽容》《政府论》等。——译者注

[4]Locke,1977年,第298页及其后页和第301页及其后页(第二篇文章,第155页及其后页和第159页及其后页)。

\*\*夏尔·德·塞孔达·孟德斯鸠男爵(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社会学家、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主要著作有《波斯人信札》《罗马衰盛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等。——译者注

[5〕Montesquieu,1992年,第214页及其后页(第十一卷,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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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边沁后功利主义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论自由》《代议制政府》和《功利主义》等。—译者注

[6]Mill,1971年,第89页及其后页。

\*\*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与皮尔士、詹姆士一起被认为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哲学之改造》《民主与教育》《自由与文化》和《追求确定性》等。——译者注

[7] Dewey,1954年。

\*\*\*卡尔·施米特(1888—1985)是德国著名法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对20世纪政治哲学、神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著作有《论专政:从现代主权思维的肇兴到无产者的阶级斗争》《政治神学:主权学说四论》《政治的概念》《论法学思维的三种模式》等。—译者注

[8〕Schmitt,1950年。

[9] 事实上在速度或者是停滞与运动之间的关系的视角下,也能够看到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三分法：宪法的制度因其简单的立法过程是较为缓慢或者说是较为静态的，由于较大的法律上的障碍，宪法体现为固守的强有力的要素，因而在人们预见到了革命性的彻底变革的可能性的时候，往往在宪法上只是增量上的变化。处于不断提高的社会加速的压力下，宪法也处于变得不合时宜的危险之中。政治系统通过要么是将宪法规定越来越抽象地理解为最小化的程序规范，要么通过使宪法快速地适应变化中的社会真实，从而能够对此作出反应(参照How-ard,1990年,第17页及其后页)。绍伊尔曼似乎是倾向于后一个解决方案，关于似乎是“凝固”在时间当中的宪法的这个问题,他写道(Scheuerman,2001年a,第64页):“我们需要考虑到当代的宪法范例可能不再能够为了适应快速的社会和经济变化，而提供适当的修改原始条文的可能性了………一旦我们意识到，时间和空间的压缩不断地迫使立法院改写宪法的规范以适应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没有停歇的步伐，我们至少就会开始想到机构的改革，它诚实地承认了，宪法立法的显赫的力量现在正主要被立法院所占有。”立法院的机制因而可以用来缩短协商的、民主的决策过程，借此艰难的决策，例如有关堕胎的合法性、移民法或者参与战争等，都可以从政治讨论中抽取出来，而转到法庭上(参照Howard,1990年，第17页及其后页)。我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10] Scheuerman,1991年a,第62页及其后页,和2001年b,第118页；关于国际合同法领域请参考Dicke,2001年,第22页。请进一步参考Rosa/Scheuerman,2006年,第三部分的文章。

发达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显示了自己的制度上的安排，在面对这种危险时，到目前为止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漠不关心，如果我们不把它说成是视而不见的话：正如吉塞拉·瑞舍尔(GiselaRiescher)\*的有关总统统治系统的研究所表明的，政治体系的“原时”(例如发言时间、咨询周期、提问时间、选举节奏等)从根本上“自动地”以政府和反对党(在议会政体中)之间的互动逻辑或者说行政院和立法院(在总统整体的系统中)之间的互动逻辑为导向，而且表现出令人惊讶的稳定性。加速和减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是美国参议院中的阻挠议事的议员的那种形式)主要是作为“政治”的战术性的手段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在政治争论的对手之间的权力斗争中表现出来。[12]

在为时间上的进退两难思考机制上的解决方案中的困难13]，唤起了这样的怀疑，即现代的政治项目最终可能证明是与社会条件不兼容的，正如它在“流动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的构想中所暗示的到处出现的同时性和身份确定的情境化形式。由于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社会变化的某种最小速度被当做是实现政治现代性的动态的构建想法的条件，这证明，建立在这些项目基础上的政治系统，正如与它们保持一致的稳固的个人身份一样，只是在社会变化的一定的速度界限内才能存在，超出或者低于这个标志着传统现代的特征的变化速度，如同接下来要阐明的理论所指出的那样，政治系统就会失去协商地—民主地确定所共有的生活形式的基本参数的能力和它的说服能力。

第十二章情境化的政治:处于非同步和非一体化中的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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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正如绍伊尔曼(Scheuerman,2001年a,第49页及其后页;并参考2004年,第39页及其后页)所指出的，正是在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传统—在洛克、孟德斯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麦迪逊(Madison)，或是约翰·杜威身上所体现的思想传统—中的这种迟缓是被作为特别的美德的，而不是被当做相对于行政部分较快的决策的立法过程的缺陷：可以这么认为，这种迟缓性保证了立法决定的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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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塞拉·瑞舍尔(1957—),德国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时间与政治》《以团体作为家乡》和《政治理论的代表作品》(合著)等。—译者注

[12]Riescher,1994年。

[13] 威廉姆·绍伊尔曼在大量的出版物中追踪了自由民主党的目标设立、进行机构改革的路径，从中发现其目的是“为了将时间和空间的压缩变成自由民主党的同盟者，而不是敌人”(2001年a,第67页;参考2004年)。据我看来，到目前为止,绍伊尔曼以及他的德国同事艾伯林(Eberling,1996年)或瑞海斯(Reheis,1998年)所充分证明的这种必要性并没有明显地体现出来。

1. 在现代性中的历史的时间化

上文所确定的第一个时间方面特有的认可，即社会在历史的时间中是正在构造的政治项目，从总体上来看构成了新时代的文化根基。事实上，这甚至也有相关的概念基础：特性上发生了变化的“新的时间”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后，不再被看做，也不再被期待为在尘世的一历史的时间结束之后—也就是在基督教的信仰中在耶稣回归和世界终结之后—的超验的神圣时间的开始，而是被世俗化了，并且似乎因而被拖到历史的时间本身当中去了:它成为一个政治方面的造型委托[14]正如莱因哈特·科泽勒克和他的追随者，以及尼古拉斯·卢曼也都小心谨慎地分析得出，社会中的时间语义的广泛的变化是与现代的时间化相关联的，而这种变化在1770年到1830年之间到达它的高点。[15]

正如科泽勒克的中心理论所指出的，这样的发展是在对历史的感知和体验中的根本的变化的基础。从现代的起点(时间大概倒推到公元1500年左右)开始，在这样的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个体和集体的站立在时间中的存在的新的体验，越来越强烈地被表现出来并被意识到。在那之前，历史的时间,恰恰如同科泽勒克的著作《历史学》(Geschichtsschrei-bung)所指出的，似乎被体验为静态的时间一空间，在那里发生着形形色色的历史，而且往往会重演，因而历史在普通概念的含义里是可以充当起生活的老师的历史[历史是生活的女教师(historia magistraVi-tae)][16],从之前的世世代代的错误中去学习。科泽勒克对前现代和早期现代的对历史的体验方式做了如下的概括：

时间作为对于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形式上的普遍规定，相对于划时代性的冲击或历史学上的时代都保持中立。一切历史都是编年史，随着时间而变化，阿尔斯特德\*这样说。将古代历史从现代历史中分离出来的培根\*本人也根据方法、类属和专业领域来处理历史中的时间，却不是根据现代性的或陈旧的这样的时间标准来处理，这一点在他的新科学和他的至理名言“真理是时间的女儿”(veritas filia temporis)中是显而易见的。博丹\*\*可能发现了最贴切的简单明了的说法，它往往切中了历史事件在时间中不断地被重新调整的事实：当帝国老去的时候，历史却永葆青春。叠加式的历史编纂对应的似乎是静态的时间体验，从事件到事件累积而成的新事物被登记了下来……世界还是世界，世界上的一切都还是原样，尽管人们已渐渐地死去，正如墨兰顿\*\*\*在修昔底德\*\*\*\*和路德教派所提供的证据中确定的……但是，这样的视野的前提是，所有历史相互相似或者在结构上是相同的：只有这样未来才能从历史中学到东西[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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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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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也请参考Habermas,1985年,第141页及其后页。

[15] Koselleck,1989年,第337页;对此也请参考《历史的基本概念》(第1972页及其后页);以及Luhmann,1997年,第866页及其后页,特别是第997页;还有四卷本的《社会结构和语义学》(Gesellschaftsstruktur und Semantik)(1980—1990年)。

[16] 参考Koselleck,1989年,第38页及其后页。

\*约翰·海因里希·阿尔斯特德(Johann Heinrich Alsted)(1588—1638)，德国加尔文教派牧师、学者。——译者注

与之相反的是，在科泽勒克和其他作者共同完成的《历史的基本概念》中所强调指出的，时代现在用上所有力量开创了新的时间体验轨道，在那里历史成为“集体单数”，因此它不再是静态的，而是被体验为运动的。科泽勒克在经验空间和期望地平线相互交汇的地方发现了对历史的新的感受的核心。[18]未来在结构上是与过去不同的，现在这是一条信条，并且毫无疑问它指出了未来的现在在特性上的根本变化，正如我努力阐明的，这些交错在一起的地平线是可预见的，而且是社会变化速度的提高超越了共同生活在历史的时间段中的三代(或者至多四代)这个关键的感知临界值、所带来的完全不可避免的后果，对历史的变动的体验因而似乎是逐渐从在代与代之间变动的速度到在一代之内变动的速度的过渡的伴随现象。[19]科泽勒克也前后一致地指出，在马鞍性过渡时期中的历史的时间化，和因此历史的加速的体验和超越了划时代的门槛的体验，为经验的时间地平线和期望的时间地平线的相遇打下了基础，尽管从对这种感觉的因果关系的理解的角度来看，科泽勒克仍然是自相矛盾的。[20]通过仔细阅读大量的有关变化的时间体验的历史见证，他确定：

第十二章情境化的政治:处于非同步和非一体化中的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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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英国散文作家、法学家、哲学家、政治家，是古典经验论的创始者。主要著作有《学术的进展》《论人类的知识》《各家哲学的批判》。——译者注

\*\*让·博丹(JeanBodin)(1530—1596).法国律师、国会议员和法学教授，因他的主权理论而被视为政治科学之父。他与霍布斯、雅克·博絮等人都是西方专制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主要著作有《国家六论》等。—译者注

\*\*\*菲利普·墨兰顿(PhilippMelanchthon)(1497—1560)，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神学家，被誉为“德国导师”，他是德国和欧洲宗教改革中在马丁·路德之外的另一个代表人物。1530年他和路德共同起草有名的《奥斯堡信条》，并写了一份辩护书，因此扬名全欧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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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年至前455年间—约公元前40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思想家，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传世，该书记述了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译者注

[17] Koselleck,1989年，第312页及其后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

[18]同上书，第349页及其后页;2000年，第331页及其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