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有两个时间方面特定的鉴定，它们体现了新的过渡经验：所期待的另一种类型的未来和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时间方面的体验节奏的变化，即是加速的、与过去时间的体验节奏不一样。洪堡\*在他对公元八世纪的分析中清晰地强调了这一点，并且在这方面他并不是独自一人：我们这个时代看上去像是出自一个刚刚过去的，而转入一个新的有很大不同的阶段。而这个变化的标准是在越来越短的期限里不断推动向前的历史的时间。因为如果有人只需简短地对比一下事物在今天的状态和它们在15年前或20年前的状态的话，他就不能否认，在这当中的差别比在这个世纪伊始的时候双倍长度的时间段中的差别还要大。只允许完全同质化的体验的时间期限的缩短，或者说吞噬了经验的变化的加速，属于用来表现最新的历史的惯用语。[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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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相关内容请参见本书第三章.2(2)和第五章。

[20] 在科泽勒克的两篇分别是《是否存在历史的加速》(“Gibt es eine Beschleunigung derGeschichte”)(Koselleck,2000年,第150—176页：也可以参考Rosa/Scheuerman,2006年)和《时间缩短和加速：有关世俗化的研究》(“Zeitverkürzung und Beschleunigung.Eine Studie zurSäkularisation”)的论文中(同上书,第177—202页)，他比在他的之前的作品中更加强烈地认为，历史的加速首先可以解释为现在转向政治方面的期望的世俗化的范畴，它直到工业革命的进行中才是真正的经验饱和的。科泽勒克的假设是，“作为历史的期望范畴的加速已经陈旧了，它从16世纪开始就长满了新的期望形式，但是它直到工业革命才可能变成饱和的经验概念”(第153页)。18世纪的加速的体验从实证上来看无论如何是为政治的震荡这个快速的后果奠定了基础。这样的判断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最终是循环的：政治的时间地平线的改变同时是解释前提和待解释的事物。据我看来，科泽勒克的解释困难的根源在于，他为他的在鞍形时期的历史的加速的感觉的清晰的判断，只寻找了技术加速形式上的实证根据(同上书，第167页)，而与技术加速分离开来的生活节奏和社会变化的加速的可能性却被忽视了。

\*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因里希·亚历山大·冯·洪堡(Friedrich Wilhelm Heinrich 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自然地理学家，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中部亚洲》、三十卷巨著《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五卷本的《宇宙》等。——译者注

[21] Koselleck,1989年,第329页。

在这些以亨利·亚当斯在20世纪初所撰写的《加速规则》(LawofAcceleration)为顶峰的历史的诊断的基础上[22]，科泽勒克将加速理解为关键的和明确的新的历史方面的基本体验，以及作为“加速的历史方面的经验变化和对它的增强的意识方面的处理的指示器”的现代的概念的快速的实施。〔23]加速所带来的影响是，历史现在不再是动态的空间和中性的背景了—曾以它为背景上演着不断变化的故事，而是似乎它自身已经被时间化了。时间“赢得了同样的历史性的特性。历史不再是在时间中发生，而是贯穿时间地展开。时间被动态化为历史的力量本身。新的经验方式无疑为历史的新概念创造了前提条件，也就是说是历史的集体单数的基础，这可以认为从大约1780年开始，历史中不再有分配给它的客体或者排在它前面的主体”[24]。

但是现在，这样历史体验的变化的根源在于在现代的状态和政治任务的重新概念化。从这里就出现了新时期的历史哲学的说法，它尝试确定所感受到的历史运动的方向和目标，并且将它与政治运动的观念从根本上联系起来：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发展的原则在时间中所塑造而成的政治的委托。作为“第一个真正的历史的时间范畴”的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范畴，构建了对有目标的历史发展的期望的关键概念[25]，而这些进步在文化方面的推动力也是从新时代的乌托邦的时间化中所赢得的：一个不同的、更好的社会的政治的概念现在不再是从想象中的乌托邦的空间中被提取出来的，而是在投射了未来的空间里以及从历史和政治的空间里提取的。“事实上………现代的时间意识打开了新的地平线，在那里，空想的想法与历史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乌托邦式的能量移入到历史意识中体现了…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从法国大革命那时开始就在现代的民众的政治社会中打上了烙印。打上时代精神的现实性的烙印的政治思想……充满了乌托邦式的活力，但是与此同时，这种期望过量也被控制于历史经验的保守的平衡力量当中”，尤尔根·哈贝马斯一语中的地这样指出[26]科泽勒克从这样的发展所带来的结果中发现，现在所有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理论和程序都或多或少地时间化了，并且按照时间的运动线路而进行安排，因而运动的压力也恰好产生了时间的束缚概念。没有时间上的运动系数和变化系数，什么也不再能识别出来，也不再能提出论证，并且尤其不再是政治上的正当有效的〔27]直到从1968年的革命所产生的新的社会运动开始，几乎所有的政治阵容的形成过程和现代的潮流才被理解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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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Adams,1999年,第406页及其后页;也请参考Rosa/Scheuerman,2006年。

[23]Koselleck,1989年,第320页,并请参考第336页及其后页。

[24]同上书,第321页。

[25] Koselleck,2000年,第163页，也请参考第172页及其后页，以及1989年，第155页及其后页和第200页及其后页。有关历史的时间化的进步的观念的集中化请进一步参考Nowotny,1993年,第17页。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现代的大型的政治阵营是沿着通过指示着时间方向的进步党派和保守党派的分界线来进行安排布置的，在这里这些政治阵营的特有的运动方式是能够从迅速产生的概念性的新特性和新的主义(共和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这样，等等)中读取的[28]通过被人们所接受的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这些运动因而在结构上是不对称的:即便保守的政治也不能使历史停滞，它只能为小心谨慎的过渡和保护有保留价值的东西而操劳。因此，进步的和保守的往往更确切地说是表现了不同的速度，而并不真正是方向上的不同:进步的政治根据它们的自我理解努力追求所期待的历史发展的加速；相反，保守的政治则是追求它们所期待的历史发展的减速或者暂时的停止[29]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政治在(经典的)现代的历史体验的背景下，都是社会发展的领路人；它获得了不可回避的塑造委托。这就形成了与政治的现代性的自治的承诺之间不可放弃的关联，根据这种关联，社会规划的塑造才会掌握在作为公民的人们自己的手中。

接下来，我将阐述，由法律学者所指出的后历史是提前了的历史的终结，只能令人信服地被理解为时间化的历史的特殊形态的终结，并且在这里不仅是对历史的时间的体验发生了变化，而且政治的关系和形态以及政党的关系和形式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而同时也将证明，这个时代的过渡最终也只能在加速理论的视角下准确地加以理解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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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Habermas,1985年,第142页;参考Lübbe,1998年，第277页：“空想的时间化通过文学上所实现的从遥远的空间到遥远的时间的完美转换，从而创造了这样的前提条件，即人们在当下所处的社会状况，同时也被感知为处在有目的的变动中的现代。”

[27] Koselleck,1989年,第341 页和第339页。

[28]同上书,第300页及其后页。

[29] 参照同上书,第78页：“总体而言，(从法国大革命以来)革命在历史哲学的视角下的概念中发生了改变，它显示了不可逆转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有关以前或以后、延缓或加速都将从运动的方向上划去……”因此，即便革命这个概念本身也被时间化了:它不再体现与之前的状态之间的“转变”或者返回的关系,或者说不断循环出现的状态,而是(体现为革命可能是永恒的形式的)一个从历史上来看不可逆的、有方向的、伴随着政治后果(或者加速着政治后果出现的)社会变化。请进一步参考Nowotny,1993年,第152页,在这里论述了通过技术的而带来的“进程”和进步的等量齐观。

3.似是而非的时间地平线:在晚期现代历史的去时间化

晚期现代的时间结构使得在这一章的前两节中所分析的现代的政治项目的时间的基本框架至少是变得可疑的，如果不是显而易见地失败了的话：无论是目前为止我们对政治在(历史的)时间中的角色的理解，还是在政治中或者在政治和社会的衔接处上的时间模式的经典现代的方案，看上去将它们作为最新一波社会加速浪潮的结果都是站不住脚的。

最一目了然的是，政治的时间危机暴露在已经被无数次作为主题讨论的处于政治的“原时”和其他社会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和技术领域的发展—的时间结构的不同步化之中，但是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政治方面的构造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之间的不同步中。美国政治学家谢尔登·沃林(SheldonWolin)\*概括了这样的转移：

政治的时间已经完全脱离了与经济和文化中的主导的时间、节奏和步伐的同步。政治的时间……需要休闲的元素…它拥有政治行动要求先于审议之后又在审议之前发生的需求，正如政治行为的“深思熟虑的”那部分所使人想起的，它需要时间是因为，它往往出现在一系列的竞争的或冲突的但却是合理的思考中。政治的时间受不同的意见的出现并且试图与这些意见谈判的制约。谈判的结果，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保存了时间……因此，“用”在审议中的“时间”却被“节省下来”了。[30]

沃林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话同时也指明，到目前为止摆在政治面前的任务是，面对在社会中的所有的非一体化的趋势，保护文化上的时间的统一，并且对政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完整性的保护将通过政治讨论的审慎的过程而不是通过决策的过程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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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登·沃林(1922—)，美国哲学家、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政治与构想》《两个世界之间的托克维尔》《伯克利学生的反抗》等。——译者注

[30]Wolin,1997年,第2页;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也请参考Chesneaux,2000年。

因而，至少是从政治的民主的形式的角度上来看，非同步化的诊断完全能够不仅作为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的常用套话31]，而且也用于政治实践本身。有关对后者的证明，在这里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前文中所提到的巴伐利亚州州政府关于去除政治管理的倡议，因为政治管理抑制了经济的发展；也可以回忆一下在北莱因一威斯特法伦州(Nordrhein-Westfalen)2000年的州议会大选中，德国自由民主党(FDP)在全州到处都可看到的宣传画上所展示的竞选口号是“北莱因一威斯特法伦州需要速度”(NRW braucht Tempo),这个竞选口号为德国自由民主党额外带来了激动人心的10%的投票率，而与此同时克莱门特州长\*(根据他自己的“进步的”政治方面的自我理解)被封为“现代化的刹车片”，同样，在公众心目中对德国绿党(Grüne)也有同样的看法，这两者都因此几乎丢掉了1/3的投票率;或者回忆一下瑞士人的加速倡议，这个提议同样也在2000年变成了法律提案，它的观点是已经实施了三年的瑞士的直通式民主的决议程序，对于经济的和科学研究的发展来说过于缓慢了，因此会对这两个方面造成损害，因而加速提议致力于废除民主的共同参与的权利[32]

三个例子都是在政治上最具影响力的想法，它们一致认为，在民主管理意义上的政治少一些，就意味着更快的速度，并且因此也会消除社会的不同步化。在观察中可以看到，与流行认为的现代性用唯一的线性的、抽象的并且似乎是“空洞的”世界时间代替了大量的自然朴实的原时和节奏并肆无忌惮地将一切混合在一起的观念不同，不同的社会的子系统在它们的时间模式和时间地平线中，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说，建立了新的原时[33]，并且因而能够在不同范围内进行加速。这首先使得系统的社会的不同步性和同一时间的不同时性成为可能，而这些在考虑到系统之间的时间结构的耦合时就会成为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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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在这里有代表性的是Eberling,1996年;Chesneaux,2000年;Scheuerman,2001年a;在那里可以发现大量的证据。也请进一步参考Hennis,2000年,第175页及其后页。

\*沃尔夫冈·克莱门特(WolfgangClement)(1940—)，德国政治家、律师，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成员。1998年到2002年，任北莱因—威斯特法伦州州长;2002年到2005年任德国经济与劳工部部长。—译者注

[32]“专制代替讨论”(Diktat statt Debatte)是《世界周刊》(Die Weltwoche)2000年2 月24日的封面报道。加速提议的支持者指出，例如基因技术研究的计划经过了三年的咨询时间已经完全落后了，因而最终所作出的决定意味着是不合时宜的。但是，这项加速提议在2000年4月14日被瑞士选民否决了。

[33]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请参考Nassehi,1993年,第323页及其后页。

问题[34]

这种不同步性并不只是局限于出现在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当中，而且也可能出现在所有的社会子系统之中及它们的关系当中，例如在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关系当中、法律与经济的关系之中，并且因此也会出现在经济学和生态学的界限上。诸如大卫·哈维等人这样评论：“华尔街(WallStreet)所设置的时间地平线简直不能反应灵敏地适应社会的时间和生态方面的再生产系统的时间。毋庸置疑在金融市场所设定的迅速的变化时间对于劳动者(对于他们的工作的稳定性、他们的技能，等等)和社会一生态的再生产的生活世界来说是更加令人紧张的。”[35]相应地，托马斯·阿斯豪伊尔(ThomasAssheuer)\*觉得,这似乎是“自欺欺人地相信人们能够任意地加快社会的速度，而且尽管如此还能使得生活的世界聚合在一起和衷共济”[36]，而有关在晚期现代文化的生活世界在不同代与代之间的瓦解，我已经在第五章详细讨论过了。

但是，即便在经济体系内部，由其自身所产生的加速压力也是巨大的同步化的问题，它的代价往往会转移到外部。在新经济的繁荣发展和陷入危机的背景中，在金融市场的高速运转的世界和实体投资领域，或者说企业和生产发展自身的领域之间的背道而驰尤其引人注目。在生产发展的领域中，诸如对新产品或原材料的测试阶段一再地被缩短，并且在生产结束之前就开始了市场导入工作，因而新产品的生产过程是消费者作为受试者共同参与的过程：革新周期(从科学方面或技术方面的发明到投放市场之间的时间）和产品周期(某个特定的模式的生命周期)在一些领域中(例如在娱乐用电器产品中.甚至是在部分的汽车工业领域中)加速得如此剧烈，以至于不仅是消费者，而且甚至经销商都不再能够确定哪些是当下最新的产品了:新的医学物质的数量和序列增加的幅度如此之大，以至于连医生在开药方的时候都不再能够相信自己的经验，而是要求助于药物行业的最新资讯，等等[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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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根据Schwinn的假设，即在新的结构中会形成形式上的合理性的共同作用的新形式，在晚期现代，加速会以这种方式走向明显的结构上的分离(对此也请参考本书第八章“3”)。如果我们展开试探性的联想活动，尝试着从物理学的角度解释这样的加速所产生的作用，就会期望，功能领域的分化原则使得已有的、准自动控制的系统的流程的明显的加速成为可能;但是也会预想，在这里出现的“离心力”随着速度的提高，就会导致对系统边界的不断被侵蚀，并且因而出现后现代的去差异化，但是不能将去差异化与再整合混淆起来，而确切地说应该是表现为每一个系统联系的分裂和碎片化:因此正如今天人们所猜测的，不再会有统一的指示体系了，而且相应的(讲求纪律的)子系统也不再会有有序的结构，而只有“形形色色的”学校、附件、科研项目、杂志、代表大会等等。在艺术、商业、政治和科学相互混合为新的(完全是创造性的)共生状态和合成状态的地方，从中所产生的程序将既不能进行政治上的，也不能进行经济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设计、控制或指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用经过很长时间就会显现出各种问题，并且不知道它们到底遵循什么样的法典。

[35]Harvey,2000年,第59页。瑞海斯的核心论点(Reheis,1998年)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即伴随着病态性的结果，个体的、社会的和自然的“系统”都是非同步化的。贝尔格曼(Bergmann,1981年，第166页及其后页)也为现代社会诊断出了社会时间的不同步性，以及政治的、心理的、也包括生物—物理的环境时间的不同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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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阿斯豪伊尔(1955—)，德国著名记者、专栏作家。主要著作有《民主带来什么》等。—译者注

[36] Assheuer,2000年,第38页。

从中产生了这样的假象，即甚至是传统的司法判决的方法，尤其是在跨国操作的背景下,对于解决经济关系中的冲突纠纷来说太缓慢了，因而另一种强有力的裁决(以及调停程序和公断程序的)形式应该替代传统的司法判决方式，并且因此产生了中性的“项目式的法律”的结构或者其至是“新式自发的法律”的构造。[38〕不断增强的加速迫力因而也对全球的和国际法的立法产生影响。正如克劳斯·迪克等人所指出的，在这里传统的法律程序也可能不再能够满足速度的要求，因而使公共会议或者甚至是联合国安理会成为一个“立法者”的压力就会增大[39]这样的趋势也生动地体现了，出于时间紧缺的原因，执行机构也承担了(准)法律性的职能，因而诸如根据《联合国宪章》(UN-Charta)的第七条,联合国安理会在1993年5月代替了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Jugos-lawien-Tribunal)，它为秘书长在法律基础方面提供支持，因为“常规的”多边协议被认为是过于迟缓的。而所选择的法律程序的确更快的，并且有着更加立竿见影的效果[40]

但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时在很大程度上是抵抗加速的，或者说是缺乏加速能力的，因而，我的假设就是，在20世纪末期前后，政治的原时失去了在经典现代作为社会的开路先锋的无可争议的地位(现在似乎是被经济的原时占据了):它的时间地平线在越来越大的范围里展现了高度矛盾的结构，正如我将要呈现的那样，在政治中的时间陷入了巨大的混乱当中，并且因此也导致了在时间中的政治所扮演角色的经典现代的方案的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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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有关非同步化的现象也请特别参考Backhaus/Bonus,1998年的文章。

[38]参照Scheuerman,2001年b，第115页及其后页，以及Günther,2001年;关于“新式自发的法律”这个概念请参考Teubner,2000年。在这里可能会在全球化的世界出现法律一元论：哪些判决和哪些法律对于哪些冲突和决策是适用的，看来是越来越不清楚了，因而使得权力的问题变得更加棘手，而且通过美国在21世纪初的外交政策使得联合国(UNO)的权力被削弱，与之相关的是导致国际法的有效性和使用领域的消解，而这些可能只是最明显的症状。

[39] Dicke,1988年,第217页及其后页。相反,迪克建议扩大合同惯例法的规则或者说是国际惯例法的规定。请参考Dicke,2001年，第13页及其后页。

[40]请参考Dicke,2001年,第15页及其后页。

在晚期现代出现的政治方面的时间的矛盾，产生于它的决定性的时间地平线和时间资源与时间需求之间的关系的双重的分道扬镳(参照图 12-1)。

施加于政治体系之上、迫使快速地产生决定的加速压力，首先是其他社会系统，特别是经济的流通和科学技术的革新的发展速度和变化速度的加速所带来的结果。其他社会系统的发展速度和变化速度使得用于政治上的控制决策或管理的时间资源不断地减少，而且这是出于三重原因。

首先，只要政治希望能够把握控制政治的和技术的发展这样的要求的话,它就必须要么适应相应的社会领域的加快了的革新速度，并且成为似乎是“发动机式的立法者”——如同卡尔·施米特(CarlSchmitt)\*所预想的那样：[41]或者是以发展自治的方式进行决策，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撤销有利于中立的政治统治的功能分化的原则。因此，其他的功能系统被迫适应政治系统(较慢的)变化速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被迫的再同步化”。后者是诸如瑞海斯或艾伯林等对加速持怀疑态度的作者，当他们要求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加速的时间政策的时候所看到的解决方案，因而瑞海斯简明却非常确凿地假设：“时间政策必须通过分等级的干涉，停止逐渐产生的过程中的人造的加速，或者说引导减速的实现”;而艾伯林也非常简要地指出：“核心的假设是，当加速成为问题的时候，解决方案在延迟当中…在这里民主就是延迟的钥匙”，因为它能够有意识地缓慢地行使权力。[42]这些设想是建立在经济的或社会的成本的基础上的，这些成本是由政治所迫使的再同步化造成的，但同时也特别是建立在时间中的政治的角色的现代的规划遭遇到了危机的基础之上的—有关这个问题我马上就要进行详细的讨论，但是这些设想是非常不现实的，特别是在这里谁能够作为这一类的减速政策的政治上的支撑者一直都是不清晰的。目前，所观察到的非同步化在任何情况下都越来越频繁地为政治带来作出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决定的危险，以及在执行决策的时间点上已经被社会现实所赶超了的危险，对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干细胞研究或克隆技术中的问题，或者涉及因特网中的信息传输的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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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所呈现出来的“现在的萎缩”，也就是说，因为期望地平线和行为条件在后习俗时代的不断增加的不稳定性，不仅提高了革新的速率，而且也增加了需要进行政治规范的社会领域的数量和范围。这样的事实为诸如贝克等人的观察提供了基础，他们指出，在一定意义上，政治的范围和重要性是在持续提升的：众所周知，从垃圾清除到休假，直至性交，人类生活中不再有哪个领域不是政治讨论的对象了。但是，管理领域的扩张隐含着，立法者或者说政治上的负责者在每个决策上可以支配的时间，是随着决策需求的增加，而反比例地减少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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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德国著名法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对20世纪政治哲学、神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以决断论为主:并提出了许多国家法学上的重要概念，例如制度性保障、实质法治国及法律与主权的关系。主要著作有《教会的可见性：一个经院学的思考》《论专政：从现代主权思维的肇兴到无产者的阶级斗争》《政治的概念》和《哈姆雷特或者赫库芭:游戏中之时间突入》等。——译者注

[41〕 Schmitt,1950年;也请参考Scheuerman,2000年，特别是第1891页及其后页。有关国际法的立法的动态化和“发动机化”请参考Dicke,1988年，第200页和第202页及其后页。

[42] Reheis,1998年，第215页;Eberling,1996年,第14页。

最后，最终正是这个现在的萎缩的原理导致了，伴随着社会行为的快速变化的背景条件，在可进行理性校验的政治规划框架下的时间的范围的缩短。正如我已经展示出来的，在晚期现代对计划的需求的增长幅度与可计划性的范围缩小的幅度是一样的。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少的事物能够一直有效或者至少是在一代人或几代人的时间范围内有效；可预见的未来不断地退回到接近现在的位置，因而政治必须转入蒙混过关的模式中，对迫在眉睫的期限作出反应，并且在需要宏大的结构规划的地方只是作出暂时性的决策44)，因此同样的难题(例如养老金制度改革或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总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又再次成为政治议程。因而，政治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它作为组织性的行为者的角色，而是接受了主要是反应性的共同参与者的身份。[45]

但是，政治中的时间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不仅是通过外在的加速压力所引起的，而且也额外地通过内在的不断增加的加速无能，甚至是通过在民主政治的运行方式中的明显的变得缓慢的趋势而变得更加棘手，正是因为后者，才使得政治的时间地平线在晚期现代变成可以感受到的矛盾性。对应于加速压力的原因，政治方面的决策过程的并非自愿的减速现在看来也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政治决策的作用的时间范围的扩大;政治决策的后果往往延伸到越来越遥远的未来。马提亚斯·艾伯林详细地描述了技术发展的例子：

传统技术通常为每一个新生代提供了批判性的验证的机会，并且有可能摒弃它们…但是，原子能技术的引入就已经使这一点变得困难多了，因为仅是由于核裂变的瞬间终结而产生的放射性的离解产物就对未来的上百代人来说一直是个危险。而基因技术(本身也是导致传统的饲养过程强有力的加速的技术—本书作者注)也会呈现出无穷无尽，它的错误将能够不断地繁殖下去。这些技术不仅对当下的社会产生影响，而且会对在我们之后的每一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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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请参考Scheuerman,2001年a,第57页及其后页。

[44]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请参考Denninger,1988年。

[45]也请参考Kielmansegg,2003年a和b,在那里讨论了联邦德国的各党派的“拒绝未来”，也就是说，它们显然没有能力去设计和实施对未来的规划，这种现象必然也出现在党派自身的逻辑及党派之间的竞争的逻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