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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都发挥作用[46]

但是，不可逆转的决定需要更加小心翼翼地计划和信息获取，而且因此也会比可逆转的决定不可避免地需要更多的时间。事实上，在同样的背景条件下，决定发挥作用的时间范围越大，那么达到所给定的从内涵的角度来看的合理化的标准就需要越长的时间。这就非常形象地体现了当今的速度发展所导致的矛盾:我们的决策的影响范围看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正如作出这些决策所需要的时间资源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消失了。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在晚期现代的条件下未来维持已有的内容层面的(需要大量时间的)合理化标准而使得每一个政治决策所花费的时间增多了，即便是在那些决策的后果的影响范围没有扩大的地方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边界条件的稳定性越是不确定，就需要越多的用于估算偶然性和可选项的信息，因而在这些情况下就需要越多的时间花费以作出合理的决策[47]因而,例如设计一套稳固的养老保险体系，就变成了一次艰难的冒险，即便是在人口统计变量，特别是有职业的人群和无职业的人群之间的比例是稳定的或者至少是可以估算的情况下;但是当以下情况不明确的时候,也几乎不可能对养老保险体系进行设计：(1)未来的各代的寿命有多长；(2)他们将工作多长时间；(3)在哪些时间点有多大比例的人口开始工作；(4)将会开发出什么样类型的私人养老保险；以及（5）在已有的设计陷入冲突的时候，有哪些跨国的或者国际化的协议。因而，在国内的和跨国的管辖权和决策空间方面的不断增加的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在这里也使得这个难题变得更加尖锐。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最终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的以及(民主的)审议的真正的政治程序，也就是说决策和决议的过程，由于晚期现代社会的文化上和社会结构上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困难，并且因此也越来越耗费时间，我认为这一点是最重大的诊断结果。因为一个社会的可以预见的价值观的共识越少并且政治解释中的合理性原则和合法性原则越不符合传统或者惯例,那么达成一致或者说形成能够得到一致赞同的政治意愿就变得愈发困难。而且根据已有的诊断，可以看到晚期现代社会趋向于变得既是更加多元化的，也是更加后惯例化的。由此所产生的社会的去一体化的程度同时也是社会的非同步化的结果:正如我已经呈现出来的，晚期现代的不同时性的同时性也遍及不同文化、不同种族和不同宗教的人口群体中，这些人口群体似乎是“不同步地”根据各自的法律而得以发展的(48],因而就产生了“时间贫民窟的马赛克拼接”[这一点尤其可以在美国看到，但是目前诸如德国(Deutschland)和土耳其(Türkei)在联邦共和国的发展上也朝向类似的方向]。这样的“贫民窟”能够部分上从加速迫力中(并且因而根本上从现代的时间结构和时间地平线中)逃走，而且通过这样的方式，保证它的继续存在(例如生活在美国的阿米什人)。但是，在加速压力推动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和社会的各个群体的地方，加速压力最终可能会迫使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群体打破他们的界限，因为这些界限构成了公开的速度障碍(而民族国家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只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49]尽管有时间上的所有的联合尝试，但是，从这当中所产生的后现代的去区别化，也几乎不能带来再整合化，相反却导致了原子分裂式的去一体化，因而从贫民窟马赛克拼接当中可能产生一个没有结构的或者五花八门式的联合和时间上的小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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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Eberling,1996年,第68 页。

[47]正如我已经阐明了的,在评判一个决定的合理性的时候,当然也必须考虑到这个决定在决策的时间花费增加的同时，其机会成本也在提高。由此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在所给定的背景下，政治上的合理只是出于时间方面的原因而降低实质上的合理性的标准。边界条件中的这种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因而是革新变得稠密所带来的不可回避的后果。

尽管这样更确定地说是推测性的场景也清晰地显现了，在生活境况的个体化这个关键词下所讨论的稳固的社会小生境的逐渐消解、社会的从属关系的不稳定性和政治偏好的易变性都使得表达和组织集体的利益变得更加困难，特别是由于越来越不清楚哪些群体、联合会和伙伴对于哪些协调过程从根本上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与之相连的是，对政治公共空间的稳固的领域的组织是发挥良性功能的民主的前提条件，而在这当中所产生的时间方面特有的核心难题已经由约翰·杜威(JohnDew-ey)\*用一种引人注意的方式预见到了:“如果一个公共空间根本没有各就其位，我们就会问，如何组织它？如果没有保留一定的依附，联合体就会过于变化多端和动荡，以至于不能允许一个社会轻而易举地确定其位置并且定义其身份”，早在1927年杜威就发现了这些，而且由此所产生的问题在数字媒体和全球流动的时代下并没有变小。[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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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文化多元化是“时间多元化”的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同文化的时间地平线、时间模式和时间实践之间毫无疑问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因而它们不可避免地在公共领域相互冲撞，因为公共领域是受主导文化的时间结构所控制的。相关内容请参考Marschall,1997年。

[49] 参考Bauman,2000年,第14页及其后页和第168页及其后页,在这里讨论了在晚期现代的社会的去一体化成为了加速要求，或者说成了全球流动的自由流淌的前提条件。对此也请参考本书的第十章。

\*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与皮尔士、詹姆士一起被认为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民主与教育》《追求确定性》《我们怎么思维》和《教育哲学》等。——译者注

再同步化的希望和对公共空间的新的形式的稳定性的期望，仍然主要与新的互动媒体的民主潜力有关，也就是涉及诸如因特网讨论的程序和因特网表决的程序[51]但是，令人担心的是，尽管这样做使得表决的过程大大加快了，但是利益表述和利益组合以及审议过程却没有加快。[52]将新媒体调查所得的“个人意见”的总和翻译成为真正的公众的和政治的意见(也就是说合理的意见)，在所呈现出来的政治的公共空间的模糊的环境下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的，而且甚至是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53]这样的翻译转化可能由于它本身需要大量的时间，而越来越频繁地根本就不能再加以尝试了，因而在对有理有据或者可以证明的论点进行讨论辩论的这个位置上，出现的是象征性的或者符号性的政治斗争。后者作为词语能够更快地传播;因而处于斗争中的政治由于越来越短缺的注意力资源而处于危险之中，最终就简化为一个有关更好的市场营销战略的问题了。[54]由于在多元化社会中民主的决策过程的困难性,决策的压力能够并将被用来使政治系统从漫长的或者不可实现的审议的苛刻要求和达成一致性的过分要求中解脱出来，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人感到惊讶；也就是说，在卢曼的语境下，将时间维度作为社会维度得以解脱的理由。[55]

但是，这个用六点全面描述的在晚期现代的政治困境，现在完全显而易见地导致了决策过程从民主政治的领域转移到社会中的其他的、更快的舞台当中去了(请参考图12-1):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观察到的重心从立法机构的立法过程的民主形式转移到行政机构的决策的灵活的机制[56]之中，出现了将政治方面的有待磋商的问题转移到宪法法院的责任(法律化)、经济的自我管理的能力(经济方面的去管制化)，或者个体的自我负责的领域(道德伦理的私有化)。在国际的层面上因此会出现，大量的决议往往不再是由合法的专家群体和利益群体共同协商的，或者只是由有限的专家群体和利益群体商量决定的。欧盟的人人皆知的民主的缺陷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也不再是偶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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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Dewey,1954年，第140页及其后页。“政治空间的不断破碎和异质化导致了协调难题……各个政党感觉到，它们不再用于均质化的、稳固的、能够确定共同利益的小生境了。相反，它们必须以各种各样的、差别化的方式，与完全不同的社会情况和个性化组合在一起的利益包看齐，但是由于不同的社会情况和利益关联的内部的矛盾性，因而几乎无法统一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所制定的纲领就体现为………无战略目标的了。但是单个的形态的混乱的组合突出了程序中那些强化了选民的碎片化和整合问题的关键点。”(Giegel,1999年,第108页及其后页;参考Scheuerman,2001年a,第60页及其后页)

[51]对此请参照诸如 Connolly,2000年;Barber,1998/1999年;以及 Buchstein,1997年。

[52]有关在“举行民意调查的政府”和政治上的民主的观念之间的根本差异请参考Chesneaux,2000年，第409页，在那里从民主政府对民意调查的不断增加的依赖性中看到了对政治方面的加速的(灾难性的)努力。

[53] 关于(聚集的)个人意见与真正的政治的或者公众的意见之间的区别,Hennis作出了精彩的尝试,请参见Hennis,2000年,第37页及其后页。

[54] 对此也请参考Weibel,1987年。

[55〕 请参考Luhmann,1968年;并参照Bergmann,1983年,第483页。

在现有的背景下，政治上的时间危机的最严重的后果却是撤回政治上的构造要求，并且因而与之关联的是出现政治的地位的规划及其功能在历史中的根本性的变化。正如我已经说明了的，这样的变化意味着，同样也是根本地拒绝了现代性中的对历史的理解。

所有这些政治方面的发展事实上都明确了，正如我在第七章“2”中所分析得出的结论那样，现代政治的时间已经停止了。由于晚期现代的政治的时间地平线和工作速度落后于在经济中和在社会里的变化，因而晚期现代的政治不再能够发挥社会发展的(一直被认为的在文化方面的)开路先锋的功能，也不再发挥历史的塑造者的功能。在政治确定它的控制要求的地方，也显得不再是能够不断地推动历史的发展的了，而是完全作为“现代化的制动器”，而这正是为什么政治位列于经典现代的加速器的名单中，却又属于晚期现代的制动器的原因(请参考表9-1)。只要在左派和右派政治之间的差别仍然还有意义的话，“进步派别”至少在减速器这个层面上，体现出与它在经典现代完全相反的特性，这是因为进步派出现在经济方面的政治控制、民主协商的过程以及环境保护和当地的地方分治主义的保护当中；而与此同时，“保守派别”看上去却遵循着为了加速以放弃真正的政治为代价的策略，只要它能够诸如快速地引入新的技术、拆掉阻碍全球流动的周转的政治障碍、拥有更强大的市场的统治权和作出决策的更快的方式。

在这当中所产生的政治在时间方面的方向索引的丢失，明确地展示了历史感知的形式的变化和与之相关的当前角色的变化。无论是通过延迟从而确定设计理念的尝试，还是通过撤回政治方面的管理的要求从而再度同步化的努力，这两个策略最终都导致政治不再能够主动行动，而只是每次根据不同的情境化的要求作出反应：政治被迫按照比它更快的系统的预先设定进行调整。由此所带来的结构就是，在政治的讨论中放弃政治方面的设计，而后因此可以明确地看到，例如，每个成员国对其基因研究的固有的动态发展的阻碍无可避免地导致了，未来的局面越发地不再能够被影响和被控制。因此，例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2001年1月有关用于治疗的胚胎克隆的讨论中指出，德国最终不能承担说“不”，因为否则的话德国就会在国际的发展中“被甩在了后面”，并且也不再能够参与基因技术在“未来的”运用和影响。这恰恰是表明了为了保持未来的可能的设计机会而放弃了现在的政治上的规划，而且因此体现了似乎是“空转的”同步化的形式[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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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请参考Scheuerman,2001年a,第57页：“一点都不令人意外的是，当立法机构面对这些相互矛盾的要求时，它们倾向于放手不管而使悬而未决变成了最终的失败。当今的国会过于频繁地放弃它们的立法责任，而行政机构被看做是能够更好地把握时间要求的。”

蒙混过关的策略是以紧迫的期限为导向的，这个策略出现在对社会结构进行政治设计的地方[58]当政治上的懊恼情绪和选民的不断增加的反复无常成为晚期现代的民主在政治上的标志的时候，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在政党政治的构想中，只要政治没有被撤回政治方面的规划要求(但这种要求体现了真正的政治程序)所限制，那些出现在政治的设计理念的风帆下的(程序、改革构想、战略规划)也不再能够实现政治方面的设计要求，而当仔细观察时，它们会露出只是为了适应而作出的绝望的努力的原形。〔59]几乎在所有的发达的民主社会里，选举参与中所出现的不断没落的势头，可能并不是单纯地反映了市民的义务意识的衰落，而是体现了选民的深层次的理性化，这种理性表现在市民在历史的进程中放弃了不断地失去重要性的政治。

政治的重要性的丧失也可以从政治语汇的变化中看到它的失败，这方面的其中一个变化就是几乎所有的由科泽勒克所列出的(经典的)现代的政治词汇再一次被排除出去了。因而，政治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再度同步化的努力非常显而易见地与约束这个强有力的修辞联系在一起，它隐藏在诸如全球化、选址竞争或者现代化压力等概念的背后。“进步”这个概念的语义曾经伴随着所有的早期的现代化的推动力，在21世纪伊始几乎完全消失在约束修辞学的背后了。技术上的和社会的变化不再能够在进步的名义下展开，而是在可能会丧失竞争能力的威胁下进行的[60]增长和加速因而不再作为社会发展的预先设定的目标了，同样它们的合法化的基础也发生了相应的移动。这再次体现了已经被确认的由于“现在的萎缩”和“滑溜溜的斜坡”现象而产生的加速迫力相对于加速的乌托邦式的预言的不断加强的优势地位61]:加快速度的过程在过去曾经被乌托邦式的希望插上翅膀而进入到政治的运行中，而现在却变得独立自主，以至于它被迫为它自身的展开而付出放弃政治和进步的希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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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哈特·弗里茨·库尔特·施罗德(Gerhard Fritz Kurt Schröder)(1944—),德国政治家，曾于1998—2005年担任德国总理。在成为专职政治家之前,他也是一个成功的律师。——译者注

[57] 有关施罗德的论述请参见Rulff,2001年,第8页。

[58]“实用主义式的混日子’的风格越是明显地表现出来，就越排挤能够成为政治规划的重要的动力源泉的政治形式”,Hans-Joachim Giegel(1999年,第109页)作出了这样的评论.并且因此在晚期现代的规划问题中的相互关系上会形成明显的“恶性循环”。

[59]例如从目前关于施罗德所发起的“改革议程2010”(Refomagenda2010)的讨论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议程的捍卫者几乎完全引述它的不可缺少的(结构性的)适应的论据,而与此同时，这个议程的批判者则批评，它在这方面是远远不够的。

因而,正如艾玛·阿尔特法特(ElmarAltvater)\*所评论的,整个系统将是“短视的”[62]:在历史哲学的设想中或者长期的政治战略的位置上出现了根据情境化的情形的短视的行动。情境化的政治因而与晚期现代的情境化的身份确定的形式有着集合式的联系:情境化在两种情况下都是不断提升的社会加速的后果，并且它在各处都影响着占主导地位的时间体验的变化，这一点可以通过“时间的时间化”这个概念而得到最清晰的理解。“正因为如此，现代的风险社会一直能看到它的风险与时间的关联，因而在风险社会里也出现了似是而非的矛盾情境，即风险社会只是在时间中才能够支配时间，也就是说，它总是与当下联系在一起的，而在之后的时间又完全表现为完全不同的面貌…随着每个新的当下，世界发生了变化，而且从中可以识别的是，未来只是作为当下的未来出现在前方。这样的未来是未知的。”[63]这段由纳瑟黑所措辞的政治中的时间的时间化描述与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的所提出的晚期现代的游戏者的人物形象的特征是完全一致的：政治也不断地陷入漂移和(不受约束的)游戏的逻辑当中了。[64]而无论如何,尼克拉斯·卢曼同样也在这当中发现了“最重要的当下的问题”[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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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关于进步的概念的逐步被侵蚀请参考Nowotny,1993年,第17页及其后页,第52页及其后页和第151页及其后页。

[61]对此也请参考Rosa,2002年b。

\*艾玛·阿尔特法特(1938—),德国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未来的市场》《从经济奇迹到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终结》等。——译者注

[62]Altvater,2002年,第290页,第44行。

[63]Nassehi,1993年,第377页。

正如在考虑到个体的自我关系时的时间的时间化表现为人生的去时间化，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时间的时间化在晚期现代的背景中带来了历史的去时间化的后果。历史不再被看做一个有一定指向的、政治上可加速的(或者是也可以延迟的)、动态的过程了，而是它再次接受了一个几乎是相对于之后发生的和同时发生的历史而言是“静态的”空间的形式。正如吕伯所观察到的，被当做在时间中可以实现的乌托邦的设计，是将自身的历史的状态感受为处于有方向的变化当中的前提[66]，如果这个观察是正确的话,那么因此由哈贝马斯所诊断发现的乌托邦的能量的耗尽，不仅导致了与劳动世界相联系的福利国家发展前景的危机[67]，而且也从根本上导致了具有历史权威的政治的构造的能量的危机：由科泽勒克和吕伯所确定的决策条件不再存在。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因此感到诧异的是，晚期现代社会与其说被看做是世界的终结，不如说是自由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终结[68]，而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对此作出加速理论方面的解释。

但是，政治的—历史的时间的时间化也表现在这当中，即在晚期现代的鞍形时间中所产生的运动概念不再意味着运动，而是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形式所撑开的静态的空间:政治方面的各种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都失去了它们的动态的力量，并且可能不再会有不可逆转的发展了，而只显示出可逆的相互交替，它们在晚期现代的“永恒的时间”中被同时体验为永恒的和同时的。因而，在这里产生了这样的预测，即随着所谓的作为经典现代的最后的尾迹的新的社会运动详细阐明了现代政治的特殊的运动特性。对于下一个即将到来的是什么，是不再能够通过前进理论或者历史哲学加以预测的，而现在只能在时间中，也就是在政治的实施本身当中能够被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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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这可以解释新型的、“游戏者式的”政治类型的出现,例如加利福尼亚(Kalifornia)的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Schwarzenegger)、意大利(Italien)的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或者荷兰(Niederland)的皮姆·福图纳(Pim Fortuyn)。

[65]“未来的视野遮掩了真相，并且因此同时在现在的决定的压力也增加了，因为只有在当下、只有在一个同时存在的世界的背景下，人们才是有决策和行为能力的。而时间也相应地看上去走得更快了。作出决策的组织，尤其是政治体系，在多大范围内能够承受得住决策的压力和因此不断增加的不信任,是最重要的当下的问题。”(Luhmann,1997年,第1074页)

[66]请参考本章注释26。

[67]Habermas,1985年。

[68]Jameson,1998年,第50页。

占主导地位的“永恒性”的时间体验的新的形式毫无疑问表现为不再回到前现代的循环式的时间中去了[69]：不同的世界的状况不再会回到似乎是“自然的节奏”当中去了「诸如波利比阿(Polybio)\*所提出的循环模式中的宪法形式，而是它们相伴的同时存在，并且它们以什么形式、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顺序和持续多长时间都是要符合现实的情况，因而这些都是根据不可预见的、在时间中的社会内在的发展本身所决定的。

但是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在当今的超级加速的社会中，对完全的偶然性和对历史的发展的完全的开放性的感知，以及对静止状态和所有的发展的终结的体验，很可能同时都占主导地位。在让·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的文章《公元 2000年不会出现》（“Das Jahr2000findetnicht statt”)中探讨了这两个历史的和社会的趋势——动态化的趋势和停滞的趋势——的内部的亲缘关系，它们作为历史消解的两个相互对立的节奏模式，最终会带来相同的最后的结果，也就是导致历史和历史意义的消失。第一个模式是所有事实和事件的不可阻止的加速，这样的加速将直至一个点(解除速度点)为止，在这个点上将不再会有期限、因而也不再会有结果,因此在那里会出现如同托马斯·荣格(ThomasJung)在追随鲍德里亚的理论时所描述的情境：“当事件在现实中内爆的时候，当事实凝结成消息的时候，历史失去了……它的有效性，因而历史的功能只体现在媒体信息的循环往复中。历史将是无意义的，因为没有历史能够出于自身的缘故而承受事实的离心瓦解’。”[70]

相反,第二个模式产生于历史的放缓和历史逐渐的结晶化(怠惰)，直至历史最终在它自身的“总体”的重力下消亡和僵化：

这是我们的现代社会的一个事件、是现代社会的历史的一个难以琢磨的、深不可测的清单：恰恰是现代社会的社会化和它的社会的移动性、它的生产和革命的增加(与早期社会相比今天的社会一切都是革命性的)拥有能够带来惰性的力量，也伴随着它的沉默的力量而拥有的巨大的惯性：即所谓的“总体”.…现代社会是社会的冷漠的星球，并且在这样的总体的周围冷却历史和让它变得缓慢，在漠不关心中剥离和消灭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历史不再能够继续进行，它在它的直接的后果中显露了原形，它在效果展示中被耗尽了，它退回了自身并且在现实中内爆。对于历史的终结我们完全不知道它的原因，因为历史没有时间去达到它的终点。它的效力相互追逐，因而注定会削弱它的意义。最终，当历史触碰到它的无限稠密的总体的时候，它静止下来了，并且逐渐消失了，如同光线和时间……[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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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有关其他的趋势请参考Nowotny,1993年,第56页。

\*波利比阿(公元前203—公元前120年)，古希腊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剖析希腊城邦制度，提出希腊传统的政体循环理论，认为罗马是君主制、民主制和贵族制的混合，最早开分权制之先河，是站在希腊政治哲学向罗马政治哲学转换的哲学家。他以40卷的《历史》一书留名传世。——译者注

\*让·鲍德里亚(1929—2007)，法国社会学家及哲学家。他的思想，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著作《物体系》开始，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被归纳为“现实的消失”。主要著作有《物体系》《消费社会》《恶的透明度》《象征交易与死亡》等。—译者注

[70]Jung,1989年,第178页及其后页;也请参考Baudrillard,1990年。

正如我已经呈现出来的，快速的变化在目标确定或方向确定缺席的情况下被感受为迅速的静止状态。这样的体验如果出现在个体的生活中，就有可能导致个人的抑郁;而作为历史感觉的集体形式，这样的体验会汇入后历史的麻痹瘫痪的体验中[72]对历史的这样的体验在“集体的单数”的意义下与政治作为社会规划的民主项目的意义完全一样，它们只在社会变化的一定的“速度窗口”之内是可能的。在鞍形时间中，显然突破了这个速度之窗的下限，而在晚期现代则能够达到它的上限。这正是鲍德里亚的判断，鲍德里亚赞同在这方面所发展出来的思考，并且评论道：“一定的缓慢(也就是说，一定的速度，当然不是过快的速度)……(是)必要的，借此能够产生事件的独特的凝聚和晶化，我们将之称为历史。”[73]

在速度界限的另一边，政治的事件再一次接受了情境化的特性。但是(与变得稠密的个体的体验事件一样)由于这些事件失去了它们作为意义重大的历史的发展链条的要素的地位，并且不再能够转变为本雅明所指出的意义上的真正的历史性的体验，因而这些政治事件如同当代的大量的文化(也包括流行文化)的证据所证明的,也完全失去了它们的(“更深层次的”)重要性。完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历史只是插科打诨的不断重复，当代文化的文献观察到了在甚至是非常喧闹的历史事件中，也出现了它们的主体的和集体的重要性奇特地渐渐消失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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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Baudrillard,1990年,第12页及其后页。

[72]请参见本书的第一章“2”;有关对后历史的诊断的概览请参见Niethammer,1989年。

[73]Baudrillard,1990年,第8页。

“有关时间的语义从世纪之交(是指向20世纪过渡)到今天,将一个在其中仍会赢得胜利的领域,开发成一个在那里发生了所有的战役并且不再会有任何事件发生的区域”，阿明·纳瑟黑总结了历史的终结的感觉;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Literatur-Nobelpreis)获得者匈牙利(Un-garn)作家伊姆雷·凯尔泰斯(ImreKertész)\*也证明：“一起都在继续，只是不知怎么地都是虚弱无力的,如果更直白地说的话。”74]与诸如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或者马丁·凡·克瑞维尔德等人相似,凯尔泰斯同时也指出，权力的运用和权力过剩所激励的意识形态尽管在现在是存在的，但是不再能够对历史的前后一贯性提出要求,而是接受了纯粹是偶然性的表象。民族主义、战争、反犹太主义、经济危机、将教育从宗教中分离和新的原教旨主义、工资斗争、国家建立和国家倒塌，甚至是不久前出现的(新)殖民主义:新时代的所有的历史形式、元素和冲突都以混乱的顺序再次回到似乎是新的静态的同时性和情境化的政治的空间中来。

道格拉斯·库普兰的小说《X一代》中的英雄遭受了历史中毒的痛苦,而所谓历史中毒就是形象而简要地体现了在静止的历史发展中的快速的变化的辩证—矛盾的同时性。[75]库普兰的文化方面的中心概念的时间诊断清单，以讽刺的方式发挥着与科泽勒克的出自时间化的历史时代的时间化的运动概念一览表一样的、如同时间化的时间的讽刺漫画的作用：游逛历史的贫民区、时间接种旅游、年代之间界限的模糊、对立法的怀旧、极端短期的怀旧、否定现在等等，这些都是在库普兰的小说的词汇表中所展现的时间化的策略。叙述者“我”也在那里明确地指出，越南战争(Vietnamkrieg)和由于它所引起的反叛是真正的历史的最后的尾迹[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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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姆雷·凯尔泰斯(1929—),匈牙利犹太作家,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要著作有长篇自传体小说《无形的命运》《惨败》《为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哭祷》;中篇小说集《英国旗》《苦役日记》;散文集《作为一种文化的大屠杀》《被放逐的语言》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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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Nassehi,1993年,第364页及其后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Kertész,2002年,第70页;也请参考Baudrillard,1990年，第13页：“我们已经处在政治的和社会的事件不再拥有保护我们的力量的那个关键点上了，政治的和社会的事件如同默片电影的播放，我们对它们既无法从个体的角度也无法从集体的角度负责。在这里，历史结束了，并且是通过下列的方式，即并不是因为存在太少的个性或者权力(权力一直都有,尽管不能将权力与历史混淆)，也不是因为存在太少的事件(事件一直都有——在这里要感谢媒体和信息),而是因为历史过于缓慢，从而凝固在漠不关心和麻木不仁当中。”

[75]参考本书第二章“1”,注释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