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社会学家兼音乐理论家比尔·马丁(BillMartin)也对此表示赞同.并且确信，1968年所爆发的运动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过去曾经称之为历史’的最后的喘息”，并且它以激进摇滚的音乐潮流为标志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激进摇滚是依赖于(通过音乐和政治的方式)设计更好的未来的观念的：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的音乐则是以进步期望的“退潮”及对它的否定为特征的。“昨天的不同寻常的摇滚乐包含着走到某处的理念，而在今天的非传统的’音乐里却相反，在那里主要回荡着任何地方都不去的主旋律。”因此，从根本上赢得某事物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就变得困难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很难使任何事物成为意义重大的或者重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浩瀚无边的文化机器完全用于单纯的消遣娱乐。”[77]平克·弗洛伊德乐队(PinkFloyd)\*的前任创意智囊罗杰·沃特斯(RogerWaters)\*\*将这个过程形容为“剥离感觉”的过程,并且把一张名为《娱乐至死》(Amused toDeath)的大制作的专辑献给这样的过程。[78]

与这样的历史感知捆绑在一起的文化方面的危机体验，出现在提供参照的过去和提供意义的未来同时都丢失的地方。而如果没有过去和未来的话，对具有支撑力的现在的确定也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正如尼特哈默尔\*\*\*和纳瑟黑一致确定的—后历史的诊断所发现的问题“不是世界的终结，而是意义的终结”；与此同时，谢诺\*也指出，政治的民主的一项中心任务在于在“过去的遗产”“现在的倾向”和“未来的挑战”之间进行协调：而民主的危机和那些调停中的各种问题这两者的同时出现并不是偶然[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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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好的，显然我在静止中想到，那曾是令人讨厌的时间。但是那也是唯一的我曾经拥有的时间；那是在历史只为变得疯狂的印刷机、为市场营销策略而存在，并且作为玩世不恭的宣传攻势的工具而存在之前，历史中的真实的时刻。”(Coupland,1991年，第212页)

[77] Martin,1998年，第58页及其后页和第5页。

\*平克·弗洛伊德乐队，英国摇滚乐队，创立于1965年。他们最初以迷幻与太空摇滚音乐赢得知名度，而后逐渐发展为前卫摇滚音乐。平克·弗洛伊德以哲学的歌词、音速实验、创新的专辑封面艺术与精致的现场表演闻名。他们名列最成功的摇滚乐队之一，并在全球坐拥超过两亿的唱片销售量。——译者注

\*\*罗杰·沃特斯(1943—)，著名的英国音乐家、歌手、作词家和作曲家，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78] ColumbiaRecords,1992年。有关后历史的时间感觉的详细内容也请参见Rosa,1999年c。

\*\*\*路茨·尼特哈默尔(LutzNiethammer)(1939—)，德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生活经历和集体记忆》《后历史:历史终结了吗》《集体性的身份确定》等。——译者注

从作为危机时间的现代的文化方面的地平线当中，可以感受到的恰恰不是巨大的变革的时间或者决策的时间，这样的时间似乎是通过重新安排政治行为而以历史政治的方式出现的[80]危机更确切地说产生于不再能够作出决定的地方：社会的行为过程和系统的发展相对于政治的控制是独立的，并且后者收回了文化方面的意义基础。最终，它们意味着一种不同步化的形式：在晚期现代社会的结构中，系统的过程对于如影随形的文化方面的意义源泉来说太快了，而文化方面的意义源泉为有助于一体化的政治的现代的项目和对这些项目的历史的理解提供了基础。在对可以想象的历史的终结的渴望中，纳瑟黑认为：“某种程度的不同时性…表明了，从意义上显而易见地努力抢救的是并不可能的社会结构。”[81]

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不同步因而也只是晚期现代的结构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的不同步的症状。世界的终结作为唯一被保留下来的历史证明.这样的历史与(经典的)现代的地平线仍然有关联：“历史的终结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历史将继续向前，因为在事件之间一直都存在差异，当这些事件的统一发挥着人人皆知的时间的作用的时候。”[82]因此，对于《X一代》中的主人公而言，核武器(或者与它类似的生态的或者技术)的灾难的可制造性看上去不仅没有失去历史的没有尽头的时间那么可怕，而且这样的灾难似乎还带来了解脱的希望，它承诺了这样的机会：仍然要“为世界的历史”去“找到一个结局”，小说的主角发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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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谢诺(JeanChesneaux)(1922—2007),法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四卷本的《中国现代史》《越南史》《知识分子的参与(1944—2004)》《中国农民运动(1840—1949)》等。—译者注

[79]Niethammer,1989年，第9页;参考Nassehi,1993年，第359页及其后页；Chesneaux，2000年，第415页及其后页。对于库普兰的主角而言，历史就像是缓慢下滑的山坡，在那里历史丢失了自己的地图，并且由于到处充斥着选择因而历史也承受着选择麻痹的痛苦(“在大量的选择面前无法决定的倾向”)(Coupland,1991年,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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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参考Wallis,1970年。

[81]Nassehi,1993年,第367页;类似的内容也请参考Harvey,1990年,第305页及其后页。

[82]Nassehi,1993年,第366页。

这样的声明[83]

有关(可以被理解为)世界末日的轻率的预言不仅在库普兰的书中随处可见，而且它也完全是后现代的典型表现。这正是克劳斯·舍尔普(KlausScherpe)\*所发现的(84]，而这些都并不令人意外。所有持有这种“世界即将毁灭”论点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与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潜滋暗长着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是两个相反的极端，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正是由于这种方式的“世界的毁灭”的有限的率直和到处出现的同时性，因而它表现为停滞的，好像是凝固在1974年的一切的永恒当中，“这是在石油危机之后的一年，并且从这一年开始在美国不再会有涨价了”，一切都如同在《X一代》中故事所发生的中心舞台萨克斯拉亥玛市所表现的那样[85]

詹明信和哈贝马斯所惋惜的由于“语义”和“社会结构”的不同步而导致的历史的和政治的景象的干涸，与此同时也体现在以纳瑟黑为代表的人们所指出的，紧接着现代的功能分化的直接结果就是系统理论式的开端。由于纳瑟黑和卢曼只能够定义时间化的一个过程，因而他们不能够精确地指出在经典现代和晚期现代之间的断层[86]实际上，在他们看来，在鞍形时间中所形成的时间化的历史概念从最初开始就是不合时宜的，只是伪装了统一或者说是语义上的虚构。“社会的统一的这个语义”,纳瑟黑在讨论彼特·福克斯(PeterFuchs)\*\*的观点时写道,“(从最初开始——本书作者注)就拥有这样的功能，即通过功能上的分化所产生的社会层面的意义丢失来抵消早期现代的功能危机。社会统一的语义能够促成团结一致，而在那里它最终失去了社会结构上的统一”[87]。我在这本书里所描述为“时间的时间化”的不是其他的事物，而正是文化方面的意识对现代的结构性的条件的迟到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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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Coupland,1991年,第90页。

\*克劳斯·舍尔普(1939—)，德国日耳曼学家。编辑出版了“历史进程中的文学”丛书和“文学、文化和世代”丛书。——译者注

[84]Scherpe,1986年,第275页。

[85]Coupland,1991年，第61页。可能应该感谢《世界末日》(Armageddon)、《泰坦尼克》(Titanic)、《哥斯拉》(Godzilla)等电影，在这些影片中往往以美学—充满喜悦的方式表现日常世界的毁灭，而且这样的题材获得了巨大的、不被动摇的欢迎，因为它们展现了仍然存在的为世界的终结找到历史的不同的可能性(Rosa,1999年c,第260页及其后页)。

[86] 请特别参考Luhmann,1997年,第1143页及其后页和第997页及其后页。

\*\*彼特·福克斯(1949—)，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谈话和沉默》《社会的可到达性》《现代性的轮廓》等。——译者注

[87]Nassehi,1993年，第320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

但是，就我看来，这样的整合仍然存在两个巨大的缺陷：通过生命的时间化和历史的时间化，时间的时间化被简化为只是统一一致的模拟和不合时宜的弥补努力，时间的时间化对由现代的规划所形成和确定的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的、历史的和身份确定的构想认识不清。由于来自于卢曼的系统理论从根本上忽视了或者低估了现代性的自治允诺和设计承诺以及现代性作为政治的项目的特性，因此在不失去其可信性的前提下，系统理论只能承受这个缺陷。但是第二个缺陷却既不产生于时间化的较早期形式，也不产生于“时间的时间化”的过渡过程中，因此非常有说服力地重构了在现代之内的断层:系统理论最终有义务对这一类的、影响深远的历史构想的产生作出解释，但是它只是将这里的历史构想简化为不合时宜的虚构或假象，并且它也没有针对为什么这些虚构在20世纪晚期与它们对个体和社会而言显然是非常重大的影响一起被放弃，给出有说服力的足够的理由。

但是，如果从所建议的加速理论的视角看出去，在这里所分析的首先是向着现代过渡的、其次是向着晚期现代过渡的两个时间上特有的断层，不仅能够被更加精确地确定、能够从结构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以解释，而且作为后续影响，也能够从中重新构造反映现代的总体特征的增长和加速之间的提升关系。因此，我将在最后一章的总结中尝试将这本书的第四部分所查明的发现，概括为有关加速和停滞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现代性的理论方面的新定义〔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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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同时我也将通过某种方式从“加速理论”的角度尝试赶超卢曼(Luhmann,1997年，第1144页)所提出的现代社会关系的动态性。

第十三章 加速和停滞:尝试对现代性的重新定义

2002年在图林根州(Nordthüringen)所进行的针对中小学生的书面问卷调查中，对于“在你看来,今天的年轻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一位17岁的女中学生回答道：“对未来没有希望，对这个停滞的和同时又是匆忙的社会没有希望，在这里每个人只是为自己着想，而且在这里如果没有帮助的话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1]这个对日常生活的世界的问题的简洁的判断，与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所分析的晚期现代的时间结构的基本困难令人惊讶地不谋而合:作为行为导向的未来的地平线和生成意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统一，(在所形成的不言自明的实际困难的印象下)现在都很成问题，这正如一方面是对快速的变化速率的感知，另一方面是皮下的僵化，这两者同时出现。

现在人们有理由提问，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特有的时间问题到底体现为什么样子。一面是对变化的恐惧而另一面是对僵化的恐惧这样的双面恐惧，反映了在赫拉克里特(Heraklit)\*所认为的一切都是流动的和巴门尼德(Parmenide)\*所坚信的不变的存在之间的对偶，那么究竟哪一个主张体现了这个世界的永恒不变的基础条件呢？“当我们关注这个世界的本质时，通过排除事物的增增减减而发现特性上的绝对的固守，因而我们会得出……没有变化的存在的观念。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人们留意世界的实质的表现形式的时候，那么在那些形式中的顽固不变就完全消失了，形式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且世界展现了永动机的壮观景象。这是宇宙哲学的、往往是形而上学所阐明的存在的两面性”，乔治·齐美尔这样认为[2〕但是，当人们从这两个极端的视角去看世界的时候，未来的地平线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变得晦暗：正如保萨尼亚斯(Pausanias)\*\*在公元前二世纪就抱怨过的，恶魔般的力量在未来兴风作浪，因而未来或者是最短暂的而且是不确定的，要么是没有变化的永恒的命运的结果3]这样的视角所代表的论点在最新的判断中被进一步强化，但是，这样的视角是否会被接受，尤其是取决于由教育和繁荣所确定的个体的(和集体的)设计机会。〔4]

[1] 来自于Behr/Kottmann/Seiwert的研究中的数据资料,2002年。研究团体非常友好地允许我使用他们的调查数据。

\* 赫拉克利特(Hρακλειτoc)(公元前540—公元前480),古希腊哲学家、爱非斯派的创始人。赫拉克利特写过一部总称为《论自然》的书，内容有“论万物”“论政治”和“论神灵”三部分。但这部书没有保存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130多个残篇，它们是从不同时期的著作中摘录出来的。残篇的语言多形象比喻，内容是深奥的辩证法，读起来十分困难，赫拉克利特因此得到“晦涩哲人”的称号。——译者注

与本体论的或者至少是人类学的对时间体验和未来体验的阐述相反，我在这本书中尝试着采用一致性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历史为导向的视角。对此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一个时代的历史图景和主体的时间上的生活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内生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变化速度，而目在现代的发展过程中的变化速度是不断地提高的。赫拉克里特和巴门尼德所分别描述的时间愿景都从不同的哲学角度赢得了可信性，世界和历史是变化中的静止空间，或者换言之：世界和历史表现为稳固的空间，在那里发生着不断变化的故事。但是，在基督教的世界观中，历史的空间已经与“救世史”的维度重叠在一起了，而“救世史”是从基督的出生开始的、直到最终他的复活所编织成的一个“线性的”时间维度[5]最初发生变化的并不是对世俗的时间的体验；世俗的时间为外在产生的、不可控制的生活的变化保留了空间，尽管运动和凝固正是非常典型地表现为在世俗时间和超验的—永恒的之间的矛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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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门尼德(Παpμεvíδηc)(约公元前515年—前5世纪中叶以后),生于爱利亚(位于现在意大利南部沿岸)，是最重要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之一。主要著作是用韵文写成的《论自然》，如今只剩下残篇，他认为真实变动不居，世间的一切变化都是幻象，因此人不可凭感官来认识真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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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immel,1900年,第711页。

\*\*保萨尼亚斯(Ⅱαvσαvíα)(?—公元前336年)，希腊地理学家、旅行家,著有十卷本的《希腊志》，书中内容多为后世考古学发现所引证，因而历史学家J.G.弗雷泽认为：“如果没有帕萨尼亚斯，这些希腊废墟多半会成为没有线索的迷宫，没有解答的谜团。”译者注

3“因为我知道邪恶的力量喜欢不断地改变着事物，因此我知道未来或强烈或微弱地在事物的开端或者结尾改变着所有事物，并且用迫切的需要驱动着事物的变化，而且未来是以一时的心血来潮推动着事物的变化。”[Pausanias,《希腊志》(Reisen in Griechenland)，这段引文出自Frisby.1988年，第11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

[4] 有关德国青少年对未来的看法请参考Fuchs-Heinritz,2000年,第41页及其后页。

运动方向和发展视角随着赢得动力的现代的出现而登上了在世俗一尘世的历史空间的舞台。它们在加速的条件下带来了对历史和生命时间的不同的体验，在变动和凝固中，不再能够形成超越时间的、与历史无关的生命的框架和历史的框架，而是形成历史的—社会的基本元素的动态化，因此在变动和凝固这两个原则之间的关系从现在开始就表现为历史的不对称，而且这两者之间不断移动着的平衡将会成为现代的特有的体验。但是，与此同时，作为历史的趋势的加速或者说动态化也令人惊讶地表现为逆向趋势，也就是说，在现代的进程中，正在出现的结构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凝固倾向的表现被强化了，因而正如我已经阐明的那样，这样的倾向应该被理解为新时代加速的矛盾的补充原则。

在体现了现代的时间体验的加速和停滞的概念中，运动和凝固的永恒的原则本身也表现出了动态性。对于这一章的开头再次引述的有关“匆忙”和“停滞”的谈话，并不能轻易地将这样的谈话简化为超越时间的基本原则，而是表达了时代特有的动态化的时间体验。这两个趋势——正如在本章开头所引用的谈话所表达的，在最近似乎是以放弃以经典现代为特征的未来地平线为代价而开始变得更加极端，并且指向了时代特有的时间体验和世界体验的最新变化，因而正如到目前为止的讨论所得出的结论，首先并且只有在与加速理论的视角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够将发展趋势同时理解为现代的中断和延续。因为现代的历史不仅可以有说服力地重构为加速的历史，而且显然它也确实可以作为加速历史的驱动力、矛盾和历史阶段的统一。因而，在现在正是这样的时间点，在这里，在第二章所提出的关于加速原则具体的价值何在的问题，可以在社会学的背景下以传统的方式将加速原则当做是现代过程的驱动力，并且在本书的第四部分所讨论的时代特有的中断和延续也能够更加清晰地被勾画出来、最终能够浓缩为时间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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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类似的观点当然也可以从欧洲大陆之外的宇宙哲学中找到，诸如在创世以来的远古年代的构想中。

[6]AndreasGryphius的抒情诗完全表现了在三十年战争中的这种矛盾所带来的混乱。因而在他的一首名为《一切都空洞无物》的描述性的十四行诗中说道：“你看到的，你在到处看到的,只是地球上的空洞无物。/今天所建造的，明天就会被拆毁；/现在屹立着城市的地方，将会变成草地,/放羊娃在那里与羊群玩耍//现在的繁荣壮丽,也将很快被践踏；/现在的痛击和抵抗，明天也成了灰烬和白骨；/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合金和大理石也不是永恒的。/现在我们幸福地大笑，很快会愤怒地抱怨。//名望显赫一定会如梦一样消逝。/难道因为时间的游戏产生了微不足道的人们?/啊!所有的一切,所有我们作为精美珍贵的而看重的,//都完全是虚无的,是幻影、尘埃和轻风，/是草地上的花朵,人们不再能重新发现！/因此，什么是永恒的，是没有一个人能看到的。”

在第二章.2(2),我在讨论范德罗与范雷京的观点的时候尝试阐释，对社会形式和它们的变化的分析往往能够从聚焦于结构上的和文化上的或者是以自然关系为导向的视角中,或者最终从聚焦于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人格类型的视角上找到出发点。根据所采用的不同的视角，能够开发出更有力的以结构、文化、物质或者主体为中心的对现代化的分析。但是，在这里可以发现，在与之相关的将现代化确定为分化的过程、合理化的过程、驯化的过程或者是个体化的过程当中，义不容辞地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体验的时间方面特定的现代的发展维度，却偏离在了视线之外。弥补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漏洞正是本书的主要任务。这本书的论点在第二章被阐述为这样的假设，即加速的根本意义体现在四个发展维度的每个维度当中，而这样的加速已经被全方位地证明了(图13-1)。尽管毫无疑问并不是现代世界的所有的地方和人口群体都处在同等程度的社会加速的变化动力当中，但是，加速逻辑确实确定了现代社会的结构方面和文化方面的进化。

如果有人试图将这项研究的结果转移到第二章.2(2)所开发的现代化的模型当中，就会得到下列图景：我们从社会的自然关系开始，毫无疑问可以看到，技术加速具有根本性的重大意义，并且它是与对自然的驯化过程和控制过程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运输、通讯和生产的加速既意味着自然过程本身的提升—例如，我们可以想一想农业领域的剧变，同时也意味着对自然边界的技术上的跨越，并且因此同时体现了与自然的交换过程的加速。

生活节奏的逐渐加快又对占主导地位的身份确定类型和人格类型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正如已经阐明了的，个体化的概念和人生视角的动态化的概念都与生活节奏的加快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直接的关联。

社会变化的加速最终不仅与结构方面而且与文化方面的社会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实际上，结构的和文化的变化(例如正如合理化这个概念所表明的)不仅从实证的角度，而且也是从分析的角度是相互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因而在这项研究中，对社会变化的特定的时间方面的分析，首先是能够在社会变化的加速这个总概念下展开的。从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体现了两个尽管相互关联但也可以分解的角度。如果将功能分化看做是现代社会的决定性的结构特征—正如在这项研究的第八章“3”所表明的，那么毫无疑问可以发现，功能分化不仅能够理解为对所产生的加速压力的适应性的反应，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将它作为复杂性的时间化所带来的结果，从而实现了巨大的增加作用和加速作用。在所有系统分化外化的观点中，在不同的子领域（从社会系统的层面来看，例如金融交易、人工制造或经济制造、科学发现和技术发展等领域的加速)所系统地展开的加速都不可避免地发生在分化的过程中。但是，由于社会的基本结构一如既往地是通过社会中的联合、群体和角色模式的网络来确定的，因此人们从中可以指出，只要现代化并没有带来家庭结构和雇佣结构7]的变化速度的提高以及社会中的组合和小生境变得越来越短暂和易变，从而使得更加难以从根本上确定在政治上和社会方面意义重大的联合结构的话，就不能证明现代化蕴含着结构变化的加速。伴随着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的结构上的发展会产生可能是很成问题的附带结果，即正如在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结构的发展可能会产生社会中的去一体化的危险，与此同时，功能分化又会导致去同步化的难题，这是由于不同的系统以不同的强度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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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的视角来看，被我和吕伯所形容为现在的萎缩的，也就是对于固定的知识储备、行为导向和实践形式所持续的时间段的逐渐缩短，被证明是社会加速所产生的最深远的影响。现在的萎缩首先导致体验空间和期望地平线混合在一起，并且因此形成了历史(和生活)的时间化，而历史(和生活)的时间化在晚期现代又反过来有利于高度动态的同步化，这就是在前面的章节里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文化方面的变化的加速采取了生活方式、流行、休闲实践活动、知识储备、家庭、职业、空间、政治和宗教方面的联系和导向的相对来说更快的和更加轻易地变化的形式，因而文化变化的加速构成了文化现代化的主要特征8]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文化变化的加速隐藏着对现代性在政治方面的自我理解和在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个体的自我关系的形式的非常深远的影响；因而加速不仅表现为文化方面的现代化进程的形式上的框架条件，而且它也在很大的程度上确定了文化的现代化进程的实质的和在物质维度的方向。因此，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能够被不间断地重新构造为一个社会加速的过程[图13-1,也请参考本书第二章.2(2)的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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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相关内容请参考本书第五章。

[8] 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也请参考0ffe,1986年,第99页及其后页。

在我看来，出于以下两个原因，现代化过程的这样的重新设计对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形成是富有意义的：首先，这样的重构能够重新审视现代性的似是而非和其中的矛盾：其次，它使得精确地确定在现代和晚期现代之间的界限上的中断和连续的关系成为可能。我先从第一个原因开始。

根据对加速的结构性变化的诊断，在现代的发展过程中，也可以观察到与之互补的结构性的停滞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在系统的运行逻辑的独立化和免疫化当中得以清晰的体现。特别是作为本项研究的中心议题的增长和加速的相互提升表现为不可避免的结构上的强迫，它顽固无情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并目使得不可实现的乌托邦理想成为“零选项”。“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反面完全是以现状的矛盾的偏见和整个社会的无变化性为特征的，这个反面与现代性的基本动机、安排和选择能力的提高都不再意味着任何事物”，克劳斯·奥弗(ClausOffe)\*发现了这一点，并且指出，选项的增多只是在完全是因为复杂性的提升而导致的被压缩的选择过滤的范围内的，而选项增多引导着处于提升的强迫力之下的系统化的操作。“所有…关于社会情况的不断增长的可选择性的断言听起来是不言自明的，而且也非常流行，这样的主张……提供了不仅是粗糙的，而且也完全是浅薄且片面的现代社会结构的真实的图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打算)测试完全相反的观点的承受能力，这个观点在现代社会恰恰是以高度的刚性和固化性为特征的….”[9]奥弗因此得出结论，结构上的刚性是现代性中对偶然性的特殊的处理所带来的结果，它通过特殊化和同时进行的功能上的分化，而产生了强有力的复杂性的提升和因此而来的偶然性的增加，并且随之而来的是系统的处理过滤器变得更加锐化，从而通过更加锐利的处理过滤器来确定并且“解决”政治、经济、科学和法律等方面的问题。选择越是剧烈地增多和变化，就需要越多地变动“机构的和结构的前提条件，在这些前提条件之上，那些偶然性………从政治的、甚至是想象中的安排的地平线中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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