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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弗由此尝试性地推导出了结构上的总和恒定定律：“我们所开拓的选择越多，我们能够选择的有助于作出选择的制度化的支持就越少。”[10]在前面展示了加速的“驱动力”的图8-1的帮助下，总和恒定原则能够生动地展现运动和固化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变换：三个加速领域(技术、社会变化和生活节奏)的动态性越强，增长与加速的联系的三个外在的原则和(内部的)加速循环就更加稳固和不可动摇。另一方面这意味着，由实质性的变化所导致的抽象的结构丧失，在一定程度上加固了韦伯已经提出抱怨的“钢铁般坚硬的外壳”，而在这样的外壳里面，生活世界的物质的结构、关系网络和联合结构、具体的价值连接和实践形式及行为方向都在变化着。因而疾驰的静止意味着，没有任何东西保留不变，正如没有什么发生着本质的变化。晚期现代的这个矛盾的二元论因此也能够解释这样独一无二的现象，即在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中，文化的均质化诊断或趋同性诊断的支持者与文化的多元化理解的拥护者各自似乎都拥有可信的论点:全球化的社会无论是被感知为趋于一致的、还是被感受为发散的，实际上这是一个结构方向的或物质导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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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奥弗(1940—),德国政治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现代性与国家:东方和西方》《变迁的类型:东欧和东德的经验》和《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机制设计》等。——译者注

[9] Offe,1986年,第106页和第100页,强调部分出自原文。

[10] 同上书,第104页。

“结构的晶体化”显然也对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自我感知有着重要的影响；它与现代的文化的凝固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里也出现了相反的诊断，即迅速的文化方面的变革实际上隐藏着发展的丧失。由于我在前面的篇章里所分析指出的特殊的加速的原因，在晚期现代对历史的终结和永远的一样的回归[11]的感觉，相对于有关透彻的变革的感知来说，却占有优势地位。因此，社会丢失了它作为可以从政治上塑造的项目的特征；正如所体现出来的那样，它耗尽了乌托邦式空想的能量和意义源泉。这意味着，在现代化进程的文化的层面也会发现抽象的偶然性处理原则中令人惊讶的稳固性和牢固性，这些特性当然也意味着持续不断的“模式维护”。从文化的视角来看，能动主义、普遍主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导向都表现为增长和加速之间的提升关系的必要的互补性原则。[12]

正如我在这本书中所努力阐述的，从文化方面与结构方面同样都可以没有矛盾地将现代的加速的历史作为互补的、逐渐凝固的历史来讲述，也能从涉及个性的发展或者说自我关系的发展的心理学的角度找到它们的踪迹。正如我已经指出的，由于充满刺激的“精神紧张的生活”(齐美尔语)，常常迫使行为事件和体验事件的加速和变得稠密、向它的相反方向发展，从而被感觉没有精力、存在上的无聊感所包围，以及在极端情况下甚至被病态的“凝固的时间”的抑郁的体验所裹挟。无论从个体的还是集体的角度来看，有关从感知为有方向的运动到感觉为失去方向的动态化的过渡的状况，强调了静止状态的印象，尽管是或者恰恰是由于高度的事件动态。

因而，保罗·维西留非常引人注目地提出他对疾驰的静止状态的看法13]，他认为在这种状态下现代的加速的历史无法停顿地匆匆向前，并且他以技术加速以及最终以社会的自然关系为核心，从它们当中所指向的角度论证了疾驰的静止。根据维西留的观点，运输和传输以及最终的移植的向前发展的速度革命非常矛盾地导致了首先是人体的不断增强的物理上的不灵活性，并且可能会带来整个物质世界的固定性：凭借自身身体力量的向前运动已经变成了在完全利用外在的变化的速度的情况下的向前运动(例如，骑马向前或者用马车运输)，这样的变化限制了自身身体的速度和运动，但是直到在“速学革命”的潮流中所发现的技术速度完全代替了与身体有关的速度制造，运动中的人们，例如坐在汽车飞机以及甚至是火箭中的人们，是被被动地“运输”的，或多或少地像捆扎好了的“包裹”，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不动的运动者，人们稳稳当当地坐在“宇宙飞船”中，同时也被越来越多地遮蔽了对向前运动的感官上的体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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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这不仅被尼采、鲍德里亚和本雅明所假设，而且也被诸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Ador-no,1947年,第198页)所提出。

[12] 请参照诸如Voß,1990年;以及Schulze,1997年b,第79页。

[13]Virilio,1998年a;也请参考本书第一章“2”。

因此，特殊的人类的和动物的运动失去了应有的社会功能15]，运动被驱逐到运动项目中去了，而且似乎变成了“娱乐”。我们随着时间的变化似乎必须在“空转”中活动我们的身体(诸如慢跑)，以保持身体的机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只能证明身体的加速的历史性的超越。因而，将从运输到发送的过渡作为加速的导体，如同我在第四章中所展现的，自身身体在地球表面的运动越来越多地由在电视里或者计算机终端里的世界的“来来去去的变化”所代替了：因而，物理移动通过更加快捷的数字的或者虚拟的传输所代替了，在这个范围内，维西留的关于极地惯性(inertie polaire)的可怕的想象赢得了说服力。

但是，正如查尔斯·佩罗(CharlesPerrow)\*的被广泛讨论的研究所指出的[16]，伴随着对自然的控制和处理的技术加速，带来了不断增加的系统估算之外的故障和事故的风险，这些将导致通过现代的大型机器技术所生成的对自然的快速加工的过程突然且意料之外地陷入静止状态，而目因此在这里加速的运动也变为瘫痪性的停滞，例如计算机网络的服务器的崩溃或者被迫关闭核动力工厂恰好可以说明这一点。因而，事实上，从社会发展的所有的四个角度来看，凝固都被证明是社会加速的固有的互补原则。（图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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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对此请参考Virilio,1993年。这种类型的旅行产生了如同席维尔布什(Schivel-busch,2000年，第53页及其后页和第116页及其后页)所进一步指出，立即出自这种旅行本身的单调乏味、无聊，以及无所事事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只能通过“一动不动的忙碌”例如阅读或者后来的听收音机和看电视，而得以克服。也请参考ThomasBourry(2004年)的非常有启发意义的文章，在那里谈论了在飞机上对媒介的使用。格罗内迈尔恰好也讨论了这个问题(Gronemeyer,1996年)。

[15] 从这个角度来看唯一的结果就是,动物在现代的大规模饲养的情况下变得几乎是完全“静止不动”的了。

\*查尔斯·佩罗，美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与高风险科技共存》《复杂组织》《下一个灾难：我们的致命弱点变为自然的、工业的和恐怖主义的祸患》等。——译者注

[16] Charles Perrow,《平常的灾难》(Normale Katastrophen),1989年 a。

与此同时,在这里也说明了,如同在第二章.2(2)所介绍的通过分化、合理化、驯化和个人化所描述的现代化的过程的四个矛盾的互补原则，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加速的后续影响，而且也指出了这些互补原则是如何与所谓的凝固趋势联系在一起的(请参照图2-1):伴随着社会的(功能)分化的控制丧失的过程和去一体化的过程,如同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意味着加速背景下的去同步化的后果；意义源泉的被侵蚀表现为合理化的反面，它在后历史时代被作为意义的最终消灭的顶峰;如同在讨论这些发现时所指明的，这一切的原因特别在于加速地使传统、知识储备和行为习惯失效，同样也在于组合结构的不断变化;从对自然的控制到对自然的毁灭(到通过自然对自身的潜在的毁灭)的转变首先展示了对自然的“原时”的轻视所带来的后果，伴随着个体化过程出现了互补的而且矛盾的(在“大众文化”中)自治的丧失，如同我所展现的，有关这方面的文化批判上的担忧的基础也特别体现在加速背景下的“背井离乡”和/或“疏离异化”的体验，这样的体验也表现在诸如不断增强的(对于“原本”重要的事情)没有时间的感觉，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时间通过技术的加速被节省下来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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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现在有大量的研究证明，在传统的社会学中所定义的现代化的基本过程从时间特定的角度来看，应该被理解为社会加速的功能形式和表现形式。只要个体比起集体更为灵活、更为有弹性地适应社会变化，并且在决策中也更加迅速的话，那么个体化既是社会加速的一个原因，也是它的一个结果：功能分化导致了加速，并且同时也表现为针对加速压力的大有前途的策略，因为它使得成本外移和系统过程的加速成为可能，并且同时也导致了(相互推动的)复杂性的提升和复杂性的时间化。因而，对于合理化的过程来说意味着目标—手段一关系中的效率的提高，而对于驯化过程而言，则表示与自然的交换过程的提升。但是，社会加速是否形成了现代化的独立的基本原则，或者社会加速是否只是为通过其他的过程定义现代性打开了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视角，也就是似乎现在只是从现代化的时间维度对它进行了描述，有关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

事实上，我打算捍卫这个论点，即社会加速可以被理解为同时是现代性和现代化不可定的和从趋势上来看占主导地位的基本原则，而且更确切地说有三点理由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一个原因，就是在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所证明了的，社会加速和作为它的基础的提升逻辑是一致的原则，它不仅将所确定的四个维度联系起来，而且也将现代化过程的不同的阶段联系在了一起。关于这一点我们马上还会详细讨论。第二个原因是，加速原则相对于其他的现代化趋势来说甚至被证明是首要的原则，因为它为解释表现形式上的历史的修正提供了钥匙。因而正如在第八章“1”中所阐明的，资本主义的不同的阶段和表现形式可以被理解为统一的加速逻辑的不同表现。与之相关的是同时进行的“经典现代的”不同形式的撤回或者修改：如同我所展示的，在晚期现代，社会过程和社会领域中大量的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分化(例如工作领域与休闲领域的分离、购物设施与文化设施和运动设施的分离，等等)又将再度去差异化：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在社会机构中观察得到，例如国家的、市场的和市民社会的元素的杂交18]，因而在社会诊断的文献中，向着后现代的发展并被罕见地形容为去差别化和杂交的过程，甚至是在科学与宗教、文化与商业、艺术与技术、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界限也都被渗透了[19]正如我尝试着解释的，僵硬的系统间的界限从系统过程的加速的角度来看，被证明是交易的制动器。从这个角度来看，甚至也能够证明分化原则本身就是在表9-1所总结的加速和减速的辩证关系中的一个要素:这个要素在经典现代加快着社会过程，而在晚期现代却越来越成为加速的障碍。但是，即便如此，可观察到的变化更确切地被理解为对分化的修正，而不是实际上的去差异化(在系统代码层面上的杂交化最终也几乎已经可以从分析上排除了)[20],因而分化就表现为,根据加速逻辑随着分化过程而形成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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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于这种感觉的心理方面的解释请参见本书第六章“2”。

[18] 请参考Evers/Rauch/Stitz,2002年。

这一点也更加适用于个体化的过程的是：对自我确定的、稳定的身份的发展和对根据自由选择的，但相对来说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指导原则而发展出来的“人生规划”的独立遵循，这些被看做是现代的个体化的相关概念或者核心21〕，因而，晚期现代的、情境化的身份确定的形式的发展趋势，甚至可以被理解为加速条件下的个体化的被撤销：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个体化的被撤销都表现为对个体化的表现形式的巨大的修正。

对合理化的修正或者合理化在趋势上的逆向发展的迹象，最终可能在以下地方随处可见，即在对决策或判断的实质性的合理化是向着将加工期限和实施期限缩得更短的方向发展的地方，例如立法过程、证券市场或者在特定的生产决定的期限；也在用对偶然的机会结构的“情境化的”完全利用代替系统的生活方式的原则的地方：或者甚至是在化学领域放弃对新的有效成分的组合的理论上和推演的推导而直接通过无节制的实践中的尝试发现偶然的创新产品的现象中看到。从对时间合理性的要求漠不关心的视角来看，这些表现事实上都表明了去合理化的形式;相反，从时间敏感的角度来看，这些现象确切地说却是有关对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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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对此请参考 Adorno,1993年,第75页及其后页;进一步请参考Lash,1996年;Har-vey,1990年，第291页;Jameson,1998年;Lash/Urry,1987年，第285页及其后页；或者Welsch，1994年;而Schwinn,1999年，则对此持怀疑态度。

[20] 有关这方面的讨论请参考Luhmann,1997年，第1145页及其后页;以及 Schwinn 对贝克的批判(1999年)。

[21]Honneth(1994年,第20—29页)建议，(在生活方式的私有化和生活状况的个体差异化之外的）自治化应该被看做是个体化的一个重要的层面。个体化因此意味着，个体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更深思熟虑地、更“理性地”自我确定自己的生活历史和身份，在这个前提下他们能够使用显著增长的选择的多样性和应变空间。这本书的第十一章“3”所讨论的状况毫无疑问意味着这样的自治潜力的被撤销：对此也请参考Rosa,2002年a，第271页及其后页。

过程在加速条件下的修正的。[22]

第三个原因，是最重要和影响最深远地论证了社会加速的独立性和潜在的主导地位是现代化的基础过程，而本项研究的研究结果有力地证明了这样的猜想，即无论是个体性的还是集体性的人类的存在的特性，都从根本上具有时间方面和过程性的特征，因此，个体或者社会究竟是什么，完全是由人类的存在的时间结构和时间地平线所决定的。如果后者发生了变化，那么人类的存在方式也将直接发生变化，反过来也是一样[23]

对于人类的分析如此，更何况对于现代性的分析了：通过分化、合理化、驯化24]和个体化的过程，以及通过以相互矛盾的对立的趋势为特征的结构上和文化上的相互交织成网，似乎能够形成对于现代性而言的“超级稳定的布置”，并且因此保证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身份发展的连续性。考虑到这些相互关联，事实上在现代性的特征上并没有任何事物发生了变化。在我看来，对于有关中断的诊断的批判者所提出来的“时间遗忘”导致的压缩，实际上直截了当地驳回了对现代的连续性的质疑。这些批判者们无意中所采取的对现代性的“静态的”视角使得他们看不到，只有在加速理论的时间化的视野中才能看到的，即个体和社会由于他们的时间结构的变化而可能(或正在)遭受剧烈的和根本性的变化，尽管现代化原则(其中包括增长趋势和加速趋势)的基本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并且保持未受妨碍的状态。正如我在这项研究的第四部分中所尝试分析的，在时间维度中加速条件的变化，才使得在现代化过程中时代性的中断进入视野之内，并且能够对其进行解释，而且也正是加速条件的变化导致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从早期现代、经过“经典现代”到晚期现代的过程中遭受了双重的变化。

表13-1总结了这样的双重变化过程，并且概览性地展示了这样的双重变化过程中特有的时间化和去时间化的辩证关系的典型性的尖锐化。在这里根本性的假设是，社会的动态性和内生的社会变化的加速，导致了个体的以及集体的时间体验和历史体验的逐渐变化，并且正因为如此，也带来了在个体的自我关系的特性和政治一社会的自我关系的特性上的变革。我因此得出结论，新时代的动态化的过程并不是线性地发挥着影响，而是到达了关键性的转折点，在那里是与代际变化的速度联系在一起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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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林德因此讨论了对不断增加的不合理化的合理化过程；对此请参考本书第六章“1”。

[23]同样诸如当罗伯特·劳尔(Lauer,1981年，第56页)在提起海德格尔的一段话的时候也强调：“自我是一个过程;时间的维度是根本基础。忽略了时间的维度就是忽略了存在。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人们只将个体简单地分解为特点、特性或态度的组合。”对此请参考海德格尔“存在即时间性”的基本论调(Heidegger,1995年,第26页;以及1927年,第三章)。

[24]在这里驯化最终包括了从现代的总体安排中所推导出来的工业化原则、节约原则和商品化原则。

系统自我生成的社会变化的速度和在所期望的社会变化的意义下的速度，要快于共同生活在某一个历史时点的社会中的三代人或者最多四代人之间的交换速度，因而经验空间与期望地平线相互交汇在了一起：人们对未来的期望与人们从过去中所认识到的完全不一样。这个门槛似乎最迟是在18世纪晚期的“鞍形时间”中逐渐跨过的，历史的体验与对自身的生活的展望一样都发生了相应的时间化,也就是说，只要在个体和集体拥有计划和规划方面的自治权利的承诺中，历史与生活在未来得以设计的话，那么它们同样都在对于“经典现代”所特有的含义中发生了时间化。社会加速使得身份确定和历史都以特殊的方式运动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个体的自我关系和政治的自我关系的根本性的变化，毫无疑问是历史性的，而且也不会被以下这个确认无疑的暗示所驳倒，即前现代社会并不像在这里所开发的模式乍一看所展示的那样稳定和静态。为了避免误解，在这个地方需要再一次指出，在这里所建议的历史发展的模式绝对不是被迫否定或者忽视偶然的、动态的历史性的根本变革，以及社会的划时代变革的加速阶段，例如随着“十字军东征”或者中世纪盛期开始的城市发展而来的加速阶段。因此在这里要捍卫的论点确切地说就是，意料之外的或者外源的巨大变化，尽管也是快速而强有力的，但是它们本身没有导致期望的地平线的时间化，因而它们或多或少是作为令人惊讶的“历史”出现在对自身而言是静态的历史空间中的，在那里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能够重复发生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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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请参考本书的第二章.2(2)和第五章。

[26] 认为历史状况会重复发生或者事件会演替出现(例如可以想一想宪法中的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规范)的观点自然认为一切都是可以预期的，但是它并不能带来历史自身的时间化和单数化，而是强化了历史在根本上是静态的印象，因为在不断重复中最终往往就是“相同性的回归”;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请参考Koselleck,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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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不稳定的革新无法在期望的地平线中占有系统性的位置，就连在巨变的阶段之后的新的方向也出现在情境化一静态的时间体验的地平线之前，并处在长期确立的结构的导向中。这样的历史的震荡不能导致时间化，而更可能带来经验空间和期望地平线的一次性的变化，它们之后又变得稳固并且被调整为准静态性的，因此它们当然必须系统地考虑生活中的不可预测的偶然情况和变化情况。

相反，“经典现代”的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由于它的统一性而呈现出完全没有动态的结构上的巨大变化，并且在不断增强的机制性的保障下面对变化情况是连续性的、可控的，尤其是它转变为一个有方向的并且正因为如此也是在政治上可以规划的过程[27]

被归入“经典现代”个体人生的时间化相对于历史的时间化来说，首先有一定的时间上的延迟，也就是说大概在19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才真正发挥广泛的影响。这当中与两个因素有关:第一个因素是，对人生和身份形成的导向需要在社会福利国家的结构中可以规划的、有制度保障的时间上延伸的人生历程，也就是说就从人生历程的角度而言，它又是社会的历史规划的产物，而这样的社会是可以从政治上进行设计的项目。而第二个因素出现在以下情形的时间上的差异中，即个体的人生的时间化看上去是更紧密地与真正的一代的变化速度捆绑在一起的，与此同时，历史地平线的确是历史的变化速度的加速超越了共同生活在同一时间的三代(或者是四代)这个关键的门槛而产生的结果。这个观点可能可以从下面的情况中得以强化，在迈向代际之内的变化速度和因而走向晚期现代的时间的时间化这第二个门槛上就不再能观察得到相应的相位差。[28]

在这里有趣的是，在科泽勒克所观察到的(社会)历史的时间化发生的同时，也出现了自然科学的感觉模式的时间化:如同沃尔夫·勒佩尼斯(WolfLepenies)\*所发现的,正是在大概同样的时间,将自然事物作为类别上的并列来看待，被将它看做发展历史中的后来者所代替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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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但是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我完全没有将这个假设与通史的或人种学的要求联系起来;我只是去理解在现代的发展和变化，而并没有去描述“现代以外的”社会的决定性的时间体验和历史体验。因而更确切地说在这里所分析的“前现代社会”的特征应该被理解为在典型的、模式化的抽象意义下用于比较的目的的，而不是作为严格的历史性的事实描述。有关历史性的描述请参考Kirchmann,1998年,第30页及其后页。

[28]但是科利(Kohli,1985年，第12页)也将新时代的人生的时间化的开端向后推移到“鞍形时间”当中了;但是，人生的时间化首先只发生在高度文明的小生境中，例如可以从KarlPhilippMoritz的《安东·赖斯》(Anton Reiser)中看到的，生命的时间化也意味着自传从“编年史式的”到人生视角的或者说“发展史式的”时间化形式的变化，并且是随着社会福利国家的到来才得以广泛扩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