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而下列的状况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即在人生的时间化和历史的时间化沿着预先设定的轨道上向前运动的意义上，人生和历史的时间化是由稳固的机制设置所陪伴和支持的，这些机制设置一方面是以法律、民主的民族国家的机制，当然也包括安全组织为代表，另一方面是以社会福利国家、婚姻和经典现代的劳动制度的安排为中心的，它们构成了“人生历程管理”的机制化的物质性的基础条件。

但是，自我关系的动态化和社会的动态化并不是保持不变的。它们大约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到达了代内变化速度这个关键的门槛，这个在个体的和集体的时间体验中的更新的巨大的突变，和因此在个体的和社会一政治的占主导地位的自我关系的形式中的突变，带来了对经典现代的机制设置的侵蚀，并且与此同时仍然不断地对其进行腐蚀，同时经典现代的机制设置也陷于动态化的压力之中(请参考表9-1)[30]现在，时间自身也被时间化了，也就是说，通过时间性所定义的事件和行动的时间点、时间顺序、期限、节奏和速度的特性不再是根据“元时间的”预先制度化的计划，而是由在时间自身当中决定，并且带来了最重要的历史和人生的“去时间化”的后果，因而历史和人生失去了是有方向的、可计划的时间进程的特性。因此，在这当中所形成的到处出现的晚期现代的同时性，严格地来看不再是不同时的同时性—这是以时间化的、有方向的和运动的(尽管是非同步的)历史的观念为前提的，而似乎是静态—情境化的、“永恒的”和无序的历史碎片的同时性[31]

正如芭芭拉·亚当和卡门·莱卡迪(CarmenLeccardi)在对我早期的时间化论点的反驳中所指出的[32]，我所选择的概念的用法容易引起一些混乱，其原因在于这些术语在最新的时间哲学和时间社会学的讨论中非常缺乏一致性。类似的，与未来变得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这样的现象，既可以用“现在的萎缩”(吕伯)也可以用“现在的延伸”(诺沃特尼)这样的概念来表述一样，晚期现代的发展最终变成了无处不在的同时性，它意味着在日常生活的时间、生命时间和历史的时间中的事件和过程的时间方面的特性只有在实行的过程中才能确定，对于同步性这样的现象则既可以用“永恒的时间”(卡斯特斯)这个概念来表示，也可以采用“时间化的时间”(卢曼;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这个概念。这两种情况表示了同样的意思，由于从一开始事件的顺序、速度、节奏和期限就不再能说明什么，因而出现了一方面是时间的去时间化(它缺乏相应的基本特征)，但另一方面又是确实的时间的时间化，它们的特性的形成只能在时间中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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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勒佩尼斯(1941—)，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德国历史上的文化诱惑》《忧郁与社会》和《社会科学与社会变化》等。——译者注

[29]Lepenies,1976年。

[30] 根据鲍曼(Bauman,2000年,第3页及其后页)的理解,传统的机制在早期现代和经典现代的消解具有在它的位置上设立自我确定的、稳固的、值得信赖的机制的目的：与此同时“经典”现代的机制在晚期现代的液态化(鲍曼所偏爱的概念是“重的”和“轻的”现代性)不言而喻是以后退的形式设立了机制的稳固性。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也请参考本书的第三章“4”。

[31] 在这里也显示出，在建筑学中发展出来的(折中主义的)“后现代”的哲学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就是变化了的时间体验的表现。

[32] Adam,2003年,第51页及其后页;Leccardi,2003年，第39页及其后页。

因此，我建议，在这里所展现的发展从概念上可以最清晰地描述为时间的去时间化、历史的去时间化、人生的去时间化，以及部分上的日常生活的去时间化，在这当中所丢失的似乎是“元时间的”历史规划、人生规划和小时计划，它们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事件和行为的时间上的特性，并且使得日常时间、生命时间和历史时间可以规划，且表现出方向。

尽管存在术语上的混乱，但是在我看来在这两种情况下的论点是不会引起误解而且是清晰的。值得注意的是，我是在所呈现的社会现象学的或者系统理论的含义下使用“时间化的时间”这个概念，而不是(如同亚当所误解的那样)在柏格森、米德以及尤其是海德格尔等人所提议的不同的重点下使用这个概念的，特别是与根据钟表时间所设立的哲学含义的观念相反。时间的时间化在这里绝对不意味着回归“原始的存在的时间性”，原始的存在的时间性首先产生于死亡的确定性以及由此所出现的现在和过去，并且构建与之相连的真正的未来。[33]在所诊断发现的晚期现代的形式中，从海德格尔的角度来看，时间的时间化其实是极端的“从时间消逝前逃跑”[34]，并且因此也是从存在的时间性的真正核心前逃跑，而进入偏于当下的“人工时间”，最终不可避免地表现为极端的去时间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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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Heidegger.1924年，第18页及其后页。从海德格尔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加速的现象(急促地四处奔跑的现象和没有时间的现象)，还是与之相关的空虚和无聊的感觉，实际上都是(现代的)作为逃离对未来的(自身死亡的)时间上不确定的确定性而固定在当下的“非真实的时间”的后果：“将存在看做在当下，但是当下却没有时间，因而时间对于存在来说突然变长了。由于存在事先在关于多少时间这个问题上将时间拉长了，因而时间是空无的：与此同时，经常出现地回到已经发生过的过去也再显得无聊了。”(同上书，第22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在我看来，以海德格尔的观念为导向与我对时间化的概念的使用并不是不兼容的进一步请参考Sandbothe,1997年和1998年。

[34]Heidegger,1924年，第20页。

这个第四部分的时间诊断的核心论点是，首先在加速条件下的时间化和去时间化的辩证关系所论证的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时间体验的变化，导致了在运动和停滞的互补关系中的凝固那一方面在晚期现代的文化上的自我感觉中的优势地位，并且使系统过程的独立化表现为不可逆的。对“历史的终结”的观察所诊断出来的正是现代的时间化的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一种时间体验的终结，在这种时间体验中，无论历史的发展还是人生历史的展开，都同时表现为有方向的并且是可控的；在那里，变化似乎担负着运动系数。在晚期现代，在这种时间体验的位置上出现了不可预测的和没有方向的体验，因而似乎必然也是没有运动的，而且是(跨情境的)不可控的，变化在亨利·亚当斯所假设的“加速法则”中不再能被理解为“进步的发展”。只要现代的前进诺言仍然是个体和集体的自治的承诺，现代性的项目，在这里我将追随尤尔根·哈贝马斯从而指出，是以主体自身能够并且应该承担渐进地规划自己的人生(伦理上的自治)和他们的集体的生活形式(政治上的自治)的责任的观念为中心的36]，因而向晚期现代的时间体验的过渡与这种前进的理念完全相反。由于晚期现代的时间体验与失去自治的感觉有着根本性的联系，因而在控制潜力的失踪和规划机会的被侵蚀当中显露出了失去自治的感觉，并且形成到处漂流、随着情境变化的游戏者个体的体验，而在政治上汇入束缚于事实的修辞学的宿命论和不可避免的结构上的适合。

克劳斯·奥弗在这里得出结论：“社会正处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和合理化过程所带来的结果中，因而倒退到了沉闷的命中注定和不变性的状态中，这样的状态战胜了现代化进程的原始动机”；而彼得·斯劳特戴克则抱怨道，“自我放纵的现代”显然已经没有力量去“拦住它的最终的漂泊了:所澄清的世俗主义带着它的有关自我确定和大型机器技术的双重论点离开了，因而在我们眼前展现出了全球的荒芜—事物现在按照它们的意愿运行，而最初的意图不再重要”[37]。斯劳特戴克因而也诊断出“第二宿命论”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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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这里所展现的在当代的时间理论的讨论中即将出现的时间概念的完全的混乱，毫无疑问体现了在社会学中也非常重要的晚期现代的现象，这种现象值得单独研究，并且似乎是表明我们这个时代的“时间危机”(Achtner,Kunz和Walter,1998年，第5页)的症状。

[36]参考诸如Habermas,1994年,第112页及其后页。

作为现代化的核心的加速过程因此转过身来反对最初的推动它、为它提供基础、使它真正运行起来的现代性的项目，通过这样的方式，加速过程表现为现代性项目的可能性的预言:增长和加速发挥着社会性的前提条件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自治承诺在解放的含义下，从各种类型的物质方面的和社会方面的束缚中实实在在地成立了。因而,正如我已经阐明了的，特别是曾经在早期现代和经典现代推动社会加速的进步的幻影和乌托邦式的能量，它们从前在现代性的结构中如此独立，以至于在现在形成的未来的地平线中完全不再需要它们的继续存在了。但是，正是增长和加速的提升的相互关系正在不断激化地从时间结构的角度开始埋葬自治的承诺，而且这就它的那方面而言已经成为逃脱不掉的束缚：我的论证的结果就是，现代性的项目本身被归入经典现代的加速器这个行列，而身处不断增强的侵蚀压力之下，又被归入晚期现代的制动器之列。因而，所谓的重大的预言现在表现为威胁。增长和加速中所蕴含着的最初的幸福的诺言，渐渐褪去了光泽，并且变成了不断危及着个体和集体的自治的不幸。

在下滑的斜坡的社会结构中所形成的加速的强迫力，迫使主体、组织和政府用个体和集体进入反应式的情境化的社会来代替有规划的方式。因而，从维希留的观点来看，由于过程的高度自动化，尽管赛车选手尝试着对过程进行控制，但是他所做的也只是“对他的运动的灾难性可能的充满焦虑的瞭望(原文如此)”[38]。但是,单看这幅图景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因为它直接暗示了选项的减少。社会加速并不只是单纯地腐蚀自治潜力，而且它也通过自身的不断提升而使得对自治潜力的运用变得困难。尽管所有的不确定性和危险，与日常安排和人生历程相关的时间的时间化对于主体而言，首先却总是意味着他们的决策可能性和支配范围的强有力的增大，这是由于行为和时间可以被更加自由地排序、组合和改动;并且“经典现代”的固定的机制性的安排的液态化，也为政治完全打开了活动余地和规划的可能性。但是，对自治造成危险的也恰恰是通过与之相关联的晚期现代的时间结构的变化：实现个体的和/或集体的生活的自我确定的规划的前提是，选择空间在一定的时间段中是稳定的如果对决定的运用、它的(机会)成本和所产生的影响不具有最小的时间稳定性，那么就不可能产生有根据的决定]，行为条件是持续选择的，能够与变化的过程和谐共处，并且至少部分上是可以控制变化的过程的，最后有足够的时间用来通过有计划地影响行为空间从而规划生活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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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Offe,1986年，第116页;Sloterdijk,1989年，第87页及其后页；也请参考Nasehi,1993年，第375页：“在早期现代登场之后，世界和时间都变得可规划了，并且通过历史的合法性能够推动未来的发展；而在高度发展的现代，时间自身、规划的可能性、控制潜力和影响的可能性无论从事物本身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允许的。”

[38]Virilio,1980年,第188页;也请参考Chesneaux,2000年，例如第413页及其后页。

真正的道德上的和政治上的自我确定的可能性，在这里也取决于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或者说跨情境的偏好或目标观念，它们定义并且衡量了规划、进步和运动。自治在这个意义上等同于对自我确定的计划在一定的时间中的稳定的遵循，并且能够抵抗其他的情境化的条件带来的阻力。当然，并不能排除，这样的计划在时间中会听命于自身的变化，但是这样的变化并不允许只是外在引起的或者依赖于情境的情况，也就是说，期限的迫近和实用主义的必要性、保留选择，都不能够阻碍对自我确定的优先顺序的构建和遵守。

机制所保障的稳定性在动态化的压力下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并且身份确定和政治设计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变成情境化的了，因而所呈现的选择地平线从政治上和伦理上来看都是贫瘠的，特别是由于未来的行为条件和决策条件的不确定性，因此保留选择和连接的可能性就变成了绝对命令，而这个绝对要求相对于实质的联系而得到了越来越强有力的观察。因此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在经验中几乎没有与期望相联系的连接力量了，并且因此，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在个体层面和政治层面的联系，都通过所假想的自主的设计空间变成了宿命论的静止状态的静态空间，并以这样的方式而被撕裂了，在这当中，在片段的快速的变化的背后是永远相同的回归，是同时出现的永恒和瞬间的“永远的时间”，是—正如在这一章的开头所引用的那位女生的话——匆匆忙忙和同时的停滞，而在这些规划中隐藏着确确实实的无意义[39]这样的进退维谷的困境的全部影响范围体现在真正矛盾的历史情境中，也表现在从技术方面和社会方面实现有利于对社会的政治上的设计(特别是在逐渐明朗的基因技术的形式上和逐渐消失的传统的联系作用上)的前提条件之中,但是实际的规划可能性由于时间结构方面的原因看上去比在前现代时期要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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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纳瑟黑(Nassehi,1993年,第378页)也评论道：“尼采的有关时间语义学的………最现代的表述方式是：那些在第一眼看来像是重新构成的神秘的圆形的，其实是相同的永远的回归，即现在面临着无法解决的进退两难，因为它的过去不再能作为可以运用的潜力，而它的未来却又无法识别。”

在经典现代和晚期现代之间的断层可以非常精确地确定为是“加速的历史”中的一个时刻，在那里，加速理论如此大幅度地超越了主体和社会的设计能力和整合能力，从而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时间体验形式的历史的时间化和生命的时间化，被时间自身的时间化排挤着；并且在那里，现代化的文化方面的项目和结构方面的过程都显现了不可避免的矛盾[40]因而正如我的观点所说，这个时刻是与超越了代际门槛紧密联系的，即社会变化的速度朝着代内的变化速度的方向发展，这会侵蚀稳固的个人身份确定中的连续性条件和一贯性条件，并且因此使得形成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偏好变得非常困难。

这样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状态，如同人们所猜想的那样，一定会长期地附着在规范的现代性的项目上，这看上去是很成问题而且是值得痛惜的。因而，对自治理想和对与之相联系的设计要求和控制要求的放弃，事实上是开启了积极地接收时间体验的新模式的可能性和现代化进程的独立，这表现在哲学式的后现代的对加速表示肯定的行为举止上。从这样的视角来看，从时间结构方面不再能坚持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从理论的角度的理解和恰当的描述41以及从实践的角度进行政治上的设计，都被当做是空想的并且一直都是潜在的极权主义的而被放弃了。在这里所产生的丧失控制因而可以作为从控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加以欢庆，而控制的约束在经典现代只是在巨大的连续性苛求、整合苛求和一贯性的过分要求(“身份暴政”)下才得以维持。因而不言自明的是，社会的加速并不是破坏了主体性的可能性本身，而是将它从严格的稳定性苛求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认同的论点[42]无论是社会的碎片化和不同步性，还是放弃将体验事件整合为构成身份定义的经验整体，如果能够成功地将讽刺的—轻率的关系发展成为生活的不可控的变化，并且放弃对世界的有意义的整体性的设想以及地点人、实践形式或价值的持续的联系，那么社会的碎片化等都会被充满喜悦地认同[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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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这个矛盾暴露了诸如在全球化过程中“国际都市与帝国”(Cosmopolis vs. Empire)[这正是2003年在布拉格(Prag)召开的、由捷克(Tschechisch)科学院所组织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国际大会的主题之间的固有的对抗。国际化大都市所瞄准的现代性的项目从趋势上来看将会受到帝国(的速度)的阻碍，也就是说现代化进程的独立的和自我控制的提升关系会被阻碍。在Hardt和Negri(2001年)所假设的对帝国的他治的“后现代的”克服中，有意思的是这并非完全是通过有目的地、合理地重新确立经典现代在政治上和机制上的设计要求，而是通过大众的既是明确的又是无把握的充满活力的—自发的行为而得以实现的。因而，在这里面，政治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如同后现代的主体性的可能的形式一样都是难以想象的(请参考注释42)。由此引人注意的是，自从最近一次伊拉克战争(Iraqkrieg)以来，在“古老的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越来越深的鸿沟可以理解为它们之间的分裂线:在欧洲尽管非常不愿意，但是仍然经历了功能所要求的对现代化进程的结构性适应；而与此同时，尽管在规划和过程之间的鸿沟陷入了宿命论的悲观主义当中，但是美国仍然非常明确地从意识形态上继续坚持现代性项目的可行性的观念和可设计性的观念，毫无疑问以消除现代化进程中所有的提升过程为代价会阻碍控制的要求。

在我的这项对现代性的独立的加速动力进行深入探讨的研究中，大量的地方都表现出对这种不加批判地对超级加速的肯定的反对，例如这涉及基本的文化再生产的条件、最小的社会同步化的前提条件或者时间体验的准人类学的实际状况等。我在这里不打算再一一提及它们。产生于经典现代的地平线上的伦理的和政治方面的批判主要带来了这样的问题，继续发生的、不可抑制的动态化为地球的生态系统、为不同步的社会的子系统的“(时间)结构的耦合”的模式、为社会的和代际传承的社会道德的现有条件的保持以及最终为将世界体验为有意义的可能性，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主体性和社会性的时间结构的界限或者说速度界限的确定，似乎需要加速的批判性理论，这样的批判理论在不涉及已经变得有争议的哲学人类学或历史哲学的规范性标准的情况下,能够定义加速条件下的社会病理学。[44]彼得·斯劳特戴克早在10多年前就开始努力开发对政治动力学的批判以及对政治上动员的批判，他将这些看做是批判理论的第三版。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er Schule)最终会宣告破产，因为它误解了现代性的非同寻常的动力力量或者甚至反而对它们不加批判地给予支持。[45]但是，斯劳特戴克自身的设计也是高度推测性、缺乏系统性和缺乏实证基础的。因而，我打算在接下来对全书的推导过程进行总结的最后的部分，尝试着以所阐述的诊断结果为基础、通过概略的方式展现这种加速的批判理论的大概轮廓，并且同时也对现代的加速历史的真实历史过程的多种可能性进行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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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沃林(Wolin,1997年)回答了由他自己所提出来的问题，即为什么政治理论在今天难以对去同步化提出建议，并且将它在它的时间模式中与(缓慢的)审慎的政治联系起来，但是，在政治理论的影响中，历史的时间却又“经受住了考验”，而且发生了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可以说政治理论……是受政治时间统治的。政治理论具有保护功能，这部分地反映在大量的努力，甚至是意向当中，也伴随在规范的永恒性中，但是在政治生活中的深思熟虑也部分地出现在每一条理论当中，并且使政治理论的构造物慢慢地脱离了过程。”有关对在后现代的世界的可理解性和可描述性所提出的疑问请参考Wagner,1995年，第220页及其后页;以及Turner,1990年，第1页及其后页。

[42] 例如PeterWeibel(1987年)对诸如此类的在社会加速讨论的肯定的立场表示支持。在这里引人注意的自然是这个问题，即人们如何思考主体性的真正的后现代的形式。DieterHenrich猛烈地反对有关艺术和主体性的终结的假设，他支持这样的论点，即主体性的不断增加的能动性并不一定摧毁艺术，因为一方面在记忆中和在艺术作品中，使得人们能够想起生活的变化，另一方面，不同生命阶段的不能相互比较的经验能够被连接为一个整体。“记忆是在生活中每一个聚合的认知方面的实施模式，因而它有能力将不同的人生阶段的不可比较性从总体上进行把握”.Henrich(2001年，第260页)这样描述道，而且在不久之后，他又指出，艺术作品的形式发展开拓了所有的关于“在整体的能动性中的人生运动以及在某一个经历过程中的生活分配到其他的体验过程当中不同阶段的结果和冲突、对重新开始的希望”的主题(第263页)。但是，主体性的这些形式与经典现代的时间体验是非常明显地捆绑在一起的:有关将通过艺术所传达的对经历过程的记忆理解为通过不同的生命阶段的发展的人生整体的观念，从根本上是与时间化的生命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在体验事件能够转化为经验，并且至少能够在艺术家式的理解中表现为有方向的。考虑到对主体性的“后现代”形式的思考中的各种困难，因此在这里不能排除，主体性最终能够被证明是“存在上的不可能性”(Löw-Beer，1991年)。

[43] 请参考诸如Rorty,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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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一项针对时间结构的社会病理学的研究能够帮助消除由Honneth(1994年a)所定义的当下的社会哲学中的批判标准不再能够被证明的困境。

[45] Sloterdijk,1989年,第12页及其后页、第27页及其后页和第52页及其后页。斯劳特戴克提出了这样的见解：“首先，到目前为止非常有名的批判理论的版本(在这里首先想到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已经是站不住脚的了，因为它或者是无法将它的论述对象、现代性中动态的真实理解为动员，或者无法指出它的关键性的差异，这是因为这些批判理论本身就是动员所产生的结果………其次，在对当代的诊断中，必须引入一个动态的和动觉的维度，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维度所有关于现代性的讨论都是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同上书，第27页及其后页；对此也请参考Rosa/Scheuerman,2006年，导论)。

第十四章 结语:疾驰的停滞状态？历史的终结

我们的指挥塔不再能够作出回答了。

我们该怎么办？

[出自在海地(Haiti)举行的有关全球化的影响的讨论的文献资料]

当人们严肃地思考社会的激进的时间上的结构、它的状态的时间性和过程性的时候，事实上之后就理所当然地会谈论社会的加速。社会的时间结构随着现代性的展开而按照统一的模式发生变化，而本项研究的结论就是，通过社会加速的概念能够对这些变化进行富有启发意义的分析，并且在实证上也是卓有成效的。

有关与事件、过程和变化相关的时间段的持续进行的动态化和缩短的感觉，从现代的开端就产生了，似乎是从哈姆雷特的“时间已经脱离了相互之间的关联”的抱怨开始的，这样的感知对于现代化的基本体验而言是根本性的，有关这一点我在第二章已经尝试加以证明了。对现代化的体验，正如对文化历史学的诊断的讨论中所得出的结论那样，是加速的体验的对等物：“现代性就是关于时间的加速”，这是彼得·康纳德所提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式，而在科泽勒克从“鞍形时间”中所发现的证据中恰恰可以证明这个公式，同样在“传统”社会学的理论设计中也可以找到对它的证明。从齐美尔对现代的大都市中持续出现的“紧张的生活的不断加剧”的观察，到韦伯对新教伦理中将浪费时间看做“所有罪恶中最应该受到谴责”的时间纪律的分析，和涂尔干对作为快速的社会变化的结果的社会反常状况的担心，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资本主义固有的不可抑制的趋势就是使所有存在的和已有的都将被蒸发掉的格言，这些传统社会学的对现代的诊断往往也被重构为对加速的诊断。

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个社会发展的角度在社会科学的分析中在很大程度上被埋没了，其原因主要是在20世纪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构建中的“对时间的遗忘”，在那时显然“静态的”社会模型受到偏爱，而且几乎是根据“相对来说静态的”分析模式，沿着结构上的分化、文化上的合理性、人格特征方面的个体化和与自然相关的驯化的维度，对现代化进程进行塑造的。这本书的目标是，在社会加速的系统理论方案的帮助下填补现有的现代性分析中的空白。

在这当中第一个，也是最迫切的任务毫无疑问就是解释，加速体验的物质化表现是什么，也就是说，在社会的过程结构中实现了什么；因而，第一步就是提出关于那些体验的物质性内容的问题。有关加速的讨论和对减速的文化批判方面的呼吁的波浪状的起起伏伏已经指出了，社会加速正如现代化的其他的基本趋势一样，例如个体化或分化，是一阵阵地展开的，并且会遭遇到阻力和相反的潮流，偶尔也会通过实现了新的速度水平而在社会设置中产生性质上的巨大变化。在1880年到1920年年间，大量的意义重大的计算革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这段时间相同的是在1989年左右，那时所发生的数字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后续影响往往在“全球化”这个关键词下得以广泛的讨论，这些年代在这里都可以看做强有力的加速阵发的阶段，从而也引起了紧随其后的有关适应速度加快的必然性和过高的社会速度所带来的伤害的讨论。通常显而易见的是，在现代的历史中，技术、组织或文化的加速的浪潮，首先都会遭遇强大的阻力和到处蔓延的怀疑，但是最终还是能够得以贯彻，同时批判声也逐渐地销声匿迹。

尽管如此，不仅在小品文中，而且在科学论文中也广泛流行着这样的主张，即在现代性中只是“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了”，这个主张不仅是大而化之的，而且显然也是错误的。因此，我在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开发了系统地掌握可实证证明的加速现象的类别性的基础框架，从而能够通过对放缓趋势和凝固力量的相应的分析补充在归纳逻辑方法中所回避了的内容。

我的建议是，在当代的有关加速的讨论中往往毫无区分地混淆在一起的社会加速的三个基本的维度，应该在分析上和实证上都作出富有启发意义的区别。因而，首先要分析的是技术加速的现象，这意味着以有目的的加速为目标的过程。在这个视角下，现代的加速历史首先表现为运输、通讯和生产的逐渐加速的历史。第二个维度是社会变化的加速，它意味着联合结构、(理论方面、实践方面和道德方面的)知识储备以及社会的行为导向和与实践方式相关的社会的变化速率的提高。加速在这里首先意味着流行、生活方式的加快变化，但同样也意味着职业关系、家庭结构、政治上和宗教方面的联系等的快速变化。为了对加速的形式进行定义和实证方面的操作，我运用了赫尔曼·吕伯所开发的，同样也是可以从系统理论加以证明的“现在的萎缩”的概念。社会变化的加速说明，由于产生期望的确定性的经验空间和期望地平线相互重合的状态逐渐结束了，因此持续时间或者稳定性的时间空间也在社会中的不同价值领域、功能领域和行为领域中变得越来越短，尽管这不是以线性的而且完全不是以不变的速度发生的。社会变化的加速因而可以被定义为发挥行为导向作用的经验和期望的失效的速度的加快，并且被各个社会领域作为当下的相应的时间空间的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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