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社会加速的这两种形式与第三种加速形式——生活节奏的加快——不同，第三种形式表现为对(并非必然的)时间资源的紧张的反应,它在一方面显示了时间贫乏和紧张的体验，另一方面又确认了每个时间单位中的行为事件和/或体验事件的数量上的增加。

正如我继续呈现的，第一个和第三个维度之间存在着独特的悖论式的关系：技术加速通过缩短程序的持续时间而释放了时间资源，因而不言自明地会带来生活节奏的放缓，因为从表面上来看有了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但是，现代社会却是以两种加速形式的同时出现为特征的，对此就需要用我所发现的增长和加速之间的特殊的联系来作出额外的解释：只有当(对物品和服务的生产、从事的沟通的数量、所经过的路程、所完成的行为)在数量上的增加速率超过了与之相关的过程的加速速率的时候，才会在技术加速的同时出现时间资源的短缺。这种加速速率越是落后于所提到的增长速度，时间贫乏就越显著;而前者超越后者越多,那么就会有越多的时间资源被解放出来。

因而，当平均的增长速度高于平均的计算加速的速率的时候，生活节奏的加快就可以确切地描述整体社会的现象。有关增长和加速之间现代典型的联系的驱动力和模式的问题，是这项研究的第三部分所详细讨论的。但是，在此之前，首先借助于对停滞力量的分类把握，从而更精确地确定了在现代性中加速力量和停滞力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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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可以将摆脱动态性或者甚至是完全与之背道而驰的现象分为五个类别：(1)首先是一直存在的并且可能永远存在的自然的减速，即地球物理学的、生物学的和人类学上的速度界限，也就是过程在它的持续中完全不能继续加速了，或者只有在以巨大的特性上的变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加速。

(2)之后是领土方面、文化方面和结构上的“减速岛”，即某些领域尽管通常是受到现代化过程和与之相连的加速过程的影响，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被它们所控制或者(至少是暂时地)到达了与这些过程相反的静止状态，因而在那里似乎表现为“时间停住了”。

(3)接下来在大量的行为领域不断出现了作为加速的未预见到的伴随后果的抑制和放缓，它们可能会导致功能失调以及部分上甚至是病态的后果。对此最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交通堵塞，当然在这个类别中也包括经济的衰退和抑郁症。但是，当在功能系统或者过程循环表现出了不同的加速能力的时候，并非是加速条件下有意产生的放缓也会出现在它们的交界面上，并且由此引起去同步化的问题，这明显地体现在被迫的等待时间上，例如，尽管新的城际快车(ICE)比旧的城际火车(ICZUG)早20分钟到达换乘站，但是人们还是会在与以前一样的时间登上中转的区间客车。

(4)与上述现象不同的是有意的减速，它表现为两种形式：一个是在个体的或集体的延期清偿或者休养阶段含义下的“功能性的”或者“加速的”减速(例如高级经理人在寺庙的宁静中进行四个星期的冥想)，后者是服务于进一步加快速度的目的的(例如，以改善革新能力的方式);另一种形式是“意识形态的”减速运动，它往往具有原教旨主义的或者反对现代化的特征，并且在更好的社会和生活方式的名义下实现真正的社会的放缓，或者说加速过程的停止。这种加速观念甚至可能成为21世纪的主流的反意识形态。

在“经典现代”的机制性的静止和社会基础的框架条件的保持现状，同样也属于功能性的减速的表现形式：只有通过大量的机制，诸如法律、政治的控制机制、稳定的工业化的工作(时间)管理或者“生命历程管理”，以及与之相连的行为导向在很长时间里不发生变化，从而形成期望的确定性、计划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加速才可能在很多领域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以上这些都是经济、技术、科学和政治—设计的加速沿着稳固的“发展轨道”前进的基础条件。在这里所产生的问题是，通过在晚期现代的似乎是“没有界限的”社会加速对各种机制的侵蚀，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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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削弱这些前提条件。

(5)最后，我将结构上的和文化方面的凝固趋势的现象定义为放缓力量的第五个类别，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原则，而是表现为社会加速的矛盾的反面。它是在社会状态和事件的快速变化的表面感觉没有事件发生和静止状态的体验的基础，这种体验作为现代化的第二个基本体验，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新时代的动态化感觉，而且往往恰恰是在剧烈的加速阵发中，在个体层面体现为“倦怠”或者“存在上的无聊”的形式，在集体层面则是出现在文化的结晶化或者历史的终结的诊断中，无论如何在各种情况下都反映了重新回到永远都是相同的这种感觉。

由于最后一种放缓的形式与现代的加速过程并不是方向相对的，而似乎是加速过程中从根本上来说所固有的，因而，当其他的四种减速类型(即便在它们甚至都没有表现为对加速有用的地方)可以被理解为残留的或者反应性的的时候，第五种类别却既不是可以加速的过程，也不是对之前的社会加速的反馈过程，因而这项研究的主体假设就是，只有当能够证明不存在与社会加速相对立的相应的放缓趋势的时候，那么才能说明社会加速不是现代的基本趋势。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体现了在运动的力量和停滞的力量之间的平衡上正没有休止地向着前者的方向推移，因而这一点也要为在现代“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这个错误主张的能够拥有相当的可信性这个事实负责。

在完成了这样的确认之后，就结束了对在这里所介绍的加速理论的分类的基础的阐述。而后，这项研究的第二部分则通过将社会加速的现象分为三个主要的维度，从而致力于分析社会加速的具体的作用形式和实证上的表现方式。因而，我在对技术加速领域的论述中尝试指出，技术加速的影响主要产生于社会的空间—时间—制度的阵发性的变化：运输、通讯和生产的加速不仅改变了空间体验—空间的确缩小了，并且相对于时间来说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和空间时间的使用模式、运动模式和殖民模式的方式，而且也同样改变了社会关系、实践形式和行为导向的性质和数量。简言之：技术加速一直隐藏着改变客体的、社会的和在它们之中的主体的世界的趋势，因为它潜在地改变着我们与事物(与环境的物质结构)、与其他人、与空间和与时间的关系，并且因此也改变了我们的自我关系的形式，从而变化了我们的在这个世界存在的类型和方式。1〕增长与加速的密切联系意味着，与单个的地方、人或事物的具体的联系在趋势上的松动，正是不断提高的交换速度和变化速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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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参考第四章，图4-2。

速度在数量上的提高向质量上的提高的转变对时间体验所产生的影响，正是对加速的社会变化所带来的后果的分析结果。在代际更替和基本的结构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变化过程之间,时间关系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后者的实施的时间高于作为同时代人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三代人或者至多四代人之间的完全交换的时间段,那么在人们的历史经验和人生经验中，经验空间和期望地平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人们对未来的期望来自于从过去中所认识到的。但是，当社会变化的速度超越了关键的门槛,也就是朝着几乎是“代际的”变化速度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两条时间地平线就分开了,无论是个体的生活还是历史都被时间化了,这意味着(正如在现代性中所产生的,在稳定性的条件下)在有方向的变化的含义中经历人生和历史。正如已经阐明了的，与这样的变化速度相对应的是，对于稳固的个人身份的设计和可规划的政治的形式的设计，都可以通过在进步的和保守的之间的方向指标来加以理解。

下一个关键的门槛是在社会变化的速度到达了代内的水平这个地方被跨越的。我在这里将家庭关系和职业关系作为指标，这些关系按照晚期现代的发展趋势不再在整个一生中都保持稳定了,而是形成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即在那里人生伴侣不知不觉地被人生阶段伴侣所代替，并且在形成身份定位的职业的位置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工作。而且这种普遍存在的动态性也出现在并非中心的以及边缘的生活领域中:政治方向、汽车品牌、医疗保险和银行、电话号码和日报毫无疑问都同样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而当它们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反而会被怀疑为是一种偶然。如同我在这本书的第四部分所指出的，这导致时间体验的形式的变化,并且因此形成了新的个人身份确定的形式和政治方面的自我关系的新形式，这些都用流动和液态等隐喻加以表达;并且在这当中，由于社会福利国家的机制遭到侵蚀，因而沿着预先设定的轨道向前发展的体验，就逐渐转变为对伴随着快速的、不可预知的变化速度的不确定的情境的感知。代内的变化速度因而不可避免地向在文化的再生产和社会整合中的时间方面特有的负荷能力提出了问题:不断增大的代与代之间的鸿沟，在对生活世界和日常实践指导中、在用于代际交换、用于向下传递的文化知识以及用于保持代际团结的经验的不断失效中，所产生的结果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进行详细的研究。不断推进的现在的萎缩因而意味着，在不同代际的人的生活世界中不是出现了一条，而是增加到了两条其至更多条将他们的生活分裂开来的年龄断错线，因此，同时生活在一起的不同代际的人们似乎体现了同时代的不同性的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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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对加速的社会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的讨论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判断应该是，无论对于个体还是对于组织而言的快速的变化速率都产生了不断增加的适应压力，它体现为这种广泛流行的感觉，即似乎站在到处都是不仅陡峭的而且甚至是“滑溜溜的斜坡”或者向下运行的自动扶梯上：为了保持自己的位置、为了不失去机会和连接的可能性以及为了满足同步化的要求，就必须往往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或者跟上环境的变化，在静止的或者暂时离开的阶段之后通过提高了的追赶速度而重新投入竞争。由于行为条件和选择条件本身也产生着多个维度的、持续的变化，因而不再有安宁的位置在那里发现选择和连接都进入“休养”当中。根据观察者的判断，现代社会的高度的“动力性的能量”或者说声名狼藉的躁动不安似乎到处可见，而它们的根源在于滑动的斜坡这种基本的心理状态。因而，当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Moralia)中将“真实的社会”确定为“没有出于自愿运用过各种可能性，相反却在它们的束缚下冲向外星球”2]，可能并不是一个偶然。

生活速度的加速从客体的角度来看则体现为每个单位时间的行为事件的数量的增加，这首先可以通过直接的加速来实现，正如快餐、快速约会或开车经过的葬礼所表现出来的；其次，可以通过缩短事件之间的中间间歇或空转时间来加速：最后，可以通过以多任务执行的方式压缩事件，也就是说同时开展多个行为以实现速度的加快。它们同时也逐渐带来了行为链的碎片化，因而行为者完全专注于一个事物的时间期限变得越来越短，从另一方面来看，长期以来都是可实现的、可支配的技术的和社会的前提条件也对这样的现象有着重要的贡献。

当时间使用研究从实证角度对这些变化作出了基本的理解的时候，对在这方面的目前已有的数据的分析却非常令人失望地证明，由于相关的国内的和国际的调查，特别是纵贯研究，完全偏执地记录了在致力于时间资源的特定的行为方式中的变动(例如关于对业余时间和工作时间的分配的变化)。尽管如此，这些呈现出来的研究结果也清晰地证明了关于加速的假设，并且自然也分辨了阶层特有的显著的差异。更有说服力的是，证据出现在主体的不断增强的时间资源的紧缺的体验方面，这种体验似乎与生活节奏的加快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尽管可能要去掉日本)，居民都抱怨非常大的而且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不断增加的压力和时间贫乏，并且担心不再能够跟得上时代。担心错过和被迫适应是产生这种紧张感觉的两个原因，它们也表现出同样深远的影响，尽管我所发现的证据表明，由于“变得陡峭的滑坡”或者说越来越激烈的滑溜溜的斜坡的症状，使得被迫适应的压力开始超过了担心错过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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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dorno,1980年,第177页。

在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联系起来的有关主体的时间体验和社会哲学方面的思考中，正如瓦尔特·本雅明所开发的那样，我尝试着论证这个论点，即每个时间单位中的体验事件的增多，可能非常剧烈地改变了文化方面的时间感觉和时间处理模式:根据在“电视悖论”这个概念下所总结的判断，这个时代的诸如看电视和玩计算机游戏这样的活动形式，都产生了新形式的而且主体矛盾的短暂—短暂时间感觉模式(也就是说，快速流逝的体验时间和快速消失的记忆痕迹)；因此这也支持了这样的怀疑，即作为晚期现代的特征的去背景化、不断变化、没有关联的但是极富刺激的一个个体验的快速出现阻碍了将体验变成本雅明所说的真正的经验。体验一直是片段式的，它们不再能够相互联系起来，也不再能够与历史或者自身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因而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在两个终点上”狂奔:当在被感觉为是娱乐消遣的(而且往往也是充满紧张的)行为中时间非常快地消逝的时候，同时在回顾时，时间也显得是“缩短”了的,因为几乎没有留下记忆的痕迹(本雅明的观点是，我们借助着照片和纪念品想起过去的片段)，因而一方面，一天一天和一年一年“都像乘上了飞机一样”匆匆离去，而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我们(正如实证显示的那样)在回忆时却感觉到，时间的确是从我们的手中溜走的。因而这些思考的结论就是，以短暂—短暂模式为特征的社会被证明既是体验丰富的，也是经验贫乏的社会。

在这项研究的第三部分，我分析关于现代典型的提高逻辑的驱动引擎和现代特有的增长与加速之间的联系的模式的问题。这项研究所要证明的猜想是，社会加速是现代性中独一无二的构成结构和影响文化的基本趋势，这首先蕴含着，社会的加速不能被简化为现代化的其他的基本过程，诸如合理化、分化或者经济化等。而且，事实上这项分析也得出，社会加速是一个自我驱动的过程，而完全不再直接指向外在的驱动引擎。加速过程在三个相互融合的维度中发挥作用，并且产生了几乎不能中断的“反馈循环”：由于技术加速的过程持续不断地推动着空间一时间一制度的形成，并且凭借它变换了主体的社会的、事物的和自我的关系，它也推动了不言而喻且可独立分解的社会变化的过程。例如，汽车的普及或因特网的建立对在空间中的社会的运动形式和交易形式、对通讯结构、对职业实践、日常行为和休闲活动，甚至也对连接结构的类型和身份确定模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技术的革新因此是社会变革的强有力的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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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方面这为个体打开了新的可能性和机会，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被迫适应和必须跟上变化的脚步的压力:简言之，滑溜溜的斜坡症状变得更加尖锐了，主体处于压力之下和时间贫乏之中。但是，不再能跟得上变化的脚步和因而失去连接的可能性的危险，却直接产生了加快生活节奏、似乎保持奔跑的状态的压力。加速的社会变化因而从它的角度来看是生活节奏加快的强有力的发条，而且只有在这条“弯路”上才能形成在技术加速和个体加速的并不矛盾的相互联系：广泛流行的而且鉴于这里所论述的技术加速和时间资源的节省之间的关系而出现的看上去不合逻辑的成见，认为技术的特别是科技的加速要为我们的时间紧张“负责”，在这里找到了对这种成见的间接的证明。

之后，在第七章所展现的加速的循环，最终在个体和组织随着社会变化的速度的加快、通过要求及时的加速而对他们的时间资源的短缺作出反应的地方，得以完成：由于对于个体和组织而言，时间是紧张的，因而他们要求更快的运输连接和计算机、要求更短的服务时间和等候时间，等等。正如我所阐明的，需求技术加速的可能性是针对紧缺的时间资源这个难题的合理的回答策略：但是，在加速的循环的过程中，这个策略也导致同样的问题出现意料之外的加剧，并且推动加速的过程没有休止地向前。因而，在现代的社会，加速变成了一个自我驱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一个似乎是循环的形式中放置了三个形成了相互提升关系的加速领域，而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的或社会的干涉几乎不再能够打破这样的循环。

往往加剧了时间短缺的提升逻辑和加速逻辑的根本性的连接，在很多领域里表现为一个类指数级的(在选项、生产和变化方面的)数量增长与一个“只是”线性的处理速度加速相对立，而这其中的根源产生于三个新时代的其他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似乎作为“外部的”，也就是说逻辑上独立的“引擎”额外地驱动着加速循环。它们涉及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经济引擎，以获得并且完全利用作为竞争优势的时间优势的为基础的操作原则以及概念分化的结构方面的引擎，这些引擎通过复杂性的外部化和时间化，而导致了在所有分化的子系统出现了生产速度和处理速度的加快;而在现代的伦理道德的文化上的引擎那里，加速似乎变成了平衡世界时间和生命时间的永远的替代物和策略。在每一个引擎中，增长和加速都以特殊的方式相互驱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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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生产量的提高和生产过程的加速两个要素汇合在一起而形成的生产率的提高，往往体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常数，它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各种表现形式和发展形式中一直得以贯彻，而且因此(在众多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保证了资本主义的核心。通过资本变现的逻辑,加速似乎变成了嵌入在现代社会的物质结构中的实质性的强迫，它确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管理的发展和变化，例如从早期资本主义到福特主义，以及最终的弹性的累积。时间在资本主义中成为金钱，因而加速直接带来利润。由于在生产领域的增长和加速一定不可避免地也在流通速度和消费速度中得以体现，因此经济引擎的动力力量也几乎辐射到所有的社会领域中;但是,经济引擎首先还是应该被理解为主要是推动技术加速的首要的驱动源泉。

如果人们接受卢曼和系统理论的其他支持者所提出的思想，就会理解功能分化原则通常伴随着复杂性的增加和时间化一同出现，也就是不是所有的决定在同一时刻作出，而是有大量的决策被推移到了未来去定夺，因而开放的和可实现的选项的数量增加了，这是导致社会加速的原因；而且首先，由于由此而来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往往将继续增加，其次，由于时间化的系统只允许动态的稳定(也就是说，它要求选项序列的闭合)，因此第一眼看上去，似乎经济的引擎并不是加速的独立的根源，而它只是普遍的提升原则在经济方面的具体化的表现。但是，当仔细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首先资本主义经济是能够独立于功能分化而进行分析的，并且是从功能分化中分离的(反之也是如此):其次，表现为生产所持续的期限的形式的时间，在现代经济中扮演着与在科学或艺术中不同的角色：一件艺术作品或一个科学事实，是永远都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者说由于它们的漫长的制造时间，而失去它们在艺术上或者科学上的价值的(当然它们会由于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的或者科学的典范的变化而变得没有价值，而这是以引入时间之外的维度为条件的);但是，对于生产者而言，一件商品却会随着它的生产期限的增长而不断地丧失它的经济方面的价值。资本主义和功能分化因而表现为两个逻辑上和分析上独立的加速引擎，尽管它们在实证方面和历史中自然有着紧密的联系。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这个结构清晰的引擎在“现在的萎缩”的含义下，可以被看做是社会变化的加速的主要驱动源泉。它特别通过不可避免的时间结构方面的耦合和不同的系统的同步化要求发挥了它的加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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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能分化的影响中出现的似是而非的矛盾，即通过处理由提升的结果所带来的问题往往进一步导致了指数级的提升，这也重叠体现在对文化方面的引擎的分析中。正如已经阐明的，加速是对有限的生命时间，或者说在世俗化的文化中的世界时间和生命时间的瓦解所作出的一个容易理解的回应策略，这个策略意味着最大化地尽情享受世界中所提供的选择和完美地开发自身的设施以及实现与之相关的充实的人生的理想，这些都是成功的人生的典范。如果能够双倍快速地生活，就能够实现双倍多的世界上所提供的可能性，并且因此似乎在一个人生中进行着两个生活;如果有人能够无限地快速，那么他的寿命就接近于世界时间或者世界上的选择性的无限的地平线了，因而这个人就能够在一个单独的世俗的人生中实现大量的生命中的可能性，并且因此就不再需要担心作为选择的终结者的死亡了。作为使世界时间和生命时间趋于一致的策略的加速成了尘世的永恒的替代物、宗教上对永恒的生命的想象的功能上的等价物，并且也成为对死亡所作出的现代的回应。加速的预言的这些文化上的要素，显现出作为生活节奏加快的首要的外在驱动源泉的原型，正因为如此，生活节奏的加快不能只看做是系统的或者结构化的迫力所带来的结果。

但是，提高对世界所提供的可能性的“充分利用度”的策略，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在加速循环的功能机制中失败了，因为使得加速地尽情享受世界上所提供的可能性成为可能的以及因此增加在一生中被实现的选择的同样的发明和方法，也增加了可以实现的选择的数量和种类，而且是以指数级数的方式，因而充分利用的程度，即实现的与可以实现的世界中的可能性之间的比例关系，是持续下降的；与此同时，加速螺旋却持续不断地向前推动。这就是在技术加速的同时、又出现时间资源紧张的这个矛盾现象的文化的侧面;它完全表现为数学上的唯一性，因而加速至少不应该是解决或者弱化“错过的难题”的长期的策略。

但是，如果没有将新时代的民族国家和它的军事机构纳入观察的话，那么对运行中的现代的加速策略的分析就将一直是不全面的。正如在第九章的分析中所体现出来的，在民族国家之间的和军事上的围绕着对国家领地的占领、控制和防御而展开的竞争中，也同样存在着加速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化可以被理解为民主国家的加速程序，它是在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所建立的系统中，完全被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在政治上的对权力的积累和保持的追求所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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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族国家和军队都发挥着现代的机构上的“关键加速器”的作用，它们承担着形成和巩固加速动力的必不可少的“接生的”功能。但是，正如进一步所指出的，以民族国家和军队为中心的“经典现代”的社会制度的总体，随着加速力量和制度化的框架条件的特有的辩证式的发展，而表现出广泛的而且影响深远的功能反转的特性：也就是说从经典现代的加速器，例如最显著的是科层官僚制度和福特主义的劳动(时间)管理，变成了晚期现代的加速障碍或者制动器，通过从内部所引发的动态性力量的释放，而使这些机制处于变化的压力和被侵蚀的压力之下了[3]社会加速的能动性在文化方面、结构上的和自身动力的驱动引擎的相互作用中，从这些机制中独立出来了,并且现在转身对抗它们。

这些现象论证了这样的猜想，即经常被假设的但在社会理论中往往充满争议的在经典的现代和晚期现代之间的断层，只有从加速理论所展现的角度出发才能进行精确的分析并且从实证上进行全面的重构。与之相应的是，通过到达关键的速度界限，从而也产生了在现代性当中的根本转变，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也赢得了新的特性，如果没有这些，在现代化原则(加速、分化、合理化、个体化、驯化)的总体中不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社会的时间模式正是我在这本书中所努力阐明的，它一方面与结构上的发展和要求，另一方面与文化方面的行为导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同化着它们:社会的时间模式最终也保证了系统要求与个体的以及集体的行为期望和生命预期的兼容。因而，正如这项研究的第四部分所提出的主导假设，在晚期现代，加速所带来的时间结构的变化，为在个体的和集体的在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自我关系的形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在20世纪的70年代开始的，但是直到1989年前后的数字革命和政治革命中才到达顶峰的晚期现代的加速阵发，其中可以找到社会加速的三个领域中的清晰的指标，一方面侵蚀“经典”现代中的机制上的基础设置，并重新改变着占主导地位的空间—时间—制度：但是在另一方面又通过这种方式为个体的和集体的时间体验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与此同时也为个体的身份确定的结构和政治方面的自我关系的结构带来了基本的变化。在这里所提到的第一方面的变化在当代的有关“现在”的词汇表中往往被归入“全球化”的关键词之下。正如我已经指明的，在这当中的新来者并不是各种类型的交易过程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而是这些交易过程的实施的速度。“经典现代的”固定地点的空间，正逐渐变为晚期现代的动态流动的空间，而且线性的和有序的时间秩序被通过“到处存在的同时性”所定义的“永恒的”以及同时也是彻底“时间化的”时间的新形式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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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参照表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