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在早期现代和经典现代的社会变化的加速和与之联系在一起地出现在1770年到1830年之间的“鞍形时间”中的现在的萎缩，导致了在时间体验中出现了清晰可见的根本性的变革，对此我引用了科泽勒克和科利对在政治的维度中的历史的时间化和在身份确定视角下的人生的时间化的描述，因此转向晚期现代的过渡过程可以被定义为历史和人生的去时间化的相反的过程。当在经典现代历史呈现出有方向的、可以从政治方面规划的运动的特点的时候，在晚期现代却贯穿着没有方向的历史性的变化的感觉，这样的变化不再能从政治上主导或者控制了：政治也失去了它的方向指数；“进步”和“保守”的概念也失去了或者相互交换了它们的含义—进步的政治不再具有加快速度的功能，它对政治方面的控制要求的坚持使得它更确切地成了晚期现代的减速器。我在对现代的政治项目的时间结构的分析中发现，由于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和政治方面的规划行为之间的不同步，现代的政治项目可能正走向它的终点。晚期现代的政治在持续进行的现在的萎缩的压力下似乎是情境化的，它对所发生的问题作出反应，却不再能够维护进行历史的规划和社会的规划的要求。

由此所产生的“历史的终结”的感觉因而只是反映了以进步的观念为中心的、有方向的、经典现代的时间化的历史的终结，并且过渡进入到在此之前被看做是不同时的历史形式重新变成永远一同时的变异形式的状态当中(君主制度、民主政体、国家的建立、国家的倒台、殖民化、去殖民化、法治国家、社会福利国家，等等，都不再表明任何历史的特定的发展阶段了)。同样，可以在“时间化的”日常生活实践和生命时间中的个体体验上看到同样的情况，即有序的时间秩序同样也表现为偶然的：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持续多长时间、以什么样的节奏和按什么样的顺序，都越来越在行为的执行本身当中才被确定下来(这种状况出现在诸如购物、工作等日常事务中，也同样出现在诸如开始接受教育、进入职业生活、生孩子、结婚等“人生大事”当中)。历史的终结的感觉也对应着从稳固的身份和对人生历程管理的机制上的保障以及根据“人生规划”构造生活，向游戏者般开放的、不再能预测的生活的过渡的感觉，个体或集体的基调都被感觉为游戏般的、漂泊不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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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现代的情境化的政治通过这种方式在情境化的身份中找到了它的对应物;两者都在具体的行动背景和决策背景中被证明是完全有导向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但是由于现在的萎缩，这两者都将由社会变化的代际内的速度来确定，因而表现为跨情境的随波逐流：所作出的决定不再能够在未来或者在过去展现出道德上的连接作用或辐射力量，由它所导致的事件无论在个体的体验中还是在集体的体验中都是片段式的，它们完全不再能够凝结为“镶嵌”在(人生)历史中的、叙事性的有连接能力的经验。

最初出现在“经典现代”实现了在代际的变化速度的时候的同样的动态化过程，使得有方向的、向前进的运动和个体及集体的发展的体验成为可能，而现在却产生了失去方向的运动并且由此而来的“疾驰的静止状态”的感觉;这样的动态化的过程既摆脱它在有意识的规划中的僵化的维度，又逃离了变化的维度，并且因此抗拒现代性中的自治要求。从加速和运动向凝固和静止的辩证的剧变，构成了我对现代的加速过程的分析的主题，在由晚期现代的时间结构所迫使产生的“后现代的”政治文化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化，后现代的政治文化放弃了以现代的项目和伦理道德为特征的身份确定要求和自治要求，它的顶峰出现在体现现代性特征的自治的特有的崩溃4，也就是说，进入到这样的状态，在那里什么都没被保留原来的样子，尽管并没有任何事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样的判断在本项研究的第四部分的结尾提出了两个问题，在这里我打算最后以展望的形式处理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历史的可能的发展的，在这当中似乎不再会有惊叹号出现了，也就是说，加速历史的终结的可能的形式，如果已有的分析是准确的话，会是在所有的实质的诚意和随波逐流的不确定背面在晚期现代继续作为常量向前发展。第二个问题涉及加速理论的批判潜力，而这正是我在这里所努力开发的。加速理论的批判潜力是否能为新时代的动态过程的这样或那样的继续发展的可预期性提供规范的标准，它是否能够超越与个体的和集体的自治承诺有关的现代的道德伦理及项目和加速过程的独立化两者之间的不统一性的发现？如果加速理论的批判潜力不能做到这些，那么如同我在第十三章的结尾所暗示的，它相对于诸如系统理论或“后结构主义”所提出的时间诊断和社会诊断而言似乎是“无法以牙还牙的”，后者将对身份确定要求和自治要求的放弃，作为从古老的欧洲的幻觉中解脱出来的庆祝并且/或者作为从产生束缚的控制要求、连续性苛求和关联的过分要求中的解放加以欢庆。我将首先分析第二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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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ameson,1998年,第51页及其后页。

事实上，我对这项研究给予这样的希望，即通过它将已有的批判性的社会理论的轮廓变得清晰可见，它并不是以对生产关系(这是更老旧一些的批判理论的着眼点)、变化关系(哈贝马斯)或承认关系(霍耐特)的批判为目标，它们的规范性标准和实证的定位点看上去都越来越成问题，而是开始对时间结构或时间关系进行批判性的诊断。5〕因为这指明了系统命令似乎“在行为者的背后”变成文化的行为导向和生活导向的地方。

正如在这项研究的进展过程中所阐明的，在没有响应的主体的和集体的自我关系的构建之中，是不可能有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过程的。但是，在个人化的和道德伦理限制较少的自由的西方现代社会中，将功能方面的必要性(例如增长和加速的要求)转化为文化方面的指导方向的能力的机制仍然是难以理解的6〕我的论点是，通向它们的关系的路径在现在不是别的，而正是通过对社会的时间结构的研究。

时间社会学较少地怀疑这样的事实，即不仅是时间测量的方式，而且也包括时间感觉的方式，以及它们各自所形成的时间地平线和时间愿景，都听命于与社会结构相关的历史性的变化。尽管如此，时间往往表现为稳固的、客观的事实；从行为的角度来看，时间肯定无疑的是自然的、不容置疑的给定之物：时间的约束力和顺序模式似乎被作为“第二自然”而不加思考但却深深地铭刻在主体的心性和气质结构当中了，并且也借此控制着日常时间和生命时间的指导原则。时间因而往往既是个人的和私密的：“我打算如何度过我的时间”这个问题是“我打算如何生活”这个伦理问题的时间方面的措辞：同时又完完全全是社会确定的:社会时间的节奏、顺序、延续能力和速度，以及与之相关的时间地平线和时间愿景都几乎完全脱离了个体的控制。但是，时间同时也不容置疑地展现了高度的规范性的作用，即协调和管理行为的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违背了时间规范将会遭受很大的处罚，在今天，对期限和截止日期以及速度命令的忽视更多地会招致被社会排斥。其中的原因在于，时间展现了结构命令和文化方面的导向之间的联系的本质的形式，并且解释了，如何才能够同时满足个体的道德上的自治和最大化的社会行为的协调这两个条件。因而，对有关时间结构的“沉默的规范力量”的解释，就是批判性的加速理论的首要的而且迫切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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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关批判理论的项目向前发展的实证方面和理论方面的前提条件,请参考Honneth，2000年第88页及其后页。这当中包括跨学科的着眼点，对社会的畸形现象的诊断性确定，这些都应该涉及社会主体的真实的道德方面的经历，以及可以从实证中发现的“解放的利益”。从对时间关系的批判的角度来看，这些条件对我而言似乎是可以满足的。尽管无论是霍耐特(同上书，第88页)还是HelmutDubiel(2001年)都认为，由诸如阿多诺(Adorno,1993年，第42页)所要求的对社会中根本的“客观的运动法则”的分析，在今天正是由于社会变化的迅速的速度而不再能够发挥作用了，但在我看来，这些批判性的分析却恰恰更能说明阻碍理论构建，同样也阻碍政治党派的形成的动态化法则和动态化后果。

[6]对于解开这个谜题的尝试请参考Rosa,1999年a。

但是，由于现在通过最小限制的道德法典—正如它在晚期现代的社会占优势地位一样，产生了对几乎是无限制的个体的自由的幻想，与此同时，又产生了对越来越复杂的而且失去控制的、独立的互动链条的越来越大的协调需求，和满足从中产生的结构性的命令—例如增长迫力和加速迫力——的要求，因而时间结构也就成了产生和分析社会畸形现象，或者说所形成的病态痛苦的享有特权的地方了。我的观点是，道德伦理上和政治方面不可控的加速趋势，不仅开发了不断增长的规范力量，而且也隐藏着产生“加速病态”的不断增大的潜力。

事实上，在这个点上由霍耐特所提出的“对承认关系的批判”和由我想要开展的“对时间关系的批判”相互联系起来了：当社会排斥作为遭受忽视的体验为主体带来痛苦的时候，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持续进行的动态化就产生了被排斥在外的痛苦，因而毫无疑问,在没被(或者还没有被)排斥在外的人那里就会产生恐惧,因而会对主体的行为方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为绝对的排除在外的存在(例如通过鉴于所属不同的立场因而拒绝某些法律和价值标准的方式)在前现代的体验，在现代会被往往是当前的、带来恐惧的将被排除在外的可能所替代，并表现为“变得依赖的”形式。各种社会承认的形式(也包括法律维度的可能的例外)几乎都处于不断增加的时间条件之下:爱情关系和朋友关系陷入种种偶然性中，成绩必须不停地更新和改善，如果不想失去它的保障社会的重视的功能的话。这就是经常发现的人所皆知的躁动不安和与占主导地位的自由的意识形态相反的现代社会的“必须”的修辞法，与主体有关的根本的原因。

在这样的修辞法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潜滋暗长的、未被人所注意的产生于时间问题7]的价值体系的结构改造。这种重组一方面产生于，无论是主体还是组织往往忙于“灭火”，或者说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但是也忙于保留未来的选择和连接的可能性，因而在他们的行为的顺序和他们的偏好等级之间的关系被不断地打乱：另一方面，价值体系的重组也是在结构性不确定的条件下，社会对短期性的奖赏的结果，正如我所尝试指出的，认真观察实证证据可以发现，个体的本益比计算是在高度的主观上和客观上的不稳定率和变化率基础上越来越以短期的期望为导向的。因此这又导致，在一个诸如通过娱乐工业生产出大量的的确是“吸引人的”体验可能性的世界里，在最小的时间投入和精力投入中就能产生即刻的满足，这会导致人们不再会展开只有在长期稳定的条件下才能获得结果并且要求可观的时间和精力的前期投入的行为了，尽管这些行为在主体的(实证可测的)体验中能够实现更高的满意度，并且被评判为“很有价值的”，而且也的确是这样感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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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性的时间研究中证明，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却产生了广泛流行的“不再有时间”处理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情”的感觉，尽管有大量的空闲时间资源,这可以在欧顿·冯·霍瓦特(Ödön von Horváth)\*的名言“疏离的体验”的意义来表示：“实际上我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只是我很少能接近他。”因而我得出结论，加速的社会的时间结构为主体带来的是，“去希望，他们并不希望的”，也就是说，遵循自身的行为线路的驱动，而那却不是他们从时间稳定的视角出发所偏好的。这样的时间—批判的规范化的标准只能由主体自己产生。

社会加速的影响方式也从中为新的、似乎是加速理论式的疏离批判提供了一系列的切入点，这在本项研究的很多地方都清晰地表现出来。多个维度的高度不稳定率和变化率改变了主体与他所生活的地点、与围绕在他周围的物质结构(包括他所穿的衣服、劳动所用的工具)、与他所接触的人、与他活动在其中的机构，以及最后与他自己的感觉和信仰的关系。这些变化或者交换得越快，与它们形成发展内心的信任和似乎是“融入”到它们当中去所得到的奖赏就越少。正如我所展现的，主体对于内容越是漠不关心，他就能够更好地适应晚期现代的加速要求和拥有弹性的要求。但是，在与感觉和生活方式，同样也与熟人和朋友、与日用品和劳动用品以及与居住地点和工作地点的物理环境变得私密和变得可信赖的过程中消失的地方，至少会形成疏离的感觉，尽管保持有关关系、感情和信仰“深度”(能够根据其状况，叙事性地探测其深度)的想法。因而，当后现代文化的辩护者恰恰在为放弃所有的关于“深度”和“本性”的设想而庆祝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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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请参考本书的第六章“2”。

\*欧顿·冯·霍瓦特(1901—1938年)，德国作家。主要作品有《舞蹈家的书》《维也纳森林的故事》《信仰、爱情和希望》等戏剧;《永远的小市民》《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等小说。—译者注

有关放弃赋予深度、方向和重要性的要求、经验，可能从人类学的角度论证的判断首先表明，这样的放弃会使得在体验事件中的时间体验和人生体验，不再能够转变为经验，因为这些体验不再保留与稳固的未来地平线和可靠的过去的图景的联系，从而使得主体的行为能力和导向能力都难以经得起检验，而且很可能导致抑郁病症和消沉的愤恨的明显的显现。后者似乎主要也是通过日常生活的、人生时间的和时间历史的前景的碎片化或者说不一致性所导致的。我在第六章和第十一章对支撑这个解释的实证发现已经作出了详细的讨论。疏离的体验特别会产生前面所定义的“疾驰的静止”状态的感觉。

正如现代的加速历史在这期间所展现出来的，关于对速度界限的人类学上的假设，应该格外地小心对待。完全不能排除在外的是，尽管目前只是可以实证证明的“加速的反常现象”所表现出的过渡现象，并不是晚期现代的速度水平本身所造成的，而是因为晚期现代的速度与“经典现代”的价值导向不能协调一致的原因，并且因此“经典现代”的价值导向可能会又一次长期消失。但是，只要“加速的病态现象”产生了真实的痛苦体验，无论如何都应该用批判性的社会理论认真对待它。毫无疑问，在对加速的病态现象的诊断中，都将使各种情况中的速度条件所导致的体验丧失相对于自由、活动性和轻易性的获得之间作出仔细的权衡。

对疏离的批判最终也主要保持在个体和集体的自治要求的叙事性基础上—对疏离的体验的诊断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种体验并不是与丧失自我确定的感觉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它并不再适用于对已证实的非同步化表现的批判性诊断，但是尽管如此这也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社会的子系统的差异很大的加速能力导致了社会的潜在的不同步化，并且正如我所指出的，会危及社会的时间结构的耦合模式(以及因此最终危及社会的耦合模式)。同步化问题以更加剧烈的形式不仅出现在社会的功能领域之内，而且也出现在社会的功能领域之间，尤其是在一方面是科学一技术的和经济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是政治体系(和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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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之间。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变化的高速度对民主一审议政治的时间结构和时间地平线系统性地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因而在加速社会中，民主—审议政治只能在高度的社会动态性基础上，甚至向着放缓它的意见形成和决策过程的方向发展。正如明白无误地显现出来的，这导致社会加速不仅过度使用社会整合，而且也过度磨损文化的再生产能力，尤其是在那些代际间持续的交换速度过快的地方更是危险的。在此期间，不同步的潜在的灾难性的形式事实上体现在这些地方，即在社会的时间模式已经对自然环境的再生产能力和修复能力提出过高要求的地方、在社会加速可能会带来生态灾难的地方。

但是尽管如此，新时代中被打破的自治承诺仍然是有关加速理论的批判性力量的最强有力的基础。以前的现代的项目和道德伦理所启发和赋予灵感的诺言，由于在晚期现代当中的时间结构的改变，既不能兑现它的个体形式，也不能实现它的政治形式了。但是，这些诺言是继续为批判性的时间诊断提供有说服力的标准的观点的规范的基础，因为与之相关联的主体，或者说晚期现代社会的政治上的行动者的道德信仰本身，被用作对他们的行为的评判标准了。为这些项目的离开辩护的人，到目前为止顺着他们的浑厚的声明，认为有证据表明即便在无法实现自治要求的情况下，主体性和政治的真正的后现代的形式也仍然是可以考虑的。他们对加速的肯定，看起来更确切的是对大多数情况下仍然保持含蓄的通过速度实现自治的提升的猜测论证。

由此，我提出了在这里要处理的第二个问题：历史将如何继续发展，加速的历史将如何结束？历史是否拥有一个似乎是“自然的”重心，在那上面它能够无休止的移动，或者是否可以想象得到在运动和停滞之间有另外一种新的平衡形式？从现在的这项研究的地平线出发，有四种场景是可以想象的，但是无论如何它们出现的概率完全不同。

第一种可能性事实上产生于建立加速过程的机制性保护和稳定性的新的形式之中，并且借此实现在更高的速度水平上的新的平衡，“经典的现代”的组织能力和导向能力将重新恢复，从而变得迟缓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制度和民族的福利国家的安排将被动态的设置所代替，之后现代的项目无论在个体形式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与晚期现代的速度和平相处。改革的期望将以在保持自治要求的前提下力争以适应性强的政治措施为目标。改革期望的乐观的态度建立在这样的设想之上，即由于更高的动态性而被扩大的活动空间和行为空间，能够转化为更好的个体的和政治的设计机会，并且因此使得现代的自治承诺完全成为可以兑现的。个体、文化和政治的行动能够逐渐地适应晚期现代的变化速度，从而甚至可能在新的基因技术和移植的计算机技术的帮助下，发展出新的感觉和控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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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期望是不现实的，因为从中无法看到，那些改革如何把握审慎民主的政治与经济一技术的发展之间的不同步化的问题，并且在凭借现有的手段进行政治控制是非常不可能的情况下，这些改革究竟如何从政治上处理这些问题。尽管对机制安排的修正和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对个体和集体的自我关系的修改，在晚期现代应该是可以获得成功的，但是新产生的形式，由于动态化优先权的瓦解机制的特性而不能长期承受得住新的加速力量:根据在这里所阐述的加速力量和制度化的发展条件之间的辩证的发展逻辑，因而可以期望，所产生的“第二现代”将比第一现代的持续时间更短。

第二种可能性则表现为对现代的项目的最终的放弃，从而能够导致真正的“后现代的”主体形式和(诸如在哈特\*和内格里\*\*所期盼的“大众”自发的自我组织意义上的)新类型的(次级)政治的产生，它们放弃了自治的主张和控制的要求，并且正因为如此它们能够肯定社会加速的晚期现代的表现形式。与之相伴的是一定会出现新的感觉方式和对速度进行处理的方式以及个体和集体的自我关系的新的类型。所呈现出来的同步化问题无疑也将继续存在;加速历史的结局将不可预见。

第二种可能性似乎是现代化过程战胜了原本有牢固基础的文化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项目，因而在反方向的尝试中产生了第三种可能性,它针对独立了的加速力量贯彻设计的要求。正如我在第十二章中所指出的，这似乎是需要“紧急刹车的把手”，从而阻止各种类型的社会速度超越政治的和个体的控制之外。这样的解决方案需要政治方面速度更快的功能系统的发展自治的决定性的干涉，从而实现未来“被迫的再同步化”或是在根据“经典现代”的设想的人类可以适应的范围内的动态化运动的减速的目标。

但是，这样的设想是建立在不可预测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基础之上的，从而导致这种被迫的再同步化，但是尤其是因为政治在时间中的角色在现代的规划中的危机，而且同样也是由于谁可能是减速政策的政治方面和制度层面的承担者仍然是不清晰的，因而这样的设想是高度不现实的。因而从根本上来看，第三种可能性不仅意味着撤回功能分化，而且也是完全从现代化进程中离开。它的目标是通过停止增长和加速螺旋而保留经典现代的进步思想，并且似乎将时间化的历史的经验空间保存下来，但是这样的目标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进步的观念和与之相关的现代的项目，正如我所尝试论述的，已经不可避免地隐含着现代的动态化过程的发生：因而两者都被看做是不可停止的。紧急刹车的把手因而只能被看做是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极端的、革命式的脱离历史(8]或被理解为反对进步的革命9〕，并且因此最终成为产生于现代或者说同样也是产生于项目或过程本身的“逃脱的飞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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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哈特(MichaelHardt)(1960—),美国政治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主要著作有《狄俄尼索斯的苦力：对国家形式的批判》、《帝国》(与安东尼奥·内格里合著)、《大众：帝国时代的战争与民主》(与安东尼奥·内格里合著)等。——译者注

\*\*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Negri)(1933—),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政治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叛乱：选民力量和现代国家》、《帝国》(与米歇尔·哈特合著)、《大众:帝国时代的战争与民主》(与米歇尔·哈特合著)等。——译者注

项目对于过程的胜利因而只局限在在逃离行动中的自治的短暂片刻，而且在这当中最终区分了加速历史的第三种结局和第四种结局的可能性：在深谷中的不可抑制的继续前进，在逻辑上表现为对运动和停滞的自治的最终的瓦解以及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现代的、作为完全动员的反面的疾驰的静止的幻想的实现，但是从实证上可能在很久以来却是以或者是生态系统的崩溃或者是在不断增强的加速病态和势力向着有利于敌人的方向发展的压力下的现代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的最终解体为特征的。失去平衡运动与停滞的能力可能会导致，现代社会最终要为核反应灾难或气候灾难的产生、快速扩散的新的疾病或政治的垮台的新形式、不受控制的权力的爆发付出代价，特别是在那些被加速过程和增长过程排除在外的大众展开反对加速社会的自卫行动的地方，现代社会将更要为之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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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是，可能完全不是这样。因为革命可能是旅行中的人类用于紧急制动的把手。”(Benjamin,1974年d,第1232页)对《有关历史的概念》(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1974年b)的说明]，也请参考 1974年 b,第 703页，在那里论述了关于“历史的弥赛亚主义的静止”的观点。

[9]“进步的概念是以灾难的观念为基础的。也就是说,进步的进一步的发展’就是灾难………拯救就是保持小步跃向持续的灾难。”(本雅明，1974年a，第683页，强调部分出自原文:有关对进步的批判请进一步参考1974年b，第697页及其后页)

[10] 我在这里引用了克劳斯·奥弗的理解，他评论道：“通过这样的幻象，显然没有清除和削弱现代的合理化过程(或者说加速过程—本书作者注)，也不是对它的阻力的克服，并且没有将向前发展看做评判更好的可能性的标准，而只是一场革命行动，在那里加速过程的动态性完全陷入了静止。”(0ffe,1989年,第754页，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

在终结性的灾难和彻底的革命之间的选择在此期间几乎还没有结束，因此人们开始阅读或者书写历史。但是，在各种情况下都涉及一个尤其令人焦虑不安的结局。当然，正是在这样的焦虑中，这个时代富有创造性的社会理论可能会意外地发现加速历史的第五种结局。“如果社会学是广泛深入的和前后一致的，那么它就足以不仅是查明决定性的、悲观的或者道德败坏的情况”，皮埃尔·布迪厄在他的确定当代社会学的任务的论文中这样认为。社会学在能够提供“抵抗社会秩序的固有的趋势的”工具之前不能停下来，布迪厄继续指出，“如果有人提出决定论的观点，那么可以想一想，要制造飞机首先必须认识重力，从而才能克服相应的法则”[11]。但是，今天的挑战在于，要去克服那些使得飞机的发明成为可能的法则。这远非一项简单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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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ourdieu,1996年,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