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社会境况、机构和相互联系的加速变化，即社会变革的加速，为个体带来了这样的问题:他们必须为生活做长期的规划，以便获得一些经得起时间变迁的稳定性，但是由于社会状况的偶然性的增强，就无法理性地进行规划。正如在这本书的很多地方将会指明的那样，这个在晚期现代化时代恶化了的困难不仅是个体行为者所要面对的，也是整个社会的和子系统的控制以及偶然性管理的问题——这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基本问题。

在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的视角中最终所展现出来的是，正如每个人从自己的经验中所获知的，由于几乎在所有的生活实践活动中，我们都可以通过采用越来越精细的时髦的技术和组织者的计划，越来越多地省下来时间，但是时间的紧缺的特性却没有办法去改变，因此时间从根本上来说是矛盾的。“我们省下越多的时间，我们所拥有的时间就越少”，在米歇尔·恩德(MichaelEnde)\*的《毛毛》(Momo)中说明了这条广为流传的民间智慧。[59]尽管数量巨大的“业余时间”应该意味着自由支配的时间资源，也就是说不必占用它去从事必须是生产性或再生产性的活动,但是从斯戴芬·林德极富影响力的研究《忙碌的休闲阶层》(The

22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42

[57] Conrad，1999年,第16页及其后页;进一步参照Lepenies，1981年。在Douglas Cou-pland的小说《X一代》(Generation X)——其副标题非常出色：“关于加速文化的轶事”中，这种被在文中清晰地称之为“在历史的终点之后”(德语版本，第212页)的没有大事件的无聊也是主人公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在“时间线”(Texlahoma)这个发生了书中的大部分故事的地方，时间永远“冻结”在1974年。

[58] 参照本书第四章“3”。

\*米歇尔·恩德(1929—1995)，德国当代重要的奇幻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家。主要作品有《镜中镜子》《说不完的故事》《吉姆波坦的火车头大冒险》和《毛毛》等。——译者注

[59] Ende，1973年;在《寻找所赢得的时间》(Auf der Suche nach der gewonnenen Zeit)这一图书的题目中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个佯谬(Auer/Geißler/Schauer，1990年)。不断增强的“疯狂的”时间的感受与瘫痪的静止状态的日常体验之间的联系有多密切,可能能够从MichelQuoist下面这段话中有清楚的认识——Staffan B. Linder(1970年，参照下面两条注释)用这段话开启了他的作品：“再见，先生，请原谅，我没有时间/我将会回来，我不能等待，我没有时间/我必须结束这封信了——我没有时间/我愿意去帮助你，但是我没有时间/我不能接受我没有时间/我不能思考，我不能阅读，我被淹没了，我没有时间/我想祷告，但我没有时间。”

Harried Leisure Class)开始,社会科学家就诊断出当代社会患有急性“时间一饥荒”，并且出现在所有的三个时间层面上〔60〕“现在，美国社会是饥饿的，不是像索马里(Somali)或其他土著文化的那种饥馑，那里的人匮乏的是食物，但是后现代社会最终缺乏的是时间”，时间预算研究者约翰·罗宾逊(JohnP. Robinson)\*和杰弗里·戈德(Geoffrey Godbey)这样写道;他们接着说：“时间饥饿带来的后果并不是死亡，但是，正如古雅典先哲所看到的，是生活从来就没有开始过。”[61]

要评判加速本身究竟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时间的变化，自然还是依赖于加速所产生的后果。由于人的生命时间从根本上来说是有期限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了实现某个目标的流程(例如，产品的生产、形式的形成、运输路程的跨越、信息的传递)的加快，基本上被认为是得偿所愿的。但是，明显的危险存在于过程、系统和前景中潜在的不同步而带来的单方面的加速。在社会的某个领域的加速，只有当它所带来的相应的速度提高在结构方面和文化方面的交接处能够没有摩擦耗损地“转换”过去，才可能是社会可以忍受的。[62]

在数量不断增多的时间诊断中，或是含蓄或是直率地提出了这个理论：正是因为在社会的许多领域的这种“转换”和“再同步化”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当人们尝试着系统分析这种不同步症状时，就会看到它可以分解为三种不同的发展形式。如同已经明确了的，第一种不同步的症状自然在任何时间都可能出现，即一边是系统一制度化或者结构化所强制的时间模式和时间观念，另一边是行为者的时间模式和时间观念，两者各自发展，因而由于迁徙式的或者快速的系统变迁，所带来的结果是瓦解，并且因此导致这两个时间结构的不同步。正如乔治·齐美尔已经明智地观察到的，制度的和结构的所强制的速度对于行为主体来说太快了，或者相反，从后者的角度来看，这个速度在很大程度上让人感觉仿佛是停滞和迟钝的[63]结构性的发展与文化的变迁一样，出于(内源性的)原因，也会形成这样的时间的分裂[64]再同步化过程可能向有利于一方或另一方发展：或者像爱德华·汤普森所描写的进程那样，行为者接受并内化新的时间方向：或者是出现系统变迁，这种情况，例如在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接受系统变迁，并用更迅速的和灵活的布局代替了以前的缺乏弹性的结构(也可能是相反的情况)。

第一章 导论

23

43

44

[60]林德(Linder，1970年)假设了一条“公理”，根据这条公理，由于要合理地安排时间，因此必须将时间富裕和物品富裕之间的比例关系完全调换过来，因此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成为将时间富裕社会变成了时间紧张社会(参照英语版本，第22页)。

\*约翰·罗宾逊(1965—)，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译者注

[61] Robinson/Godbey，1999年，第33页。

[62] 有加速所催生的转换问题,或者说是同步化问题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从一方面来说，通常几乎每个平民老百姓，例如作为(在火车站、咖啡馆、医院、电信局的)顾客或客户，都希望尽可能快地得到服务：但是在另一方面来说，当他们作为工作者(也就是作为服务的提供者或生产者)时，又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较小的压力。这样的想法，即一切都要尽可能快地进展，这样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从集合层面来看，自然不可避免地是矛盾的。

与这样的时间诊断相应的模式目前被很多社会科学家所赞同，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系统化的流程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来说太快了[65]与之相反的指责，即行为者过于懒散、舒适和不灵活，换言之也就是他们对于“时间的要求”来说太慢了，也并不少见地出自于当雇主、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在解释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缺陷或系统的错误的配置(例如，失业状况)时。

相反，彼特·阿尔海特所假设提出的不同步的第二种形式，会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行动者所主导的三个时间地平线之间出现不断增大的不一致性(也就是说，日常时间、生平时间和历史时间的层面的分裂)，而它们之间的不可调和性的原因在于，个体对“他的”(在所有三个层面的)时间感觉是“疏离的”。这会导致将自己的生活记叙式地嵌入可供推荐的过去和富有意义的未来的能力的丧失，并且也因此失去了获得至少是中期不受时间变化影响的行为方向的能力。66]正如通过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Sennett)\*的思考变得清晰的,这个与行为者有关的不同步的形式，是第一种类型的不同步过程的结果。[67]

24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45

[63]Simmel，1897年,第228页;Lauer，1981年，第70页及其后页。

[64] Gurvitch清晰地认识了这种各自发展,他将社会的时间形式分为“时间落在它自己后面”“时间轮流超前或落后于自身”或“时间超在自己前面”几种形式(Gurvitch，1963年，第176页及其后页)，但是他没有对它们的结构化基础进行充分的解释。在社会的时间结构和时间观点中，“时间形式”里所出现的所谓的清晰的分裂，往往会导致革命性的巨变，而后变革所带来的“爆炸性时代”(同上书，第178页)使得时间结构的再次协调成为可能。

[65] Richard Sennett(1988年)尤其支持这个理论;类似的还有Fritz Reheis(1998年),以及在 Backhaus和 Bonus(1998)所编辑的书中的诸多作者。Robinson 和Godbey也猜想了在“内部的”，即涉及行动者的，和“外部的”，即从系统的角度来看的，两者的时间观念之间的分裂(1999年,第304页)。

[66] Ahlheit,1998年;参照 Sennett,1998年;以及 Achtner/Kunz/Walter,1998年;Lübbe,1998年;Rosa，1999年c。

\*理查德·桑内特(1943—).美国社会学家、文化理论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公共人的衰落》《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译者注

而第三种类型的不同步出现在社会的子系统或功能系统之间。从社会学到政治小品文到日常政策，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时间诊断，例如由经济、科学和技术所引发的发展，其速度对于社会变化中的政治控制和法律规范来说过快了。经济、科学和技术站在一边，法律和政治站在另一边，它们相互之间出现了“步调不一致”，即不同步了。[68]我将在这本书后面的内容中回到这三种不同步的形式上来，并且尝试着弄清楚它们与那些现代化所固有的加速趋势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社会系统的“(时间)结构的耦合”而导致的只是一个社会局部系统(持续不断的)加速，会从中产生同步的需求，这种需求为其他所有系统和在其中活动的行为者带来了时间方面的问题，在这里确实这一点就足够了。

现在尝试着从总体上来了解当下的时间症状和时间诊断，从中可以发现它们似乎汇集到一个关键的节点上。在相互间有很大差异的对当代社会的解释中，有一种观点很常见，它认为在现代化的发展中有或多或少的清晰的断裂出现，因此这个观点要求将当下的时代重新定义为第二现代性[69]反射的现代性[70]延伸的自由的现代性[71]晚期现代性72]或后现代性73]。在社会科学中，经常引起争论的是，这个假设中的断裂与什么相关(它属于结构的类别还是文化的类别?);这个断裂什么时候、在哪儿发挥历史性的作用(是否开创了现代？如果是，现代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的影响有多深远：这是一个现代化中的断裂，还是伴随着现代化的断裂？这些备受争论的概念已经逐渐清晰了，一面赞同先前的诊断，一面也看到现代性的原则变得激进化的许多解释者认为，存在疑问的是，这个真正地被重新定义的历史时代走向哪里〔74]

第一章 导论

25

[67]当行动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或相互分离的文化圈子时，往往就会出现不同步的现象，这些行为者的时间实践和时间方向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个同时代中的不同时性毫无疑问是“多元文化主义”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参照Marschall，1997年)。

[68]请见诸如Eberling，1996年;Scheuerman，2001年a;本书第十二章“3”。这个系统性的不同步症状的另一个变种可以从对生态运动的研究中得以确认，在那些研究中所支持的理论是，“社会系统”或者说“经济体系”对于大自然生态系统来说速度太快了。这个不一致性假设涉及这个命题—没有留给大自然社会足够的时间一方面使得原料再生，另一面使得有毒物质和垃圾被分解(参照Reheis，1998年，第34页及其后页)。

46

[69] 有关这个概念参照Beck，1997年,第25页。

[70]Beck/Giddens/Lash,1996年。

[71〕Wagner,1995年。

[72] 例如Hörning/Ahrens 和 Gerhard,1997年。

[73〕Lyotard,1986年;参照Jameson，1998年;Harvey，1990年;Welsch，1994年。

我将在后面的内容里指出恰当地回答这个问题的路径，这条路径是在了解已经讨论过的时间诊断的基础上开启的，那些时间诊断指出，加速现象和不同步现象处于几乎所有的“现代性”的命运的中心。这一点对于那些关于新的社会构造是与“全球化”这个关键词所包揽的现象密切相连的假设尤其有效。正如我将在第十章中指出的那样，真正的新的当代全球化不是出现在放在这个关键词之下所讨论的过程本身，而是出现在速度之中，全球化伴随着速度前进。

加速的进程毫无疑问会带来一系列的结构上和文化上的后果，它们导致与“经典的现代”的社会形式的显著不同的特点的出现。[75〕这首先自然可以从史无前例的全球的同步化过程中看到。“全球化时代”的象征性的加强者是无处不在的、“乌托邦式的”互联网，在那里全球的所有事件都同时发生。作为对似乎在不同社会和洲际发生的同步化的补充，几乎所有之前所讨论过的全球—内部社会之间的不同步的表现变得更加显著了：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瞬息万变的信息市场和金融市场上，根据绝大多数时代的观察者的理解，几乎不可能再有行为者层面和系统层面之间的再同步化发生，因而在那里尤其不再可能进行政治的，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法律的控制了。个体和民族国家对于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中的变化速度来说过于缓慢了；教育、政治和法律不再能够跟上“时间的发展”的脚步。同时，生活在已经完全工业化的但却是所谓的“第三世界的”、数量巨大却被边缘化的群体，正被“不同步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被重要的结构发展和文化发展排除在外。与全球化症状相一致的不同时间里的同时性正在快速地增强，“石器时代”和“赛博时代”突然同时存在。

事实上，“后现代性”的辩护者们所欢庆的以及与他们的反对者斗争的共同的核心在于，对已被证实的不同步化过程的接受。以对经济、技术或社会的发展过程的政治控制为代价(“政治的终结”)甚至可以理解为本质上就是以发展本身为代价的：放弃对人生的和集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有意义的、叙述式的一体化(“记叙的终结”)；以及因此对将日常时间、人生时间和历史时间整合为个人身份的设计的放弃(“主题/身份暴政的终结”);对社会的不同系统之间的不同步和非整合的诉求的接受(“社会的终结”)，这些和直到最后将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步和非整合的发展当做后现代性哲学意识形态和后现代社会学的时间诊断的核心而接受下来是一样的。我在这本书接下来的部分中将努力阐明，只有采用时间的视角才能将对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断层”的各种各样的观察集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得出对这个断层的有理论深度、可经验证明、时间诊断界限分明的，也就是说规范的定义。我的有启发性的主体假设是这样的猜想：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社会加速在“晚期现代”[76]中要翻越一个关键点，而到了那边就不再继续有对于社会的同步性和社会整合的要求了。

48

47

26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74]参照 Berger,1986年。

[75]正如我接下来要说明的，由于事实上我是从重要的、只是由符合加速理论而确定的现代结构和文化上的断裂为出发点的，因此我将在下文中首先确定“经典的现代”和“晚期现代”这些概念的定义，之后在本项研究中将精确地把这些概念用于某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参照后文)。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其结果就是在社会控制的方式和个体的自我关系的形式上发生根本性的、定性的变革，这意味着付出个体和集体自治的代价，并且因此放弃对现代性的(规范化的)规划。在这个突变点，(人生的和历史的)时间本身的质量也同时发生了变化：个体的和集体的时间模式和时间观点将在时间的流淌中变得情境化和依赖于环境，而被不断地重新确定(“时间化”)，因而导向了“情境化身份”和“情境化政治”这样的历史性的新形式。在这样的思考的指引下，最终也同时发现了所有社会关系“完全”不同步和与此同时的所有(历史的和生活历史的)发展的完全停止这样两种相互矛盾的症状，在“后现代—诊断”中所显露出来的两种现象的亲和性77]，可以通过分析加以确定，并形成理论。

第一章 导论

27

49

[76]为了避免在这里有时会完全任意地使用某些概念，我建议，晚期现代是指结构方面的特征，而后现代则指文化方面的。这样做有两点原因：首先有关后现代的讨论大部分在文化学—哲学领域，主要是从美学风格、对世界的可解释性和可塑造性的角度出发的：而晚期现代的概念更多是在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变化分析的环境中用到。其次，后现代显然表明了比晚期现代在现代社会中或在现代社会之后更为强烈的断裂。后现代所讲的是进入一个实质上的现代:而晚期现代主要是指是时代(即现代自身)的新的造型。正如我在这本书中接下来要指出的，根据我自己的诊断，文化的，即个体和集体的自我关系的质量性的突变，恰恰是建立在不变的结构化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的。

[77] 参照Jameson，1998年,尤其是第51页及其后页;Jameson，1994年；Welsch，1994年，第1页及其后页。

3.对社会加速理论的初步思考

正如我尝试着指出的，将速度的结构自身作为社会科学的时间诊断和确定现代化的对象的要求，产生于现代化似乎是“自发的”自我观察，以及越来越敏感的社会研究者的强行加入。这个要求使得所假设的和所诊断的(全球化、非整合化、个体化、信息社会)发展是有“说服力”这一期望变得合理，并且将这种期望看做一个整体的发展逻辑中的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对目前已有的对现代化的时间方面的自我观察，就其系统化的内容进行详细调查，以形成我自己的加速理论。为此首先要阐释对这个理论起到支撑作用的方法上和理论上的前提条件。

现代化的经历就是加速的经历，这是本项研究的最根本的假设。关于哪些分析范畴对于理解和解释现代的结构性和文化方面的发展动力是最有说服力的这个问题，只能由社会科学的分析自身来回答。加速是速度结构变化的中心特征，并且是现代社会的基础的结构形成和文化塑造的力量，有关这个假设的说服力和解释潜力，还需要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进行证明。最近，有几位作者提出了与之相反的异议，他们认为在晚期现代性显著的时间体验不再是加速的体验，而是高度异质的事件和过程之间的同时性，从而形成扩张的[布鲁斯(Brose)]或延展的[诺沃特尼(Nowotny)]“当下”这样的时间视野[78]我将继续发展这个诊断,尝试指明，在这里所观察到的时间意识和时间地平线的变化展现了社会加速过程的结果和表现形式，是社会加速过程的新的阶段，而并非意味着有一个新的时间原理代替了原有的原理。这里所谈到的是在加速过程中的，之前已经解释过的“时间的时间化”的结果。

另外一个反对加速诊断的异议是，加速过程几乎一直伴随着延迟、放缓的互补趋势，因此时间结构的变化通常应该被理解为交互关系的复杂的表现形式。根据这样的观点，加速和减速是平等的和普遍的时间基本趋势。每条假设理论都应该按照系统化的要求关注相应的放缓过程，在这个范围内我是赞同上述异议的，但我也能够很有说服力地指出，在现代化过程中，加速和减速的理论不是平衡的，而是高度倒向一边的：被识别出来的停滞趋势应该被理解为或是加速过程的后遗的或是对加速过程的反应(只是偶尔对加速过程发挥作用)，因而停滞趋势在任何时候对于加速力量都是从属的。尽管如此，停滞的趋势仍然是作为研究的中心进行观察的，现代性的加速力量带来了时间质量的内在改变，从而导致了“停滞”这种副作用现象的产生。

28

50

51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78]Brose，2000年,第130页;Nowotny，1993年。

对现代性在社会理论上的定义是将加速范畴作为出发点的，在简单地作出回答之前首先面对着两个明显的问题:社会加速意味着什么和在现代化过程中究竟什么在加速。事实上在对这两个问题的正确回答上存在着大量的困惑和争议—究竟如何就社会加速这个事实达成一致。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定义清晰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加速概念，因而也没有相应的加速理论。[79]非常普遍的做法是不可饶恕地忽视“速度”这个概念的物理和逻辑类别,而只是简单地将它用做“加速”的同义词，也就是说将对加速的观察和对过程的高速度的观察被混作一谈。速度这个概念即便没有表示它的物理意义，也已经是不能再清晰的了，正如斯蒂芬·布罗伊尔在研究保罗·维希留(PaulVirilios)\*的“速度学”(Dromologie)(不幸的是这恰恰是拒绝了出自原理的概念定义)时所评论的：

我们对于速度知道得如此之少！社会学关心意义、经济学是财富(或是贫穷)、政治学是统治，在这些现象中没有或者很少涉及速度……是否 $v = \Delta s / \Delta t$ 这个公式可以表示一切，因此当我们谈论某个现象时，主要取决于这些星球的运行状态？[80]

然而尚不清楚的不仅是人们如何理解社会加速，而且也包括社会加速到底与什么有关。在目前为止已有的社会科学的、日常的和上层文化的时间诊断中，至少没有进一步的理由将所有的候选对象都罗列出来：

第一章 导论

29

52

[79]“加速这个概念最开始是用来形容运动中的物质实体的状态，后来逐渐地、未加授权地迁移到了社会关系领域，而现在用来表明对历史自身的控制。”JeanChesneaux的抱怨是有道理的(2000年，第147页)。

\*保罗·维希留(1932—)，法国哲学家、建筑家和影评家。主要著作有《速度的政治》《纯粹战争》《消失美学》等。——译者注

[80] Breuer，1988年,第309页。但是在这里与布罗伊尔所提出的按学科分工的建议相矛盾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关于财富、意义和统治的这些领域应该和加速的后果的根源密切结合起来。

历史加速[81、文化加速82]、社会加速、生活节奏加速83]或者甚至时间自身的加速[84],因而在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中从一开始直到现在一直就是将这些诊断任意地组合起来，而且这些不同的概念往往用来表示同样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些概念几乎只是作为符号来使用,而没有任何分析上的区别力量。因此，在无数的(而且不只是在二流的)，即便是社会科学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没有进一步加工的、原始的陈述—在现代或当代社会中几乎一切都在加速[85],这就似乎不令人惊奇了。

可是这是错误的，这一点几乎已经不需要提及。只要看一下日常生活，就已经可以看到有大量的过程在变慢(特别是最令人不快的交通状况和改革状况)，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事情在执拗地与每一个加速的尝试作对(最明显的例子体现在与自身身体有关的事情上，例如感冒或者怀孕)。只有当首先经过确切分析而得到对假设现象的明确的定义(本书的第三章“2”，以及从第四章到第六章)—在这个定义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明确的是所确定的加速现象作为总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描述社会的加速，并且通过这个定义还要提出一个有关在这个社会中的中心发展的加速理论，这样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有关社会加速的系统化的理论。只有当对加速过程的定义与一个同样明确的关于放缓和延迟的重要社会现象的确定(本书的第三章“3”)相向而对的时候，才可以确定加速过程。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对加速力量和放缓力量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运动和停滞之间的关系(本书的第三章“4”)的精确的理解，是起决定作用的。

在本项研究的第二部分，我将在明确的定义中确定社会加速的三个子领域:技术领域的加速(第四章)、社会变化的加速(第五章)和生活节奏的加速(第六章)，首先是这些加速的“现象学”分析，也就是说，集中分析这些加速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在我转向第三部分的存在于每条加速理论的基本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楚所定义的加速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它们的驱动力是什么。只有当能够阐明，加速现象不能完完全全地简化为现代化过程中其他基本趋势(例如功能性差异的趋势或个体化趋势)的后果时所提出的假设,即加速是现代性的独立的基本原则，才能拥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如在研究中所发现的，新近出现的加速动力实际上可以被定义为自我驱动的循环过程(加速的循环)，而它可以被分解为由三个不同的“外在的”发动机所驱动的经济特性、文化特性和社会结构特性，加速过程与这三个发动机处于动态的相互作用中，从而开始运转，并且也额外地被推动(第七章和第八章)。与之相应，在历史上效果显著的加速器—国家和军队，在晚期现代化也继续作为处于背景当中的加速因子;但是它们在今天对社会的发展进程相对于推动作用而言更多的是起到制动作用(第九章)。

30

53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81] 参照Koselleck，1989年和2000年，书中有大量的证明历史加速的判断的证据(这些证据同时也表明，这些类别的名称是很容易被相互替换的)，但是与此同时在那里却只做了相当少的努力，去对历史的加速这个想法通过分析而有更清晰的把握。

[82]例如 Coupland，1991年。

[83〕例如 Simmel，1897年或者最新的Levine的研究,1999年。

[84] Gurvitch，1963年或者 Schmied，1985年,第86页及其后页。

[85] 有代表性的作品：Altvater,2002年,第285页,对照第281页;Heylighen，2001年；Garhammer，1999年,第114页;Gross，1994年，第155页;Gleick，1999年;Eriksen，2001年，第50页。

在第四部分，即最后部分，我将转向分析社会加速过程的后果。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社会时间结构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方面去理解结构和系统的发展，同时在另一方面去把握行为方面和主体方面的变化并且将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的机会。如同我已经阐明的，处于20世纪和21世纪的过渡中的当今社会的加速力量，事实上无论是对个体的自我关系还是集体的自我关系都起到改变和重新定义的作用，也就是说，主导的身份形式以及政治的自我影响的形式或者说是社会的控制形式都发生了变化和重新定义(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

这样的安排是以这条假设为基础的，即现代的加速进程不只是简单的线性过程。社会进程和发展的加速是建立在之前已经解释过的复杂的、多层次的时间模式和范围之上的。正如加速翻动连环画，速度仿佛一下子为图片“唤起了活力”，使得连环画从一张张单独的照片变成了“动画”，也就是成了影片，或者如同处于物质的聚集态(冻结的、流动的、气体状的)中的分子的加速运动会在关键的突变点上发生变化,社会过程的加速有时也会引起过程自身的蜕变。在第十章到第十三章所开发出来的理论是说，社会的时间结构的动力，从近现代开始就产生了与过渡到21世纪的过程中根本不同的后果，它带来了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文化和身份确定形式上的变革式的断裂，也就是说事实上它导致了另一个社会的出现。

为了实现在现代社会的结构和文化相互交织的体系中从社会理论的角度确定并阐明加速动力的目标，就应该将已经完成的研究作为对形成具有充分的实证价值的体系化的社会理论和通过社会理论重新确定现代社会的贡献。尽管这项研究与每一条应该被严肃对待的社会理论一样，都尝试着通过对经验现象的整理和理解，从而对结构的和文化的相互关系加以假设—所假设的相互关系当然应该能够而且也必须能够经受得住检验，但是这项研究不会要求自身是一项经验研究。虽然只要这项研究对社会发展进行诊断和假设，那么它就自然不会放弃经验检验和批判的可能性，然而，这本书对合理性的基础性的探索并不是用整体性和完整的方法设计进行检验的，因为在这个领域不存在能够理解相互交织的结构理论、行为理论和主体理论方面的相应的观察并同时也能够理解交织在一起的时间模式和时间观点的复杂性的实证的社会研究方法。

第一章 导论

31

54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