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如同我在下面的章节里将指出的，对可控的和整体性的方法设计的要求其实是将视线束缚在被大大局限的现象的表面，而无法去把握深层次结构和进一步延伸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已经加以解释的结构化的必要性和文化上的愿景之间的时间上的关联，是处在实证验证的研究(例如在时间预算分析的研究中，或者对组织的时间需求和时间模式的研究)视野之外的。我的研究与实证的关系是双重的：首先，在所有涉及可实证验证的假设的论证过程中，作为必要的折中，我会追溯对已有的数据资料的大量的时间社会学和时间心理学方面的分析。这属于从马克斯·韦伯就开始要求的“知识分子的诚实”，这里不是按照选择性的包含逻辑来进行的，即只关注能够证明加速的调查，而是用独立于假设的方式整理那些发现[86]

从很多角度来看，时间预算分析是富有启发性的，有大量的这方面研究可供使用[87]对“生活节奏的提高”的检验是不能放弃的，尽管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样的检验更多的是作为对经典现代的高度时间差异的布局的分析，而不是用来对晚期现代的去差异化的时间结构的研究，也不是为了调查研究行为中断和经历中断的不断增多，而将重要的概念性的和方法论的欠缺在这里被证明为决定性的关键指标。因此同样也不能放弃的是定性研究，这些研究探索了个体的时间体验和时间感觉，并研究了个体的时间实践活动和时间观念的变化的原因[88]如果不关注定性的结果，就不能解释将系统命令转化为个体的行为脉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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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Weber,1988年;对有关这个题目的新近的实证研究可以参照我的文献综述(Rosa,2001a)。

[87]我认为尤其有价值的是Garhammer，1999年;Robinson和 Godbey，1999年;Benthaus-Apel，1995年;Gershuny，1999年和2003年;以及Holz，2000年。

[88]在这里特别要参考Hörning/Ahrens和 Gerhard，1997年;以及Sennett,1998年。

逻辑。

为了研究身份确定模式在时间方面的变化，并将身份模式与时间相互联系起来，我将要追溯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身份确定研究。而为了解码系统的时间模式，我将利用在政治、法律和经济领域的时间结构和时间范围的研究。对所谓的全球化进程的分析和时间地理的研究能够解释当代社会的时间结构变化。[89]

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困难的是对所假设的社会变革中的加速进行实证检验。在这里所存在的困难不仅在于历史同期数据的严重缺乏，而且由于在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哪些指标是有说服力的社会变革指标尚无定论，因而这就使得情况更加复杂；此外，如何定义变革的加速也尚不清晰。容易想到的假设就是将加速定义为革新的速度，但是实证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失败了，因为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也就是在科学、经济、艺术等领域)究竟哪些是基础革新是不清楚的。因此，我首先会在哲学家赫尔曼·吕伯(HermannLübbe)\*所提出的“当代的萎缩”的概念基础上开发社会变革的加速的方向性的定义，从而探寻变化速度的相应变化的证据和反证。对教育结构、职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的分析能够提供决定性的证明。

作为一项有关社会理论的研究，必须满足为未来的研究开启新的问题视野，并且能够提供新的引导性的问题的要求，从而它才能够将有关社会生活的“普遍加速”的分散到无所不在的理论转换为能够精确地进行实证研究的问题90]，而这些都已经说明了我的这项研究的实证性的第二种形式。在这个章节之首引用尤尔根·哈贝马斯对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其目的在于，使“放大镜的聚焦作用”同样为新的研究范式作出贡献，在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上的加速是这个范式的焦点。

在我最终开始研究之前，我想就三个可以预见的方法论的争议发表看法。第一个难题是通过实证发现系统重要性。时间诊断的研究的根本问题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每个可以确定的趋势中都可以发现相应的反趋势，针对所有的证据都有相应的反证。这样的困难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不确定性，全球化诊断和个体化诊断的重要性中到处弥漫着这种不确定性。加速理论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正如已经阐明的，减速现象的系统价值只有在将去减速现象作为占首要地位的加速过程的后遗的反应或是作为加速的副作用，才能实证式地确定。第二个难题是，要从定量的角度回答系统重要性的问题。但这项研究的主体假设是，假想加速现象处于现代社会的文化和结构发展的基础，因此这条假设就不能通过“好几个大群体的老百姓被排除在所定义的加速过程之外”这样的证据来反驳，因为这些人可能因失业、生病、没有权利等各种原因而被边缘化。如果这项研究排除了对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社会领域，那么这项研究对于社会的结构变化和文化变化的意义无论如何在质量上都是有缺陷的。[91]被迫加速中的“现代化的牺牲品”的庞大数量使得加速是现代化中决定性的特征这条理论不会受到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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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特别参考Gastells，1996年;Harvey，1990年，以及Held等人,1999年。

\*赫尔曼·吕伯(1926—)，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德国的政治哲学》《在趋势和传统之间：现代对我们的要求过高了?》《时间关系：有关前进中的文化哲学》等。——译者注

[90]通过将有关加速的诊断重新改写为可验证的假设，从而形成的有关加速诊断的“实证饱和”，对此尽管以莱因哈特·科泽勒克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直到今天根据他们的估计也没有达到这种状态(科泽勒克在2001年11月26日写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这样提到，同时也请参见Koselleck，2000年)。

考虑到在对时间的体验和建构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在社会科学的时间研究中就出现了围绕着时间的“性别”的持续的讨论，也就是说，关于男性和女性之间在时间态度和时间体验方面的差异，以及这其中的文化上和结构上的根源。在我的这项研究中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并不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不过，从用系统性加速理论分析现代性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只是拥有次级的重要性:加速强迫力对男性和女性产生同样的作用，尽管有假设指出，特别是有孩子的职业女性，她们比起男性要在更大的程度上遭受到加速的压迫力，因为她们一直承担着家庭—协作中主要的负担[92]

有谁在要求对现代化过程从时间分析角度进行重新定义时，没有不可原谅地忽视空间质量的互补性变化？谁在谈及时间的时候，也必须谈到空间，这就是在这里要讨论的第二个方法论的争议。这个争议涉及康德和涂尔干\*的富有影响力的社会理论的信条,时间和地点必须是作为观念和理解的平等的、基础的、不可欺骗的形式的。因此，为我的这项研究所做的大量在当下社会科学路径中的中心开发都是包含着空间维度的，因而可以描述为“时间—空间—分延”（Time-Space-Distancia-tion)[93]、“时间—空间—压缩”(Time-Space-Compression)[94]，也就是通过时间而消灭了空间[95],或者甚至是在空间视角优先的情况下描述为空间液化为水流和流动的风景[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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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参照Castells，1996年,第476页及其后页。Zygmunt Bauman(1998年，第324页和第326页)和追随他的Ulrich Beck(1997年，第102页及其后页)也都谈到“数量上无情增加的”“结构上多余的”群体。

[92〕 参照Elchardus/Glorieux,1992年;Hufton/kravaritou,1996年;Leccardi,1996年;Shaw，1997年。

对空间与时间的感觉和空间与时间的控制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对于康德而言，他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先验的，而在涂尔干看来它们是随历史一文化的发展而变化的,但是个体结构服从于社会的结构[97]我的理论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时间和空间不是平等的。空间体验相比时间体验无论在系统发育还是在个体发育上都拥有不争的优势。[98]前者看上去像康德式的先验，后者在更大程度上表明了社会历史的变异性的特征。个体发育上的优先性毫无疑问是成立的，儿童的空间感和空间的方向感比时间感发育得要早很多。由于地心力的作用，以及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的物理构成，使得上与下的区别、前与后的区别对于人类而言都形象化了(相反，由于身体构造是对称的，因此对左与右的区分是人为的综合能力，儿童要在很晚的时候才能通过学习掌握,有时只是不完全的掌握)。时间的方向，也就是说能够估计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和事件的持续时间，与首要的空间区分相比要复杂得多和更加抽象，儿童要很迟之后才能发展这种感知。时间感的完全开发要直到青春期才完成[99]系统发育上的优先性体现在，时间感知和时间概念是在空间质量的改变中发展起来的:地区性可观察到的白天和黑夜的区别、四季的区别，和与它们联系在一起的自然的和社会的节律通常共同构建了时间定义和时间词汇的发展的起点。100]因此，在文化的发展中时间首先一定是本地时间，它是根据某个特定地点的太阳的位置和四季的自然变化来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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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弥尔·涂尔干(ÉmileDurkheim,又译迪尔凯姆)(1858—1917),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与卡尔·马克思及马克斯·韦伯并列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社会学年鉴》创刊人，法国首位社会学教授。涂尔干的主要的思想集中于四部巨著:《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的规则》《自杀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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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Giddens，1995年b;1987年,第148页及其后页。

[94] Harvey，1990年。

[95]在Harvey之外，参考Schivelbusch，2000年;Waters，1995年;Robertson，1992年。

[96] Appadurai,1990年;Castelles,1996年,第376页及其后页;类似的Bauman,2000年，特别是第1页及其后页。

[97]参照Kant，1981年;Durkheim，1981年，导论的第二部分。

[98] 参照 Schaltenbrand，1988年,第46页及其后页。

[99]全面参照Piaget,1980年。

与空间感觉相反，时间结构和时间观念只有非常有限的人类学的关系，其原因是时间感是社会历史的变量。时间结构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变化，而空间结构却不能。因此，在一个社会中的“空间一时间一制度”的变化常常是造成时间结构的改变，而不是空间的变化。现代的具体的出生时间，可以有一定可信性地论证为，就是时间从空间中解放的时候，这个时间处在加速过程的起点：通过机械钟表的使用和晚些时候的标准时间的引入，时间从地点中解放出来了因为它可以不再依赖后者的性质而确定下来。康德在对时间的解放所进行的哲学思考中指出，相对空间，时间因为构建了内在的意义而赢得了一定的优势；通过霍布斯\*(以及在现代物理学中)运动(作为自由)的原则最终赢得了相对于(亚里士多德的)静止原则的优先地位。[101]因而，在有关现代化进程中的空间感觉和空间结构的变化的讨论中，对于这些变化是时间结构的变化的后果这一点最终已经没有争议了[102]：常常可以看到自从引入火车和蒸汽船之后而不断增强的空间的萎缩，它是越来越快地跨越距离的结果;从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Harvey)\*\*所假设的空间的压缩可以明确地提出，由于时间的加速进程而导致的“通过时间造成的空间的消失”[103],从地理空间的稳定的固定性所脱离出来的全球化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流动的状态，所带来的结果不是别的，而正是在全球同时性的节点上所出现的信息浪潮的不断提高的循环速度。因而，我的理论就是：在现代，没有与加速类似的、独立的空间变化的特征；时空结构的变革首先是通过它们的时间的变化动力所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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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参照Elias，1988年;Dux，1989年;Evans-Pritchard，1969年；Giddens，1995年b,第28页及其后页。同时我们的时间的顺序概念通常是按照空间的语义的(例如之前和之后等，参照Schaltenbrand，1988年,第47页)。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的政治哲学家，创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提出“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于1651年所出版的《利维坦》一书，为之后所有的西方政治哲学发展奠定了根基。主要著作有《利维坦》《法、自然和政治的元素》《人类特性，或政治的基本要素》，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奥德赛》《伊利亚特》翻译为英文。——译者注

[101] 有关现代运动的观点相对于停滞的观点赢得了优势，并且从而时间相对于空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思考，请参见Harvey，1990年，第205页。同时，从霍布斯之后，如 OttheinRammstedt注意到(1975年，第47页及其后页)，停滞是有必要的，这样的观点要求对运动进行解释，即找到它的根据。

[102] ZygmuntBauman(2000年,第9页)是这样表述的：“在当代时间与空间之间的斗争中，空间是固执的、感觉迟钝的、笨重的、惰性的一方，只能发动抵御战和沟壕战，从而阻碍时间的勇敢向前。时间是战斗中主动的、活跃的一方，是不断进攻的一方：是入侵、征服和殖民的力量。”

\*\* 大卫·哈维(1935—),人类学家、地理学家，他是世界上被引用频次最多的地理学者，著有大量专著和论文，推动了现代地理学的学科化发展。他的成果拓宽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讨论。主要著作有《资本的限度》《后现代性的条件》和《希望的空间》等。—译者注

这个假设了时间的社会学上的优先性(相对于空间的人类学上的优先性)的命题肯定会引起反对意见,并且在这里可能只是被理解为引起讨论的节点。但是主体假设的承载力和这里的这项研究的设计并不依赖这个假设的正确性:对时间结构的变化、原因、作用和结构的分析是独立于“空间结构在同一时间是如何变化”这一问题的，但是这完全不意味着，在这里不存在非常重要的实证关系，尤其是考虑到政治统治组织。因而,空间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扮演着完全重要的角色，相对于时间，空间主要是作为因变量出场的。

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在这里要讨论的缺陷，是有关以加速理论为基础的时间的概念这个问题。聚焦于过程和变化的加速的焦点难道不是意味着某个以欧洲为中心的时间概念吗？也就是说，一个与在西方现代社会所形成的线性的、抽象的、可商品化的时间概念一样，它却不是对所有的文化和历史的时间都可以普遍应用的？尝试着以这种方式开发“加速理论”的人,难道不是必须要广泛地研究欧洲国民和文化之外的时间模式和时间观念吗？对于这些批评我的回答是，我的这项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书写时间的全部历史或开发社会的时间的非历史学概念，而是尝试着去理解现代性背景下的西方模式的特性和发展动力。这项研究是对西方一现代化社会的时间结构和时间观念的讨论。在足够的实证证据下，我们可以假想，凡是被现代化进程所覆盖的地方，都会发生相应的时间概念的变化。[104]对于前现代或欧洲之外的文化—即在那里还要发生现代化进程——的系统分析，对于这项探索是不必要的。因此，只有当相应的人种学的和历史的时间研究能够在对比中说明在现代社会中的时间结构和时间观念的变化时，我才会用到它们。

我也会以类似的方式使用在自然科学中而形成的“新”的时间概念。在社会科学中关于时间的文献令人眼花缭乱，有指出牛顿的“绝对数学时间”线性一抽象的概念中的相对性和可修正之处的，也有指出量子物理理论中重要的认识，特别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还有伊利亚·普里高津(IlyaPrigogine)\*的耗散结构理论，以及大量的生物学方面的对原时\*的发现。在这里要重复一下已经有些陈词滥调的声明，即这些认识为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它们也对社会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并且也改变了社会科学中的时间的概念。[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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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Harvey，1990年,第240页,参考第270页及其后页，以及第293页。

[104] 关于对这个理论的系统的说明和有力的实证证明请见Linder,1970年;Levine，1999年；;以及Lauer，1981年。

这些非常深奥的、历史的思想结晶往往以令人惊讶的方式混合在一起——它们在自然科学中的被承认程度并不是无可争议的，在这个基础上，将产生全新的时间概念，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概念不仅对于社会科学，而且也会引起现代社会中的生活的总体变革：“一幅不同的画卷出现了……我们把牛顿的和笛卡儿\*\*的理解放在一边，而集中精力于广阔无边的联系和关系。随着焦点和重点的转移，已有的假设和分类就开始变得无意义了”，芭芭拉·亚当这样向我们保证;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时间的、时刻的、过去与现在以及将来之间区分的、加速的终结,著名的时间研究者卡尔海因茨·盖斯勒(KarlheinzGeißler)\*\*\*论证说：“爱因斯坦在他的相对论中证明，时间在运动的系统中是以不同的速度前进的—如果这个系统自身有着不同的速度的话……通过这个开创性的认识，时间被相对化了…爱因斯坦在他1955年写的一封信中指出，时间…的重要性只是人们固执的错觉’。现在这个错觉也不再那么顽固了。之前非常坚定的关于时间是万能的信念已经消失了。”[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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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亚·普里高津(1917—2003)，比利时化学家、物理学家，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是非平衡态统计物理与耗散结构理论奠基人。—译者注

\*原时是在相对论中与事件在同一个地方的时钟所测量的唯一时间，它不仅取决于事件时钟也在事件的行动之中。对同一个事件，一个加速中的时钟所测得的原时会比在非加速(惯性)中时钟的原时为短。原时是与协调时相对的概念。—译者注

[105] 这其中有代表性的是Adam,1990年,第89页及其后页;或者Nowotny，1993年，第157页及其后页。

\*\*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也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主要著作有《方法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译者注

\*\*\*卡尔海因茨·盖斯勒(1944一)，德国著名的经济教育家，时间生态学发起人之一。主要著作有《关于世界的速度，和人们如何幸存》《所有人都有时间，只有我没有》《休息的褒奖》等。——译者注

[106]Adam，1990年,第154页;Geißler，1999年，第152页及其后页；对此Rosa也有详细的论述,2001年a,第341页及其后页。

我现在绝没有打算争论，这些知识，尤其是物理方面的，对于我们从理论上和哲学上理解时间都格外有帮助,以及从长远来看也许会对我们的社会实践发挥影响。[107]但是这些认识的贡献在现在至多在于强化了时间的谜一般的特性。因此，我将刚才所引用的这两个说法看做是误判——时间的相对性在自然科学中并不能引起在我们的社会结构和我们的时间方向及时间范围中的时间结构的解体。在所有的三个层次(日常时间、生命时间、历史时间)中，时间的相对性都不会对时间结构和时间观念产生影响，“相对的时间”对于一些行为者来说，至多是具有帮助理解世界功能的要素，从而—尤其是在与深奥的思想产物结合在一起时——把它当做新的神圣时间来接受，但是却不会产生直接的行为实践上的后果，因为，尤其是物理学中的重要的现象，都不是能直接通过经验感知的。

如果存在着亚当和盖斯勒对在晚期现代社会中的时间经验和时间实践活动的变化的假设的证据，那就必须根据他们的解释在社会的和文化的实践活动的背景中去寻找。半生半熟的深奥的一历史的、伪自然科学的时间概念对于社会科学的探索和社会哲学的解释不能作出什么贡献。

欧洲大陆之外的、深奥的—神秘的并且或是量子物理或是天文物理的时间概念的流行是拜这样的期望所赐，即希望能够从晚期现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对待时间的方式开发出对它们的规范性批判的新的切入点。如果所面对的问题是有关成功的生活这样的道德的基本问题的话，即人们打算或应该如何渡过“他们的”时间，那么这样的意图是合理的，因为时间结构—如我尝试着去指出的—随身带来了基本的、规范的含义，在这里将通常是社会特性的时间模式和时间观念放在了道德的中心[108]因此,丝毫不用惊讶,即便是实证导向的时间研究也倾向于去讨论有关好生活的问题和不同的生活设计。[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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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我们对时间的理论上的解释与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实践活动之间是以相对复杂的方式发挥着相互作用的,对此参见Rosa，2004年b。

[108] 最深层次地挖掘这种相关性的哲学原因毫无疑问非马丁·海德格尔的研究莫属(Heidegger，1927年，1995年)。

这里的这项研究完全不同于这个社会批判的基本意向;这项研究尝试着获得用于诊断似乎是社会内部的“病理性”发展的标准，为此一方面要对非同步化现象和非整合现象加以关注,这些现象是社会加速所产生的结构，另一方面要把握与结构所迫使的时间结构相反的对行为和文化有重要意义的时间观念。当个体的时间体验的三个层面(或者如果算上神圣的时间，就是四个)之间不再相互协调一致，并且与系统的时间模式也不和谐时，就会对主体——或是个体的或是集体的——产生不可避免的重大的后果。而再同步化只是在付出(时间)文化的或(时间)结构的“革命”这样的代价后才可能。鉴于此，我将以下的想法也理解为对有待书写的“好生活社会学”的贡献，这个想法与发展对生活方式的抽象的伦理批判的“好生活哲学”不同，它是将在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隐含的和明确的成功生活的设想批判性地与结构性条件对立起来，从中得到相应的概念。[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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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例如,已经有Robinson和Godbey(1999年)的主题为美国时间预算数据的实证分析的研究——《生活的时间》(TimeforLife)，这几乎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为基础的，即在用于(再)生产和消费的时间之外，还能够和应该有用于“真正的生活”的时间。进一步可以参考Gershuny，2003年，第242页及其后页；Sennett，1998年；Gronemeyer，1996年;Reheis，1998年或者Nowotny1993年，特别是135页及其后页。事实上，找到完全没有关注道德层面的研究，或者完全与之相反的研究，是比较困难的。

[110] 在《自我解释的四个层面》(FourLevels of Self-Interpretation)(Rosa,2004年b)中,我尝试着，以系统伦理的一致性模式为基础，探索在什么样的社会的和社会心理学的前提条件下，按照所涉及的主体自身的标准可能过上“成功的生活”。成功生活的概念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被明确阐述了，并且是在自反信念系统中发挥作用，它更多是含蓄地构成了我们的感觉、价值观和行为决定的基础，并且会反映在我们个体的和集体的叙述、符号和学说中。

第一部分

社会加速系统理论范畴上的基本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