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每个速度得以提高的新事物都在它们的引入过程中引起了某种形式的文化战斗。在这其中，一边是新技术的热烈支持者，他们到处宣传新技术所带来的机会和预兆；与之相对的是坚决的反对者，他们提醒人们注意人类的尺度和可控的生活世界的丧失，同样也警告新技术带来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有害后果：这些警告，从由于大的风阻所带来的“自行车脸”，到由于铁路旅行和之后的汽车旅行所导致的大脑被腐化和消化方面的疾病[32]，直至大量的电视消费所导致的完全的文化丧失的世界末日的景象[33]，或者普遍使用的电子邮件通讯方式和过多的因特网的使用所带来的不可治愈的抑郁的隔离。在这些看法中，最广为流传的警告是移动通讯设备所带来的伤害大脑的后果——如那种似曾相识的体验(Déjà-vu-Erlebnis)\*。

现在，从围绕着加速技术展开的文化斗争的历史中可以得出三条结论：第一，技术的加速过程并不是匀速、线性发展的，而是阵发性的，在这个过程中它常常会遇到障碍、阻力和反向运动，这会使得加速过程放缓、中断以及甚至是暂时地转向相反方向。[34]

第二，技术的加速推力带来了几乎不可避免的加速讨论和减速讨论，对减速的呼唤和对失去的“缓慢的世界”怀旧的渴望—在缓慢的世界中的慢悠悠一下子让人想起完全不同的特质，这一切通常都超越了对赢得速度的兴奋[35]但是诸如未来主义这样的文化运动,尤其是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FilippoTomasoMarinetti)\*的作品和宣言——例如被多次引用的1909年的《未来主义宣言》(Gründungsmanifest des Futurismus)，欢欣鼓舞地创造着新的沉醉和胜利,庆祝着(从那之后就)“永恒的、无处不在的速度”，并且展望了从最开始将诞生新的美学,之后则是新的宗教和道德展现出来，当然也可能存在例外。[36]与之相反的慎重的减速的支持者并没有因为给予了速度的支持者追本溯源的措辞而感到尴尬，这是来自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一篇关于都市漫步者所观察到的1840年巴黎时尚的文章，在那里的人行道上有一只乌龟在散步，还有在彼得·海恩特尔(Peter Heintel)\*\*\*所描述的克拉根福尔特(Klagenfurter)那个时代的约定延迟时间[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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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引自Levine,1999年,第206页。

[32] 关于自行车脸请参照,Kern,1983年,第111页;有关围绕着铁路的斗争主要可以参见Schivelbusch,2000年，第35页及其后页和106页及其后页;进一步的参考见Levine,1999年，第111页及其后页。

[33]关于电视，这样的看法直到今天仍然是社会科学领域所坚持的。因此，诸如RobertPutman(1995年)把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社会资本的流失归结于电视的有害影响。

\* Déjà-vu体验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大脑和认知加工短暂功能失调的产物，往往在大脑疲倦时更容易出现Déjà-vu体验。——译者注

[34]因此诸如神经医生Willy Hellpach在20世纪伊始就指出“精神活动过程”不仅有“压倒性的速度提高”,而且同时也有大量与之平行运行的(Elias所提出的)放缓现象：“我们需要多得多的时间被抚养成人………几乎所有生活在文明社会的人比起大部分自然’的老百姓吃饭都要更慢、更拖泥带水；在19世纪，伴随着所有的交通工具的加速，所有的职业生涯变得缓慢了，职业的发展变得越来越蹒跚”(引自Radkau,1998年,第25页;参照Kern,1983年，第126页)。

第三，与减速支持者在上层文化讨论中的霸权地位相反，到目前为止每一场“文化战斗”最终都是以减速支持者的胜利而告终，也就是说。伴随着新技术的引进和使用。站立在加速技术的胜利的两边的是节奏热情的流行文化—它在广告、运动和日常生活中承诺并且庆祝时赢得了时间，它的范式化的表达富有魅力，并带来了快餐和闪电战、一级方程式赛车手和赛事选手或电台的成功，电台在整点前的两分钟将新闻发布出去，并且以“通过收音机你永远会提前两分钟知道消息”的口号来做

第二章 从热爱变动到加速法则——对现代性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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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对“加速的讨论”中所产生对动态过程不断增强的感觉，其实完全也可以推移到相应的物质可观测的加速过程;这种推移和部分的自治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但是，讨论和“物质的”实际之间存在着的强烈的相互依赖关系，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因而认为加速是一个纯粹的讨论中的现象，而没有物质体验的基础的加速是荒谬的，而且可以被实证证据驳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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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1867—1944)，意大利诗人，作家，意大利剧作家，编辑。20世纪初未来主义运动带头人。1909年发表《未来主义宣言》。他总结了未来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对陈旧思想的憎恶，尤其是对陈旧的政治与艺术传统的憎恶。马里内蒂和他的追随者们表达了对速度、科技和暴力等元素的狂热喜爱。汽车、飞机、工业化的城镇等在未来主义者的眼中充满魅力，因为这些象征着人类依靠技术的进步征服了自然。——译者注

[36]“每一位像马里内蒂这样的速度热爱者都面对着成千上万的更喜欢河流缓缓流淌、驳船漂流在之上的人。直到在他(指马里内蒂—本书作者注)建议使多瑙河快起来之前，多瑙河从来没有显得这般优雅的缓慢”(Kern,1983年，第129页及其后页;有关马里内蒂参见Marinetti,1909年，第26页，及1916年)。

\*\*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年)，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单行街》《经验与贫乏》和《德国悲剧的起源》等。——译者注

\*\*\*彼得·海恩特尔(1940—)，奥地利哲学家。——译者注

[37] Benjamin,1982年，第532页;Heintel,1999年,第231页及其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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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去争论究竟什么时间可以确定为最强烈的加速阵发的时间，其实是无意义的，因为一方面，在现代单项的技术和组织的创新会随时出现，并且围绕着生活的动态化的讨论不会在任何时间停止；另一方面是因为革新阵发在运输、生产或通讯等不同的领域并不一定是同时发生的，在研究文献中，对于两个重大的加速波达成了较大程度的共识:第一个无可厚非的是在1900之前和之后的十年，随着工业革命和它所带来的影响广泛的技术创新,几乎在所有的生活领域里都出现了速度革命[38]因而,维尔纳·西门子(WernerSiemens)\*和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都不约而同地在这个时间段(1886年和1904年)假想了文化发展的“加速法则”，并不是一个偶然。“可以清晰识别的发展是我们现代的文化发展，是不断加速的”[39]，西门子解释说，而亚当斯则给我们带来了他的自传体作品《亨利·亚当斯的教育》(TheEducation ofHenryAdams)，这是一部有关文化体验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观念范例，在其中生活世界里的突然且大规模的变化表现为爆炸性的、暴力的、不可避免的，且受到非个人的力量所左右(亚当斯有些神秘莫测地写道，加速进程往往是受“武力”和“势力”所驱使的)。有一段出自亚当斯的题目为《加速的法则》(A Law ofAcceleration)章节的较长节选很有说服力，它是关于亚当斯所观察到的19世纪80年代的变化，这里摘录如下：

300年以来没发生过如此革命性的变化。尽管人们不止一次地被烦扰，但是在这样的极大的力量的背景下，从来没有被卡住或眩晕。力量从每个原子中踊跃而出，并足以为展示着自己在每个毛细孔浪费物质的星际宇宙提供能量。人们不再能抗拒。武力抓起他的手腕并肆意挥动，仿佛他已经把握住了生命的操纵绳或狂奔的汽车；这是几近精确的真实情况……不可能性不再存在。人们的生活因为不可能性而得以滋养。在那个男孩六岁之前，他看到四件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事实：越洋蒸汽轮船、铁路、电子电报和银版照相技术；他还不知道这四个当中哪一个又最快地催生了其他革新的出现…每天，大自然都会狂暴地造反，引起了极大地摧毁财产和生命的所谓的灾难，显然在嘲笑那些无助地呻吟、尖叫、颤抖却不能让灾难停下片刻的人们。铁路自身就实现了战争的大屠杀，汽车和武器蹂躏着社会，直到一场地震几乎成为神经质的放松[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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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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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Stephen Kern将他的分析集中在1880年到1918年，而哈维跟随其后，因此他将这段时间假设为新一轮的时间—空间—压缩；马歇尔·伯曼支持1900年左右的现代化进程是新的、更高的阶段(Berman,1988年,第17页)。

\*维尔纳·西门子(1816—1892)，德国发明家、企业家、西门子公司创始人。—译者注

\*\*亨利·亚当斯(1838—1918),美国记者、小说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其著作《亨利·亚当斯的教育》获普利策奖。——译者注

[39]引自Koselleck,2000年，第178页。

如同约阿西姆·哈得考(JoachimRadkau)\*所阐述的，当新的医学一病理方面的加速讨论出现时，或者说将影响广泛的对速度所诱发的新的病因的诊断，被当做无处不在的加速阵发的可能是最显著的症状时，就产生了(在亚当斯那里可以找到共鸣的)泛滥成灾的对神经衰弱症的讨论,这是紧随乔治·比尔得(GeorgeM.Beard)\*\*在1881年所引人的这个诊断类别之后出现的，哈得考因此将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称为“神经紧张的时代”，这些讨论是1900年前后的变化的特色所在。跟随这些迹象[41〕，人们也在20世纪到21世纪的过渡过程中发现了关于新近大规模的加速阵发的有力线索：从“急忙病”到“雅皮士感冒”直至最近的无处不在地出现在孩子和年轻人身上的注意力缺失症和临床抑郁症[42]，都是对全球化社会中加速的过分要求的反应，对速度所诱发的疾病的诊断在今天不断增加。[43]

因此，有关加速和减速的讨论都一致性地扩大成为对从1989年到世纪之交时候的数字和政治革命而导致的速度提高的反应：时间紧张和加速成为科学普及类媒体和大型日报的小品文中的持久性话题，用以改善时间管理的“时间顾问”和“生活助手”变得非常抢手44]，与之对立的减速者的诫勉的论调变得更加有力：那些开出自觉地放慢的药方的书籍和运动，例如弗里茨·瑞海斯(FritzReheis)\*的《慢的创造性》(Kreativität derLangsamkeit)或斯腾·纳多尼(Sten Nadolny)\*\*的《发现缓慢》(Die Entdeckung der Langsamkeit)，或者还应该提到的《延迟时间协会》(Verein zur Verzögerung der Zeit),受到了如此热烈的欢迎,以至于彼得·格罗茨(PeterGlotz)\*\*\*认为从中观察到了新的、显著的对立意识形态的产生[45]

第二章 从热爱变动到加速法则对现代性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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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Adams，1904年,第411页及其后页。

\*约阿西姆·哈得考(1943—)，德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乔治·比尔得，美国神经科医生，在1881年最先提出了神经衰弱症这个说法。—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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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Radkau,1998年;参照 Kern,1983年,第124页及其后页。

[42] 对于新的加速浪潮的诊断也在社会科学中到处可见，在那里关于它的开始与前面提到的一样是非常模糊的，例如Castells(1996年，第5页)识别了信息技术革命，将它归结为工业革命的一个阶段,认为它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与此同时，Thomas H. Eriksen(2001年，第2页)与Castells一样也将这同样一次革命理解为加速革命，但是他认为这场革命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段才开始。大卫·哈维(Harvev，1990年,第VⅡI页)非常精确地将新一轮的时间一空间一压缩的日期确定为1972年。也请参照本书第十章。

[43] Harvey,1990年，第 287 页;Levine,1999年，第52页及其后页;Ulmer/Schwarzburd，1996年，Ehrenberg,2000年。

[44] 参照诸如LotharJ. Seiwerts(2000年)已经出版了第五版的畅销书《如果你匆匆忙忙，那么慢下来：在加速的世界里的新的时间管理》。

同时，“后现代”的新文化的辩护士与其批判者一样，都一致认为，社会进程中的新近出现的速度的提高属于独特的特性和驱动性因素[46]

数字革命和在全球化这个关键词之下所讨论的变化速度的提高，是否在历史上真的是独一无二的，或者它们是否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体验变化不同，最终也不会褪色(并且因此只会如同科泽勒克所猜想的那样,加速体验本身成了习惯)[47],关于这个问题几乎是无法回答的,而且也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尽管可以直接观察到以加速为目的的过程，也就是说有关运输、通讯和生产速度的提高的现象，但是每个加速过程都有累积的效果：相应的过程将变得越来越快。

另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加速过程自身的加速，是否恰恰证明了如同西门子和亚当斯所假设的“加速法则”[48]，不同的生活领域的加速浪潮出现得越来越稠密，因而变化频率本身也在提高，直到最后变化成为永恒。虽然并不能将这样的变化过程本身理解为技术加速的形式，但是可以当做是社会变革的加速的症状。

对于现代的加速动力的系统的社会科学的分析，其必要性在于用以说明两个有必要解释清楚的现象。第一个涉及这样的事实，即在现代化进程的中心点上所产生的对于加速和时间紧张的体验，绝对只是技术加速的结果。但是，看上去却完全相反，前者可能是后者的前提条件：正如汉斯·布鲁姆贝格(HansBlumenberg)\*、莱因哈特·科泽勒克、海尔格·诺沃特尼(HelgaNowotny)\*\*或玛丽安娜·格罗内迈尔(MarianneGronemeyer)\*\*\*等作家所阐述的，从历史的经验领域和期望的地平线相互交织中所生发出来的是对启蒙的不耐烦和与之相联系的“姗姗来迟的理性”的、有关进步的、可加速的历史的观念，是跟随其后的自然科学和工业革命的胜利的建设性的前提条件[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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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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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茨·瑞海斯(1949—),德国社会学家、非小说类作家。主要著作有《竞争和公平是社会的基础》《慢的创造性》《放慢：告别旋涡式资本主义》。——译者注

\*\*斯腾·纳多尼(1942—)，德国小说家。主要著作有《发现缓慢》《他或我》和《淘气之王》等。——译者注

\*\*\*彼得·格罗茨(1939—2005)，德国政治家、社会学家。——译者注

[45]Reheis,1998年;Nadolny,1987年;Heintel,1999年;Glotz,1998年。

[46] Kay Kirchmann就媒体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加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与有时念于未来主义而对内在加速持支持论调的保罗·维希留和PeterWeibel不同,他针对新的速度发出了世界末日将要来临的警告(Kirchmann，1998年,第16页及其后页)。

[47]Koselleck,2000年,第152 页及其后页。

[48] 大卫·哈维清晰地提出了对“地缘政治的危害”的警告，他认为这种危险是时间一空间—压缩所带来的不断提高的速度所导致的，同时如同我们看到的，他将这种压缩本身就定义为加速，因此他假设本质不是别的而正是加速的加速(Harvey，1990年，第305页)。

科泽勒克因而令人印象深刻地追踪了自1750年左右，在新的、“时间化”的历史理解形成过程中，对(世俗)社会的和历史的加速(它们的根源无疑是古老的末世论的期待中的一部分)的感知是如何产生的，在这个基础上历史的“经验领域”和对未来的“期望的地平线”会逐渐分离。虽然是完全独立于以上的思考，但是却与之达成一致的是马歇尔·伯曼和大卫·哈维的研究，他们将现代性的动态化的起点或者说时间一空间—压缩的起点放在文艺复兴时期[50]因而，动态化和加速的原则看来从一开始就是现代文化的本质，这要早于它们体现在物质的结构中。

同样的时间方面的相互关系很有趣地揭示了已经很突出了的加速的“对立面”，这正是有必要进行解释的第二个现象，即与加速相伴的广泛存在的对凝固过程的体验。这不仅在理论导向的概述和时间诊断中可以找到，而且也似乎作为随着现代性的推进而不断被加强的潜台词，包含在文化方面的证明和自我观察中。对静止状态的体验看上去不仅与不断加快的变化速度和行为速度的感觉同时出现，而且也正是它的对立面的补充。因此大概在工业革命开始前很久，这种体验就出现了，而且明白无误地出现在现代的地平线、有关感伤主义的文化和讨论中，齐美尔正是将感伤主义看做是“紧张的生活”在质量上和数量上的“增多”所导致的加速症状，在这种(“黯淡的”)愁绪中出现的明显的反症状，在它的侵袭下(应该更确切地定义为“过度紧张的感伤者”)就会进入失去了过去和未来的时间真空的麻痹和静止的状态。[51]这种体验在19世纪后半叶换了一种表达方式又更强烈地回来了，因而导致了风气颓废的19世纪末(finde siècle)的出现，以及尤其是在文艺圈子里广泛蔓延的无聊的(L'ennui,Langeweile,boredom)感觉，而与此同时，在工业革命之后的那段时间里，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却的确发生了飞快的变化。“在制造业和工程中力量仿佛被肆意消耗…这是世界历史上最繁忙的世纪，但是也同时忍受着衰弱的痛苦、遭受着失眠的病痛。”[52]

第二章 从热爱变动到加速法则对现代性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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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布鲁姆贝格(1920—1996)，德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世界的可读性》《一生时间和世界时间》《现代的合法性》等。——译者注

\*\*海尔格·诺沃特尼(1937—)，社会学家，曾任欧洲研究委员会(ERC)主席。——译者注\*\*\*玛丽安娜·格罗内迈尔(1941—)，德国教育学家、作家。主要著作有《需求的力量》《简单的真相：你为什么不相信》《生命作为最后的机会》。——译者注

[49]Blumenberg,1986年；Nowotny,1993年，第47页及其后页；Gronemeyer,1996年。参照Koselleck,2000年，第157页：“在蒸汽机、机械织机、电报、使纺织生产业和信息传递加速的交通工具被发明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整个生活领域的速度加快，这一点也是属于…我们对于时代界限的发现”(楷体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添加)。

[50] Berman,1988年,第17页;Harvey,1990年,第242页及其后页。

无聊的不仅对波德莱尔来说正是那种要求全心全意委身于稍纵即逝的时刻当中的资产阶级文化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而且对于尼采来说，他认为在现代社会急速变革的背后总是能够看到同样的事情永远在重复,并且他将现代社会文化上的加速趋势理解为对在这个社会中不断蔓延的无聊的逃避。[53]在20世纪初期，同样的症状成了加速疾病神经衰弱(Neurasthenie)的特殊的表现形式：早在1836年阿尔弗雷德·德·缪塞(AlfreddeMusset)\*就将这种症状定义为“厌世病”[54],而哈得考用了新的名称来表示20世纪初期的病症(或主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停滞的或静止的时间的体验、作为对“飞速时间”感觉反面的、对充满含义的过去范围和将来范围的瓦解的体验,都在通往21世纪的过渡过程中的所有层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病理症状的临床性抑郁，在后历史讨论中以哲学推理形式表现出来，最清晰的可能是道格拉斯·库普兰(Douglas Coupland)\*\*在《X一代》(Generation X)中用文学的语言所做的阐述——这本书被《法兰克福汇报》(FAZ)归为“晚期现代的教义问答书”和“讲述世纪末真相的书”，同时也创造了用以描述整整一代人的社会学特征的关键词[55];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的理论似乎证明了变革和停滞这对矛盾即将同时出现，他为我们提供了(晚期现代的)“历史中毒”的不同症状的定义：“历史性的剂量不足：生活在一个似乎什么都没发生的时代。主要的症状是：对报纸、杂志和电视新闻报道节目上瘾。历史性的剂量过量：生活在一个似乎发生了太多的时代。主要的症状是：对报纸、杂志和电视新闻报道节目上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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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参照诸如Schings,1977年;也请参看本书第十一章“3”。

[52] Conrad,1999年,第17页;有关对愁绪的社会的—哲学推理的和历史的陈述也请见Lepenies,1981年。

[53] 有关辩证地涵盖了从急速的变化到简单的静止状态的内容也请参照Frisby,1988年,第11—37页。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1810—1857),法国剧作家、诗人、小说作家。主要作品有《罗拉》《四夜》《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故事》等。——译者注

[54]参照，Conrad，1999年,第17页；Rad kan，1998年。

\*\*道格拉斯·库普兰(1961—),加拿大小说家。主要著作有《X一代》等。——译者注

这一切都已经足够清晰地指明了，加速和现代化之间有着很深的联系而目错综复杂，而速度提高的后果是多种多样的并且相互矛盾。因此，我将在下面两个小节中转向这个问题，即能够为现在的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传统提供什么样的概念化的建议和切入方式，以便能够在现代的背景下系统地理解和确定可以看得到的动态化的过程。

2.现代化、加速和社会理论

(1)古典社会理论和当代社会理论中的加速

社会学学科的出现和确立是对社会关系的流动化和动态化的基本体验、对社会关系的速度结构所发生的革命的非常重要的反应，并且，被称为这个学科的“创建之父”的韦伯、涂尔干、齐美尔以及人们也愿意纳入其中的滕尼斯\*所进行的社会学的分析，正好产生于那个时期，即在前面的章节里证明可能是最具决定意义的加速阶段，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些分析是对现代性的分析，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57]现在在这里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社会学“经典”中的那些构思，对系统且明确的现代性加速过程，它的原因、表现形式和结构的分析有哪些贡献。在古典社会学的思考中，体现了将对现代的详细的文化方面的基本体验放置到现代化的结构化变化过程中去的尝试。这其中有意思的是，我们首先从学科创建人那一代退后一步，回到有关现代性的社会理论的另一位祖先——卡尔·马克思(KarlMarx)那里。

马克思对于在19世纪在所有的物质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出现的完全是令人震惊的变动化和动态化的体验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这一点在马歇尔·伯曼从《共产党宣言》中所引用的一段话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根据这段话，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的现代，一切社会等级和常设的机构都已经消失和变化了、已经“蒸发了”。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中看到其中的原因，似乎必然要将持续的生产工具的革命，以及因此而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和常设结构及所制造出来的东西的灭绝写进这样的生产形式中。在这当中，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我们找到了所有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原则，并且通过这些原则找到了社会加速的历史性的新形式，因为所有更老旧一些的社会经济结构趋向于反对资本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将变革优先于停滞是建设性的，而旧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将一次性创建的生产关系确定为静态不变的、将其归顺而且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不变：

第二章 从热爱变动到加速法则—对现代性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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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详细内容请参照 Rosa,1999年c;也请见 Rushkoff,1994年。

[56]Coupland,1991年,第17页。

\*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Tönnies)(1855—1936)，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共同体与社会》《现代精神》《所有制》、和《社会学的研究与批评》等。——译者注

[57]参照诸如Frisby,1988年,第2页。

如果没有生产结构以及生产关系，还有整个社会关系持续地变革的话，资产阶级不可能存在。相反，旧有的生产方式的保持不变是所有更早前的工业阶级的首要存在条件。生产过程的持续变化、所有社会状态的不断震荡、永恒的不确定性和变化是资产阶级时代的首要标志。所有固定的、生了锈的关系和由这样的关系所产生的古老且受尊敬的观点和直觉都将消解，所有新成立的事物都在它们僵化之前变得过时了。一切社会阶级和常设机构都蒸发了，一切圣洁的都被玷污了…[58]

因此，事实上在马克思对历史及资本主义的分析中，现代化进程表现为加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区分为两种可以单独分析的加速原则。对于第一种，众所周知，马克思支持动态地理解历史，根据这个观点，历史的发展是以一直持续发展的生产力和与之相应地发生着变化的(也就是说，时而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时而阻碍，然后对其进行革命)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的相互作用为基础展开的。资本主义从其自身当中—而不需要超越自身，动态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并且使之加速，最终以史无前例的方式使历史的进程加速：“资产阶级在他们的不到一个世纪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过去所有世代总和还要更多、更庞大的生产力。对自然力量的征服、机械化，在工业和农业中使用化学技术、蒸汽船、铁路、电子电报，对世界所有地方的开垦、所有河流的通航，从土地上轰轰烈烈走出来的大量人口—难道几百年前，这些生产力正在社交活动的怀抱里昏昏欲睡吗？”[59]因此，马克思的估计对于科泽勒克所观察到的“时间化”的历史概念的发展来说正是典范式的例证，在这样的发展中，历史自身具有方向，并且似乎成了集合性主体—而这正是历史能够(并且使自己)加速这个观点成立的前提条件。因此，历史的一唯物主义的历史形象建立在线性的历史时间的观念基础上，这样的时间观或多或少是“闭合的”，即朝着可以预测的未来前进。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独一无二的变化动力的观察因而是与认为存在着历史的终极目的的假设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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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Marx/Engels,1986年,第37页及其后页。

完全独立于历史的维度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时间作为一种资源，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因素，并且因此也是紧缺品：因为时间的赢得可以全部直接转换为生存必需的(特别的)收益，因而时间在现代的经济体系中能够通过多种方式变为金钱和(发展过程、生产过程和周转过程的)加速,因此也就成为卓越的竞争因素。[60]由此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技术一工具上的(在运输、通讯、生产和组织领域的)速度加快和为实现现代社会的加速要求而导致的资本周转速度的提高，以及因此产生的对待时间的方式的变化。在这里完全可以确定，马克思的预测事实上提供了解释三种加速形式的出发基点，即技术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主要是永久的生存不确定性、经济上的竞争和归顺于在机器的时间要求下的工作所导致的)生活节奏的加速;尽管加速在马克思的以社会阶级对立的基本矛盾为中心的理论构成中只是次要的和未经充分发展的一个侧面。因此，有关加速的系统性的理论，无疑有助于认真对待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分析中的认识，并且对其加以运用。

正如我将在第八章中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设立的增长和加速的提高原则，完全会对现代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式产生文化方面和结构建立方面的影响。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宗教社会学的论文集的前言中也思考了这个问题，在他的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的内在关系的研究背景下，他将资本主义确定为“我们的现代生活的最能够决定命运的力量”[61]，同时他也阐明，应该在分析现代的速度结构时提防鲁莽的经济简化论。众所周知，韦伯的关注点主要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行为动机，并且证明了在我的这项研究的导论中所提出的理论，即在韦伯的有关资本主义伦理的研究中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指出，一个社会的速度结构—在其中系统—结构的要求和行为者的导向结合在一起，是与经济形式相匹配的生活态度和生活行为，是马克思所定义的随着时间导向的变化而变化的结构逻辑，它不能被简化为只是经济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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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Marx/Engels,1986年,第39页。有趣的是,将Elmar Altvater的诊断与马克思的观察进行比较。Altvater(2002年,第285页)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首先注意到，“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伴随着高速度并因此在很短的历史时间里发生的剧烈的变化”是在“此前的人类的经济历史和社会历史中从来不曾有过的”。在他的时间诊断中，他从无阶级的未来看到了晚期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丧失，这不再是加速着的历史自身的产物，而是(无目的的)社会变化的结果。

[60] 参照Marx,1972年，特别是第1(第1节)、10、15(第3节)、17、19—21章；Postone，1996年;Giddens,1987年a,第149页及其后页，以及1995年a,第129页及其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