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或驯化过程(参照图2-1)[101]

在社会学经典研究以及追随其后的同时代的研究中，至少有一个视角被作为处干中心位置的主导视角。例如，马克斯·韦伯首先将现代化理解为合理化的过程，并目合理化过程也构成了现代的规划的中心尤尔根·哈贝马斯和他的支持者就是这样定义的。[102]相反，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分工的过程和功能分化的过程不仅在涂尔干的研究中处于中心位置，而且也是同时代的系统理论的中心。而个体化作为社会的趋势，在今天的当代研究中，诸如在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或格哈德·舒尔茨(GerhardSchulze)\*\*的时间诊断中占据中心地位——在此之前乔治·齐美尔就已经将它作为中心议题。对自然的加工方式和自然的变化形式，以及它们为社会的和个体的特性带来的影响，最终构成了卡尔·马克思的现代分析的出发点，并且启发了其他社会研究者。从这个思路出发,现代化首先表现为获得了巨大成功的趋势，它将(内部的和外部的)自然工具化，并且因此将其驯服，也就是说使它能够服务于可统治的目标和人类的目标。可能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他们合著的《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中最令人印象深刻地指出了这个趋势的矛盾之处[103]

72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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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另一种用于区分制度化的现代化维度的分析网格是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Gid-dens.1995年b.第75页及其后页，并参照1996年)。工业化、资本化、民族国家的监控机构的形成，以及武力垄断的军事组织的发展构成了现代的主要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与他自己曾声明—时间结构是他的结构理论的基础(1995年a，第90页)——相反，也与他的关于增长的时间—空间—距离带来的时间和空间的“脱离”的结果的观察相反，吉登斯在他的现代的基本结构类型中并没有关注时间结构。因而吉登斯的研究不足以作为在现代背景下的社会加速的系统理论的出发点。他所区分的资本主义维度和个人主义维度，在我的模式中都是作为驯化过程的要素(它们与自然共同确定了社会交换过程的形式)：与此同时，我将在第九章讨论的民族国家和军队问题，尽管它们在释放现代的增强动力中扮演着“助产士”的角色，但是并不能当做是不可或缺的结构要素。

[102] 主要参照Habermas,1981年,也包括1988年。

\*乌尔里希·贝克(1944—)，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风险社会》《反毒物》《生态启蒙》和《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等。——译者注

但是，有关现代化进程不仅显示出深刻的矛盾，而且同时也显现出这些矛盾的相互转移的现象，同时也在所有四个维度中发现四个维度中都令人吃惊地存在着矛盾的对立面[104]因此，对自然的统治所带来的并非人们所希望的副作用就是所面临的自然的毁灭或破坏，或者说是以生态灾难的形式骤然改变自然，从而摧毁人类的生存基础；根据文化批判者的观点，现代性不仅表现出发展个体的特性而且同时也表现出在同质化的大众文化中使人们“失去个性”的趋势，因此乔治·齐美尔猜测不仅出现了个体的“数量上的”增加，而且同时也由于主观文化相对于客观文化的弱势地位而导致原有的“有质量的”个体的消失;[105]对于韦伯而言，西方社会的合理化过程的反面是持续发生的感官资源的被侵蚀，其结果是外在束缚，这也是结构的能动性的无情的独立所导致的，最后可能就构成了一具空洞的像钢铁般坚硬的外壳，灵魂从中逃跑了，这个外壳的冷酷无情的(诸如增长和加速的)逻辑因而也不能阻挡这一切，继续发展的结构就表现为高度的不合理。[106]

第二章 从热爱变动到加速法则—对现代性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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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哈德·舒尔茨(1944一)，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年轻人和政治变革》《幸福的背景》《罪恶：美好生活和它的敌人》等。——译者注

\*\*\*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启蒙辩证法》(与阿多诺合写)、《工具理性批判》《批判理论》和《社会哲学研究》等。——译者注

\*\*\*\*狄奥多·阿多诺(Theodor Ludwig Adorno)(1903—1969)，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音乐家以及作曲家。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之一，该学派的其他成员还包括霍克海默、本雅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主要著作有《多棱镜:文化批判与社会》《启蒙的辩证法》(与霍克海默合著)、《新音乐哲学》、《否定的辩证法》《社会批判论集》和《美学理论》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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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Horkheimer/Adorno,1947年。

[104]范德罗和范雷京也指出了基本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固有的矛盾的特性(van der Loo,vanReijen,1997年，第36页及其后页)。但是他们没有确定四个主要的发展的相反的趋势，而是将它们看做是存在于内部的矛盾的：分化过程同时体现了尺度扩大和尺度缩小(第130页及其后页):合理化过程是以多元化和普通化两个相互矛盾的原则为特征的(第176页及其后页)；个体化过程既导致了个体的更大的独立性，又带来了更强烈的依赖性(第216页及其后页);以及最后驯化过程同时意味着(身体的)去调节化和(社会和心理的)再调节化(第60页及其后页)。

[105] Simmel,1908年,第791页及其后页;近期的类似的诊断请参考Riesman/Denney/Glazer,1977年。

更为困难的是定义分化过程的矛盾的对立面。事实上，可以同时看到两个矛盾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是伴随着平行增长的(今天全球的)相互依赖性和依赖链条的越来越精细的分化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在(社会)整体的(越来越稳固的和越来越高效的)分化过程中其中的单元和内聚性的消失，因而正如卢曼所不厌其烦地强调的那样，现代社会将变成没有顶端、没有中心或没有“中心的视角”的样子[107]—分化的对立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社会的解体。

根据图2-1所展示的迄今为止社会学中定义现代的主导性的分析网格，可以看到在社会加速视角下系统地确定社会再整合的位置或起点是困难的。在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人们首先会产生仅凭引人另一个视角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想法:正如现代化进程在涉及文化方面时作为合理化过程，而在考虑到个性类型的发展时则表现为个体化过程，当它涉及时间维度或时间结构时，就理解为加速过程。而且恰恰如同个体化过程和合理化过程不是均质地而是波浪状发展的，所以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在这其中伴随着加速的过程。如同与个体化阵发相伴的是“相关联的”担忧和相应的反向运动[108]，以及面对合理化浪潮出现的“传统化的”警告和渴望，相对于每一轮新的加速都会出现拒绝和阻力，并且在所有三个层面上都会出现现代化进程的失败，但是尽管伴随着延迟和修正，最后仍然是不可阻挡地前进。与现代化的四个基本过程完全一样，社会加速也一直背负着它的矛盾的相反趋势，即社会的停滞。因而如何在文化和结构的层面思考社会加速和社会的结晶化，正是理解现代性的静态性和动态性的核心问题，而且只有当一条现代性理论能够解释这个问题，才能够满足恰当地分析历史性的整体研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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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106] 参照Lübbe.1998年，第293页。韦伯非常有意思地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基础，即新教伦理，已经是非常不合理的世界观了，因为它以(新教)基督教的否定世界的一主动的特征为基础是财富的最大化的积累和与此同时放弃对成果的享受为目的的。因此，我们的现代生活中的“命中注定的力量”停留在了不合理的伦理基础上。

[107] 参照Luhmann,1996年,第256页及其后页。

[108] 详细内容请参照Rosa,1998年,第305页及其后页和第417页及其后页。

但是,我仍然是非常不胜任找出这个概念性问题的解决方案。[109]时间从概念上来看并不只是在文化、结构、自然关系和自我关系一旁而立，而它本身就是一个中心的和结构性的维度，而加速则表明是四个相互联系的发展的层面和元素；加速正是表现了其他的现代化趋势之间相互联系并且同时相互推动的原则，它既表现为其他加速趋势的原因，也表现为其结果[110] 我将在本项研究的第四部分追寻相应的迹象,即加速相对于其他类别应该被证明是作为基础的,因而当分化过程、合理化过程或个体化过程对于进一步的社会加速功能失调的时候，它们就失败了或者完全转向了它们的对立面。从而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将与四个现代化进程中每一个过程的矛盾的趋势只是理解为社会加速的(无目的)副产品是不可信的:根据这样的观点，社会的解体应该是不断增大的社会的不同步性所带来的结果、环境的毁灭是对自然的再生时间的过高要求的结果、个体的“特性的”丢失是生活节奏提高的副产品以及理性的自治所付出的代价是“时间的世俗化”。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其他的现代化趋势同时体现了加速的作用方式和表现方式。

当人们将社会的加速的不可简化的“横贯性”接受为“经典的”分析网格的支柱时，卢曼所建议的对事物维度、时间维度、社会维度的区分，看起来就为在现代化的类别化的基本井架中定位加速提供了第二个战略。这样的话，加速只是在现代的时间维度中的一条中心发展原则。可是，这样的减小复杂性的方式一定会失败的：时间结构的特性上的变化将完全体现在现代社会的客观实际的和社会的层面上，因而在这里值得赞同的理论就是，在事物维度和社会维度的发展正是跟随着加速在时间上的变化逻辑的。在社会加速视角下的现代化进程的再整合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比论述三个(感知)维度的区别要更全面的要求。

因而，后续的研究如果将加速作为现代化的一个可绝缘的部分来分析是不够的。它们不能沿着所有四个维度(结构、文化、自我关系和自然关系)并且在关照到所有三个感知维度的情况下确定并分析加速过程。我们所强调的类别化的基本框架应该作为对研究视角的分析性区分的富有启发性的辅助工具，它能够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和在所定义的发展趋势之间的多种多样的相互关系，从而能够解码它们的动态性。对于我的这项研究的构建，并不是遵循类别体系的“外部”默认值,而是按照社会加速自身的“内在的”抽象的和客观的逻辑。在这本书的最后，我将尝试着将研究结果放在这个模式中进行再整合，以便能够在所设定的目标的框架下，展现现代化背景中的加速的功能和状态。

第二章 从热爱变动到加速法则——对现代性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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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我首先将这个看法归功于Andrew Arato和Hanns-Georg Brose针对我的前几次的概念化尝试的批判性争议。

[110] 无论是分化还是合理化，或是驯服和个性化，都一直可以理解为加速的战略。据我看来，在其他过程中的类似的跨类别的反常只是对合理化的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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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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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什么是社会加速

1. 初步思考:加速和增长

鉴于加速概念的众所周知的不清晰性，在目前的社会科学讨论中引入分析透彻和具有实证启发性的加速的定义，对于社会加速的理论来说是重要而且基本的必要研究基础。1因而，这里自然就产生了这样的难题：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可以观察到不同的加速现象，这些现象很难归纳到同一的概念当中，并且一眼看上去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完全是不清晰的。体育运动中的速度纪录(部分由于完善的技术、部分只是因为使用了对微小的时间差别的更精确的测量)经常地被打破，新的计算机类型每隔几个月就会提高运算速度、在现代西方社会平均的睡眠时间和用餐时间似乎是在不断地减少，与此同时，性伴侣、居住地、协会成员关系的变化却如同处于统计中心的流行周期和生产周期一样总是变得越来越快2],这些事实之间有什么共同的联系吗？

如果从所有这些现象中的一个当中寻找对加速的全面综合的定义就会很快看到，我们会追溯到高中物理的常规定义中，在那里加速度的确定取决于所经过的路程(a=v/t或者a=2s/t²),而不能走得太远，事实上它只涵盖了刚才所摘引的第一种现象领域。在海尔格·诺沃特尼对加速的定义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狭义的物理学定义的不适当性：“加速意味着……不只是所有社会过程的速度的提高”，诺沃特尼首先这样定义，之后她继续写道：“加速通过普遍提高的机动性决定了时间的标准，而机动性正是对物品、人员、能源和信息进行运输的技术及经济过程所带来的结果，是对空间的—时间的距离的克服”[3]，在这样几句话里，她令人惊讶地将加速简化为更快地跨越路程的现象了。紧接着，诺沃特尼指出，加速或者说机动性是普遍的社会规则：“物品、人员、能源、货币和信息都应该更加频繁地改变位置，以便在广泛的经济层面和文化层面的意义上进行流通。”4]显然无法顺着和要经过的路途联系在一起的令人误解的关联通过物理公式来理解不断加速的地点变化，因为这里并不是关于要更快跨越的距离，而是这些距离被更频繁地设置，这才是决定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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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上下文中所提到的令人沮丧的研究状况也反映在LotharBaier的哲学散文《有关加速的18 次尝试》(18 Versuchenüber die Beschleunigung)(2000年，第12页)中，文章用如同被缴械般的诚实中肯地表达了旧有的认识：“对于如何探明社会的加速的价值，我并不清楚。尽管实际情况的确是，我们的社会正处在不能停止的、几乎不能用关键词进行形容或定义的内在的变化之中，但是远不能说，它从总体上来看是向前运动的，虽然很快或者一直在加速。”

[2]最后的几个趋势是有争议的;我将在有关相应的实证发现的可信性的问题上继续讨论这一点。

诺沃特尼的思考清晰地展示了，对社会加速的经得住考验的定义的尝试，应该将加速的两个基本形式—它们在各种文献上几乎都被混淆在一起—有条理地严格区分开来：第一，大量的现象应该算做有目的的和目标导向的形式，并且因此应该进一步被描绘为某个单独的过程“技术的”加速(这涉及诸如在体育运动、运输或计算机技术中的成绩的提高)。第二，与这种技术的一目的论加速形式不同的是提高的社会的变革速率，也就是在时间单位里诸如工作、党派偏好或协会的更换，或者是职业结构和家庭结构、艺术风格等的变迁，即并非有固有目标的社会变化的加速。[5]

当我们把加速现象的清单一直放在眼前的话，就很快能发现，加速概念的两种详细表述并不能涵盖所有的现象：通过快餐、快速约会6]和打个能量盹7，或者通过同时执行多任务，即通过缩短或压缩行动间隔，来节省时间的努力，是对越来越紧缺的时间资源所作出的反应，而这既不属于加速的社会变迁的范畴，也不能归于技术的加速。时间变得紧缺,不如说是由于多种多样的技术的加速自身所带来的需要加以解释的矛盾。因此，毫无疑问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与时间资源的短缺和由此而产生的“时间匮乏”联系在一起的通过提高每个时间单位里的行动速度和/或体验速度而对生活节奏的提高，应该算作现代社会的社会加速的第三个独立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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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3]Nowotny,1993年,第97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

[4]Nowotny,1993年,第98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

[5] 由于Matthias Eberling(1996年,第41页)在他有关加速对政治加速的影响的研究中，将“发展速度的加快”定义为“也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技术领域中每个时间单位里的重大的社会变化的增多”，因此他是唯一的将这个加速的维度纳入考虑的。这个定义的根本问题显然是在于对重要概念的确定，也就是说在于有关区分基础革新和次级变化这个著名的难题上，在这个地方虽然只有对加速概念抽象的表述，但是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忽略这一点。

[6] 快速地连续-筛选可能的性伴侣。

[7] 通过时间最合适的小睡来快速恢复的形式。

几乎在所有关于加速的研究中，大多都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将社会加速的三种形式或三个领域中的一个放在中心位置，而将剩下的其他领域里的现象错误地从属于所谓主导的类别。例如，维希留的研究围绕着技术加速的现象，而吕伯和艾柏林\*则集中于社会变迁的加速，齐美尔或者列维尼\*\*所把握的是生活节奏的加速。显而易见，在这里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在这些加速分类中间的内在的相互联系。在我们能够对这个问题进行细致的研究之前，首先要面对的是这个问题，即对加速的定义的确定，是否使它能够同时把握为可以分解成三个相互独立领域中的重要的现象，并且能够确定三个领域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且因此可以为探寻三个领域之间的实证关联指明道路。

对牛顿物理的追溯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在所给定的公式里用抽象的数量说明来代替所经过的路程。加速可以定义为时间单位内的数量增加(或者，也可以在逻辑上同等含义地定义为相对每份确定的数量所需要的时间量的减少)。在这里的数量可以作为经过的路途、通讯符号的数量、生产的产品(类别1)，也可以是在职业生涯中的职位的数量或者每年性伴侣的更换(类别2),也完全可以是时间单位的行为数量(类别3)(参照图3-1)。为了理解技术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之间的关系，关注数量增加和加速之间的确切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在涉及“生产”增长的(也就是说持续不断地向前推进)过程时，加速所带来的是指数级的数量增长(参照图3-2)。一个有关这个增长曲线的典型范例是在过去的300年间世界人口的增多[8〕类似的加速曲线我们可以在癌细胞的蔓生和有的时候商品及科技革新—例如科学研究的出版物的数量，或者一年里新增的因特网接口或发送的电子邮件的数量—(在很短的时间段内)的不断普及当中看到 $\mathbf { \Phi } _ { 0 } ^ { [ 9 ] }$

第三章 什么是社会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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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提亚斯·艾伯林(MatthiasEberling)(1966—)，德国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白色婚礼》《加速与政治》《地方性的时间政策》等。——译者注

\*\*罗伯特·列维尼(RobertLevine)(1949—),美国心理学家。主要著作有《时间的地图》《说服的力量》《追忆实验社会心理学100年》等。——译者注

[8]“从17世纪的大约5亿人口到2000年左右的60亿左右的人口,世界人口的增长可以理解为加速定理：这涉及指数的时间曲线，也就是说人口数量在越来越短的时间期限里翻番”，莱因哈特·科泽勒克(Koselleck,2000年，第199页)因而也作出了同样的猜测：自从大约50亿年前地壳稳固下来之后的“人类的发展”逐渐的分化过程和生物方面的发展，和那之后的文化历史及其中的上层文化的发展，都说明了类似的加速历史和相应的增长曲线。

$t _ { \uparrow }$ 和 $t _ { 2 }$ 在这里可以代表19世纪和20世纪50年代，这时的曲线表示了交通工具每小时所运输的公里里程;如果 $t _ { \parallel }$ 和 $t _ { _ 2 }$ 分别代表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的话，这里的曲线则表示计算机的运行速度的变化。

对这里的这个令人感兴趣的相互关系来说至关重要的是，由运输、通讯和生产构成其重心的技术的加速过程完全不是连续的，因而不会出现内在固有的增长趋势。我们今天从A地点到达B地点可能花费比过去更短的时间，这个事实并不能从逻辑上或从因果关系上说明我们能够更频繁地走这段路程，或者我们(应该可以)走更长的路程;同样的，我们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一定的距离里)传递一定数量的符号，这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实现传播更多数量的符号或传播得更频繁这样的任务或者哪怕是趋势，是符合逻辑或因果关系的。能够更快地产出某一特定数量的商品的能力本身也同样是不依赖于生产的增加的。但是，当运输、通讯或生产数量保持不变时，作为技术加速的逻辑后果的“生活节奏”就降低了，或者说没有提高,这是因为完成某一特定的工作定额所需要的时间减少了，从中产生的“空闲时间”意味着将被束缚的时间资源解放了(参照图3-3)。时间紧张的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得到进一步的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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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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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照Eriksen,2001年,第78页及其后页,列举了大量这一类的增长曲线。

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主张是:在现代“所有的一切”或多或少地都变快了，在大众科学式的讨论中一再一致性地将紧张、忙碌和时间紧缺等出现在主体的现象归结于大量过程的巨大的技术加速，技术加速一眼看上去应该是无处不在的社会和文化的加速的最强有力的发条，因而作为这些观点的后果就是，众所周知的谬论被广泛传播。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当中，社会生活和心理生活的动态性和时间束缚，并不能从以技术为基础的加速的成果中推导出来，因为它们之间在逻辑上是矛盾的。“生活节奏”的提高和现代的时间紧张的出现并不是因为，而是尽管在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都通过加速而体现出了巨大的时间受益。

从这个观点中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生活节奏的加快或者说时间的短缺一定是与技术加速进程在逻辑上不相关的数量的增多的后果：与之前的社会时代相比，我们不仅更快地生产传播和运输，而且更多。因而时间资源的越来越短缺通常只是在下面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即要么是在技术加速的环境下，要用更多的时间管理一定数量的任务定额的时候，要么就是当(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数量的，即所进行的通讯、所走过的路程、所完成的活动的数量)增长的速率超出了相关过程的加速的速率的时候。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才会同时出现技术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速。这种情况出现在，当相对于起点时间 $t _ { 1 }$ 所走完的路程(所生产的产品、所进行的传播)，在时间点 $t _ { 2 }$ 所完成的是之前的三倍，而前进的速度却只提高了两倍的时候。加速的速率越是落后于增长的速率，那么时间紧张就越严重;前者越是能够超越后者，那么就会有越多的时间资源被解放出来，也就是说时间缺紧得就越不严重。如果这两者的提高速率是一致的，那么生活节奏或者时间的短缺情况(或者剩余情况)就不会发生变化，而无论技术加速的速率有多高或有多低(图34)。[11]

第三章 什么是社会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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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这个研究的开头所想象的“好时机市式”的社会只能是作为一个“空中楼阁的历史小说”,在那里被释放的时间资源通过停滞相应的增长进程的方式而直接地转变为“空闲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