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208189485"
library_document_id: "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
source_sha256: "315d377f8bdbe6a545e1302ea698ec8ff971996605c77249734078a99f120934"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261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20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start=20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md?start=20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md?start=19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md?start=210&limit=10"
---

#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00 | PRINTED_PAGE=184

另一个较不具未来感但早已与今日息息相关的讨论是，人工智能在政治和治理中作为政治智能体的作用。再考虑一下政治专业知识和领导力的问题：政治需要什么样的判断力和能力，我们如何平衡技术官僚制与民主？如果人类能够对具有挑战性的政治问题作出判断，如果这种能力与人类的自主性和规范性地位有关，那么人工智能能否发展出这种判断能力，从而获得政治能动性？人工智能能否从人类手中接管政治？它是否具备政治领导所需的知识、专业和技能？人工智能在政治中的这种作用是否与民主相容？第四章已经讨论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但现在我们关注的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在知识、技术和民主方面的工具性作用，而是人工智能能否以及如何获得自身的政治能动性。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讨论非人类的道德地位，特别是其道德能动性例如弗洛里迪和桑德斯（Sanders）」，但我们也可以通过再次考虑关于非人类的后人类主义思想（拉图尔)，或者像第四章那样，通过参考关于领导力和公民权的政治理论，讨论是否需要理性能力、情感的作用是什么、政治专业知识是什么等等，来详细阐述这一讨论。例如，阿伦特曾警告说，常识、思考和判断在政治中是必要的；根据我在第二章和第四章中的建议，人们可以对人工智能能否获得这些能力提出质疑。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184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01 | PRINTED_PAGE=185

而除了“能否”的问题，当然还有“应该”的问题。很少有作者公开热衷于讨论人工智能技术官僚制的可能性。即使在超人类文学中，技术官僚制有时也会遭到反对。最突出的，休斯在《公民赛博格》(Citizen Cyborg)(2004)中指出，技术应该由我们民主地控制，除了理性、科学和技术，我们还需要民主。不仅如此，休斯还敦促说，对自然的技术驾驭“需要彻底的民主化”。他呼吁建立一种民主形式的超人类主义和超级智能：我们将诞生其他形式的智能，但我们现在应该“结束战争、不平等、贫困、疾病和不必要的死亡”，因为这将决定超人类主义未来的形态。此外，当前的人类将设计未来的人类，这一观点提出了与此时此地相关的代际正义问题：我们要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吗？然而，许多超人类主义者更愿意关注遥远的未来，一个不一定发生在地球上，也不一定发生在我们所知的人类身上的未来。如今，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等科技界亿万富翁似乎都支持这样的愿景，并制定了太空开拓计划。

一些后人类主义理论提到了机器的政治地位以及将政治共同体扩大到机器的想法。在上一节中，我已经提到哈拉维是如何主张一种跨越有机体/机器界限和生物物种/技术界限的政治，反对霸权秩序和二元对立。这不仅关系到动物的政治地位，也关系到机器的政治地位。赛博格的隐喻意在解构人类/机器二元论。哈拉维表达了一种后人类主义政治和一种“与新技术纠缠在一起的女权主义政治”(Atanasoski and Vora 2019)。不过，这里的重点也不仅仅是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技术，我们还需要重新思考人类和政治。格雷（Gray 2000）在《赛博格公民》(Cyborg Citizen)(2000）一书中继承了哈拉维的赛博格想象。这个词指的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不断通过技术改造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就是赛博格。那么问题是：“赛博格社会”（cyborg society）意味着什么？在“电子复制（electronic reproduction）时代”，公民身份意味着什么？作者认为，技术就是政治性的，必须以更加民主的方式形成技术秩序。既然知识就是力量，那么赛博格公民就需要掌握信息来治理国家。在新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新的政治体制。

第六章 非人类怎么办？环境政治与后人类主义

18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02 | PRINTED_PAGE=186

与哈拉维一样，巴拉德（Barad2015）也对新的政治想象感兴趣。她借鉴雪莱（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以及同性恋和变性理论，认为怪物可以邀请我们探索新的生成形式和亲缘关系，并想象与非人类和后人类的他者融合。在《半路遇见宇宙》(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2007)一书中，她质疑将世界划分为社会和自然等类别。她以量子力学作为隐喻的来源，认为我们应该“将社会和自然放在一起进行理论化”。她试图用她的现实主义版本——能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来实现这一点，这也是对话语实践的一种表演性理解的回应。巴拉德认为，存在着人类和非人类的能动性形式。她将其与受福柯和巴特勒启发的权力概念联系起来，但受费尔南德斯（Fernandes）启发]她也谈到了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是由机器能动性重新配置的。机器和人类是通过“特定的能动性牵连”而出现的，它们相互建构。在其他地方，巴拉德（2003）批评了表征主义，并将其与政治上的个人主义联系起来。她的替代方案是后人类主义的表演性概念，这一概念对人类/非人类或社会/物质等类别提出了质疑，并认为权力不仅是社会性的，而且是在物质化中发挥作用的。人类和非人类的身体都通过表演性和“能动的交互作用”(agential intra-actions）而“变得重要”。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18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03 | PRINTED_PAGE=187

根据这些方法，前几章中讨论的许多现象都可以重构为不仅涉及人类，也涉及非人类。偏见、不平等以及极权主义形式的控制和监视的产生不仅依赖于人类，也依赖于非人类，包括技术和制度。例如，受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影响，哈格蒂（Haggerty）和埃里克森（Ericson)(2000）认为，与其使用“全景敞视监狱”的隐喻来描述当代监控，不如使用“监视者集合”（surveillant assemblage）一词，因为它既涉及人类，也涉及非人类。

关于人工智能的人类/非人类二元论，另一种有点像后人类主义当然也是解构主义的方法是，质疑人类/人工智能的区别并不是在质疑两个固定的术语：而是说在这个过程中，这两个术语也会发生变化。当我们讨论人工智能的含义时，我们不仅是在讨论一种技术，也是在使用和讨论一种隐喻：使用“人工智能”一词依赖于与人类智能的比较。现在，隐喻往往会改变它们所连接的两个术语。受到里科尔（Ricoeur）关于隐喻的观点的启发，特别是他的“谓语同化”（predicative assimilation）—词（Ricoeur1978，148）中所说明的隐喻产生了“在隐喻结合之前并不存在新的相似纽带”，李(2018，10-11）指出了在人工智能方面人类与机器之间存在着“隐喻崩塌”(metaphoric collapse)：人工智能的拟人化创造了一个在人性化之前并不存在的人类。换句话说，人工智能不仅让我们对机器有了不同的思考，也让我们对人类有了不同的思考。这也具有政治意义。按照李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决定如何塑造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权力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一词的创造和使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隐喻还能促进特定的信念。例如，布鲁萨德（Broussard 2019）认为，“机器学习”一词暗示计算机具有能动性，并且因为会学习而有知觉。这种“语言混淆”也可被视为一种（表演性的）权力行使。

第六章 非人类怎么办？环境政治与后人类主义

187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04 | PRINTED_PAGE=188

有时，后人类主义与政治理论有着明确的联系。佐尔科斯(Zolkos 2018）认为政治理论出现了后人类转向，这就需要对政治进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化。这意味着，在其他事情之外，生物有机体和机器都要从政治能动性的角度加以考虑。例如，拉扎拉托（Lazzarato2014）将象征（符号）和技术（机器）结合在一起。机器是社会行动者，而巨型机器[借用技术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术语]是包括人类、非人类动物和无生命物体在内的集合体。拉扎拉托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中，人类受制于巨型机器的运作。届时政治不仅是人类的问题，而且还发生在（巨型）机器内部，人类、机器、物体和符号都是其中的媒介，并通过它们产生主体性。由于机器“建议、促成、征求、提示、鼓励和禁止某些行为、思想和情感”，机器建立了权力关系——福柯理论中的那种权力关系。拉扎拉托尤其看到了机器奴役：“科学、经济、通信网络和福利国家的运作模式”。他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并从网络中断事件中看到了激进政治变革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188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05 | PRINTED_PAGE=189

但是，超人类主义甚至后人类主义能否充分支持这种变革并发挥关键作用？从批判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关于人工智能道德和政治地位的整个讨论看作是科幻小说中的叙事和表演，这些叙事和表演有可能支持使用和发展人工智能，通过资本主义剥削手段为少数人创造利润。在关于权力的上一章中，我举了人形机器人索菲亚的例子：它的表演和叙事诉诸于政治地位（公民身份）的理念，但—批判理论家可以这么说—这实际上是为了牟利和积累资本。我们绝对应该讨论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或许也包括对非人类的影响。但是，讨论人工智能的政治地位（作为能动者或承受者）可能会分散人们对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注意力，而这些剥削形式对人类和地球（其他部分）都是有害的。

最后，正如后人类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提醒我们的那样，谈论“人类”的未来和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甚至谈论非人类、机器“他者”(如一些后人类主义者的作品)，很可能会分散我们对家庭和个人领域政治的注意力：与“大”政治相关联的“小”政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人工智能以及彼此间的互动也是政治性的（正如前几章关于平等与权力的讨论所示，我们如何定义“我们”也是政治性的)。人工智能的政治性深人到你我在家中、工作场所、朋友之间等使用技术的行为中，反过来又建构了这种政治性。也许这才是人工智能的真正力量：通过我们在智能手机和其他屏幕上的日常生活（世界），我们实际上把权力交给了人工智能，交给了那些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资本积累、支持特定霸权社会结构、强化二元对立、否定多元性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数据是新的石油”：如果我们不使用它，如果我们不沉迷于它，数据和石油都不会如此重要。同样，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的政治都是关于人的：尤其是那些想要让我们沉迷其中的人。同时，这也为抵抗和变革开启了可能性。

第六章 非人类怎么办？环境政治与后人类主义

18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06 | PRINTED_PAGE=190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190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07 | PRINTED_PAGE=191

第七章 结论：政治技术

本书的贡献及结论

针对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所提出的规范性问题，本书认为，在利用实践哲学的资源时，不仅要利用伦理学，还要利用政治哲学。在每一章中，通过关注具体的政治原则和问题并将它们与人工智能联系起来，我就如何在人工智能和政治哲学之间架起桥梁提出了建议。很明显，我们目前在政治和社会讨论中关心的议题，如自由、种族主义、公正、权力和（对）民主的威胁，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具有了新的紧迫性和意义，而政治哲学可以帮助我们概念化和讨论这些议题和意义。本书展示了有关自由、公正、平等、民主、权力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政治的理论如何有效地用于思考人工智能。

更确切地说，我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我展示了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中的概念和理论如何帮助我们制定、理解和应对人工智能提出的规范性政治挑战。由此勾勒出了人工智

19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08 | PRINTED_PAGE=192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能政治哲学的轮廓，它像是一种概念工具箱，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人工智能的政治问题。本书并不具有排他性；我欢迎来自其他方向的学术讨论，而且所引用的一些文献严格来说并非来自政治哲学。此外，本书仅作为入门读物，为进一步探讨这些主题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尽管如此，它还是为思考人工智能的政治面向的评价性和规范性框架提供了一些实质性构件，这对于那些对人工智能在研究、高等教育、商业和政策方面的规范性问题感兴趣的人可能会有所帮助。我希望这些概念工具和论述不仅在学术上有意义，而且还能指导实际工作，以应对人工智能和人工权力所带来的挑战：人工智能既具有技术性，也具有政治性。

另一方面，除了这种实际用途之外，人工智能应用政治哲学的这种实践还具有超越应用的哲学意义：事实证明，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政治概念化并不是简单地应用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中的现有概念，而是要求我们对概念和价值本身（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权力、以人类为中心的政治）提出质疑，并重新审视有关政治的本质和未来的有趣问题。例如，专业知识、理性和情感在政治中的作用是什么？一旦我们质疑人类的中心和霸权地位，后人类中心主义政治意味着什么？本书表明，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要求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政治哲学的概念和讨论，并最终挑战我们去质疑人类和人类主义——或至少是质疑这些概念中某些有问题的

192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09 | PRINTED_PAGE=193

方面。

鉴于对技术的思考会引发、有时候会动摇我们对政治的思考，我认为，21世纪的政治哲学再也不能，也不应该不回应有关技术的问题了。我们必须将政治与技术结合起来思考：思考其中一个问题，就不能不思考另一个问题。这两种思考领域之间迫切需要更多的对话，也许最终应该将两者融合在一起。

现在正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了。黑格尔在1820年的《法哲学原理》(Outline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中指出，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Hegel 2008，15)，与所有哲学一样，政治哲学也应回应和反映其时代，除此之外，也许别无他法，它无法真正超越它的时代。套用黑格尔引用的拉丁格言：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我们的时代不仅是一个社会、环境和存在主义心理动荡和转型的时代，也是一个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这些变化和发展紧密纠缠的时代。这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因此，思考政治的未来需要与思考技术及其同政治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人工智能已经到来，人工智能与我们的时代息息相关，因此人工智能是我们必须面对和思考的地方。基于政治哲学和相关理论（如关于权力的社会理论、后人类主义理论)，本书为这种面对和思考提供了一些指引。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是第一步或序言而已。本书是关于政治与人工智能以及广义上政治与技术的一个更庞大计划的批判性介绍。在本书的最后，请允许我对未来的研究做一个展望。

第七章 结论：政治技术

193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56fa816e-042b-40dd-9a08-6bc236c079d8.md?start=210&limit=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