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人工智能通常被视为坚定地站在技术主义一边。它为产生有关社会现实的知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可以说为建构社会现实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统计科学早已用于现代治理，但随着机器学习的发展，预测分析的可能性也在扩大。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2019）谈到了一种新的、由人工智能赋能的社会认识论（socialepistemology)。人工智能为技术官僚所主导的社会创造了新的权力，这与民主理想形成了鲜明对比。人工智能似乎是一个专家的领域，超出了大多数人的理解范围。例如，帕斯奎尔（Pasquale2019，1920）认为，为了公平分配专业知识和权力，需要制定激励措施，让个人了解人工智能及其供应链。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很可能会完全依赖人工智能和运用人工智能来控制我们的官僚。赫拉利等超人类主义者甚至认为，未来人工智能将统治我们。抛开科幻小说不谈，但可以说我们已经被大公司统治了，他们利用人工智能来操纵我们——正如祖博夫所指出的，这完全超出了民主的控制。当我们已经被谷歌、亚马逊和其他大公司统治时，谁应该统治只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反民主的。此外，人工智能提供的用于决策的知识是否充足？可以说，一个需要人类判断与民主协商的间隙一直存在着。人工智能所展示的智能也常常与人类的社会智能形成对比，后者似乎是民主社会中政治话语和建构社会意义所必需的。但是，人工智能是否也能支持更民主的政府和治理形式？为了展开讨论，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民主是什么，以及民主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这一核心问题。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084

超越多数人统治和代议制

许多人认为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并认为民主是一种代议制形式。但是，这两种民主观点都有争议。首先，我们并不能明确作为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是否一定是好事。正如德沃金（2011）所言：“为什么在数量上更多的人赞成一种行动方案而不是另一种行动方案，就意味着这种政策更公平或更好呢”？例如，在善于煽动民意的领导者的影响下，多数人可能会决定废除民主，建立专制政府——柏拉图早已对此提出过警告。至少，作为多数人统治的民主似乎并不是民主的充分条件：也许它是必要的，但还需要更多。有些人会补充自由或平等的必要性：这些价值常常被写入自由民主的宪法之中。另一些人则会添加一些柏拉图式的元素，比如要求政治决定是好的（因为多数人统治并不能保证结果是好的)，这当然会引发“什么是好的决定和结果”的问题，或者要求统治者需要具备一定的技能和知识。他们是否应该像柏拉图和卢梭所说的那样，在道德上是好的呢？无论如何，人们可以说，即使在民主国家，某些领导素质也是必要的。贝尔（Bell2016）声称，政治功绩由三个属性决定：政治领袖的智力、社交能力（包括情商——参见 Chou，Moffitt，and Bryant 2020）以及美德。后者与柏拉图的观点一致。而埃斯特伦德（Estlund 2008）与柏拉图的观点相反，其认为柏拉图将政治权威作为专业知识的观念混淆了专家与领导。他称之为“专家/领导谬误”：有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但“从他们的专业知识并不能推断出他们对我们拥有权威，或者说他们应该拥有权威”。但是，如果我们把政治权威问题与专业知识问题分开，这是否意味着专业知识和个人素质在民主制度中根本不应该起任何作用？在我们所熟知的民族国家中，官僚操纵是否完全不可避免？而在某些情况下，使用人工智能来影响行为是否也是允许的，甚至是可取的，还是说这必然会导致专制主义？对技术官僚制的否定留下了一个问题，即专家、专业知识和技术究竟应该在民主中扮演什么角色？

第四章 民主：回音室与机器极权主义

085

此外，我们所熟知的代议制民主也受到了质疑：有人认为，只有直接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然而，在（大型）民族国家的背景下，这似乎很难实现。古代的民主是在城邦中实现的，卢梭心目中的城邦（日内瓦）也是如此。这是不是一个更高水平的治理，还是说即使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直接民主也是可能实现的？人工智能能否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如果能，具体如何？

除了代议制民主和多数人统治之外，还有其他的民主方式，它们同时也能避免柏拉图式的政治权威观：参与式和协商式、以共识为导向的民主理念。有时，这些民主观念是作为对民粹主义（populism）的一种回应而提出的，民粹主义被指控无视公共辩论的宝贵准则，“比如说出真相、听取他人的理由和尊重证据”(Swift 2019，96)。这就假设了，作为多数人统治和代议制的民主还需要增加更多条件，其理念是，民主对公民的要求不仅只是偶尔投一次票或是少数服从多数那样而已。例如，民主的一种含义是作为公共辩论和协商的民主：在平等者之间自由而合理的辩论，旨在促成公民之间合理的共识（Christiano and Bajaj 2021)。这种民主观念可以在哈贝马斯、罗尔斯、科恩（Cohen）和奥尼尔(O'Neill）等人的著作中找到，他们相信民主与使用公共理性和协商之间存在联系。例如，与哈贝马斯的观点一致，古丁（Goodin）在《反思性民主》(Reflective Democracy)(2003)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民主协商的形式，即人们将自己想象成他人的立场。他建议不要把民主局限于人们投票这一“外部”(external）行为，而要关注作为民主基础的“内部”（internal）行为和过程，特别是人们经过反思和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判断，以及共同决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他所说的“反思”，特别是指人们通过设身处地的想象，“对他人的困境感同身受”，也包括对那些远在他方、有着不同利益的人。事实和信念也很重要，而不仅仅是（相互冲突的）价值观。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086

因此，我们可以区分“浅薄”（thin）的或过程性、形式上的民主理念与“厚实”（thick）的民主理念。“浅薄”的或过程性、形式上的民主理念是指通过投票赋予人们发言权，而“厚实”的民主理念则包括一些条件，如协商、知识/专业技能和想象力，这使得民主比“仅仅是人们选票的集合”更加丰富（Goodin 2003，17)。然而，从启蒙运动的角度来看，为了避免精英或柏拉图式的专制民主，支持参与式民主，必须让所有公民参与进来并对他们进行教育。但提高参与度是一项挑战。例如，让人们直接投票并不一定会提高他们对政治的参与度（Tolbert, McNeal，and Smith2003)，而且公众可以参与多种形式的政治活动，包括在线政治参与，例如通过社交媒体。无论如何，参与式民主认真对待人民自己作出政治决策的潜力，而不是将其委托给哲学王或精英集团。参与式民主反对由“暴民”来统治的柏拉图式的悲观主义，受卢梭和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参与式民主更加信任普通公民及其协商和政治参与的能力。

第四章 民主：回音室与机器极权主义

087

这对人工智能来说意味着什么？这种民主规则排除了非参与性的治理形式，例如由专家和人工智能进行排他性的技术官僚治理，以及盲目地完全依赖人工智能的算法和推荐。不过，这也为专家和在人工智能协助下所获得的知识能以某种方式参与民主进程留下了可能性，只要公民自己有最后决定权并能依靠他们自己的判断和讨论。然而，人工智能确切的潜在参与形式尚不明确。在实践中，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已经参与到民主决策中，但由于大多数现有的民主类型并不是高度协商和参与式的，因此很难说这种结合将如何发挥作用。而且，人类判断与机器计算和预测之间仍然存在矛盾。

让我们仔细看看协商式和参与式民主理论，以及对其激进的批评。

协商式、参与式民主与论争式、激进式民主

在协商式民主中，公民在平等的公共协商中运用实践智慧，他们不仅关心自己的目标和利益，也对他人的目标和利益作出回应（Estlund2008）。在这里，民主就是自由的公共推理和讨论，并为这种讨论创造条件（Christiano 2003）。哈贝马斯认为这是一个理性的政治沟通过程，即以理性为指导的沟通。他的论述以“理想言语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而闻名，在这种情境中，协商的过程只受理性力量的指导，不受非理性的强制性影响，以达成共识为动机。后来，这种论证的预设构成了他的商谈伦理学（discourse ethics）的基础（Habermas 1990）。根据埃斯特伦德（2008）的观点，这种方法引入了超越民主本身的价值观，因为它超越了对民主的程序性理解。但协商民主的支持者可能会回应说，民主不能简化为投票程序，而是需要纳入理性的公共使用。因此，论辩和协商并不是民主理念的“附加物”(extra）——比如说，另一种价值或原则—而是民主概念的本质部分。此外，考虑到古丁及哈贝马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我们还可以增加换位思考（perspective-taking）和团结的概念。我们还可以将“实践智识”（practical intelligence）与古代的“实践智慧”（phronesis）一词重新联系起来：这样，公民就需要发展实践智识，包括——如阿伦特所言—他们的政治想象力。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088

还有其他一些民主理论，它们超越了作为投票或代议的民主，强调了交流的重要性。例如，杜威的参与式民主理念要求公民积极参与并再次强调了知识要求：人们需要接受教育才能参与政治。在《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2001)一书中，他主张民主的理念不仅是一种政府形式，而且还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府形式，它主要是一种共同生活的模式，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模式”。更一般地说，政治的意义在于建立社会。然而，在杜威看来，要使一种关系成为真正的社会关系，仅靠彼此接近或为共同目标而努力是不够的。他反思了机器的类比：机器的各个部分共同工作以达到一个共同的结果，但这并不是一个社会团体或社区。这样还是太机械。对于真正的社会团体和社区而言，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想要实现共同的目标并达成共识，我们就需要交流：“每个人都必须知道对方在做什么，并且必须拥有某种方式让对方了解自己的目的和进展。”此外，参与还需要教育，“教育使个人对社会关系和控制产生切身的兴趣，并使个人养成确保社会变革而又不引起混乱的思维习惯”。

第四章 民主：回音室与机器极权主义

089

杜威承认这种民主理念听起来像是柏拉图式的，但此种理念反对后者的阶级专制主义。他说，柏拉图的理想“由于将阶级而非个人作为社会单位而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了妥协”，而且它没有改变的余地。他还反对19世纪的民族主义。杜威的民主观念更具包容性；民主应该是所有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交流经验，而不仅仅是某个特定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交流经验。他认为，个人可以通过教育形成可接受的行为模式。因此，在杜威看来，民主是关于个人作为相互联系、相互沟通的存在。民主是通过互动和交流的方式产生的。它需要努力：虽然我们生来就是社会人，与他人联系在一起，但社区和民主需要创造。社区和民主是由全体公民创造的，而不仅仅是由少数代表创造的。

然而，以达成共识为目标的参与式民主观念受到了杨（Young）、墨菲和朗西埃等激进思想家的批评。例如，杨在《包容与民主》(Inclusion and Democracy)(2000)一书中特别批评了哈贝马斯的观念：在她看来，政治不仅仅是争论或冷静的表达，民主应该更具包容性和沟通性，也应该吸纳新的声音以及其他的说话风格和方式。以最佳观点为基础的协商忽视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行自我表达的演讲风格和说话方式。对话的准则可能会将人们排除在外。人们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例如公开讲述故事(Young 2000；另见 Martinez-Bascuñán 2016)。杨（2000）为一种超越投票、强调沟通的政治包容观念辩护：“民主决策的规范合法性取决于受其影响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被纳入决策过程。”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投票权：杨认为，我们需要考虑沟通、代表和组织的模式，我们不应将政治沟通的观念局限于争论。在协商民主中，特定的表达方式更受青睐，这就排除了其他表达方式和特定人群。虽然哈贝马斯（和康德）的解释方式为情感和修辞留出了空间(Thorseth 2008)，而杨则承认情感和其他政治行为方式的作用。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090

墨菲通过强调政治对抗和差异来回应哈贝马斯和其他以协商和共识为导向的民主理念：差异会永远存在，而且应该永远存在，从冲突中得到救赎是没有希望的。与柏拉图和理性主义的政治与民主理想相反，她认为所有冲突都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政治解决方案。相反，冲突是民主制度有生命力的标志。这就是她所说的政治的论争性维度（the agonistic dimension)。她将政治理解为“所有人类社会所固有的对抗维度”(Mouffe 2016；另见Mouffe1993；2000；2005)：无论具体的政治实践和制度如何，对抗维度永远无法消除。这也意味着排斥是不可避免的。没有排斥的理性共识、没有“他们”的“我们”是不可能的。民主社会中的冲突不应被根除。政治认同是以划分“我们”与“他们”的方式产生的（另见第六章）。此外，与杨一样，墨菲也承认情感与理性并存：“激情”也同样发挥着作用。然而，冲突并不意味着战争：他人不应被视为敌人，而应被视为对手和竞争者。这种对民主的理解承认了社会生活中纷争的现实（Mouffe 2016）。组织化的社会并不存在理性或客观的方式，因为这种解决方案也是权力关系的结果。理性的共识是一种幻想。相反，墨菲提出了论争性多元主义(agonistic pluralism)：一种基于建设性分歧的制度。正如法卡斯(Farkas 2020）所指出的，墨菲受到了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影响，后者认为任何意见上的一致都必须依赖于生活形式上的一致。不同声音的融合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共同生活形式的产物（Mouffe2000，70）。墨菲反对哈贝马斯以及一般的协商和理性主义方法，主张培养“一种作为民主公民的多元形式”。如果我们不能建立起这种论争性多元主义，那么另一种选择就是专制主义，即由领导者作出客观真实的决定。

第四章 民主：回音室与机器极权主义

091

朗西埃也反对柏拉图式的，以及以共识为导向的民主理念反对专家管理和代议制民主。受特定版本的社会主义的影响，他认为拒绝直接民主就是对缺乏教育的阶级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相反，他建议听取工人的意见。他的政治和民主观点倾向于植根于歧义和歧感的政治行动。在《歧义》(Disagreement)(1999）和《歧感》(Dissensus)(2010）两部著作中，他认为，当现行秩序中的不平等被阻断或重构时，平等就会展现出来。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朗西埃质疑代议制与民主是否相辅相成。他认为，我们的制度具有代表性但不民主；它们是寡头政治。但是，“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一些人应该统治另一些人”(Rancière 2010，53)。统治阶级的权力应该受到质疑。代议制的不稳定性不应归咎于民主。他批评区分无知的大众与理智的精英。即使是危机也不能成为专家统治的理由。他在一篇访谈（Confavreux and Rancière2020）中说：“我们的政府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以危机迫在眉睫为借口，阻止将世界事务托付给普通居民，并要求将其交由危机管理专家处理。”相反，他认为普通人完全有能力获取知识。在《无知的教师》(The Ignorant Schoolmaster)(1991)一书中，他提出“所有人都有同等的智慧”，穷人和被剥夺权利的人可以自学成才，我们的知识解放不应受制于专家。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092

受墨菲和朗西埃的影响，法卡斯（Farkas）和舒尔（Schou）（2020）在假新闻和“后真相”的争论中，反对将民主理念等同于“在一种先验的方式之下的理性、合理性和真理”。他们对威胁民主的仅仅是谎言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与哈贝马斯相反，他们与墨菲和朗西埃一致，认为民主是不断发展的，是政治和社会斗争的目标。他们还质疑代议制民主：民主不仅仅是投票，理性无法拯救民主。他们反对以真理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反对政治共同体的单一模式，反对理性共识的理想，反对将共识建立在真理和理性的基础上。相反，民主总是产生不同的真理（而不是大写的“T”的真理)，而且有多种依据或基础；如果说民主与真理有关，那这种真理就是差异性、多元性和多样性：

第四章 民主：回音室与机器极权主义

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