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下一步需要做什么：政治技术问题

作为一本导论和哲学著作，本书的重点在于提出问题而非提供答案。它就政治哲学如何提供帮助提出了建议，这些建议已发展成为一个工具箱和一个框架，一个有助于讨论人工智能政治的结构。然而，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更确切地说，接下来至少需要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和思考，以进一步发展该框架。这就像一个脚手架：具有支撑作用，但只是暂时的，现在需要的是进一步的建构。随着关于人工智能政治的文献迅速增加，我毫不怀疑，在人工智能的偏见、大型科技的权力、人工智能与民主等议题上会有更多的建树。但鉴于本书的计划是助力人工智能政治哲学的诞生，我特别希望：（1）更多哲学家能够撰写关于人工智能政治的文章（目前往往是由其他学科的人撰写，而且很多非学术性的文章只是浅尝辄止)；(2）利用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开展更多的工作，目前在关于人工智能和技术哲学的规范性思考中，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的资源使用严重不足，这也许是因为它们不如伦理学那么为人所熟悉或流行。正如著名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在20 世纪80年代就提出的观点：技术是政治性的。他警告说，新技术非但不会带来更多的民主化和社会平等，反而很可能为那些已经拥有大量权力的人带来更多的权力(Winner1986，107)。正如我在书中所展示的，通过利用政治哲学的资源，我们可以进一步发展技术是政治性的这一观点，并批判性地讨论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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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如果要将政治定义为公众关注的、我们都应参与其中的事情，那么对人工智能政治的思考也应在学术界之外进行，并应由各类利益相关者在各种背景下进行。人工智能政治并非只是我们在书本上思考和书写的东西，而是我们应该去实践的东西。如果我们摒弃那种认为只有哲学家和专家才能统治一切的柏拉图式的思想，那么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我们就应该共同找出什么是良善的社会：人工智能政治应该是公开讨论和参与的，而且应该以包容的方式进行。但这并不排斥哲学和哲学家的作用：本书提供的政治哲学概念和理论可能有助于提高此类公开讨论的质量。例如，如今人们常说人工智能威胁民主，但却不清楚其中的原因以及民主的含义。正如我在第四章中所展示的，在技术哲学和媒体哲学的协助下，政治哲学可以帮助厘清这一点。此外，鉴于本书中指出了一些危险（例如，社会中的偏见和各种形式的歧视；社交媒体的回音室和过滤气泡；极权主义者使用人工智能的危险)，我们面临着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以及如何改善讨论的挑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程序、基础设施和知识形式，才能对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进行民主和包容的讨论？而实际上，我们（不）需要什么技术，我们（不）如何更好地使用它们？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的作用和地位又是什么？对如何以民主和包容的方式进行人工智能政治的思考，让我们回到了我们应该就民主和政治本身提出一个基本问题：怎样进行。如果有关政治的问题和有关技术的问题确实如此相关，那么这个问题也可以表述为：我们需要并且想要什么样的政治技术？

第七章 结论：政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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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某种程度上，本书使用并回应了标准的英语世界的政治哲学，所提出的框架也部分复制了其偏见、文化政治取向和局限。例如，我在英语世界的政治哲学研究中遇到的许多讨论都想当然地以美国的政治和文化为背景，从而忽视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其他方法和背景，甚至可以说更糟糕的是，忽视了他们的哲学观点、论据和预设，是如何受到他们自己的政治文化背景所形塑。此外，大多数现代政治哲学都专注于民族国家的背景，未能应对全球背景下出现的挑战。在进一步发展学术界和非学术界对人工智能和政治的思考时，至关重要的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并应对人工智能政治所带来的挑战；同时要考虑到这些问题产生的全球背景，并对不同民族和文化在思考技术、政治乃至人类问题时的文化差异保持足够的敏感性。一方面，鉴于人工智能不会止步于国界，其影响超越了民族国家，又鉴于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人工智能参与者（不仅有美国，还有欧洲的国家，以及中国等），因此在全球背景下思考人工智能的政治问题，发展一种全球人工智能政治或许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计划会带来挑战。例如，各种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已经在制定应对人工智能的政策；但是，这种国际性工作——国家之间的工作——是否足够，或者我们是否需要（更多）超国家的治理形式？我们是否需要新的政治体制、新的政治技术在全球层面来治理人工智能？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全球政治技术？另一方面，必须牢记的是，本书提供的文献反映了特定的政治背景。例如，当尤班克斯（2018）批评以特定的道德主义方式处理贫困问题时，这种批评是在美国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进行的，而其他国家并不一定认同美国的政治文化，而且那种政治文化也有其自身的挑战。对人工智能政治的思考需要对文化差异的这个维度更加敏感，特别是如果它要同时在本地和全球背景中变得更具关联性、更富有想象力、更有责任感、更有实际意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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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本书不仅建议使用政治哲学来思考人工智能；更广泛的建议和雄心勃勃的想法是，还要求我们冒着将政治与技术结合起来思考的死亡一跃的风险，以一种回应我们的社会和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方式来思考。现在是时候这样做了，而且非常需要这样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无法对人工智能等技术已经对我们和政治造成的影响保持足够的批判和反思，我们就会成为人工智能和人工权力的无助受害者。也就是说，我们将成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社会的无助受害者：成为人类的技术、隐喻、二元论和权力结构的无助受害者，而这些正是我们所允许的、回过来又统治我们自己的东西。这唤起了反乌托邦的叙事，以及本书中一再出现的不幸的现实世界的例子：这些故事和案例展示了关键的政治原则和价值是如何受到威胁的。我们可以也应该做得更好。对政治技术的思考，把对技术的思考与对我们社会和全球政治秩序的基本原则和结构的质疑联系起来，可以帮助我们创造和讲述更好、更积极的故事—不是关于遥远的未来，而是此时此地—关于人工智能的故事，关于我们的故事，以及关于其他重要存在和事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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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政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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