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热门著作《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惊人地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收人不平等的激增，更重要的是财富不平等的激增。这是一部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力的作品。它表明，精英统治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只是一个神话。并且，对最富有者减税会产生有利于最贫穷者的间接影响（涓滴效应），这种观点是没有依据的。皮凯蒂对保守思想霸权发起了重大挑战。所以，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詹姆斯·佩索库基斯（James Pethokoukis）说得没错：“《21世纪资本论》中的‘软性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受质疑，就会传播开来…重塑政治经济格局，未来所有的政策斗争都将在此基础上展开。”皮凯蒂的著作虽然优点众多，但自出版以来一直厂受争议，存在着许多理论上的问题。这里我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是皮凯蒂关干资本概念的模糊性，更确切地说是该书用来论证的理论定义和支撑其论证的统计数据之间所存在的差距。

皮凯蒂的理论分析表明，资本占总收入的份额（α）等于利润率（r）乘以资本（K）与产量（Y）之间的比率：α=r(K/Y)。该比率与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生产中使用的机器、建筑物、软件等的定义相关。相反，皮凯蒂在他的实证分析中考虑了关系α=r·β。资本占总收入的份额（α）等于资本回报即利润率（r）乘以资本财富收入比（β）。因此，他从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分析性概念转向了资本财富的实证定义，其中包括股票、债券、信贷、知识产权、房地产资产总量等。他对资本的理论和实证分类之间的这种不一致对我们如何解释最近一个时期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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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皮凯蒂将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与资本财富收入比(β)的上升联系起来，同时还提出了有关资本在生产中的比重（作为生产要素）的解释（K/Y）。在他看来，资本占总收入的份额随着生产中的资本密集度（K/Y）的增长而增加的原因是当代经济允许资本（K）有多种用途。从这个角度来看，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源于生产层面的结构转型，并因社会政治权力关系向资本倾斜而加剧。

这种解释首先在概念上提出了问题，因为剩余价值率(α：资本获取的收入份额)在这里表现为结果，而不是利润率的决定因素。因此，它助长了资本具有自主创造价值能力的神秘感。然而，最重要的是，它在实证领域并不令人信服。几十年来，我们看到发达经济体的投资放缓（见第六章），表现为生产资本密集度的稳定或下降。①相反，皮凯蒂表明，资本财富收入比（β）大幅上升。为了解释资本占总收入的份额(α）的上升，有必要思考资本财富收入比（β)的演变与生产中的资本密集度（K/Y）之间的脱节。正是虚拟资本的兴起，让我们开始思考生产投资的低迷如何与财富和财富不平等的大幅扩张同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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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点参考皮凯蒂等关于无资本收益的资本存量和企业资本产出比（账面价值）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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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已经为虚拟资本的概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们就可以描述其经验形式的演变，从而揭示皮凯蒂著作中没怎么提及的一个维度。本章将表明，在整个富裕世界中，各类虚拟资本的发展节奏不规则，尽管它们在不同国家之间往往是同步的。这使我们能够记录一个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当代形势至关重要的过程，即预期未来生产的支付承诺量相对于实际生产的财富的增加。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化似乎是一种系统性的幻想，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不足以阻止它。

我们首先用更具体的方式描述马克思确定的虚拟资本类别，即银行信贷、公债、公司债券和股票。这些内容如表3-1所示。然后，我们将转向其他形式的虚拟资本，它们的轮廓更难以辨认—这些形式因当代金融体系日益复杂而产生。

虚拟资本的基础形式

为了简化解释，我们对主要高收入国家虚拟资本基础形式动态的研究将集中于五个最重要的富裕经济体（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为了强调这确实是高收入国家的共同趋势，我还将给出11个最富裕国家的平均（均值）数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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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他六个国家是加拿大、意大利、荷兰、韩国、澳大利亚和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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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使用的第一个指标是每个相关经济体内部的非金融私营部门的信贷总额。这包括银行信贷以及提供给非金融企业、非营利机构和家庭的一系列其他形式的信贷（公司间商业信贷、债券)，包括国际信贷。以非金融私营部门为重点，我们可以暂时不考虑金融领域的内生发展。相反，我们将关注直接参与生产部门的行为主体所做的承诺及其创造财富的能力。我们将整个信贷视为虚拟资本并非没有道理，因为随着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解体，整个货币体系现在都依赖于银行货币。不同于金本位制度，货币不再拥有黄金等贵金属作为锚定物，而是依靠国家的信用背书以及中央银行的调控政策来维持其社会可接受性。在这种体系中，货币（主要在经济主体的银行账户之间流通）来自银行发放的贷款。这就是信贷构成存款的原理。最后，通过研究向公司和家庭提供的信贷，我们可以了解房地产行业的投机过程。

图4-1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金融私营部门信贷激增是一个普遍现象。当时的信贷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2%，到2007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174%。唯一在20世纪90年代逆转这一趋势的国家是日本。当年，日本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这是1985年《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决定对日元重新估价后引发的投机泡沫的反弹。自2003年以来，这种趋势在德国也有所减弱。另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是，金融危机导致2009年所有国家同时大幅停止信贷，这证明了信贷紧缩的真正全球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21世纪头十年信贷普遍加速（日本除外），但美国和英国的信贷加速程度尤其大。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企业和家庭去杠杆化，大多数国家的私人债务比重趋于稳定。需要注意的是，法国在这方面是个例外，它的私人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现已超过所有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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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显示了马克思提到的第二类虚拟资本的演变：公债。在战后的头几十年里，持续的增长和通货膨胀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高额债务不断减少。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一趋势发生了逆转。11个国家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率可分为三个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公债不断增加，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30%上升到65%左右。这一发展趋势与公共赤字的普遍化有关，但从20世纪80年代起，实际利率的提高又大大加剧了这一趋势，从而产生了滚雪球效应，自动增加了债务的比重。从1995年到2008年，这一比率趋于稳定，但从2008年开始，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比率又突然上升，到2015年达到100%。这一总体模式掩盖了重大差异。1995一2007年的稳定是不均衡的。在此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模式一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和荷兰显著下降；英国、法国、美国和意大利相对稳定；德国和韩国有较大上升。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在长期停滞的背景下，日本努力应对金融危机的后果，导致公债激增。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91年的69%上升到2005年的155%，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几年里，这一比率超过了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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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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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涉及第三类虚拟资本：国内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其价值反映了预期利润的市场估值。该图展示了1975年以来主要富裕经济体的股票市值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模式，以及1979年以来11 国的平均水平。日本再次显示出非典型的轨迹——在1989年达到130%的创纪录水平后，这一比率在2002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骤降至53%。相较之下，其他国家的情况比较相似。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该比率分两个阶段上升：2001年达到最高值，2001年经济紧缩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又分两个阶段下降。尽管出现了部分回流，但长期上升幅度相当大。平均比率从1979年的24%上升到2015年的85%，1999年达到顶峰，为111%。这一发展趋势在美国和英国最为显著，分别从1975年的40%和35%上升到2014年的146%和2012年的112%，而 2001年的峰值分别为146%和171%。德国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尽管水平要低得多。1975年，股票市值占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到千禧年达到64%的水平，2014年稳定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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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在当代股票市场上，虚拟资本的积累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密切相关。当前的市场趋势表明，资本对未来的预测仍然以碳为基础。大型石油公司宣称的碳氢化合物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的价值，因为这些储量是预测未来利润的基础。然而，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估算，如果我们要将气温升幅控制在2°C的限度之内，那么我们将不得不让这些储量的三分之二到五分之四处于闲置状态。能源行业的公司，加上直接受影响的工业部门的公司，它们占全球股票市值的近三分之一。采取必要的政治措施停止化石燃料的开采将立即导致金融市场的不稳定。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在 2015 年秋季提出了“地平线悲剧”的警告。“悲剧”是指这些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超出了决策者自身的时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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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景的全面重新评估，尤其是突然发生的重新评估，可能会破坏市场稳定，引发顺周期的损失固化和金融条件的持续紧缩。换句话说，突然解决前景悲剧本身就是一种金融稳定风险。

在这里，股票市场上的虚拟资本直接阻碍了应对全球变暖的斗争。

图4-4显示了主要国家（这些国家拥有足够长时期的股票市场数据）不同类型虚拟资本的总权重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呈下降趋势。在日本，这一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极端投机事件中达到了407%的最高点，但在2005年甚至超过了这一比例(415%)，并逐步增长到2014 年的最高点485%。德国的增长在21世纪头十年中断，而所有其他国家在此期间的增长速度都接近正常水平。均值持续上升，在短短30多年间增长了2.5倍——从1979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1%增长到2014 年的358%。虽然每次金融危机（1989年、2001年、2008年）都会导致虚拟资本比重下降，但每次都会很快恢复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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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虚拟资本的不同基础形式结合在一起，确保了这一类别在整个相关时期（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总体扩大。换句话说，在过去的30年里，与实际生产的财富数量相比，未来价值化过程中的预期价值量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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