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

14.4%)，此后持续增长，足以弥补利息收入的下降。

美国的模式则截然不同。首先，在美国，利息占公司金融收入的大部分，包括将流动资产投资于美国高度发达的货币基金所获得的收入。其次，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资本收益的存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显著增长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随后，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出现了短暂的下降，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又重新飙升，这一时期的平均水平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5%，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直到金融危机之后，才出现了惊人的回落。

我们应该谨慎地从这些图中得出结论，尤其是考虑到由于各国在会计实务和税收方面的差异，对数据集进行比较的可能性有限。尽管如此，这些图确实表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收入相对于利润呈上升趋势。美国的这一比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趋于稳定，而英国的这一比率增长有限，这一点应结合我们之前介绍的金融企业利润数据来看待。事实上，这两个国家的金融部门利润在所有利润中所占的份额增长最大。

我们从这些典型的事实中学到了两件事。首先，在上述五个国家中，广义的金融部门（包括房地产业务）的比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似乎一直在强劲增长。

其次，它们证明了金融利润的相对权重正在增加，为金融化概念提供了经验基础，这是金融渠道的积累问题。利润金融化是一种普遍趋势，但日本除外，因为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危机中停止了这种趋势。然而，利润金融化的发展核心在每个国家都不尽相同。在法国和德国（德国程度较低），利润金融化的主要动力是非金融公司金融收入的增加，而在英美国家，主导因素是金融行业利润的飙升。在我们研究的现阶段，要解释这种反差并不容易。这可能是由于会计核算上的技巧问题，比如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的持股划分规则；也可能是由于更多的结构性因素，比如与海外运营公司股份相关的收入的相对重要性。即便如此，这些数据还是有力地证明，金融方法对资本积累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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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普纳著作的一个缺陷是没有深入探讨这些金融利润的本质——它们从何而来？虽然她指出了金融化的原因，却没有研究金融化带来的社会政治矛盾。这些问题再尖锐不过了。

第五章 金融化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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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利润从何而来？

虚拟资本相对于创造财富的增长，其对应部分是金融利润在整体利润中所占份额的上升。但是，这些金融利润本身并不是虚拟的。它们以现金支付，具有货币权力的所有属性，首先表现在通常所说的购买力方面，即对创造财富的即期提款权。它们与其他利润的唯一区别在于，它们与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没有直接联系——它们是金融过程产生的回报。

毫无疑问，金融可以通过将资本从衰退部门重新分配到扩张部门，为价值生产创造有利条件。这是金融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稍后将再次讨论这个问题。即便如此，金融本身从来都不是价值创造的源泉。金融利润是价值的化身，但不是价值生产的结果。因此，我们应将金融利润视为从生产价值的活动(来自劳动的收入和/或来自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利润）中转移出来的收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它的政治意义极为重要。确定金融利润的经济来源是解释其社会内容的必要条件，最终也是思考其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轨迹的影响的必要条件。

这些利润是一种特殊的利润，形式各不相同。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与货币资本的流通有关。①这些利润来源于闲置资金的有偿使用。这些利润来自最被崇拜的资本形式，这种形式体现了货币的神奇增长能力，无须承担生产风险，就像梨树结梨一样。它们既来自贷款业务、金融资产的股份所有权和交易带来的收入，也来自金融机构的利润。因此，我们可以将三类主要收入视为金融利润：利息、股息和通过处置资产实现的资本收益。这些利润可以使家庭致富（加剧不平等），也可以使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致富。还有一类金融利润与金融公司从它们管理资金流的活动中获取的利润有关。①

第六章 金融利润从何而来？

II

① 科斯塔斯·拉帕维察斯对马克思主义的金融利润概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Costas Lapavitsas，2013，pp. 138 -168)。我在下文的论证中利用了这一研究，但我的部分观点与他的方法不同，包括对资本收益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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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的异质来源

金融利润最简单的形式是贷款业务期间收取的利息。此类收人的社会内容各不相同，包括提供给家庭的贷款和提供给国家甚至公司的贷款。

转让所得利润

家庭支付的利息相当于前资本主义形式的收入，马克思本人也注意到了这种收入的持续性。我们应该感谢科斯塔斯·拉帕维察斯，感谢他让我们认识到这种利息在当代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Lapavitsas，2013；Lapavitsas et Levina，2010)。这些转让后的利润相当于从个人家庭收入中直接扣减。这是一种二次剥削形式，与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榨取无关。马克思区分了两种形式的二次剥削。在第一种形式中，工人在形式上保持独立，但他们获得生产资料的条件是特定的高利贷阶级向他们提供贷款。在第二种情况下，利息来自为消费提供资金的贷款。在每种情况下，利息都是从借款人那里征收收入的一种手段，而不经过生产过程。“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Marx，1968，pp.24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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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准确地说，我们还应该把金融人员乃至非金融企业金融部门人员所领取的高额工资和奖金计算在内。的确，这些工资与金融利润具有相同的社会内涵，尽管国家会计机构并没有将其正式记录在案。遗憾的是，现有数据不允许我们对这一层面进行探讨。关于这一点，参见 Godechol(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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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富裕经济体的家庭负债率大幅上升。在这些国家中，每个国家的家庭贷款额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都增长了一倍或两倍（见图6-1中的相关数据）。在日本和德国，这一上升趋势在21世纪头十年初被打断。请注意，在危机前夕，英美国家的家庭负债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特别高，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00%，随后出现了快速收缩。

随着家庭负债的增加，无论是用于住房、学习、购买汽车等耐用品，还是用于即期消费，转让所得利润也随之增长。消费信贷是这一趋势中最引人注目的做法之一，专业公司以高利贷利率运作。截至2014年4月，法国领先的消费信贷公司Cofinoga的实际年利率为19%，而欧洲央行的再融资利率为0.25%。这一现象也表现为家庭过度负债，家庭收人已不足以偿还对债权人的欠款。由于失业率上升等原因，这一现象已大大加剧。在法国，负责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兰西银行（Banquede France）委员会记录的破产案件数量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6万件上升到2007年的15万件，2012年继续超过20万件。

三

第六章 金融利润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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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对劳动收入的这种先占性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也非常明显，尽管现有的数据并不允许我们对长期动态做出一致的解释。有三个主要变量可以解释家庭相对于可用收人所支付的利息额：负债、收入动态和利率。20世纪80年代，随着实际利率的飙升和债务的增加，法国和美国的这一比率有所上升。20世纪90年代，随着利率的降低和经济增长的恢复，尽管债务不断增加，但这一比率却有所下降（见图6-2左侧）。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利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2001年和2008年金融金融危机后，利率出现了两个阶段性的明显下降。图6-2右侧显示，在21世纪头十年初，尽管美国和英国的债务迅速上升，但利率的首次下降使利息支付的比重趋于稳定，而在日本和德国的债务趋于稳定后，利息支付的比重持续下降。相反，在英美国家，2006年后债务加速增长和利率攀升导致金融对收入的消耗增加，最高时超过10%，当次贷借款人无法承受这一不断增长的负担时，就引发了金融风暴。然而，该图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是：由于负债，家庭向金融机构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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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非常可观，它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5%\~8%，各国不一。
因此，转让所得利润对资本主义整体动态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家庭负债助长了债权人与工薪阶层/借款人之间的对立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很难表现出来，因为与工资关系不同，它先验地将每个家庭孤立地而不是集体地与债权人对立起来。然而，在受房地产泡沫破裂影响最严重的国家，驱逐房客事件激增，这确实使人们部分地见证了一种共同的经历。西班牙的“受房地产泡沫影响者平台”(Plataforma deAfectados por la Hipoteca) 和美国的“罢债”运动(StrikeDebt）因此得以围绕这一主题开始社会动员。

从公债中获取政治性利润

危机还波及债务和债务的合法性。无政府主义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试图挑战债务与罪责之间的关联，并提出了国际债务和消费者债务“大赦”的建议，该著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比如废除第三世界债务委员会（Comité pourl'annulation de la dette du Tiersmonde)—主要从“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关系的角度提出公债问题。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指出的，在过去的40年中，“北方”国家的公债也大幅增加。随着欧元区危机和以减债为名实施的紧缩政策，债务也成为欧洲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Chesnais，2011）。在法国进行的一项深入的债务审计研究阐述了质疑债务合法性的论点(Husson，2014)。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六章 金融利润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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