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

一般来说，根据新的财务核算规范，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等机构的长期负债贴现率相当于AA级债券（典型的长期政府债券）的收益率。问题是，当利率下降时（如近年来日本和欧元区等的官方存款机制负利率），安全资产的回报率就会急剧下降，从而使这些机构的负债增加，收入却没有相应增加。这种管理风险的困难是一个真正的难题（Clacher et Moizer，2011；Severinson et Yermo，2012)。超过 130亿美元的资产以负利率进行交易，其中包括欧元区55%的公债证券。对许多机构而言，形势正变得十分严峻。银行和保险公司受到重创，但最薄弱的环节是养老基金。由于整个西方世界的养老基金行业面临着岌岌可危的财务状况，一些机构正在考虑下调以前确定的付款额（AGEFI Hebdo，2011)。此外，对负债和资源的不断重估促使这些金融参与者采取顺周期行为，从而破坏了金融动态的稳定性。

银行业和保险业是受到严格监管的领域。这首先是由于通过金融中介牟利会自发地导致庞氏金字塔骗局的出现，其次是由于这些中介活动履行着不可或缺的社会功能。支付系统、养老基金系统和保险的正常运作，乃至银行存款的完整性，都是当代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由于上述金融自由化和影子银行的发展，监管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被大大削弱。然而，公共当局在2008年拯救金融体系的积极行动表明，保证监管职能连续性的需求一直如此迫切。这些或明或暗的公共担保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金融机构，使它们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为自己融资。因此，它们构成了一种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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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公共补贴对金融机构利润的影响绝非微不足道。欧洲议会绿色党团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综合了这方面的学术著作，重点关注欧洲大陆的大型银行（Kloeck，201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出结论：2012年的隐性补贴约为2330亿欧元，占欧洲地区生产总值的1.8%，2007年以后每年的补贴额也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一步证明，对大银行的隐性补贴达到了这一水平，2012年欧洲的隐性补贴为3000亿美元，美国为700亿美元（IMF，2014）。我们从中得到的第一个教训是：如果没有国家的这种基本支持，大银行会出现相当大的亏损。国家补贴了它们的利润。第二个教训是：公共当局也要为此付出代价。在危机时刻，随着公共担保的启动和国家资金流入银行国库，会直接消耗国家预算。但在正常时期也是如此，因为金融市场会将这些债务计入其对公债的利率。因此，这些政府担保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使金融业受益，它们不仅使金融业享受较低的利率，还使国家本身享受较高的利率。

计算这些隐性补贴并非没有问题，因为它依赖于相当不稳定的现值计算。但是，它肯定揭示了一件事——既然公共担保对金融机构活动的大部分来说必不可少，那么由这些活动产生的利润被私有化就完全不具有合法性。

第六章 金融利润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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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利润的社会政治内容

通过对金融收人的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如卜收入形式和来源（见表6-1）。不同类型的金融收入有五种不同的来源，而这五种来源又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政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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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利润的扣减基于生产活动中获取的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这些剩余价值被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瓜分。资本收益部分基于金融市场参与者与可支配货币资本提供者之间的零和博弈。创始人利润也与资本内部的博弈相对应。公司在股票市场上发售股票，使公司的创始人以及组织这一运作的银行能够将公司资产价格与基于未来利润资本化的市场价值之间的差额利润收入囊中。

转让所得利润产生于一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这种逻辑让人想起前资本主义时期与债务相关的收入形式。它们代表着对个人收入的直接消耗，与对生产过程本身的任何控制无关。

最后一类是我所说的“政治性利润”。这些利润来自以公共机构为中介的金融收入流。这些政治性利润本身又分为两个子类别。它们既来自政府债券的利息，也来自金融稳定政策带来的利息支付。后者是最后贷款人的政策，亦即金融部门从中获利颇丰的一整套担保和援助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将损失社会化的直接形式——我们只需想想美国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的资本重组、法国和比荷卢经济联盟（Benelux）的德克夏银行（DEXIA）或英国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的国有化。与普遍观点相反，我并不认为金融稳定是一项人人受益的公益事业。这并不是否认与金融不稳定相关的负面外部性，它们确实会影响到所有参与者。但值得强调的是，有利于金融稳定的国家行动首先有利于金融中介机构和寻求实现资本收益的参与者。金融稳定政策使虚拟资本在金融市场上的价值不断攀升，即使市场参与者的自主互动会导致虚拟资本突然贬值。这些政策也会带来社会成本，因为它们会导致公债增加（或通过提高利率增加公债成本)，或者导致发行过量货币。

第六章 金融利润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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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同的金融收人来源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政治矛盾。我只≡调其中的两点。转让所得利润的特殊逻辑主要源于工薪家的债务关系。负债使他们与金融机构对立，这实际上是一完全对立的关系，因为他们的收入被直接扣减，不可能利用效应来增加收入。政治性利润产生的关系虽然不那么直妾，但同样具有冲突性。通过这种关系，整个金融界形成了一个同质化的机构，在公债和金融稳定等紧迫问题上与社会其他部分针锋相对。

对金融利润、其来源以及相关矛盾的描述为我们思考金融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影响奠定了基础。我们首先应该摒弃金融活动仅仅是“掠夺”的观念。诚然，金融活动的回报的确完全来源于对生产活动、家庭或公共机构收入的扣减。然而，金融活动也确实为资本流通做出了贡献，因为它可以防止闲置资金的产生，允许创造信用货币，并通过新生产活动的预融资促进资本扩张。金融机构和资产市场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认知角色，它们通过挑选盈利前景最优的行业以及识别盈利能力下降的行业来引导资本流动。因此，它们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真正“控制室”。拉帕维察斯强调，金融“充当着资本主义经济的神经和大脑，它是将社会闲置资源的调集转化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实体”(Lapavitsas，2013，p.201)。因此，金融本质上是矛盾的。如图6-4所示，金融一方面因本身无法创造价值而呈现出掠夺性逻辑，另一方面又扮演着组织资本积累、促进创新的角色。金融活动比以往的发展更抽象，因为它不再仅仅基干不同类型金融收入流的具体表现形式，而是直接旨在塑造产生这些收入流的社会经济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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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金融利润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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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创新因素并不会带来特别的困难。在允许良好的资本分配的情况下，金融使可用的资源流向那些最能使其获利的领域。它从与新生产活动相关的利润增长中获取报酬。金融的剥夺性与大卫·哈维在描述非剥削劳动所产生的利润形式时使用的概念不谋而合（Harvey，2005)。金融的这个方面涉及各种不同的方式，它要么是通过政治性利润间接获取收入，要么是通过异化利润直接获取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寄生的概念指从公司利润中扣减的收入，而这些实体本身却完全游离于生产过程之外。这些从公司利润中扣减的收入有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是从公司利润中直接扣减，但以公司的投资融资能力为代价。在第二种形式下，融资可以从公司自身利润的增长中获取利润。这可能是由于对其雇员的剥削率上升，也可能是由于与金融有密切联系的公司与没有联系的公司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当然，后一个问题也涉及国际层面。不平等交换的问题是指“北方”国家企业有能力通过与供应商特别是“南方”国家的供应商之间不对称的市场关系获得收益，从而为金融参与者提供报酬。

创新、剥夺和寄生，这就是支撑金融利润的社会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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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金融为资本的蜕变服务

我们对虚拟资本的兴起和不同形式的金融利润的描述使我们能够确定金融化的轮廓。现在，我们必须尝试对金融化进行解读。带着这个目的，我们来看看那些将金融化与资本主义的总体动态相结合的学者，他们以相当乐观的态度看待当今的动荡。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他们并不认为市场能有效地分配资本。然而，他们将金融化视为一种制度安排，尽管本身具有不稳定性，但最终确实保证了资本主义发展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这一论点也有两种变体。一种观点强调，知识和非物质在当代经济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这意味着新的评价和估值方式。与此同时，第二种观点认为，金融霸权阶段总是伴随着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出现。

走向认知资本主义？

不是退出这个过程，而是走得更远，

正如尼采所说：“加速这个过程。”

——德勒兹和瓜塔里(Gilles Deleuze et Félix Guattari，1972)

信息技术显然标志着一个划时代的变化。个人计算机及其网络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改变了贸易和生产的组织形式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生活方式。这种突变是否与新资本主义的出现相吻合？无论如何，这就是那些坚持认为知识和非物质力量的增强已经动摇了经济运行原则的人的立场。

第七章 金融为资本的蜕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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