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

在“认知资本主义”理论的捍卫者中，我们发现了关于这一论点的最大胆的说法。这一理论主张与意大利的“工人主义”（opperismo）有关，后者认为无产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Hardt et Negri，2000，p. 261）。福特主义时代工人群众对流水线劳动异化的反抗，以及1968年的国际大动员浪潮，都是系统性变革的起源。这种变革表现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机会的扩大，对自主性的新劳动形式的日益重视，以及数字技术的兴起。这些斗争取得了部分胜利。解放每个人创造力的愿望与技术发展相结合，形成了以非物质劳动为中心、以知识的积累和价值为主要导向的新资本主义（Moulier-Boutang，2007, pp.94-95)。

这意味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是范式的彻底转变。根据这种说法，随着非物质取代物质成为经济活动的核心对象，知识正在成为创造价值的主要来源。这意味着过去的稀缺性和收益递减问题将被降低到次要地位，而收益递增的逻辑将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逻辑在文化产品的背景下众所周知。我们以2013年秋季上市的电子游戏《侠盗猎车手5》（Grand Theft Auto V)为例。该游戏的开发和营销成本高达创纪录的2.67亿美元，而这些都是固定成本。一旦游戏本身制作完成，制作一个额外的单位（一张光盘及其包装盒，或下载）几乎不会带来额外开支。换句话说，销售量越大，单位平均成本就越低。游戏发行当天的销售量就达到了1600万份，销售额达8亿美元！书籍和电影的情况也是如此，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研发成本高或品牌声誉至关重要的工业产品也是如此。总之，我们看到非物质对生产越来越重要。生产包含新知识的商品的第一个单位的成本非常昂贵，但生产更多单位的成本几乎为零。

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

122

这种向非物质的转变具有深远的影响。首先，要防止非物质产品被免费使用，否则就很难确保其市场价值。然而，已经产生的非物质使用价值必须保留在商品“容器”中。因此，人们发明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武器、旨在防止复制数字作品的数字版权管理（DRM），以及使转基因植物不育以防止其第二代植物被重复使用的终结者技术。为了保持产品的市场价值而先发制人地破坏使用价值（禁止或限制商品的使用，因为一个主体对该商品的消费并不妨碍其他主体也对其进行消费），这便带来了商品形式过时与否的问题（Chauvin et Sezneva，2014)。这一矛盾使马克思的名言具有了新的现实意义：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Marx，1963，p. 273）。

第七章 金融为资本的蜕变服务

123

如今，以专利为手段的知识商品化限制了投资，阻碍了创新(Coriat et Weinstein, 2012;Pagano et Rossi,2009)。“南方”国家的情况就是如此，它们发现自己被禁止获得受产权保护的技术，或者只允许以高昂的代价获得这些技术。但富裕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国家的企业普遍使用防御性专利战略来阻止竞争的发展。在苹果公司和三星公司的战争中，前者试图对平板电脑的圆角设计实施专利。米利亚德基因（MyriadGenetics）公司甚至为捍卫它在乳腺癌预防测试中使用的基因序列的权利而进行了十多年的战斗。它提起的诉讼束缚了居里研究所（l'institutCurie）等研究机构的工作，并向患者强加了高昂的检测费用。美国最高法院最终于2013年6月做出不利于米利亚德基因公司的裁决，裁定自然状态下的DNA链不能申请专利。

财产与使用之间的矛盾只是非物质在知识经济中日益重要所带来的众多问题之一。那些认为存在着一种新的“认知资本主义”的人认为，非物质正在动摇劳动分工、劳动剥削方式和解放前景。因此不难理解，围绕这一论断在经验和政治上的相关性爆发了激烈的争论（Husson，2003；Mouhoud，2007)。这里不是回顾这些争论的地方。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这种方法声称已经确定了非物质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扬·穆利耶-布唐（Yann Moulier-Boutang）认为：

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刻改造的过程中，非物质（无形核算项目）的崛起和外部性日益重要，使得福特资本主义的惯例和制度安排变得多余。因此，金融被证明是“管理”认知资本主义内在不稳定性的唯一正确手段（Moulier-Boutang，2007，p. 201）。

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

124

根据这一论点，公司的会计核算价值与股票市值之间的差距体现了金融市场对无形资产的估价能力，如研发潜力、专利组合、组织结构、供应商和客户名单以及品牌形象。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未来的利润流。多米尼克·普利洪（Dominique Pli-hon）和埃尔·穆胡·穆胡德（El Mouhoub Mouhoud）用不那么夸张的措辞指出了同样的观点：“在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机构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试图规范知识经济带来的三重难题：价值创造、利益分配以及风险管理。这些努力最终都是为了服务金融资本所有者的利益。”（Mouhoud etPlihon，2009，p.117）根据这一分析，市场融资比银行更能保证企业融资。这是因为它更有能力处理无形资产回报的不确定性，从而评估企业的价值。

毫无疑问，与无形资产有关的收益特别不确定。当固定成本很高时，利润就会变得非常不稳定，因为如果生产成本大体上产生于产品投放市场之前，就不可能进行事后调整。仍以电子游戏为例（“好莱坞”大片和软件也是如此），如果产品有观众，就会有可观的利润；反之，如果公众对产品不屑一顾，就不可能通过降低生产水平来限制损失。这种无法收回成本的问题同样存在于需要大量研发开支的工业产品中。

对初创企业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与创新相关的巨大不确定性。对一家专门从事新技术开发的新公司进行融资会带来特殊的问题，因为虽然可能会有巨大的潜在利润，但失败的概率也非常高。这的确也是一些投资者（风险资本家）专门从事这类业务融资的原因。这也让金融以更无畏的姿态出现。然而，尽管风险资本的外表引人注目，但相对于所有融资活动而言，它的重要性仍然微乎其微。诚然，对创新型初创企业的投资在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繁荣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这只是一个相当局限的现象，无法解释金融化调动的大量资金。

第七章 金融为资本的蜕变服务

1I

125

我们更仔细地研究了穆胡德和普利洪的论点后发现，他们并没有将自己局限于金融与非物质劳动和创新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股票市场通过使股票随时可供交易得以解决生产性资本投资所谓不可逆转性’的问题，这些股票由其组织的交易所进行管理，因此具有流动性。”(Mouhoud et Plihon，2009，p.117）由于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使金融投资具有可逆性(至少在危机时期之外)，因此它在减少不确定性方面发挥了作用。这使得企业家能够找到接受风险的资本持有者，为不可逆转的投资提供资金。虽然这一论点本身并没有错，但作者强调，近几十年来，市场并没有发挥为经济融资的作用，这大大降低了其重要性。相反，净资本流从非金融部门流向了金融市场，而不是相反。更根本的是，与无法收回成本相关的不确定性原则并非知识经济所特有。相反，这是一个老问题，同样涉及与工业重大投资相关的不可逆转效应（Quelin et Benzoni，

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

126

1988，p.485)。早在希法亭和明斯基时代，他们就已经强调了同样的问题及其与金融体系的联系，即使他们处在与市场金融截然不同的背景下。银行试图防止过度竞争导致投资贬值，因为这可能会损害客户的盈利能力，进而损害客户偿还欠款的能力。因此，银行支持垄断联盟的形成，并把特权交给享有更大市场支配力的公司（Ferri et Minsky，pp. 16 -17；Hilfer-ding，1910，pp. 123-124)。总之，为特定投资融资的问题并非知识经济所特有，也不一定要通过自由化的金融市场来解决。

关于企业价值评估的相关问题，穆胡德和普利洪认为，银行家的会计核算工具几乎无法解释企业的价值前景，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金融市场融资。虽然他们也批评放松金融监管及其带来的不稳定影响，但他们似乎接受了对企业核算和财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改革。然而，这些新准则以公允价值原则（资产在某一特定时刻的市场价值）为基础进行私人会计核算，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以收购价值（历史成本）为基础进行核算。他们解释说，毕竟市场“能够考虑到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核算所无法评估的一切因素。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股票市场为如何评估公司的无形资产提供了答案”（Mou-houd et Plihon, 2007, p. 40) 。

在此，穆胡德和普利洪不过是采纳了哈耶克的观点，即市场是一个揭示分散知识的过程，他们将这一观点应用于金融市场和无形资产的特殊情况。根据这一观点，市场最能揭示及评估与公司盈利前景相关的信息，因为市场允许人们接触/比较多种观点。这种信息就其本质而言在社会机构之间传播。然而，这种分析存在两个问题。尽管作者提到了凯恩斯、明斯基和奥尔良强调的金融价值化自我指涉特性带来的模仿极化现象，却忽略了虚拟资本的创造/维持动态，以及投机泡沫扭曲信息和导致资本错配的影响。此外，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他们显然夸大了企业评估困难的新颖性。如果说创新融资确实存在问题，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例。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周期性反复出现的问题。

第七章金融为资本的蜕变服务

127

金融资本在长波改变方向时的作用

金钱是未来人类成长的粪堆…有毒且具有破坏性的金钱成为所有社会植被的发酵物，成为执行伟大工程所需的堆肥，这些工程将使各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以安抚地球。

——左拉，《金钱》（Money）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金融在资本主义的再生过程中发挥着作用。然而，在每一个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建立的时期，都会出现一个金融霸权阶段，这一假设无疑比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出现的假设更有根据。这就是委内瑞拉研究员卡洛塔·佩雷斯(CarlotaPerez)捍卫的立场（Perez，2009，2012)。因此，她继承了研究资本主义长期动态演变的悠久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①

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

128

根据这种方法，资本主义发展并不遵循任何线性逻辑。相反，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生产设施的更新有关，周期相对固定，持续数年。但是，资本主义发展也会发生长达数十年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与新技术系统的应用相关的扩张阶段会随之进入衰退阶段，当这一系统的推动力耗尽时，又会出现新一轮扩张的种子。事实上，这些转变是长波而非循环，因为新一轮扩张浪潮的到来并非不可避免。如果扩张浪潮的结束是这一浪潮内部衰竭动力的结果，那么摆脱压抑阶段的方法就不是自动的。欧内斯特·曼德尔认为，外生的系统性冲击（例如战争、反革命、工人阶级失败、新资源的发现）是必要因素，它们能够改变经济运行环境，并刺激利润快速增长，使系统再次启动。然而，这些事件的发生具有偶然性，它们的结果取决于资本积累过程以外的严密经济动态（Mandel，1981）。佩雷斯重新阐释了这种不确定性，她认为启动新一波增长浪潮必然需要社会、政治和文化转型的制度化，从而使新技术发展带来的经济潜力得以实现。因此，她借鉴了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的认识论中的范式概念，强调系统级技术经济转型的漫长孕育过程以及它们遇到的强烈阻力。

第七章 金融为资本的蜕变服务

二

① 帕尔乌斯（Parvus)、范·盖尔德伦（Van Gelderen）和尼古拉斯·康德拉季耶夫（Nicola Kondratieff）都是这一领域的先驱。约瑟夫·熊彼特曾对这些著作进行过详细论述。近几十年来，欧内斯特·曼德尔（Emest Mandel)、埃里克·博塞留（Éric Bosserelle）以及克里斯·弗里曼（Chris Freeman）和弗朗西斯科·卢萨（Fran-cisco Louçā）的著作对这一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和历史视角，参见 Freeman et Louçã(2001)。

129

C

但是，为什么在某些时期，技术创新会迅速传播，甚至批量传播，而在其他时期却相对停滞呢？毕竟，我们没有先验的理由去预期人类智慧的表现会在不同时期呈现不规则的分布。佩雷斯解释道，在扩张阶段，创新将很难找到资金，因为已经成熟的技术带来的回报足以吸收现有的资本。相反，当这些技术的应用达到极限时，也就是当扩张阶段结束时，就会出现大量利润，但盈利性投资的机会却变得越来越少。利润率的下降会导致生产系统的有效重组，在此期间，金融资本有别于工业资本的独特性就会充分显现出来。

金融资本不是由直接参与生产的物质资产和非物质资产构成，而是由闲置货币和证券构成。因此，与工业资本相比，金融资本的专业化程度更低、灵活性更大。当金融资本放弃收益率下降的活动时，它比后者更有能力寻找新的投资类型。因此，无论是涉及新的活动领域还是现有部门的现代化，前一时期被忽视的项目现在都得到了资助。正因如此，创新主要出现在经济衰退阶段。然而，这是一个极不稳定的过程。

首先，寻找新的盈利业务并不总是成功。许多项目被证明是死路一条，只有在经济选择过程结束时，才会出现数量有限的、有能力推动发展的技术。随后，一定数量项目的成功本身就会引发急剧的金融变化。发现新的“黄金国”（El Dorado)会激发人们的热情，吸引更多的资本，以至利润的期望落空了。因此，周期的衰退阶段达到了泡沫转化为剧烈金融危机的转折点。这反过来又抑制了生产，我们可以从17世纪90年代英国的运河狂热、19世纪上半叶末期的铁路投机泡沫以及该世纪最后一个季度对周边国家基础设施的争相投资中看到这一点。当时，巴黎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是这些国际业务的融资中心。埃米尔·左拉的小说《金钱》中肆无忌惮的主人公阿里斯蒂德·萨卡德（Aristide Saccard）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创办了一家专注于中东投资的环球银行。通过公开宣传，他成功地掀起了一股投机狂潮，吸引了中小储蓄者的资金，从而再次发家致富。在20世纪，“咆哮的20年代”（RoaringTwenties）的股市繁荣导致了大萧条。最后，在我们这个时代，互联网泡沫和紧随其后的“赌场金融泡沫”使我们陷入了大衰退。

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

130

金融繁荣的自我放大特性会系统性地导致崩溃和萧条。但是，这些重大的不稳定阶段往往与金融资本霸权下的经济目由化相关，它们留下了双重遗产生产和政治的遗产。首先，过时的部门被淘汰或实现现代化，而充裕的信贷使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基础设施得以建立。随后，与金融霸权相关的经济和社会暴力引发了社会主体本身的反应，这是一场抵制商品化的波兰尼式运动，为生产资本霸权下新的社会政治妥协开辟了道路。这些妥协的特点是加强国家干预和对市场的限制，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对更大社会正义的渴望。表7-1显示了这些金融泡沫在工业革命以来的长波动态中的位置。

第七章 金融为资本的蜕变服务

11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