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

当然，我们也可以质疑这种时期划分，因为它并没有公正地反映涵盖的历史地理时刻的独特性。在这种概括的层面上不可能达成共识。①然而，卡洛塔·佩雷斯提出的模式对我们的目的很有意义，因为它表明，即使在过度的时候，金融也扮演着对经济重组至关重要的认知角色。在支持发掘新兴盈利机会的过程中，金融造成了巨大的不稳定性，引发了经济萧条，加剧了社会经济紧张局势。但最终，它放弃衰退的行业，鼓励具有新活力的行业出现，促进了系统的再生。在衰退的背景下，金融为新生产力的部署创造了条件。然而，这种潜力的实现需要具有社会政治性质的制度变革，但变革的结果并不确定。根据这一解释框架，佩雷斯将当代视为一个间歇期，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创新为可能出现的新繁荣奠定了基础。要实现这种可能性，就必须进行社会政治重组，而这一点仍未确定。

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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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在其畅销书《第二次机器革命》（TheSecond Machine Age）中非常有说服力地指出，信息技术尚未达到力量的顶峰。他们认为，无人驾驶汽车、维修机器人和计算机化医疗诊断将很快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创新预示着许多其他技术变革，将从根本上动摇生产的社会条件，并可能带来巨大的生产力提升。然而，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在这里却忘记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这主要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经济和政治问题。相反，佩雷斯方法的优势之一就在于她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她看来，技术变革是以利润为动力的系统运动的一部分。金融化是一个双面性问题，它既是生产领域问题的症状，又是资本主义潜在但不确定的再生载体。

第七章 金融为资本的蜕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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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根据他对长期经济数据的分析，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连续阶段提出了另一种时间划分。他更加强调制度因素（货币制度、工资率的确定、国家的作用、国际体系)。参见Maddison（1991)。其他作者则更强调国际关系、国家形式、阶级矛盾、技术或资本内部过度积累动态的作用。参见Albritton, ltoh, Westra et Zueg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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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六章中探讨的与金融利润相关的社会经济逻辑，佩雷斯和“认知资本主义”理论的支持者都非常强调创新。在全球化和深度金融市场下，资本的中心化成为引导当代资本主义开辟新积累领域的一大强力工具。在此情境下，金融利润首先表现为对生产领域利润的一种征税，这得益于资本向新领域分配或对现有企业的现代化。在此，金融繁荣是正在进行的系统重组的附带效应。当我们将这一因素置于分析的边缘时，我们对金融与知识之间关系的理解就会出现盲点。我们在讨论虚拟资本的概念时指出，我们已经知道金融繁荣会造成迷失方向的影响。在扭曲相对价格的过程中，金融化积累会导致人们对风险和机遇的认识不足，从而做出不合标准的投资决策。一位奥地利学派的评论家如此描述2008年秋天的煎熬和之前的繁荣：

所有这些进入贷款市场的新增资金从根本上说都是虚拟资本，因为它们并不代表经济体系中新增的资本品，而只是将现有资本品供应的一部分转移到不同的人手中，以不同的、效率较低的，而且往往是公然浪费的方式加以使用。当前的住房危机也许就是史上最显而易见的例子(Reisman, 2008)。

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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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唱视频“害怕繁荣与萧条”用一种让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论证了这一点。当信贷狂欢无法再延长繁荣期时，我们就该警惕随之而来的宿醉。金融算法的复杂性、自动高频交易对交易的加速作用以及金融链条的分散化非但没有提高效率，反而使金融交易变得更加不透明。①一位货币基金经理人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坦白，这些魔法学徒已经无法控制他们创造的怪物：“问题在于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或者不该相信什么……这些商业票据背后的投资组合或许没什么大问题，但人们无法确定，也并不想冒险。”（Tett，2010，p. 207）归根结底，金融操盘手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种分配机制产生的资源利用效率问题受到严重质疑。会不会金融化积累不仅没有促进投资，反而阻碍了投资？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了金融化与非金融企业转型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第七章 金融为资本的蜕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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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数学角度探讨过度数学化的误导作用，参见 Bouleau(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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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无须积累的利润之谜

我们刚刚研究过的著作偏向某种功能主义，将金融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变革的工具。它们将眼前的不稳定和有害的社会影响描绘成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付出的代价，而经济结构调整将在中期或长期内带来好处。现在，我们将转而研究一种相反的解释，即当代金融化构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该论点依据一个确凿的事实（尽管是程式化的）——近几十年来，在主要富裕国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出现了不均衡但显著的下降（见图8-1）。积累减速与同期增长放缓完全一致。

如果这种动态伴随着利润的下降，那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如果在利润下降的情况下，企业的投资资源减少，投资动力减弱，那也完全合乎逻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80年代初，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得到了遏制，尽管人们对这一转变的程度还存在争议。①从那时起，我们面对的是一种虚假的资本主义，概括起来就是“无须积累的利润”（Cordonnier，2006；Husson，2008；Stockhammer，2008）。图8-2显示了非金融企业利润再投资比例的变化情况。在英国和法国，这一比例的下降尤为明显，尽管在法国，这一比例在相关时期结束时有所提高。在美国，这一趋势的程度较小，在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新技术泡沫的出现，这一趋势曾一度中断。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和德国的投资相对于利润也同样失去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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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无须积累的利润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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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利润率如何演变，存在着非常丰富但相当有技术性的争论。然而，通过对各种相关指标的研究，我们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利润率逐渐下降，然后又回升。人们对这一转折点的意义存在争议。它只是部分复苏，无法抵消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还是真正的回升？关于这场争论的方法论的详细介绍，特别参见 Basu et Vasudevan(2013)；Husso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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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假定利润用于再投资）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采用的卡莱茨基观点(资本家花多少钱就赚多少钱，主要指投资）来看，这种结构都令人费解。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情况呢？首先，我们可以援引之前研究过的一个现象，即金融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性增加了。与商业和工业活动相比，这个专门从事货币交易的部门很少进行固定资本投资。但这并不能帮助我们澄清图8-2中描述的现象，因为它只涉及非金融企业。这种现象通常被解释为一种。金融寄生—金融市场的需求对企业的收入产生掠夺性消耗，促使企业减少投资、压低工资。这就是洛朗·科多尼耶（Laurent Cordonnier）和他的合著者故意称为“资本成本”的东西（Cordonnier et al.，2013）他们的著作描绘了“食利者卷土重来”，即金融市场的需求剥夺了企业积累生产资本的手段，并产生了连锁反应，降低了增长和减少了就业。另一种解释是，公司治理的变革促使管理者放弃战后时期的行为，减少对生产的投资，优先考虑金融投资和并购业务。

我们将看到，这两个假设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因为它们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维度——全球化与金融化之间的症结，它将生产流程的国际化与非金融公司金融支付和收入的增加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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