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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森描述的世界有三个特点：（1）“金融寡头”统治着富裕国家；（2）这些国家的工人受雇于“个人服务”或“次要的工业服务”：(3）中心国家以利润和工农业产品的形式从边缘国家“纳贡”。我们可以将这一关系体系转化为当代术语。富裕国家收入向上集中的金融利润建立在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剥削之上。中心国家多余的工业活动被削减到最低限度，结果，这些地区的工人发现自己只能从事附加值低的辅助或服务活动（特别是个人服务），而这些活动无法在国际商业层面上进行交易。

当然，我们不可能直接将这种解释移植到我们这个时代。例如，去工业化并不能归结为工业劳动力从“北方”向“南方”的转移，因为它首先由一种被称为“鲍莫尔定律”的经济动态所导致。威廉·鲍莫尔（WilliamBaumol）和他的同事威廉·鲍文（William Bowen）在1965年对纽约表演艺术部门的经济困难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那些生产力停滞不前的活动，生产力更具活力的活动对经济和就业的重要性往往会降低。因此，从1913年到今天，法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从40%下降到3.5%，尽管农业生产大幅增长。与此相反，制作一部歌剧所需的人数当然没有减少，成本也没有降低。在不可能用机器代替劳动力的情况下，任何提高演出质量的尝试都必须增加劳动力的数量，从而面临更高的价格。医疗保健、教育或理发等行业的生产率并没有大幅提高，因为这些服务的生产和消费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面对面的接触。然而，这些障碍并没有完全消除。在线大学课程和远程医疗咨询的发展为大规模重新部署劳动力提供了其他可能性。2012年5月，在日本南部西宫市（Nishinomiya）的一家美发店里，松下甚至测试了一款专门洗发的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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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南方”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国内生产总值“追赶”似乎也与帝国主义的经典理论相矛盾。的确，很难将中国近期的发展轨迹简单地归结为对中心国家的敬意，即使中国即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从而获得大国地位。

霍布森的预测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在于它忽略了什么(这在一个世纪之后也并不令人意外)，而是在于它巧妙地把握了什么。他领会到，金融化和全球化通过生产流程的全球重新部署而相互联系。图8-9阐明了近期金融化和全球化之间的这种联系。资本和贸易流动的自由化、经济转型以及发展主义经验的终结，为资本增殖过程打开了全球化之门，主要后果是全球劳动力数量翻了一番（Freeman，2007）。随着中国、印度和原苏联集团国家加入世界经济，全球市场上的工人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从15亿增加到30亿。这种突然出现的大量劳动力对富裕国家的工资造成了下行压力，同时也为资本价值化提供了新的机会，即使一开始主要指低技能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一部分潜在供给尚未被充分利用。这种冲击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与富裕国家无须积累的利润问题联系在一起。一方面，由于进口商品价格下降，企业可以获得利润；另一方面，现在向国际资本开放的新领域提供了投资机会，可以替代国内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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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商品链的著作对第一种机制进行了非常广泛的研究（此类文献的导论，参见Bair，2010）。由于进口产品（无论是中间产品还是贸易部门的最终产品）价格下降，“全球北方”大公司的利润率有所提高。它们对独家技术和最重要市场准入的控制，使它们能够要求降低所购产品的价格，而不必在销售环节将节省下来的成本转嫁出去。为了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我们将以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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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玛是全球化经济中全球买家的典范。该公司既是全球最大的公司（2013年综合收入达4760亿美元），也是全球最大的私营雇主（拥有220万名员工）。同时，它也是一家盈利能力极强的公司。自2010年以来，沃尔玛自有资本回报率从未低于20%。每周有2亿消费者光顾沃尔玛遍布27个经济体的10000个销售点。凭借由数千辆卡车和数万辆拖车组成的车队、数百个分销中心和自有卫星系统，该公司在物流方面享有相当大的优势。例如，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的第二天，甚至在联邦应急机构部署救援行动之前，沃尔玛就能重新开放商店。此外，沃尔玛还是国际经济的主要参与者，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消费品约占其商品总量的 15%(Basker et Hoang Van，2010)。

鉴于沃尔玛的经济实力，双方力量对比失衡，这对沃尔玛6万家供应商中的大部分来说非常不利。零售商长期处于竞争状态，因为沃尔玛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不同公司之间，甚至在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转换供应网络。因此，为了维持这个至关重要的市场，供应商反过来也会努力降低自己的成本，尤其是采用在全球化经济边缘运作的分包商。因此，股东获得的回报显然与这些链条另一端对劳动力的无耻剥削有关（Milberg et Winkler，2010；Palpacuer，2008)，尤其是在遍布“全球南方”的出口加工区。2006年，约有6600万人在这些地区工作，其中大部分是年轻女性，而这些地区几乎不存在税收、法规和劳工权利（Milberg，2007）。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一个出口加工区就曾发生过拉纳广场(Rana Plaza)惨剧。2013年4月24日，这座八层楼的建筑倒塌，造成1138名工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卡美欧(Camaieu)、沃尔玛、H&M、Mango、欧尚、家乐福和贝纳通等品牌的商标散落在废墟中。事故前夕，检查人员在墙体上发现裂缝后要求紧急疏散大楼人员，但纺织车间老板却坚持要求工人继续工作。这些工人的工资每天不到1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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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方面，寡头垄断控制着最终市场的准入和关键技术；另一方面，大量劳动力被用于生产制成品和提供标准化信息服务。对全球商品链的研究表明，这种状况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在利用近期才可获得的人力储备的供应网络中，主导企业（大多位于“全球北方”国家）可以从一种不平等的交换形式中获利。在商品自由流通的背景下，竞争形式和发展水平的空间异质性允许整个商品链（包括金融市场）一路推高利润。因此，无须积累的利润之谜得到了部分解决由于利润不仅来自国内经营，还部分来自对国际生产网络的控制，因此利润的动态与投资动态脱节并不令人惊讶。

非石油生产发展中国家对高收入国家的进口增长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论点，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这些国家的进口持续快速增长（见图8-10)。鉴于这些进口的增加发生在危机爆发前世界贸易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情况就更加如此了。①由于欧洲国家规模较小，而且毗邻性强，它们之间的贸易量远高于美国或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这是这两组国家之间差距的根本原因。但总体趋势清楚地反映了新无产阶级日益深入“全球北方”企业控制的价值增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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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球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约 35%增至 2008年的61.1%。此后，这一比例下降至2015年的57.9%，引发了关于全球化可能退潮的新讨论。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贸易总额是指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世界出口加世界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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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还围绕着第二个机制—“全球北方”企业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我们已经提到过一个观点：企业在国内经济中再投资的利润比例很小，这与它们还有其他价值化机会这一事实有关。尤其如我们所说，非金融企业有可能通过金融活动来支持自己的利润。但全球化显然也为来自“全球北方”的资本提供了其他出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南方”国家取消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部分限制，这不仅为资本提供了巨大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储备，也为资本提供了新的市场。这使得在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有可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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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在高收入国家的投资。

图8-11显示，与主要高收入国家的国内投资相比，外国直接投资充满活力。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波动很大，但图中显示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至少在危机之前是如此。虽然这并不能充分证明“积累正在从‘北方’转移到‘南方’”这一观点，但这种转移似乎确实正在发生。我们在富裕国家看到的积累放缓并不是更普遍运动的一部分。相反，图8-12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规模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方向正好相反，尤其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高收入国家集团的进步。从1990年起，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这两类国家的反向发展几乎完全同步，这表明一组国家正在取代另一组国家。

金融化与全球化之间的这种联系仍然鲜有研究，也鲜为人知。这有方法上的原因。40%的外国直接投资流经避税港，而外国直接投资收入的数据使国际比较变得十分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明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循环过程极为困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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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一项研究对美国企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数据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认为，无须积累的利润之谜其实并不神秘，因为非金融企业确实在投资，但主要是在国内经济之外（Fieger，2013)。尤其是非金融企业在国外资产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在美国国内资产的增长速度。与此相对应的是，来自国外的股息在企业获得的所有股息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

OECD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收入的新数据使我们能够掌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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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在这一主题上的开创性研究揭开了避税地家庭资产真实规模的面纱，并对表明发达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侦务国的数据提出了质疑。参见 Zucman（2013a，20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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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不对称。图8-13显示，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收入远远超过了它们的支付。英国的差额很小，因为它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主要是金融服务，为此从世界其他国家获得其他类型的金融收入费用。当然，这些外国直接投资收入大多来自其他发达国家，但收入和支付之间的差异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与外国直接投资相关的资金流动不平衡有关。

法兰西银行提供的细分数据有力支持了这一论点。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股息收入和支付数据按地区进行划分，我们就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了。数据首先显示，2001年，法国经济从海外获得的股息收入几乎是其自身支付的三倍。然而，离岸金融中心和其他地区（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在法国经济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股息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正在迅速增长。2005—2011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从2.2%上升到8.3%和从12%上升到18.2%。虽然上述两类国家是法国获得股息的来源，但法国支付的外国直接投资股息中，这两个来源的比例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避税天堂几乎为零，发展中国家不到3%。简而言之，法国企业在其他国家进行的投资是其收人的重要来源，而且这一比例正在上升。法国CAC 40指数公司净利润接近60%来自海外，并且发展中国家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Nivat，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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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总结一下。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似乎部分是一种“视错觉”。当然，20世纪80年代初的利率上调和对为股东创造价值思想的接纳，有助于建立一个高于前一时期的新的盈利标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发挥了更大的掠夺性作用，即金融支出对金融收入的消耗比以前更大。虽然金融支出在利润中所占比例大幅增加，但金融收入也是如此。从长远来看，这意味着非金融企业的净金融支付占利润的比例并没有增加。换句话说，由于企业自身产生的金融收入，企业似乎向债权人和股东支付了更多的金融收入。

这种粗浅的解读并不能让我们满意地解开无须积累的利润之谜。毫无疑问，跨国公司已成为真正的金融集团，它们积极管理自己的流动资产，以便利用各种机会使这些资产增殖，同时减少支出（Serfati，2011）。但是，全球化的生产层面也在不断变化。对于“全球北方”的企业来说，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以及发展主义经验的终结提供了新的利润来源和新的投资机会。这些企业可以利用其在全球商品链中的主导地位，随投人品价格的下降而提高利润率。此外，它们还迅速扩大了国际业务，包括在发展中国家的业务，使它们能够通过在国外实现利润来满足股东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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