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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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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经济学中弄清楚了这样一些具有哲学意义的重要问题。一是人们容易注意到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一自然特性一物的规定性，这仅是一种物质前提。在资本主义经济运作中，这种客观存在倒成了次要的东西，它不是不存在，而是成了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附属物。它是社会生活中可以捉摸可以看见的东西，相当于黑格尔所说的无关紧要的物相。二是马克思注意到商品与货币所遮蔽的社会关系一经济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产物，人与人的劳动交换颠倒地表现为事物与事物的关系，这种事物化关系其实成为遮蔽真实社会关系的假象。黑格尔认为，这类物化关系相当于观念(本质和规律)在自然物质中的沉沦和后来劳动外化中的异化。三是马克思发现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并且第一次通过这种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颠倒的原因。在资本主义分工的基础上，劳动(私人)不再具有直接的社会性，只有通过交换才可能被确定为一般生产要素，这种市场中的共同的劳动(抽象劳动)才构成价值实体，构成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它使一切劳动产品具有相同的质(商品质是不可以直接比较的)，价值实体不是特殊劳动，而必然是社会一般劳动。使用价值(自然差别)与价值(经济等价)的矛盾必然产生商品与货币的直接分立。由此，价值关系获得了一个独立的与商品的自然存在并存的纯经济的存在货币(一般等价物)。货币实际上是形成商品生产者相互全面的依赖性事物的依赖性的根本。四是现实的经济结构直接颠倒了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社会历史结构，社会关系的历史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①。

第八章(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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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经济运作过程中，事物化了的社会关系历史性地成为决定性的主要制约力量，并在人类自身的物质实践一经济活动中创造出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一种新的外部力量。人成为自己的经济创造物和工具的物之关系的奴隶，刚开始作为中介的东西现在成为主体。事物的本质表现为非本质，而事物的现象却颠倒为本质。在货币产生利息、资本获得利润之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假象就成了新的神话。于是，经济(商品、货币的资本)拜物教(Fetischismus)就出现了，并不知不觉地成为成为人们无法批判性透视的无孔不入的常识！Fetischismus一词在此文本中出现过1次。②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建立在这个涂满迷幻色彩的神话之上。后来的韦伯的价值中立、颠覆与马克思这里的理论建构有着直接的关联。韦伯正是从生产出发，从技术结构出发，即从事物化的第一个层面出发，而有意去除马克思在更深层面所关注的事物化和颠倒了的社会关系。从社会关系中超拔出来再重新回到物相，这正是一种新型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韦伯的思路是技术现象经验论，后来必然导致工艺、工具理性、科技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②参见 Karl Marx, Grundrissen,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Ⅱ/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6,S.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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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662 | PRINTED_PAGE=609

当假象与神话的同谋被揭穿之后，这就促使马克思进一步确定，当人们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的资本、货币、价值、商品等经济现象时，个人和一般人的经验式的常识眼睛是无法透视它们的本质的，因为那是一种颠倒的、歪曲的社会现象。资本主义社会中事物的联系，“总是表现为颠倒的、头足倒置的”①。也就是说，即使能够抽象出“劳动一般”，可它的现实存在形式却是事物化和多重颠倒的；即使能够把握“资本一般”，可通过市场和竞争，一切规定同它们在资本一般中的情形相比，都显得颠倒过来了。可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包括它的社会唯物主义)却正是以这种假象作为全部理论的肯定性前提的。显然，马克思这时关心的问题不再是一般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而是以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透视这种颠倒的假象，即如何揭穿一层层现象和假象，达到那个真实存在的本质和规律。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自然性(自在性)中客观发生的多重颠倒性和复杂性，需要非直观和非现成的批判性现象学，即去除意识形态，发掘经济现实本质关系的本真性。这是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基本内容。在这一层面上，青年卢卡奇将马克思的批判方法仅仅指认为“中介性方法”又是不够准确的。历史现象学不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所面对的主观现象世界，也不是费尔巴哈、赫斯和青年马克思自己原来的那种否定现实经济现象的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因为这时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的批判性对象是社会关系的客观颠倒。这种颠倒的消除，决不可能在观念中得以实现，而只能由物质变革来完成。

第八章(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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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社会历史现象学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的这种颠倒是如何历史形成的，它要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客观颠倒的社会关系，以最终揭穿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秘密。在这一点上，戈德利尔的描述是准确的：“马克思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等的分析，真实地再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或观念上的各种事实，阐明了社会关系所带有的那种虚幻性。”①或者用青年卢卡奇的话来说，就是用历史辩证法“戳穿这样产生出来的社会假象，使我们看到假象下面的本质”②。

具体地说，马克思必须面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复杂的事物、物相、外在关系、颠倒了的关系、事物化关系，以及非主导性的关系(如残存的封建关系)，在科学的历史抽象中找到原有的关系(简单关系)，再一步步再现今天真实的复杂关系和颠倒了的社会结构。这不是直观或抽象反映，而是一种重构式的反映。这里，既需要一步步破除社会关系中由于颠倒所产生的迷碍，获得史前社会共同体中的简单的社会关系，又需要从这种抽象的关系一步步复归于颠倒了的各种复杂的经济具象。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揭示这种关系颠倒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客观意义，即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中两种不同的价值指认。如人类劳动一交换关系一价值实体化一价值形式一货币—资本一信用。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其实是对颠倒的人类本质的科学描述与批判。所以，资本不是物，而是人的被颠倒的社会关系。一方面，恰恰是由于有商品一市场经济才有了人自己所创造的经济世界，有交换价值才会达到人类社会生存的高级阶段。资本的逻辑是在时空中布展的人的世界历史，但这是一个颠倒的人类历史，因为人的发展采取了物的发展形式：资本的世界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中国才真正开始了人的现实发展的世界历史，才具有了世界性的人类生存：流通性。这恰恰是人的历史发展和实现了的“类”。在这个特定语境之中，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正是他政治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前提，因为只有根据对资本的生活关系的确认，才能建构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对象。这是以往我们传统研究没有认真注意的方面。我注意到，在这一主题的探讨上，赫尔米希著有《“颠倒的世界”是马克思著作的基本思想》①。缪勒指认了社会历史的“自然次序”与现实次序相互颠倒的“假象之迷”。②科西克则在《具体的辩证法》中批判了“操持的”假象世界，可是他执著地坚持一种早期海德格尔式的人本主义逻辑。③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法]戈德利尔：《境界，人类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巴黎，1972年。转引自[日]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王名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页。

②[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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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现象学。马克思在这里一层一层剥掉现象的伪装，使本质显露出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经济学哲学研究的真正思想实验室，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是在这里得以解决的。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的特质显现出，他已经在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研究的途中；而《资本论》则意味着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逻辑学”的确立。虽然话语没有改变，但形式改变了。但是，由于马克思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基础上所建构的历史现象学，始终是伴随着他的经济学科学的创造性思想实验发生发展的，他并没有在经济学之外以纯哲学的话语直接表述历史现象学，这正是导致后来我们无法从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剥离出这一深层理论话语的原因。尤其当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学科边界不恰当地硬化时，更容易导致理论解读上的迷误。

第三节“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文本。这篇导言并不像过去的经济学家眼中所看到的，只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则的研讨。实际上，它首先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内化于经济研究过程的思想实验。马克思在此主要研究如何确定一般经济学的出发点，如何开始科学地研究经济现象，如何定位这种研究的历史参照系。在这个文本中，马克思依次讨论了生产、个人、生产总体，以及生产的基础地位和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问题，文本最后还有一个简短的分篇设想。我认为，这可能不是《资本论》的导言，而是一个未完成的更宏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设想的探讨性引言，后来的《资本论》只是它科学实现的一个主体部分。而且，这一文本中根本没有绝对确定性的东西，大部分理论质点都带有游移不定的可商讨的性质。然而，如果从狭窄的经济学视域中走出来，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许多精彩绝伦的风景。

第八章《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①[德]赫尔米希：《“颠倒的世界”是马克思著作的基本思想》，法兰克福，1980年。

②参见[德]缪勒《通往(资本论》的道路》，钱学敏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③参见[捷]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傅小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科西克(KarelKosik，1926—2003)，捷克斯洛伐克著名哲学家、“捷克存在人类学派”创始人。著有《具体的辩证法》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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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学研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投射

《导言》是以生产一般(Produktion im allgemeinen)为起点展开它的全部讨论的。为什么这样选择?以我的见解，《导言》还只是马克思的一般哲学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向经济学的一种理论过渡，因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类社会的历史性生存是由物质生产来确定的，而《导言》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摆在面前的对象(Gegenstand)，首先是物质生产(materielleProduktion)。”①我们知道，其实这个物质生产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也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而马克思后来的《资本论》是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即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所以它却是从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关系出发的。以上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过，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恰恰是从物质生产出发的，所以生产过程中表面上对等的三种投入(劳动、资本和土地)，形成了三种对应的产出(工资、利润和地租)。而且，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从物质生产总过程的四个环节出发的，即生产(Produktion)、消费(Konsumtion)、分配(Distribution)和交换(流通)[Austausch（Zirkulation)]。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述，即“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分就是标题为《生产》的那部分(参看约·斯·穆勒的著作)，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①。千万不要以为马克思是简单地肯定这种从生产出发的经济学逻辑。以我的想法，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历史的科学思考之后，恰恰没有采取从客体向度—生产这一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来面对经济现象的思路。马克思的狭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对象是人与人的经济关系之主体向度(这一对象是在后来确定的)，这与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逻辑中研究社会历史的出发点并不直接吻合。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我发现，从马克思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建构来说，《导言》开始部分的逻辑恰恰是一条以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设定的否定性的、实验性的探索思路。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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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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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667 | PRINTED_PAGE=614

首先，马克思一开始就否定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作为主体设定的独立的个人(斯密、李嘉图喜欢谈论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之假象。马克思说，生产一定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的。“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bestimmte)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①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第四手稿中阐述过的问题。经过《伦敦笔记》中的思考，马克思已经可以进一步指出，独立的个人只是一个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前提。这让人想起20世纪福柯的后现代断言：“人，是一个晚近的发明”。在马克思看来，斯密、李嘉图的抽象的单个人，只是一种“美学上的假象(Schein)”，只是在18世纪对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类生存情境的一种“缺乏想象力”的预感。因为，只有在这个资本主义的自然竞争式的社会里，单个的人才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而在过去自然经济的历史时代中，自然联系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所以，这种“市民社会”中的独立的个人，不过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②可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包括一切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却将这种历史生成的个人假象式地表述成天然的人，并将其当作历史的起点。在经济学家中，也许只有斯图亚特是一个例外。

当马克思回眸凝视历史，发现越向前追寻：

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bürgerlichenGesellschaft)中，社会关联(gesellschaftlichen Zusammenhangs)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äußerliche Notwendigkeit)。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gesellschaftlichen (allgemeinen von diesem Standpunkt aus)Verhältnisse]的时代。①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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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意味着，个人，作为一种真正独立的生存，实际上不是一个永恒的状态，而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果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只是说明人的本质是现实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生存是一定的历史性规定，那都还只是一种哲学规定，那么，在历史现实的经济学视域中，人的生存及其本质都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历史规定了。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生存和本质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最初人的本质是在人对自然、人与人的自然联系之中，个人根本不可能离开族类而生存，个人不过是一个血亲群体的附属物，只有在后来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在分工和交换的中介下，在社会劳动的片面性中个人失去了过去与自身同一的“本质”自然的族类关系，从而再一次构成类(社会经济关系)时，所形成的关系已经是离开个人而独立的事物与事物的关系。在这里，个人都是独立的存在，而市场的交换再次自发地以事物的关联形式使片面的个人结合起来。个人的独立，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是黑格尔曾经深刻地认识到的规律。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真正驳倒了施蒂纳。可是，这种关于现实个人的历史性规定却被政治经济学家误认为是进入人类社会主体生存状态的前提。这是马克思所要否定的第一个直观性的“常识”。马克思在晚年研究经济学时，曾经再一次追问这一问题：

“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么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么他应该被看做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那么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社会性质。①

第八章《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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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669 | PRINTED_PAGE=616

其次，我发现，马克思实际同样不赞成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前提一般生产。马克思认为，“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bestimmten gesellschaftlichenEntwicklungsstufe）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Produktion gesellschaftlicher Individuen)”②。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旦提及生产就只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即“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bestimmtenhistorischenEpoche)”，比如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生产(modernenbürgerlichenProduktion)，马克思说，这是他此处将要研究的问题。可是，这并不是说就不能对生产进行抽象，如“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这就是生产一般。生产一般不同于一般生产。前一个“生产一般”指的是生产的抽象，后一个“一般生产”则是指由“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构成的生产的“总体”，即“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③马克思分析道，即使这个生产的一般本身也是由许多不同的历史部分抽出来的共同点构成的，“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④第一种是在所有社会生产过程中都必须存在的主体(人)和客体(自然)，第二种是在私有制条件下的一些社会生产特有的(如所有制、市场交换)，第三种是原始共同体与共产主义社会共有的(如公有制)。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谈论生产一般更重要的是不能忘记生产的历史存在的“本质的差别”。然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谬误正在于从这个生产一般出发，从而抹杀了社会生产的历史性差别，将资本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变成“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也就认证了“现存社会关系（sozialenVerhältnisse)永存与和谐”。①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4—40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页。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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