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献给我敬爱的父亲—张士诚

《回到马克思》的日文版和英文版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在日本和德国出版。之后，此书的德文版获得2014年度“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的立项支持；俄文版于2016年获得“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立项资助，2018年获得同一项目的阿拉伯文版的立项。也是在2018年，《回到马克思》的韩文版由韩国天空出版社翻译出版，11月在韩国建国大学召开了此书的首发纪念会。正是在这个“走出去”的不同语言体系的转换过程中，我看到了各国学者和出版人的艰辛努力，也看到了中国原创学术的力量。对此，我深感荣幸。

在2018年秋天，不少学者朋友和研究生告诉我，书店和网上已经都买不到《回到马克思》(第三版)了，希望我联系出版社加印此书。不久后，我就与负责此书的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联系，在查过发行情况后，他们决定重印《回到马克思》一书，并问我是否有新的修订。这就是此书第四版的缘起。现在出版的《回到马克思》的第四版，我没有对全书进行全面修订，只是新增加了关于舒尔茨《生产运动》的讨论，因为涉及他于1840—1843年已经提出的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生产方式的社会唯物主义观念，界划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差异成为我必须面对的新问题。另外，也对附录中关于MEGA的出版情况做了少量修订。

第四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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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在南京大学正式成立了MEGA2第四部分(笔记文献)的专题研究小组，其主要成员都是近年来从欧洲和北美回来的青年老师。至今，小组已经先后组织专题研讨十余次。首先，我制定的研究任务在于从德文原文和其他原始文献出发，参照我们已经获得的大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复制件，按时间节点，一个一个时期、一个一个思想专题地扫描马克思思想发生史的全程。其次，我也将自己的《概念与境和思想考古“回到马克思”的一种再归基》一书的专题概念的研究和思考直接嵌入这个总体过程之中，目前已经完成了事物化一物化(Versachlichung-Verdinglichung)专题和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sDasein)专题的讨论。再次，是对思想史上新发现的重要人物和文本的解读，比如索恩-雷特尔和他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舒尔茨和他的《生产运动》等专题研究。应该说，这三个方面的交织研究也是我继上世纪90年代的文本学研究之后，第二次重要的“回到马克思”的“归基”工程的主体部分。这一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与国际学术界面对面地推进基于MEGA新文献的马克思思想的学术研究，并培养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生力量。

2018年，我已经不再担任行政职务，这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投入自己真正热爱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之中。我也戏称，自己好不容易终于成为了一名专业的全职学术研究者。一大批过去想做而没有时间做的事情正等着我去努力。况且，时间已经十分有限了，希望在我全身心投入之后会有真实的进展。

张一兵

2019年2月4日于武昌茶岗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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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以下简称《回到马克思》)一书自2009年出版它的第二版之后，先后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2010年度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日文版)和国家社科基金首批“2010年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英文版)的鼎力资助。

本书的日译工作由日本的中野英夫先生承担，他的学术专业是经济学。他也是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长期聘任的兼职研究员，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他利用在南京大学担任日语教师的闲暇时间，一字一句地将这本在中国学术界已经很难理解的书全部译成了日文。没有他自己的学术积累，没有他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深入了解，这是根本不可能完美实现的一件难事。在他的身上，我也看到了日本学者的严谨和专注精神。为了能够较准确地理解文本的理论思想意指，他参加了在我们学科举行的许多学术研讨会，并且，这两年中，他几乎每周都会送来翻译中的疑问，然后在我们的共同探讨下，尽可能准确地实现一种学术思想从中文语境到日文话语的转换，其中，也纠正了不少我在文献引述和思想理解中的原有偏差。谢谢中野先生。还要特别感谢我的老朋友们，日本东京“社会思想史研究会”的星野智、吉田宪夫、忽那敬三、日山纪彦、石塚良次、小林昌人等六位先生，在本书的日文译稿交付出版社之后，为了保证此书的翻译质量和文献引用的准确性，他们专程从南京找去了六本中文原书，分工重新校译了全部书稿，从而使这一译稿的质量有了最重要的保证。本书的日文版将由广松涉①先生生前参与创办的情况出版社出版。2011年12月，我又专程赴东京与教授们见面，讨论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并与出版社的编辑商定最终出版事宜。

第三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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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英译工作由远在美国的青年学者麦文彦(Thomas Mitchell)承担。文彦是我们学校与美国杨百翰大学学术交流项目的美方研究人员，他的学术背景为政治学，因为母亲是中国台湾赴美的学者，所以他有很好的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基础，在南京期间，我们就这本书的内容、学科语境和每一章节的具体内容都进行了没有任何障碍的反复研讨，甚至对英文中学术概念的恰当表达都发生了争论和深入交流。在他回到美国之后，通过邮件，我会即时收到他的问题，为了更加直观地让我知道他的翻译进度，他几乎每隔一个月就发来他当下完成的全部译稿，并且他将每段中文原文和英文译文同时相隔相对，再用高亮突出他在翻译中有疑问的学术思想理解问题和没有把握的英文译句、概念。然后，我再逐一答复。这种细致的研讨和争论一直保持到译稿全部结束。谢谢文彦。2010年，哥廷根大学在收到我的译稿之后，由东亚系的施奈德教授在国际学术界聘请了几位同行专家进行审读，三个月之后，哥廷根大学的副校长十分兴奋地告诉我，几位外审专家都不约而同地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目前译稿正进入英文审校过程。2012年11月，我又利用去德国讲学的机会，专程赴哥廷根大学出版社与相关编辑和英文校译专家科尔夫博士(Dr.Corff)进行了研讨。哥廷根大学出版社将会很快出版此书。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广松涉(Hiromatsu Wataru，1933—1994)，当代日本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思想大师。广松涉1933年8月1日生于日本的福冈柳川。1954年，广松涉考入东京大学，1959年，在东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64年，广松涉在东京大学哲学系继续博士课程学习。1965年以后，广松涉先后任名古屋工业大学讲师(德文)、副教授(哲学和思想史)，1966年，他又出任名古屋大学文化学院讲师和副教授(哲学与伦理学)。1976年以后，广松涉出任东京大学副教授、教授直至1994年退休。同年5月，获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同月，广松涉因患癌症去世。代表著作有：《唯物史观的原像》(1971年，中译本已经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世界的交互主体性的结构》(1972年)、《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974年，中译本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资本论的哲学》(1974年，中译本已经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事的世界观的前哨》(1975年，中译本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物象化论的构图》(1983年，中译本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存在与意义》(全二卷，1982—1993年，中译本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等。——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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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回到马克思》的英文版和日文版的翻译工作基本结束之后，我停下了手中正在修改的《回到海德格尔》的第三稿，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本书中文第三版的校订工作。中文第三版仍然保留了原文本的基本学术构境质性和总体场境支点。有变化的地方是：

首先，在这一次的修改中，我补写了关于马克思1843年《论犹太人问题》的讨论，特别是集中改写了赫斯一节的内容。其中，包含了我对青年马克思与赫斯关系的一些新的想法。此外，在全书修订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少量观点上的改写和文献补充。

其次，这次修订与前两版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我直接依照MEGA2、MEW版等德文原文重新校定了马克思文本在中译文转译中的一些再现细节，并且修正了一些过去在中译文语境中的明显误判。在本书第一版的写作中，我对MEGA2的文献引述基本上建立在先期的德文转译中文的基础之上，而这一次则是直接依据德文。同时也因为最近几年我正在为海德格尔的文本研究大伤脑筋，所以年过半百的我不得不为德文的学习付出了大量的艰辛努力。不过，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也是在这一次的校订工作中我才发现，原来自己十多年前“回到马克思”时所依据的主要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中相当多数的文本，竟然多半是从俄文转译而来的。一些极为关键性的概念和范畴，都是基于苏联专家在俄文语境中的理解之上的意译，比如，对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都十分重要的Vergegenständlichung(对象化)一词竟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57—58手稿》)的不少地方都被误译成“物化”；而Gemeinwesen(共同本质)一词则被译成“社会联系”；而有确定含义的Dasein(一定存在)与Existenz(生存)一同被混译为“存在”;马克思用以表征社会生活复杂关联性的概念群：Band(联结)、Beziehung(联系)、Verhältnis(关系)、Zusammenhang(共同关联),Relation(相对关系)等不同概念则被简单混译为关系(联系)，等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在中文第二版中已经得到修订，但也有一些没有改过来。从马克思哲学文本的中译文的具体讨论语境看，这些误译都已经导致了我们传统汉译文本研究中对马克思思想理解中的一定误识(Quidproquo)，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本书第三版中的校订工作则具有了一种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三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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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在这一版的改订中，我还对书中所依据的马克思的主要德文文本进行了文献学的不完全词频统计工作，我将这项新开启的工作称之为学术文本词频统计学研究。

之所以会进行这项词频统计工作，缘起于与日本学者望月清司①的交道和教训。2009年，当我第一次在他东京的家中访问他的时候，已经86岁的望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为了弄清楚马克思是否真的如布罗代尔②所言，“从来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他花了数月，一页页细查了马克思主要学术论著的全部德文文本，最后，终于在《资本论》第2卷中查到了马克思“唯一一次”使用德文名词状态中的Kapitalismus的出处，从而证伪了布罗代尔的断言。为此，他大大地兴奋了一下。并且，他后来在每一次的课堂教学中都让学生们去查找这一出处，“谁能查到这一出处，我就请他喝啤酒”。可是，从来没有学生喝到望月先生的啤酒。其实，当时我坐在他老人家的对面，脸上真是红一阵白一阵的，因为，多年以前，我在没有认真做文献学数据查询的情况下，就曾经很笃定地说过类似布罗代尔的话。日本学者的这种治学态度实在令我汗颜，这也让我下决心认真重做一下这项原文关键词的检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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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望月清司(Mochizuki Seiji，1929—)，日本当代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望月1929年生于日本东京，1951年日本专修大学商学部经济学科入学，1956年就任同大学商学部助手，1969年晋升为该大学经济学部教授。1975年获得专修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从1989年开始连任专修大学校长九年，直至中途退休为止。代表著作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1973)等。

②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著名的史学家。代表著作有：《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49)、《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卷，197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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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我只是对望月先生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①中所提出的马克思明确在德文中区分了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说法存有疑虑，因为过去我们只知道马克思在1840年代至1850年代在德文中使用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一词组，在中文翻译中，通常译者会依马克思文本的不同语境将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分别译为“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可是从来没有听说马克思真的直接使用过两个不同的德文词来界划这两个概念。望月先生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科学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认识的形成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有趣的是，望月先生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一书中竟然真的给出了存在于马克思文本中的两个不同词组，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gesellschaft)和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并将其与马克思后来使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Kapitaliste Gesellschaft，望月先生执意要将此词日译为“资本家社会”)相对置。对于并不熟悉德文原文的中国读者来说，这似乎是我们只能接受的具有充分证据的文本事实。可是后来我经过长时间的仔细的文本查阅，终于发现马克思在其文献中对bürgerlicheGesellschaft和 Bourgeoisgesellschaft 这两个词组的使用并没有作出真正具有不同质性的区分，它们的差异仅仅是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出自德文，而Bourgeoisgesellschaft一词同为“资产阶级社会”，只不过此词由法语而来，而马克思只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第二卷中两次使用此词，而大部分使用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开始，马克思开始使用Kapitaliste Gesellschaft，而 bürgerlicheGesellschaft一词的使用率逐步下降。这一研究成果大大地鼓舞了我，所以我开始将这种研究方式扩展到《回到马克思》一书第三版修订的全过程中。在开始，我完全是用手工查找，并分别使用过Word查询功能和Adobe系统中的PDF查询功能，后来在相关文献学和计算机专家的帮助下建立了独立的数据库专用的词频软件，从而真正完成了文本词频统计的科学化。我深深地体会到，文献学词频统计工作的意义在于，通过基于德文文本中马克思学术关键词的消长波动情况的历史流变状态的分析，我们能够发现马克思学术话语实际运作的第一手思想构境细节，这使我们对马克思不同时期思想状况的质性认定获得了坚实的客观文献基础。可以说，我从中获益良多。

第三版序言

①[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我们知道，词频统计方法是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的传统分析方法之一。所谓词频(termfrequency，TF)，就是指在一份给定的文献中，某一个给定的词语在该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词频统计则是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运用统计学的方法，从不同的文献文本(如网络引擎、报纸杂志、历史文件、档案记录等)中搜集所研究问题的核心词汇，在进行特殊的编码之后，据以进行定量词频分析的方法。在文献计量学研究中，研究者通过词频统计分析，可以对科学研究某一领域的发展趋势、语言习惯的演进和各种社会现象的变化等问题进行定量研究。我在与文献学相关专家的交流中得知，这一前沿性方法的使用对于推动整个文献情报学方法论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个重要的科学前沿的基础上，我提出了所谓文本词频统计，这是指统计一个思想家在其经典文本的母语原文中权力话语结构中的支配性概念或范畴出现的频率，并将其与不同时期中发生重要思想变异的文本的词频统计结果进行历时性比较研究，并且在二维词频图上以可直观的曲线图标识出来，以达到对已有文本学分析的数据支持。词频统计之所以必须建立在文本母语中，是因为在语言翻译转换中，新的翻译文字已经在一个陌生话语体系中被重新构境。在我看来，词频统计本身并不直接产生文本分析的结果，而只能是对深度文本学研究进行辅助说明的一个实证科学的工具性手段。在目前已经完成的《回到马克思》一书的第三版修订中，我依据MEGA2和其他德文原始文献的全文数据库，对马克思在不同文本中重要学术关键词的出现和消失、增多与减少情况尝试进行了一定的文献数据统计工作，说实话，这种文献计量工作使得我自己原先的文本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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