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我们知道，法国重农主义被马克思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②。马克思还说过，政治经济学“只是通过重农学派才变成一门特殊的科学，并且从那时起它才被作为一门科学加以探讨”③。重农主义恰恰是在批判重商主义中出现的。他们的理论贡献集中于两点：一是反对重商主义的流通决定论，直接指认了财富来源于农业生产中的劳动；二是反对重商主义(以及全部中世纪)人为地干预经济生活，提出了经济运动中客观的“自然秩序”。在第一个方面，处于当时欧洲滞后经济情状中的法国重农主义首次系统论证了物质生产的基始性和“各种物质组成部分”(马克思语)。问题在于，他们只是将生产的本质确定为土地上自然作物的物质生长，这是一种看得见的“多”。然而，重商主义所看重的商业不是生产，而工业生产只是加工，并没有自然物质上的“多”。因此，只有农业生产劳动才是获得“净产品”这种自然赐予的财富之源。显而易见，他们还没法区分出自然财富与社会的人工重组的新的社会财富。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见识是远在配第之下的。这种局限，显然是由18世纪中叶现实中法国当时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参见[英]配第《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货币略论》，陈冬野等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78、88页。

②重农主义(physiocracy)学派是18世纪50—70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他们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认为保障财产权利和个人经济自由是社会繁荣的必要因素。其成员之一杜邦·德·奈穆尔于1767年编辑出版了一本题名为《菲西奥克拉特，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的魁奈著作选集，首次提出了源于希腊文“自然”和“统治”两字的结合概念作为他们的理论体系的名称。魁奈是重农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他的代表作《经济表》就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全面总结。18世纪50—70年代，在魁奈(FrancoisQuesnay，1694—1774)的周围逐渐出现了一批门徒和追随者，形成了一个有较完整理论体系和共同信念的派别，而且是一个有明确的纲领和组织的政治与学术团体。他们有定期讨论学术问题的集会，有作为学派喉舌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杜尔哥是继魁奈之后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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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麦克库洛赫在批评重农主义认为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时，明确说明他们“完全误解了生产的性质，实质上，他们是假定了财富即物质”。这是深刻的分析。为此，他还专门指认，“只有把劳动加于适当的物质上，使它们适合于我们使用，物质才能得到交换价值，从而变成财富。人类的劳动并不是通过增加我们地球上的物质而产生财富的”，所以，工业与商业都是生产财富的。①对于这一点，麦克库洛赫的判断并没有错。以马克思后来的科学表述，重农主义“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转到了直接生产领域，这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②。但是，他们的错误在于把财富(价值)看成是“由土地即自然所提供的物质以及这个物质的各种变态构成的”，而实际上，价值不过是“人的活动(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③

在第二个方面，重农主义将经济学直指为“关于自然秩序的科学”，这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哲学理论意义。在反对重商主义的经济干预论中他们将法国启蒙思想中的自然法贯彻到经济观察中，提出了尊重在经济生活中与封建的“人为秩序”相对立的自然秩序。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自然秩序就是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德]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郭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9页。

②[德]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剩余价值理论》3册的译者都为此，在下文的注释中译者将省略本书作者第二版注)，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页。

③参见[德]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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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当时法国的国家干预政策中，布阿吉尔贝尔最早明确提出了“不要妨碍大自然行事”的主张经济自由的“自然规律”论。根据麦克库洛赫的考证，后来是奈穆尔在《论一门新科学的起源与演变》中第一次提出了“自然秩序”，并将其定位为“交换的自由、贸易的自由和使用其财富的自由”，并且，国家的法权必然是执行和应用自然秩序的结果。①而到了魁奈那里，所谓自然秩序就被指认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而经济运动如果是受自然秩序支配的，那么它必然也是一个可以测度的客观进程。尤其请大家注意鉴别的是，这个自然秩序已经不完全是康德②那种外在的“自然意图”(固然它有时还披着神学或者封建的外衣)③，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中但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恰恰是通过人与人的自由竞争自发实现的。例如，自由竞争可以将劳动以正确的比例分配给各产业部门，以形成一种合理比例的自组织。这种自然性是通过个人活动自发性的联结而形成的，换句话说，有经济活动中个体的无意识关联才有自然秩序。马克思后来指认过这种观点的“巨大功绩”，因为这说明了生产形式是“从生产本身和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这是物质规律。错误只在于，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④。再次请读者们留意一下，这同时也是资产阶级“自然—永恒”意识形态在经济学中的基础性起步。

难能可贵的是，魁奈认为与自然秩序同在的还有一种由国家制定的“人为秩序”。这种人为秩序只有在符合自然秩序时才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和违反人的自然本性的。在自然秩序决定人为秩序的原则中，我们其实看到了这样一种观点：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不久，我们将在黑格尔那里看到一种完全颠倒的理论表述。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转引自[德]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郭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0—31页注1。

②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代表作有：《纯粹理性批判》(1781)、《实践理性批判》(1788)、《判断力批判》(1790)等。

③关于康德的“自然意图”思想，可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版)的引言部分。——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④[德]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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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抽象视域中的现代社会存在本质与运动规律

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The Nature and Causesof National Wealth of Research，以下正文中简称《国富论》)一书的第1页上写下“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①这个卓越的论断时，实际上，他已界划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时代。斯密之所以被认为是第一个建立起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经济学家，主要因为他正是奠定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科学理论基础的第一人。②过去我们分析斯密的方法时，主要关注的是马克思指出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但我们却没有深入探究这种抽象本身的暂学意义。

可以肯定，斯密所说的“国民财富”已经是以商品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财富。我们可以看出，斯密已经开始从更加科学的抽象规定出发：“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这里的劳动是指一切劳动！③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都不能抽象出创造财富的活动的具体形式，而斯密则抛开这种活动的所有具体规定，从而获得了劳动的抽象一般性。我们先不追问这种抽象性的现实基础，而来分析斯密理论的历史关联性。作为资产阶级产业(工业)资本利益代表的斯密，深刻地看到了法国重农主义的理论局限性与农业生产的关系：由于农业生产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劳动分工，人所需要的一切物品都由自己生产供给，所以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交换。这当然还是一种十分落后和封闭的自然经济。而在英国已经发生的工业(手工业)生产中，一旦“彻底实行分工之后，一人自己劳动的产物，便仅能满足自身随时发生的需要的极小部分。其他大部分需要，必得仰赖他人劳动的产物来供给”①。于是，不管是农业劳动还是工业劳动中的个人，都必须通过交换来互通有无。在农业生产中，似乎自然与人的劳动一起步入生产的环节，而“在制造业上，自然没做什么，人做了一切”②。后来庸俗经济学家西尼尔③表述为，产业中“进行生产是促使现存的一些物质的状态发生变化，由于这一变化的发生，或者是由此造成的结果，可以换取某些事物”④，而“生产的主要手段是劳动和不借助于人力的、由自然予以协助的那些要素”⑤。也正是由于在生产中对自然条件的超越，产业的生产出现了无限制发展的可能。所以，现在人们所交换的不是自然物，而是“做了一切”的劳动。实际上，斯密已经从商品价格中抽象出交换价值，并直接确定了交换价值的基础是一般的劳动。由此，他才第一次明确宣布:任何部门的劳动都是财富的源泉。这就指认了作为劳动价值论基础的一般的社会劳动。并且，正是这个抽象的社会劳动的不断积累和转型才形成了资本。于是，斯密就第一次科学地确证了配第的一般原则。麦克库洛赫后来曾概括说，“一个商品或产品不因其有用而有价值，而是因其只能以劳动才能获得，才有了价值”①。所以政治经济学并不研究一般自然物，而是研究通过劳动而获得价值的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对象，这是一个“独有的园地”。②在这一点上，这两位庸俗经济学家并没有讲错。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页。

②斯密(AdamSmith，1723—1790)，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创始人。1723年6月5日，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的寇克卡迪。斯密的父亲也叫AdamSmith，是律师，也是苏格兰的军法官和寇克卡迪的海关监督，在亚当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去世。斯密一生与母亲相依为命，终身未娶。1737—1740年间，斯密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学习；1740—1746年间，赴牛津大学求学。1751年后，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任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1787—1789年担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职位。斯密于1790年7月17日与世长辞，享年67岁。在去世前，他将自己的手稿全数销毁。斯密的主要代表著作有：《道德情操论》(1759)和《国富论》(1768)等。——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③参见[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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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52页。

②[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34页。

③西尼尔(N.W.Senior，1790—1864)，英国经济学家。其主要论著有：《政治经济学大纲》(1836)、《论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等。

④[英]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81页

⑤英]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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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社会劳动本身也只有在工业生产中才可能出现的客观社会生活“共相”，是斯密一般劳动的现实基础(虽然斯密的基础还只是手工业生产)。这是因为，只有在劳动分工和交换中，特别是在劳动变成雇佣劳动(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中，才客观地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非个人的社会劳动。这已经是一种人与人的共同活动构成的经济活动的社会关系系统，即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由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所组成。斯密之所以能够第一次将当时的经济知识归结为一个完整的整体，首先是因为客观现实中已经出现了全新的完整的社会经济运动整体。缘于此，也才使詹·穆勒③有可能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归结为四大规律的定义：决定商品生产的规律、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商品进行分配的规律、商品彼此进行交换的规律和决定消费的规律。④从哲学历史观的角度看，斯密的生产、分工、交换和劳动理论，是对现代性社会存在的最初探索。因为工业第一次直接突显了社会存在的非实体性，说明了社会存在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这种客观存在本身并不能直观，而只能通过抽象显现出来，社会存在的本质(关系)与运动规律更是如此。斯密从交换关系中指认出来的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社会存在本质论即社会关系。后来马克思终于自觉地意识到，社会化了的抽象劳动，首先是在工业进程和商品—市场经济关系中客观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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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郭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页。

②参见[英]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郭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6页。

③穆勒(JamesMill，1773—1836)，英国经济学家。主要论著有：《为商业辩护》(1804)、《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等。

④参见[英穆勒《政治经济学要义》(此为商务印书馆译名，即《政治经济学原理》)，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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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此我特别提醒读者，由于斯密理论的现实社会基础还是资产阶级社会早期手工业生产这一特定阶段，此时资产阶级社会经济体系还处于早期市场交换的建构进程之中，所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完全表现为彻底的社会化和事物化(Versachlichung)的形态。①斯密从分工出发，着眼于人与人的直接劳动交换关系，着眼于“财富主体本质”的指认，这是一种必然的历史描述。②斯密的这一理论局限性，直接影响了一批早期经济学家，其中也包括1845年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初步肯定政治经济学科学前提的马克思。

此外，还有斯密指认的那个“看不见的手”(Theinvisiblehand)的观念。如前所述，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眼里，封建经济(包括重商主义)人为地干预经济发展过程，是违反自然秩序、不符合人的本性的。重农主义反对人为经济，已经提出自然秩序。这确立了一种观念：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是最符合人性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放任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法则是在自由竞争中自发地客观实现的。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斯密则更加明确地反对一切妨碍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东西。③他认为，“农业是有固定性的”，它是由固定的土地、固定的住所和必然固定化的生活支撑着的。④而只有工业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产业中才第一次创造了一种可能性，即从经济上打破一切固定性的自由。这是因为在这个“人做了一切”的制造业中，人也才获得了生产中的一种自由空间，而且它居于个人自由活动之上，这就自然形成了市民社会所特有的客观经济规律。

第一章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Versachlichung一词在国内传统的马克思研究中，通常被译作“物化”。上一世纪70年代起，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将其日译为“物象化”。近期，国内学术界开始受其影响。在我最近的思考中，我逐步开始觉得此词合适的中译应该是“事物化”。Versachlichung一词的词干Sache在德文中是与Ding(物)有一定区别的、与人相关的事物。马克思在自己的研究中，始终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概念。—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②参见孙伯镁、姚顺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黄楠森主编，八卷本)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③参见[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29页。

④参见[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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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斯密的理论构架中，利己主义的自由经济人是市民社会的起点。这种观点浸润着休谟①的人性观，受到它的重要影响。②斯密肯定休谟的观点，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利己性，换言之，人天生就有一种生存的欲望，为此，他才在财源稀少的情况下进行劳动生产。经济人的本质是利己的物欲。与中世纪禁欲的道德人不同，斯密主张肯定人的物欲性，并放任其自由地发展。这实际上也是资产阶级启蒙精神的要旨之一(例如卢梭的《忏悔录》)。“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完全听其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③。以斯密的看法，在自由的经济活动中，个人“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④。所以，在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我们有东西吃有衣服穿，要感谢的不是面包师和裁缝的利他心，而是他们的利己主义物欲冲动。这是因为，每个人自己的劳动都只能创造为数不多的物品，但他的需要却是多方面的，这就有了社会的分工和市场中的交换，从而在市场需求的调节下，自发地形成市民社会的总体需要(非人为的客观社会联系)。在斯密的眼里，市民社会中的经济人看起来自由自主地活动，追逐自己的利益，而实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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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卫·休谟(DavidHume，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被视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主要代表作有：《人性论》(1739一1740)、《人类理解论》(1748)、《道德原理研究》(1751)、《自然宗教对话录》(1779)等。

②参见[英]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33—538页。

③[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52页。

④[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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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①

在此，我们可以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方面对斯密的上述论断进一步予以说明。首先，从共时性的角度看，利己主义的冲动在自由竞争中形成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总体；其次，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在再生产的动态取向上自发地形成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运动的客观法则。

我们可以明确指认，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哲学历史观的逻辑层面上，就是第一次在现代社会经济过程中确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客观规律。当然，这个立论同时也直接导引出资产阶级自然意识形态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一是这种自由经济的自然性和公正性，二是由此引发出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天然性和永恒性。

1. 李嘉图与社会唯物主义的深层语境

其实，只有李嘉图，才站在了由斯密全面创立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最高点上。②相对于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反映大工业的史前时期”的斯密，李嘉图则代表了大工业时代的产业资本的利益。我认为，由李嘉图在经济学中达及的社会历史观的逻辑层面，才是马克思后来1845—1858年科学思想革命的真实起点。应该指出，过去我们同样仅仅将这一重要的理论视域遮蔽为一种纯经济学的语境，而实际上这是一个哲学社会历史观上的全新理论凸现。说到底，李嘉图的理论逻辑是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下工业进程的工具理性总体文化逻辑之彰显的最核心的一部分，它同时也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19世纪所能够攀登上的理论最高点。这个巅峰上屹立着两位大师：经济学中的李嘉图与哲学中的黑格尔。依据阿多诺的观点，还有音乐殿堂里的贝多芬。在李嘉图这里，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再一次得以深化，这就形成了第三层级中的崭新语境。

第一章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

②李嘉图(DavidRicardo，1772—1823)，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他对斯密以后的经济学理论作出了系统的贡献，被马克思称为最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1772年4月18日，李嘉图出身于英国伦敦一个资产阶级犹太移民家庭。童年所受教育不多，14岁便随父亲从事证券交易活动，16岁时便成了英国金融界的知名人物。1799年，李嘉图偶然阅读了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经济学，从此，他对政治经济学发生兴趣并开始研究经济问题。李嘉图在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使他非常富有，所以他在1814年刚满42岁时便退休。1819年，李嘉图在英国议会上院购买了一个代表爱尔兰的席位。他占据这个席位直到去世。李嘉图于1823年9月11日去世，年仅51岁。其主要代表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1817)等。—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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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标注出李嘉图与一切早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的重要异质性。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描述过存在于后者的一般方法论特征及其哲学意义，这种方法论经由配第演进到斯密，并在斯密那里达到它的最高点。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方法“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①。面对社会现象，它是一种“多”中之“一”的本质；面对社会活动，它是一种“变”中之“不变”的规律。虽然我们已经指认了这种抽象方法与自然唯物主义经验论并不相同，但它从根本上说依然是一种经验归纳式的抽象。因此，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放过了”在这一方法之下的庸俗经济学家。具体论及斯密，他是这样做的：

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研究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②

用后来马克思对斯密的评价来说，那就是斯密始终“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完全按照这种当事人所看到和所设想的样子，按照事物决定这种当事人的实践活动的情况，按照事物实际上呈现出来的样子，来描绘事物”①。也由此，萨伊才能够肤浅而系统地把它概括于一本教科书里。可是，在另一个方面，斯密的分析也还是不自觉地呈现了一种新的方法，即“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内在联系”的本质抽象的逻辑。这在他的著作中与前一种主导性研究方法形成理论上的悖结。马克思已经指出了斯密方法论中的无意识的复调性。在这一点上，斯密的许多后继者也含混不清、语焉不详，并且更多地自觉或不自觉地立足于前一种方法。马克思后来感叹道：“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②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②[德]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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