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处于资产阶级社会大工业新时代之中的李嘉图的科学方法论是从斯密的后一种方法论线索萌生出来的，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层级：真正的科学抽象的方法。根据马克思后来的科学认识“李嘉图的方法是这样的：李嘉图从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出发，然后研究其他经济关系(其他经济范畴)是否同这个价值规定相矛盾，或者说，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这个价值规定”③。我们发现，马克思这样高度评价李嘉图：

向科学大喝一声“站住！”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李嘉图从这一点出发，迫使科学抛弃原来的陈规旧套，要科学讲清楚：它所阐明和提出的其余范畴——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同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适合或矛盾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只是反映、再现过程的表现形式的科学以及这些表现本身，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即现实生理学所依据的，或者说成为它的出发点的那个基础适合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这个制度的表面运动和它的实际运动之间的矛盾是怎么回事。①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德]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3页。

③[德]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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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李嘉图在阐析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的前两章时，开篇就从本质层面扣紧在大工业时代发展了的资产阶级社会的非人的、事物化了的生产关系进行论述，然后再将这一本质与它的各种表现形式统一起来，或者说是“从分散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中吸取并集中了最本质的东西，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体系都从属于一个基本规律”。这样，他必然对以往一切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并且“同亚当·斯密的贯穿全部著作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断然决裂，而且通过这种批判得出了一些崭新的惊人结果”。②也由此，马克思才反讽地说，在这个新方法面前，仅仅将思考停留在表面运动和表现形式上的“庸人”萨伊必定会“怒气冲冲”。于是，李嘉图从过往的思想泥泞走到了一个崭新的科学情境中：“把各种固定的和彼此异化的财富形式还原为它们的内在统一性，并从它们身上剥去那种使它们漠不相关地相互并存的形式；它想了解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不同的内在联系”③。显然，这是一个科学地超越现象之“多”抵达本质之“一”的思想演变过程。

后来，马克思已经意识到，李嘉图的方法是一种更加深刻地直面社会历史生活的社会唯物主义的科学抽象方法。根据泽勒尼④的概括，李嘉图的方法有三个层面：一是把经验的表面现象与本质区别了开来；二是将本质视为不变的东西；三是这种方法依托了更加概括的(可量化的)形式。⑤在这里，李嘉图抓住了以现代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本质事物化和客观化了的生产关系，并以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作为观察社会历史的全部出发点。这就使他的哲学历史观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也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这才是马克思18451858年哲学世界观变革的真正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德]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3页。

②参见[德]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55页。

④泽勒尼(Jindrich Zeleny，1922—1997)，捷克经济学家。著有《马克思的逻辑》(1968)。此书原为德文(Die Wissenscha ftslogik bei Marx und“DasKapital",Kritische Studien zurPhilosophie，Frankfurt am Main, 1968)，后来译为英文(The logic of Marx，Oxford:Blackwell，1980)，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⑤参见[捷]泽勒尼《马克思的逻辑》，牛津，1980年，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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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要追问，为什么李嘉图能够站在如此出类拔萃的理论高点上？显而易见，答案是：这是由社会历史本身的客观进程决定的。我们知道，斯密的时代还只是资产阶级社会早期的手工业发展阶段，他的理论矛盾和逻辑混乱也是必然的。只有当资产阶级社会大工业成为现代经济活动的主体性的基础时，李嘉图等人才有可能真正从理论上指认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现代本质，彻底澄明已经真实照耀到生活每一个角落的资产阶级社会事物化生产关系之“普照的光”(马克思语)。在李嘉图的大生产视域中，也才有了对一切领域劳动都可以通约的必要劳动时间尺度。这是生产劳动进一步的客观一体化的最高抽象。在资本已经生发出来的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更高尺度上，李嘉图最终实现了从人到物(资本关系)的过渡，即完全以客观生产力的发展为第一尺度，“为生产而生产，为发财而发财”(马克思语)。由此，李嘉图追求的不再是人的需要，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本身运动的客观需要，这就是无限制的“无主体的”资本增殖和最大化利润。所以，“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制还是毁灭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种进步使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李嘉图也是欢迎的”①。在这里，人的主体性最终被消灭了，工人与驮畜、商品一样，是机器的附属物，资本“不属于我们或他们”，这个作为资本家主体的“他们”也被解构了，“资本家只看成人格化的资本，看成G-W-G'，看成生产当事人”。②于是，原来在斯密那里通过利己主义的个人主体活动建构起来的人类的市民社会，最后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事物化结构占统治地位的新的必然王国。用马克思后来的话来说就是，斯密的经济人，终于在李嘉图那里变成了非人的“帽子”。实际上，直到这里才真正出现了马克思后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科学确证的主要对象：资本的主义。①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德]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5页。

②参见[德]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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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上述在说明社会唯物主义时所依据的李嘉图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学理进展中的劳动价值论，更多的是定位在商品价值实现这一环节上。这实际上还只是问题解析和进展的入口。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得从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的具体说明谈起。当我们笼统地说劳动价值论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科学地区分这一理论存在着三个不同的理论层面：1.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创造因素；2.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3.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实现因素。在自重农学派以降的政治经济学家那里，对第1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问题在于对第2点和第3点理解的不同侧重上。具体说，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由第2点和第3点相互并存一起构成的。他一方面从价值的决定层面界定了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又从价值的实现层面界定了劳动价值论(从价值实现的环节来看，一个商品的价值当然是由它所换得的劳动量所决定的)，这便是他矛盾的二重价值理论的由来。其实，这在斯密时代是必然的，因为手工业“资产阶级社会”的时代与后来李嘉图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极具理论意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关注的是财富的积累和生产，后者关注的是资本的积累。因此，尽管斯密已经开启了劳动的价值决定的理论线索，但他还是无法摆脱从所换得的财富的角度来理解一个商品的价值问题。这便致使他的价值理论仍然拖着一根“庸人的尾巴”。准确地说，这是由于当时的手工业时代还没给他提供蜕去这根尾巴的客观条件。

李嘉图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准确地概括了他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社会大工业生产)的状况，这使他有可能彻底摆脱从所交换的财富含有的劳动量的角度来理解商品价值的线索，而完全站到商品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的角度来界定劳动价值论。因为，在李嘉图的时代，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已经通过产业大革命获得极大发展。作为此时资产阶级产业资本利益的理论代表的李嘉图，他所关心的不是财富的生产问题，而是财富的分配所带来的资本如何积累和社会的客观进步问题。所以，李嘉图已没有兴趣从所换得的财富的劳动量的角度来展开线索，他的兴趣在于商品内在价值本身，即价值的决定的层面。从商品交换的层面所定位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只是劳动价值论的第三个层面，这个层面在斯密那里是作为一根长长的尾巴拖着泥带着水，李嘉图的英明之处恰恰在于斩断了这根尾巴，而作为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的詹·穆勒、麦克库洛赫、普雷沃、特拉西①等人的误区恰恰在于重新拾起和错植了这根尾巴。此处经济学理论的论述，得益于与唐正东博士的讨论。这样一来，如果仅从价值交换的层面来理解经济学家所抽象出的社会关系，那么，不但无法区分庸俗经济学家跟斯密的不同，而且连李嘉图的意义自然也会被重新遮蔽。所以，我们在解蔽社会唯物主义线索时就必须区分出这三个层面，特别是要重视第一、二层级与第三层级的重要差别。从自然对象直观物的唯物主义转向社会关系的社会唯物主义，这的确是斯图亚特以后的经济学家的一大特点。这条线索可以一直不加区分地牵至庸俗经济学家(萨伊、麦克库洛赫和特拉西等)和斯密的“一半”。因为，他们是从价值实现的角度来展开理论分析的。一个人的商品必须通过社会交换才能成为真正的商品，因此，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社会关系的层面凸现出来了。但这种社会唯物主义是一种“经验的抽象”，这是社会唯物主义的初级层面(第一、第二层级)。而斯密的“另一半”和李嘉图则成为社会唯物主义第三层级的新的基础，它们已经构成一类对社会本质的科学抽象。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直到19世纪50年代以后，才第一次明确指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在此之前他一直使用“资产阶级社会”、“现代私有制社会”等术语。有关这一点，我们下面还将进行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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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格意义上说，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走向从斯密到李嘉图的逻辑线索的。在这一层面，社会关系已不是对应于人的商品通过交换而实现的环节，也不是对应于简单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层面，而是对应于资本本身所具有的全面事物化了的生产关系特性。这才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文明中凸现出来的真正彻底的现代性的社会存在。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李嘉图纠正了斯密在劳动价值论中不彻底的一面，正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批判了萨伊混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根本错误。①李嘉图关注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和转移以及客观形成的利润平均化②，确证了社会关系是在资本生产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事物化的客观关系。他以考察分配关系为名，实际上却是要揭示最适合资产阶级社会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并将这种生产关系看作是统一世界历史的客观强力：“它使劳动得到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分配；同时，由于增加生产总额，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相互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③。这是资产阶级社会世界历史霸权(换用今天的话语即全球化!)在现代最重要的宣言。于是，分配关系在李嘉图那里事实上成为生产关系的特定隐喻。④我以为，社会关系的这一深刻层面，显然不是萨伊等庸俗经济学家甚至斯密所能达及的。而这恰恰是与马克思1857—1858年深化了的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概念的通约之处，而在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并没有抵达这一深度，这一复杂的论点我们将在第八章中讨论。马克思后来科学的生产关系首先不是指向在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而是指实实在在的生产过程中所建构出来的基始性生产关系。我们不难发现，李嘉图这里隐喻性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就是指生产价值的资本的关系，“资本只有作为一种关系”，才生产价值。请注意，这一点和第一、二层级社会唯物主义中的通过交换关系所建构出的社会关系是不一样的，这是在理论深度上重要的异质之点。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1754—1836)，法国经济学家、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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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英]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32—245页。

②参见[英]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3页。

③[英]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13页。

④参见马克思的相关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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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必须意识到，其实李嘉图的这种社会唯物主义一经济决定论也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三大拜物教最重要的基础。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逻辑指认。马克思后来说：“粗俗的经验主义变成了虚伪的形而上学，变成了烦琐哲学，它绞尽脑汁，想用简单的形式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中得出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或者巧妙地使经验现象去迁就一般规律”①。这就使得“甚至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必然是这样，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中”②。而这个社会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终结之处，却成为1845—1846年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支点，又成为1857—1858年他再一次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历史现象学的超越之点。

也由此，我才提出这样一种新的看法，即存在于古典经济学中的这种社会唯物主义才是后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变革的真正批判性始源！国内学者赵仲英、熊子云等先生都已经试图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联系起来，但他们都没有深入地从文本学上深入地确证这一正确观点，特别是他们没有从哲学本身的理论逻辑上呈现资产阶级早期政治经济学的隐性哲学构架。③特别需要界划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等同于经济学中的社会唯物主义，也不等同于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所指认的经济决定论。J.斯特恩提出一种经济唯物主义，即不是以一般物质为基础，而是以社会的和经济的力量为基始的哲学理论，这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早期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构架，而当他直接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种经济唯物主义的时候，就开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非科学的理解方向。①这是第二国际庸俗经济决定论解释框架悲剧性的开端。20世纪卢卡奇和葛兰西所奠基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正确地批判了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诠释为经济决定论的错误，但始终无法真正辨析和说明这一问题的思想史根源。②这一复杂的理论问题，正是我始终在着力辨识的重要逻辑误识。③

第一章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德]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39页。

③参见赵仲英《马克思早期思想探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熊子云、张向东《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史》，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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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被遮蔽的线索二:黑格尔对古典经济学的认同与超越

黑格尔是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哲学是青年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源生基础，这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可是，将黑格尔哲学与古典经济学进行一种深层的历史逻辑联结，这是只有到20世纪40年代后才逐渐呈现的研究新视域。而以经济学为支援背景的黑格尔哲学，正是我们过去在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另一条被遮蔽的逻辑线索。并且，这条线索对我们下面解读青年马克思的理论文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在本节将集中说明青年黑格尔早期理论研究过程中的经济学线索，以及这一线索后来蔓延于他的哲学体系所留下的逻辑踪迹。

1. 黑格尔哲学与古典经济学

我主张，对黑格尔哲学的总体逻辑必须重新进行认真而深入的透析。这种透析不是在传统哲学研究构架中那种细部化的“新论”，而必须有新的投射视角。以我之见，在一定的意义上，黑格尔的哲学实际上是爱利亚学派①的绝对本质(“一”)与柏拉图的相(理念)论的延续，也是中世纪基督神学在德国思辨中的一次理论重写。在这里，神秘的神学话语被思辨但又可知的理性话语所替代。这是一种极重要的逻辑指认。作为最高存在的上帝，实际上内化为最抽象的客观精神。黑格尔在自己批判性的哲学逻辑发生学中，指认出个体意识所面对的变动不居的感性存在(“多”)背后潜藏着一个本真的彼岸世界，不过这一次创世主(绝对的“”)被叫做大写的绝对观念——从《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Geistes,1806)到《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1812—1816)。在感性幻影已经破碎的序幕被揭开后，奥德赛神喻式的出走和返回与浮士德屈从物欲的悲剧，被赋予曲折的必然性和深刻的非直线性特性，并再一次在历史的宽阔场境里得以重演。不过，这一轮的造物运动，是以空灵的精神上帝幻化于自然背后为开端的，这是所谓精神异化(从费希特②开始)的第一步(也是绝对观念实现自身的在总体上的第二时段，即《自然哲学》)。由此，观念性的类本质是通过外化为物质持存而得以实现的，诚然精神“沉沦”于自然物质，但观念主体从自身异化出去也就是过渡性地肯定自己，异化(Entfremdung)③等于外化(Entäußerung)④，自然物化的扬弃实现为科学理性的历史性逐步布展。在表征绝对观念运动的第三阶段上，个人的现实“激情”成了造物主的工具(《精神哲学》中的“理性的狡计”)，因而异化的后继过程是人的意识外在化为他劳动的产品，客观精神外化为市民社会活动中“看不见的”规律。在这个更高的历史层面上，人的主体物化为社会财产(第二自然)的生产与占有，表征了必然王国中新一轮更深刻的异化的出现。最后，绝对理性的太阳升起在超越了市民社会的国家与法之中，这将是一个全新的精神性的自由王国。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德]斯特恩《经济的和自然哲学的唯物主义》，载《新时代》，1897年。

②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多次将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与李嘉图的经济学联系起来，但他也没有完成系统的科学说明。参见《葛兰西文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85—487页。

③在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我已经通过提出似自然性和物役性等概念与具体的逻辑说明，开始将经济决定论及其逻辑变种与马克思1845年以后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在哲学逻辑中仔细地界划开来。在本书中，则更深入地从经济学语境与哲学话语的交织中再一次辨识和界定二者的根本异质性。——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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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爱利亚学派(Eleatic School)是早期希腊哲学中最重要的哲学流派之一。它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意大利南部爱利亚城邦，这一派别的中心思想是：世界的基始性本原是不变的“一”(存在)。由此，异质于主张本原是单一却是变化的伊奥尼亚学派和主张本原是不变却是众多的毕达哥拉斯学派。

②费希特(Johann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古典哲学家。代表作有：《全部知识学的基础》(1796)、《自然法权基础》(1796)、《伦理学体系》(1798)、《论人的使命》(1780)等。

③Entfremdung一词中的词干fremd为“外国的”、“异乡的”、“陌生的”之意，Entfremdung一词则表示“疏远”和“异己”。——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④Entäußerung一词在德文中有“放弃”和“转让”之意，这里在哲学语境中则转喻为“外在化”。——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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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博大精深的哲学构架，以往我们较多地从黑格尔表述他自己体系的成熟论著中提炼出宏大的思辨逻辑体系，可是恰恰忽略了这一话语体系的历史形成过程，即青年黑格尔早期十分深厚的文化历史研究(图宾根到耶拿时期)，特别是当时黑格尔所面对的欧洲历史与生活的现实确证主要是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通俗地说，就是马背上的拿破仑与绝对精神、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与“理性的狡计”的内在关联。其中与本书所论说的主题最关切也最重要的一个联结点，就是作为工业进程理论映照的古典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这也是我们此处需要深入讨论的焦点问题。

20世纪20—30年代，黑格尔的大量早期文献得以问世①，这引起了西方一些学者特别是新黑格尔主义者的关注。根据我们所读到的文本来看，卢卡奇的是最早明确指认黑格尔哲学与古典经济学关系的人之一。在写于1945年、1948年出版的《青年黑格尔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以下简称《青年黑格尔》)一书中，他第一次从哲学理论的高度分析了黑格尔哲学的本质是对法国大革命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反映。按照他的观点：

黑格尔不仅在德国人中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持有最高和最正确的见解，而且他同时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认真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问题；他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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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黑格尔：《黑格尔青年时期神学著作》，图宾根，1907年；《黑格尔政治和法哲学论文集》，莱比锡，1923年；《耶拿时期的实在哲学》，莱比锡，1932年；等。

②[匈]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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