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在卢卡奇看来，如果说伯尔尼时期，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理论结构是建立在对法国大革命这一世界史实的分析的基础之上，那么在法兰克福时期，他的思想发展开始直接基于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甚至将他的这种研究直接延伸到英国的现实经济发展本身。而到了耶拿时期，在进一步的经济学研究中，黑格尔则已经“提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本质问题”。我以为，卢卡奇的这一论见是十分重要的和富有启发性的。我注意到贺麟先生否定卢卡奇这种看法的意见。他认为不能肯定黑格尔先于马克思“用哲学辩证法去总结、批判英国政治经济学”。显然，贺麟先生担心如此过高评价黑格尔会贬低了马克思。这种忧虑实属多余。①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对黑格尔早期著作和手稿的深入研究，青年黑格尔研究以及对黑格尔哲学的微观理论渊源的追问成为现代西方黑格尔哲学研究新的热点。其中，黑格尔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讨论视点。②个别国内学者也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并进行了一定的有意义的探索。③这为我们在此处更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从欧洲社会历史进程的大背景来看，黑格尔哲学的整体确立正好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时代同期建构完成的；而在西方思想史的视角中，他的哲学体系的建立则恰好形成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最繁荣的年代。有资料显示，自从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之后，当时几乎整个欧洲学术界(包括政界)都“沉浸”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热浪”之中，对之甚为痴迷。作为一名有着敏锐眼光的思想家，黑格尔自然也很关注政治经济学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经济体系市民社会这一全新历史发展的看法。这种与经济学(实际上也是历史现实)的零距离接触，使黑格尔真正从神学(观念化)的理想天国开始回落到现实历史的物质和经济基础上，从而使他的理性逻辑的进一步发生得以建立在欧洲历史现实发展的最高之点上。因此，一些学者这样评论：“黑格尔是当时能够认识政治经济学真正意义的为数不多的可以同李嘉图并驾齐驱的学者之一。”①这无疑是正确的指认。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参见贺麟为《精神现象学》所写的“译者导言”，《精神现象学》上册，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8—40页。

②参见[法]夏姆莱《斯图亚特和黑格尔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巴黎，1963年。

③参见刘永佶、王郁芬《剩余价值发现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导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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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最早对经济学产生兴趣是在法兰克福当家庭教师时期。他在《历史研究片断》中已经注意到，“在近代的国家里，保障私有财产是全部立法绕之旋转的枢轴”②。这很像青年马克思后来在自己第一次历史研究《克罗纳赫茨笔记》中的理论发现。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本书下一章的讨论。而黑格尔1798年写下的《沃特兰德致贝克的有关以往国家法律关系的宫廷通信录》一文，则直接反映出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1799年初，也就是在黑格尔对经济学研究的初始阶段，他首先认真分析的是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③依据英国学者普兰特的观点，黑格尔从斯图亚特的这本书中起码捕获到以下三种看法：一是以历史主义为基础的历史哲学构架；二是在历史的视域中肯定现代“交换经济”(市民社会)现实地促进了人的自由和自我的发展；三是在近代商业社会这样一个新角度上确立了国家对现实生活的自觉作用。④可以肯定的是，黑格尔对经济学的研究从来就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获得，而更倾向于是对逻辑建构的现实历史的确证。实际上，历史主义和社会发展的目的论都是德国理性主义(赫尔德⑤到谢林)的应有之义，这些对于黑格尔来说绝不是外在的新东西。

黑格尔对古典经济学较全面的研究，主要是在19世纪最初那几年的耶拿大学时期。大约在1800年左右，他认真研读过斯密等人的论著。1803—1804年，他在自己开设的“思辨哲学体系”的讲座中经常提到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在他留下的《耶拿体系草稿》中，劳动问题成为他思考的主要对象。相关问题还有人的活动本质、工具、机器生产和劳动分工等。①1817—1818年青年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编写《自然法与国家学讲义》时，直接引述了斯密在劳动的分工(Teilungder Arbeit)基础上使复杂劳动抽象化的表述，并且提及斯密那个著名的销钉(Stecknadel)劳动分工和生产的例子。这也就是卢卡奇所说的黑格尔有可能“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规律”的时期。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李光林摘译《黑格尔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马克思》，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4年第19期，第63页。

②[德]黑格尔：《历史研究片断》，转引自宋祖良《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页。

③1799年2月19日到5月16日，黑格尔阅读了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的德译本，并写有评论。这一文献后来遗失。

④参见[英]普兰特《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经济和社会的整体性》，载《国外黑格尔哲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74—275页。

⑤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

⑥ 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德国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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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完整地评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表述，出现在后来他的《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1820)一书里。在此书中，黑格尔将政治经济学称之为“国家经济学(Staatsökonomie)”，是“在现代世纪基础上所产生的若干门科学的一门”。②这个“国家经济学”中的国家是挺有意味的。他认为，从国家经济学中“可以见到思想(见斯密、萨伊、李嘉图)是怎样从最初摆在它面前的无数个别事实中，找出事物的简单的原理，即找出在事物中发生作用的理智”③。这个“理智”转换成非思辨的话语，就是本质和规律。在黑格尔看来，国家经济学的对象是看似盲目运动的市民社会中非直观的必然性。他确信，商业社会中“这种表面上分散的和浑混的局面是靠自然而然出现的一种必然性(Notwendigkeit)来维系的”，而国家经济学正是为“一大堆偶然性(Zufälligkeiten)找到了规律(Gesetze)”。他十分清楚，面对现代经济运动，各种经济关系(“一切联系”)相互促进又相互阻碍，形成一种奇特的“交织的现象”，特别是这些经济现象“看来一切都是听从个人任性摆布的”，可就像太阳系的不规则运动一样，“它的规律毕竟是可以认识到的”。①可见，黑格尔对古典经济学的总体认识是准确的，他意识到经济学是一门在人们看起来任性的偶然性市场活动中，捕捉到必然性关联和运动规律的科学。显然，黑格尔是要更自觉地抓住“看不见的手”。不难看出，黑格尔这里的研究思路恰好与我们上述分析古典经济学社会唯物主义的内里方法论逻辑相接近。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参见[德]黑格尔《耶拿体系草稿Ⅰ》，载《黑格尔全集》第六卷，郭大为、梁志学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41—264页。——本书作者第四版修订。

②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4页。中译文将此处的 Staatsökonomie 误译作“政治经济学”。参见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Werke 7,Frankfurt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0,S. 346。

③「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4页。在此，他直接标注了斯密的《国富论》、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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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出来予以强调的是，在黑格尔哲学发展的中后期，经济学观点很少以直接的理论形态表现出来，而时常隐匿在哲学话语的背后。偶尔，他也明确指认政治经济学在思想逻辑中的地位，如《哲学全书》(Enzyklopae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 ften, 1817- 1830) 和《法哲学原理》的一些章节。而古典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理论规定却间接地表现为黑格尔哲学面向现实的关键性逻辑环节，例如劳动与市民社会问题。而这些规定，又直接与后来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和经济学研究有更深、更重要的理论关联。

1. 劳动：人创造自己并建构社会历史的外化活动

劳动在黑格尔的哲学话语中，有两次关键性的理论指认。第一次是在《精神现象学》的那个个体意识进程中，劳动作为主人、奴隶和物的辩证中介，表现为个人主体在对象中确立自己的通道。第二次，绝对观念从天国(《逻辑学》)出发，其总体异化在经历自然沉沦之后，劳动成为异化主体经历的第三阶段，即绝对精神假手社会历史运转实现自身中的一种必然手段。请大家注意我在这里所作的重要界定，即劳动规定在个体与类两个不同层面的异质性。

以黑格尔之见，劳动在观念的总体异化(外化)中，首先是人类的精神本质(绝对精神在现实中的次主人)得以实现的必要环节。依据上面我们已经指认的大逻辑，劳动也就是主体类意识的外化与异化(Entfremdung)，因为精神性的人之类本质实现为物质性和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活动，并直接外化于劳动产品中，所以劳动也意味着人类的自我产生，以及人的主体性之自我确立和提高。黑格尔基本上没有使用过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这一概念，而多用对象性(gegenständlich)。人类主体通过劳动自己创造自己，这是对简单的外在神创论的直接否定。同时，在人的劳动发生之前就已经异化的自然物质，随着劳动的运作，在劳动成果的形式上，被提高到精神自觉创化物的层面。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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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黑格尔这里，面对“太阳下面没有新东西”的一般的自然观照的知性科学，开始向主体性有意识的实践认识转化。这个主体有意识的劳动结果(市民社会的社会存在)，被指认为观念更高级物化形式的“第二自然(Die zweiteNatur)”，以区别于原生的完全物性化的第一自然。请注意，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悖结：人通过劳动将无机界和有机界的物质“调集”到自己身边，劳动其实在使精神成为自然物质的主人，这是一个从死物质向观念性存在的回归，即对自然物化(异化)的摆脱；但是，劳动又使精神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受到人造物(经济财富)的奴役，劳动外化同时也是一种观念在人类主体活动(社会历史过程)中发生的新的更深刻的异化:主体在事物化市场中的再次沉沦。当然，这同样是一种不得不发生的必须肯定的异化。

应该指出，以前我们大多是从哲学的视角来谈论黑格尔的劳动规定，然而忽视了这个哲学视域中劳动规定的一种现实的源头，即黑格尔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确证。其实，对劳动问题的研究和反思(Reflexion)，正是黑格尔早期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进展，这也是他后来哲学逻辑深刻度的关键底线。可以明确地说，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形成与他对现代劳动问题的理解直接相关。也正由此，卢卡奇下述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黑格尔观点发展中的转折点正是与研究亚当·斯密的著作有关，因为作为人类活动的基本手段的劳动问题……显然是黑格尔在研究亚当·斯密著作过程中最早产生的。”①更重要的一点是，前面我们说过，黑格尔的哲学建构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思考基础之上的，可是，他的形而上学思考却远远深刻于后者，特别是他对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现代性社会经济关系的批判性反思。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匈]卢卡奇：《青年黑格尔》，苏黎世，1948年，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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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参照一下黑格尔自己的具体说法。以他的观点，“国家经济学”就是从需要(Bedürfnis)和劳动(Arbeit)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大众关系和大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Verhältnis und die Bewegung)的一门科学”。①马克思后来较多地在社会关联中使用Verhältnis这一概念。因为，在此，劳动被指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核心。这似乎与后来写作《57—58手稿》(不是《1844年手稿》)时的马克思更接近。而且，呈现于此的似乎并不是先前我们看到的那种抽象的哲学思辨，倒更像是具象的经济学话语。如果更仔细分析黑格尔关于劳动的研究，那么这里的劳动又可以区分为以下三个逐步深化的方面：

第一是劳动在人类自我形成方面的作用。黑格尔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已经发现，一方面，劳动是人改变外部对象的有技巧的能动活动，劳动的本质是利用对象改造对象，“它让自然自身磨擦，袖手旁观，轻而易举地支配着整体机巧”。②另一方面，劳动实际上是使人类主体得以建构的客观活动。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一方面改造外部对象，另一方面则将自己确立为作为主体的人。无论是人类个体还是总体，这种主体的自我确立的特点都包含了这两个方面。

劳动(Arbeit)通过各色各样的过程，加工于自然界所直接提供 的物资(Material)，使之合乎这些殊多的目的(vielfachen Zwecke)。 这种造形加工(Formierung)使手段具有价值（Wert)和适用性 (Zweckmäßigkeit)。这样，人在自己消费中所涉及的主要是人的产 品(menschlichenProduktionen)，而他所消费的正是人的努力的 成果。①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4页。在此，他直接标注了斯密的《国富论》、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②转引自宋祖良《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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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黑格尔这里的劳动规定的侧重点明显不是重农主义以前的自然经济中的劳动，而是工业生产的劳动。这种理解语境直接与我们上面引述过的斯密和西尼尔的定义相关联。主体的外化在传统的农业劳动中是有限的，在那里，主体活动只是自然生产的辅助因素，只有在工业劳动中，人类活动的创造性才可能在完整的意义上以“塑形(Formierung)”的本质特征实现出来。在这里，黑格尔使用了一对有趣的概念:塑形(Formierung)和构形(Gestalt)。人占有物，即是通过劳动给物以塑形，他明确提出了人对物的占有方式之一就通过劳动塑形改变物的外形和结构，“这种塑形(Formierung)在经验上可以有种种不同的构形(Gestalten)”。②马克思后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表述了近似黑格尔的这一观点。这是黑格尔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外化，当然也是全部人类主体异化在现代社会历史层面的客观基础。马克思直到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意识到黑格尔这一论见的重要性。还应该认真思考的地方则是黑格尔明确指认了，人在自己生活中所消费的东西并是自然物，而是“人努力的成果”，即人的劳动产品。这实际上是劳动价值论的另一种肯定。

于是，我们也就自然会进入讨论语境的第二个层面，黑格尔关于劳动的论说，已经不是一种非历史的空洞的规定，而恰恰是从现代商品生产条件出发的具体确证。这里已经产生了劳动一般的现实规定，实际上这是现代分工与交换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劳动。我们在前面对斯密和李嘉图经济学的讨论中，已经说明过这一“劳动一般”生成的社会历史情境。在《哲学全书》第524节中，劳动与分工总是相互关联着出现的。这也就是说，人不仅是在自我完成过程中的劳动着的人，也是一个在分工下独立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互相承认关联中共同劳动着的人。黑格尔在斯密一李嘉图的经济学中看到，在分工之下的“交换”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为满足某一种需要而劳动，但作为加入社会整体的个人，在客观上又满足着许多人的需要。实际上，黑格尔已经注意到劳动的社会分工与劳动者个人的劳动特殊性的关系。黑格尔意识到：

第一章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9页。

②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64页。参见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erke 7,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0,S.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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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人的劳动从其内容来看，无论对于大家的需要，还是对于满足他的一切需要的符合程度，都是一种普遍的劳动，这就是说，具有一种价值；他的劳动和他的财产并不是它们对他来说所是的东西，而是它们对大家来说所是的东西。需要的满足是大家的一种彼此普遍依赖的关系…①

由此，“个别的人在他的个别的劳动里本就不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在完成着一种普遍的劳动”②。这样，黑格尔实际上已近乎指认出劳动一般的概念。这很像是对斯密经济学观念的哲学说明。据此，他就区分了人类早期操作实物的劳动和现代商品生产的劳动，指出在作为现代社会经济交换现象的劳动中，花费在整个对象上的劳动只在劳动本身分配，成为单一的劳动形态；单一的劳动形态正是通过这种分配变得更加机械，因而劳动本身变得更加一般，更加异己于整体。而且黑格尔发现，这种劳动一般主要是通过工具表现出来的。黑格尔指认道，与停留在个别领域的劳动产品不同，工具是具有一般性的，“劳动的主体性在工具中上升到一般”。这倒是黑格尔自己的原创了。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德]黑格尔：《耶拿体系草稿Ⅰ》，载《黑格尔全集》第六卷，郭大为、梁志学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61页。—本书作者第四版修订注。

②[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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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黑格尔分析道，“工具是现实存在着的、合乎理性的中项，是实践过程(praktischen Prozesses)的现实存在着的普遍性”①。这也就是说，工具是劳动一般的对象化，它恰恰是实践过程中的理性普遍性。

面对着一般的技艺水平，个人去使自己脱离这种一般性，使自己成为比其他人技艺更高的人，去发明更有效率的工具。但是在他的特殊技艺中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因素，乃是他发明了某种普遍的东西；其他人从他那里获得这种东西，从而就取消了他的特殊性，工具则成为一切人的共同的直接所有物。②

劳动工具是技艺一般的外化，这个一般当然也是理念的实现。不过，物化工具只有借助劳动才能参与自然界的开发，否则，它只能是一种空洞无用之物。

至此，黑格尔自然而然逐步抵达一种新的认知，即对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进行区分。这是黑格尔劳动规定的第三个语义层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因为走向一般(抽象)和无限总是黑格尔哲学的内在逻辑指向。在黑格尔看来，沾滞于物的具体劳动是那些创造初级产品的人，即与自然界保持着生动联系的个人的劳动，比如“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之类的农民的生产劳动，这也是我们上面谈到的人类早期的传统自然经济中的物性操作式的劳动形式。但是黑格尔明确指出，这种具体劳动是原始的劳动，因为它对自然实体进行了保留，劳动此时还是一种整体上粗糙的活动。固然如此，在这些劳动中，个人却能在劳动结果中保持自己完整的个性。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提及了这一观点。但步入现代交换社会以后，劳动社会分工体系中的各种个人的劳动则必然转化为人类的抽象劳动。这是一种使个人成为社会关系之奴隶的单调的劳动，将个人贬低为机器零件的劳动。“因为劳动只是为了满足抽象的自我存在的需要，那劳动也就只能是抽象的”。在这种劳动中，个人通过自由的抽象劳动来洞察自身、自己形式的个性，来洞察自己相对于别人的存在，而且，这种抽象劳动也就是所谓劳动的共性，或曰所有各种劳动的中立性可以作为劳动的一个平均术语，通过它，劳动可以进行比较，任何个别的现实的东西、货币可以直接转化为它。在此，黑格尔的理解显然已经直接达到李嘉图的水平，因为他所描述的抽象劳动和经济交换实际上只能出现在大工业的机器生产过程中。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德]黑格尔：《耶拿体系草稿Ⅰ》，载《黑格尔全集》第六卷，郭大为、梁志学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41页。——本书作者第四版修订注。

②[德]黑格尔：《耶拿时期的实在哲学》第2卷，莱比锡，1932年，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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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中普遍的和客观的东西存在于抽象化(Abstraktion)的过程中，抽象化引起手段和需要的精致化，从而也引起了生产的细致化，并产生了分工(Teilung der Arbeiten)。个人的劳动通过分工而变得更加简单，结果他在其抽象的劳动(abstrakten Arbeit)中的技能提高了，他的生产量也增加了。同时，技能和手段的这种抽象化使人们之间在满足其他需要上的依赖性和相互联系(Abhängigkeitund dieWechselbeziehung)得以完成，并使之成为一种完全的必然性（Notwendigkeit）。此外，生产的抽象化（AbstraktiondesProduzierens)使劳动越来越机械化(mechanisch)，到了最后人就可以走开，让机器来代替他。①

黑格尔有区别地在人与人之间使用Beziehung(联系)一词，这也影响到后来的马克思。黑格尔这里讨论的分工，显然指向着斯密意义上工厂内部的劳动分工。他看到，在这种分工里，劳动的抽象性就会直接以知识为转换中轴：掌握知识意味着能够把某些形式的劳动转交给机器来承担；掌握对象的行为变得越加形式化了。由机器主导的呆板和机械的劳动，使劳动者受到自身所处的劳动分工下片面劳作这一特点的限制；劳动越是单向度，它就越完善。马克思在后来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基于更高的科学理论平台对此进行过更加深入的探讨。我以为，黑格尔极为敏锐地透视了现代机器生产的本质。当然，他认为这是绝对精神在抽象劳动中的直接现身。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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