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还应该指出，黑格尔还将“以对自然产物(Naturprodukts)的塑形(Formierung)为职能”的产业(Gewerbe)区分为三个等级：一是手工业等级(Handwerksstand)，即“以较具体方式和根据个人的要求来满足个别需要的劳动”；二是制造业等级(Fabrikantenstand)，即为“满足属于一种较普遍的个别需要所作出的较抽象而集体的劳动”；三是商业等级(Handelsstand)，即“拿零星物资主要通过货币(Geld)这一普遍交换手段(allgemeineTauschmittel,在货币中所有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成为现实的)而进行的相互交换的行当”。①其实，商业与上面两个工业生产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领域，后者只是前者产品(商品)在市场交换中的实现过程。在商业中，并没有发生对自然物的“塑形”。

在此，需要补充说明两点：首先，黑格尔看到劳动形式本身的进步，但由于他仅仅将具体劳动视为传统劳动形式，因此就不可能正确了解到现代劳动中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关系。其次，黑格尔所指认的已经接近于市民社会中劳动的“一般”，是一类物化的被动的东西，是一种合力所作用的客观结果，是一个个体与类主体异化的崭新层面，也正是由此才引发了整个市民社会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同时，黑格尔充分肯定由劳动对象所造成的经济异化的客观进步性！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与古典经济学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黑格尔肯定经济异化的历史的暂时的合理性，而古典经济学则着眼于论证其自然性和永恒性。至于1844年的青年马克思，一开始却是否认异化的客观进步意义的。这是一种有趣且深刻的对比。

第一章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14页。中译文将此处的Fabrikantenstand误译作“工业等级”，我改译为“制造业等级”。参见Georg WilhelmFriedrich Hegel, Werke 7,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0,S.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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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的盲目性与自发性：市民社会背后的理性的狡计

当黑格尔捕捉到处于分工交换中的劳动一般时，他就已经确定了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①的本质。并且，黑格尔极为深刻地指认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即是资产阶级〔Bürger(als bourgeois)”。②我以为，黑格尔的这个专门的法文标注是十分重要的。他是自觉到Bürger的bourgeois本质的。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一书中指出：

黑格尔是德国第一位承认经济生活存在着自身的规律性的思想家，尽管他拥有幻想，认为国家可以缓和、调节产生于经济中的社会矛盾，然而他毕竟从未把国家的这种作用说成是抽象地制定细节，强行干预经济生活，通过行政命令来取消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③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bürgerlicheGesellschaft一词，也译“资产阶级社会”，此词与英文中的Civil Society(公民社会)存在一定的区别。在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中，bürgerlicheGesellschaft一词根据具体的使用语境分别意译为“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通常的情况是，在1844年以前的文献中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般译为“市民社会”，而1845年以后，多译“资产阶级社会”，少数特定语境中保留了“市民社会”的译法。还应该说明的是，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直接受到了弗格森的《公民社会史论》(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一书的影响。但弗格森所理解的政治法权意义上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同黑格尔从古典经济学那里延袭而来的经济机体和基础性社会结构意义上的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之间存在着关键性的差别。但思想史上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事实是:恰恰是黑格尔阅读并借鉴了弗格森的著作，正是该书的德译本使得“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在日耳曼学术界流行起来。当然也得承认，黑格尔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Gesellschaft)思想另一方面也是在中世纪末期以来市民(资产者)兴起的背景下，在康德、费希特开创的德国“市民社会”分析语境中，吸收了洛克、孟德斯鸠的国家和市民社会讨论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学理综合。在康德那里，自为的市民社会已经被抽象地表述为一种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意图。在马克思的文献中，也出现了极少量的Bourgeoisgesellschaft一词，同是资产阶级社会，只是此词由法语而来。比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第二卷中两次使用此词，而大部分使用bürgerlicheGesellschaft。参见 Marx/Engels,Die deutsche Ideologie,MEW,Bd. 3,Text,Berlin:Dietz Verlag，1969,S.194,S. 233。——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②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5页。黑格尔在这里专门援引了法文中的 bourgeois。参见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erke 7，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0,S. 348.

③[匈]卢卡奇：《青年黑格尔》，苏黎世，1948年，第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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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深刻的判断。显然，黑格尔决不是简单地肯定古典经济学家作为前提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现实。我们能看到，黑格尔站在现实历史的制高点上，将市民社会从逻辑上定位为“是在现代世界(modernenWelt)中形成的，现代社会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市民社会是绝对理念在现代历史的布展和客观实现，这是一种历史的肯定。

同时，身处普鲁士土地上的黑格尔又从整个绝对理念行进的长程尺度，将市民社会判定为伦理实体发展中的“分裂或现象(Phänomen)”。①这又是一种超越性的和批判性的否定。黑格尔的见解颇具辩证性。那么，为什么他会产生这种深刻的洞见呢？

首先，黑格尔发现，市民社会把个人从家庭的整体(Ganze)联结(Band)中“揪出”，“使家庭成员相互之间变得陌生，并承认他们都是独立自主的人”，可是，“市民社会使他们失去了自然的谋生手段(natürlichenErwerbsmittel)，并解散了家庭广义上的家庭就是宗族(Stammes)—的纽带(Band)”②，这一切，又都使人们从属于市场的偶然性(Zufälligkeit)的支配。由此，“个人就成为市民社会的子女(Sohn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③。在黑格尔这里，Band是比Beziehung要更内密的血缘关联。市民社会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宗族”纽带，让他们丧失了从自然经济中的谋生手段，而让他们变成市民社会的无助孩子。黑格尔的这个指认无疑是深刻的。马克思后来说到，资产阶级社会用冰冷的金钱关系取代了脉脉含情的宗法联系。

其次，市民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工业让人走出土地，使生活“不再固定在泥块上和有限范围的市民生活上”，生活的基础变成了工业造成的“流动性”和冒险，甚至毁灭。并且，市民社会中那种“追求利润又使工业通过作为联系(Beziehung)的最巨大媒介物与遥远的国家进行交往(Verkehr)”，由此，“商业也通过它而获得了世界历史的(welthistorische)意义”。①工业打破了土地(不动产)上的凝固性和有限性生存，由此，人们的生活基础奠基于一种流动性(动产)之上，并且，这种新的追逐利润的市场性关联又建立了更广泛的世界性交往。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都肯定了黑格尔的这一重要见解。

第一章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1页。

②[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43页。

③[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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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当市民社会处于“顺利状态时”，它在自身内部就在“人口和工业方面迈步前进(fortschreitender Bevölkerung und Industrie)”。

人通过他们的需要而形成的关联(Zusammenhangs)既然得到了普遍化，以及用以满足需要的手段的准备和提供方法也得到了普遍化，于是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双重普遍性可以产生最大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了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②

这是说，工业的进步与“广大群众的生活”下降是同步发生的。并且，“生活资料通过劳动(通过给与劳动机会)，生产量就会因之而增长”，但同时，又导致了生产过剩。③黑格尔用Zusammenhang来表示共同关联。

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主体性消解和分散的私有制社会，这也是由市场关系自发构成的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在这里，自发的必然性开辟了通向无政府状态和竞争的道路。

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联系(Beziehung)，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41页。中译文将此处的 Verkehr 误译作“交易”，我将其改译为“交往”。参见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Werke 7,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0,S. 391。

②[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44页。

③[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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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Form derAllgemeinheit)，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①

这种观点，乍看起来像是对休谟一斯密利己主义的经济人的直接哲学诠释：“利己的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约的实现中建立起在一切方面相互依赖的制度(System allseitiger Abhängigkeit)。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们的获得的定在(Dasein)，都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它们只有建立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同时也只有在这种关联(diesem Zusammenhange)中才是现实的和可靠的”②。这是由于：

个别的人，作为这种国家的市民（Bürger）来说就是私人(Privatpersonen)，他们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由于这个目的是以普遍物(Allgemeine)为中介的，从而在他们看来普遍物是一种手段，所以，如果他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allgemeineWeise)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并使自己成为关联(Zusammenhangs)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③

这个普遍物是什么？它就是市民社会的市场交换中自发形成的客观的事物化了的“关联”。在德文中，这个Zusammenhang是“共同关联”的意思。黑格尔将其用到市民社会中生成的社会活动关联系统中是颇有深意的。这一点也影响到后来的马克思。

很显然，黑格尔已经认识到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自我生成的两个原则：一是个人只从自己的局部利益出发，“人人为自己”；二是个人之间自发地形成社会关系，原来的“上帝为大家”变成了“市场统大家”。在他看来，市民社会的本质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功能性经济结构。黑格尔指出，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貌似都在追求自己的个人目的，但到头来人们活动的客观产物却形成每个个人都并没有欲求的社会关联：每个个人在自己的一项工作中有意无意已经在完成某种总体工作，故他在完成总体工作的同时也是在完成自己既定的工作。“整体成为他的产物，为了这个产物他可以牺牲自我，也正因为如此，反过来他从中获得了自我。”黑格尔十分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社会中这种表面上看来利己的私心，财产所有权，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和工具的使用，好像客观上是将一个人从其他人那里分化和独立出来，但实际上，这一切也客观地形成某种新的社会关联。这是一种由人的活动形成的，却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社会关联。在这里，社会生产与人都无条件地服从于每时每刻都在生成的这种客观的社会关联。参见上一节我们对斯密经济学理论的评述，显然在这里，黑格尔的看法要更深刻、更自觉。

第一章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7页。中译文将此处的Beziehung一词译作“关系”，我改译为“联系”。—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②[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8页。

③[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1页。中译文将此处的Zusammenhang一词译作“社会联系”，我改译为“关联”。—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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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中这种自发形成的总体性社会关联看成是社会普遍性(绝对观念在这一历史层级中的物相形态)得以实现的表现，也就是那个绝对的“一”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新的进展。因此，黑格尔自然是积极地肯定它。具体地说，这一立场又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观察：首先，在结构性的历史断面上，这种自发形成的社会关系就直接体现为现代社会的本质。“人们的特殊性最直接地包含在他们自身的需求中。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社会关系就是人们都能得到满足的共同财富。”但是，一旦进入到社会关系之中，个人就不再仅仅受自己的意志支配，而更加深刻地受到一种普遍力量的支配。其次，如果转换思路，从社会历史的历时性视角来对此进行考察，那么在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中，这种自发形成的社会关系又是“理性的狡计”在市民社会中的直接表现，它也就是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二者的区别在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具体的，是资产阶级社会自由竞争中的自发性调节力量，而黑格尔在此的思考，则是在进行一种超出经济学的更宏大的历史哲学理性透视。

并且，我们只有深入地理解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观点，才有可能进一步分析他的关于在特殊劳动与一般劳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关系之上的现代劳动价值论与货币的理论。黑格尔已经意识到，市民社会的本质即是“通过个人的劳动(Arbeit)以及其他一切人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介(Vermittelung)，个人得到满足即需要的体系(System der Bedürfnisse)”①。在这里，从个人的特殊劳动向抽象的社会一般劳动的转化是最关键的一步。黑格尔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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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和手段，作为实在的定在(reellesDasein)，就成为一种为他人的存在(Sein für andere)，而他人的需要和劳动就是大家彼此满足的条件。当需要和手段的性质成为一种抽象(Abstraktion)时，抽象也就成为个人之间相互联系（BeziehungderIndividuenaufeinander)的规定。这种普遍性，作为被承认的东西，就是一个环节，使孤立的和抽象的需要以及满足的手段都成为具体的、即作为社会的(konkreten, als gesellschaftlichen)。②

因为，在以交换为前提的市民社会中，正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劳动才表现成一种“为他”的劳动，这种以交换为目的的劳动的最终结果是建立起一个全面的对象性关系中的经济依赖系统。斯密眼中那个利己的面包师和裁缝的故事。每个个人，只有通过市场中物与物的交换才能进行社会联系，也只有在市场的商品流通之中，物化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价值才能得以比较和实现。这样，社会联系(Beziehung)的实质就是披着物的外衣的价值关系(Verhältnis)。这种抽象关系成为统治性的力量，就是市民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东西。

同时，对黑格尔来说，价值关系是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的结果，也是市场体系排挤传统的实物经济的结果。在这里，占有是通过大量处在交换中的人实现的，价值就是财物的实现。因为在市场的交换关系中，劳动者摆脱了具体劳动的物性内容，“他的力量在于分析、抽象，在于根据许多抽象因素对具体劳动进行阐述”。在黑格尔看来，价值就是一物等于另一物的抽象，也只有在现代市民社会的交换领域，才可能出现这个等式。“只是由于他人要销售东西，我才制造这个等式；物上的这个内在的等式就是它的价值”。在《伦理体系》一书中，黑格尔直接点明：价值本身是一个抽象的等式，一个合乎理想的尺度；事实上出现的绝对观念的尺度是价格！更进一步说，把需求当作物的这种具有各种形式的研究应当实现自己的概念，即抽象；它的共同的概念应当是物本身，但那种物应是共同的，货币就是这样的物质的概念，是所有与需求有关的物的统一或可能的形式。这样，就从价值过渡到了货币。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3页。

②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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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格尔那里，货币(Geld)是在以下这种逻辑层面上粉墨登场的。在市场运作中，商品只有在交换中实现为货币，商品持有者的主体性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虽然，货币是共同的商品，但它作为一种抽象的价值本身却不能来满足某种特殊的需要。它只是一种用来购买所需要的那些特殊物品的共同手段。“货币的用途只是中介性的。”黑格尔已经意识到，在市民社会中，货币支配人的权力产生于货币能够保证作为商品在交换中实现的物的联系，它由此也决定了商品占有者的社会地位。在市民社会中，货币从商品交换中脱颖而出，这个原来仅仅作为中介出现的抽象的价值关系，现在却一跃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东西。它成为了真正的主体！固然，这里市场交换的实质是“抽象”成为统治性的力量(这是黑格尔要肯定的东西)，但由于它还是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它又必然以颠倒的形式表现为对物的崇拜。在黑格尔的全程逻辑进程中，这是绝对精神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最后的形式异化。劳动已经是抽象的一般劳动，价值已经是一种对劳动的“观念”抽象，货币则已经是这种抽象观念的物的形式。人沉沦于金钱，这是一种误认，也是一种虚假的异化。所以，金钱关系作为人类在新的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全面的依赖性总体，必然表现为一种新的物(经济)的依赖性。这一点，恰好是古典经济学运作的重要前提，而心中始终存有批判性观念现象学的黑格尔对此却断然否定。

对此，我基本赞成这样的评价，即黑格尔对货币实质的判断是马克思之前对政治经济学反思的顶峰。①而马克思对黑格尔这些思想的正确理解却是发生在1845年以后，特别是在1857—1858年第三次经济学研究之后。②过去，我们也论及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影响，但通常这都是指方法论上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逻辑，可是，在更深的历史哲学意义上，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也与黑格尔的观念现象学相通。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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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颠倒的哲学逻辑与颠倒的经济世界:黑格尔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众所周知，黑格尔哲学是一种观念成为客观世界本质的颠倒的世界观。过去，我们常常从哲学唯物主义的批判尺度上去否定这一世界图景基本的伪谬性，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可是，我们并没有进一步从社会历史现实的层面上去挖掘导致这种错误的更深一层的原因。我发现，产生这一谬误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黑格尔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过程的谬认。有意思的是，黑格尔实际在一定的意义上真切地意识到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颠倒的社会！这是因为：第一，在市民社会中，正是抽象(一般劳动一价值一货币)现实地成为统治，这似乎进一步确证了黑格尔抽象观念决定论的现实高点。这种客观唯心主义是对李嘉图的大工业与发达的货币经济的错误指认。第二，由于在市民社会中，这种普遍性成为统治的力量是以盲目的经济过程自发实现的，所以，黑格尔必然会否定这种经济必然性，因为他期望绝对理念的普遍伦理得以实现的自由王国。第三，在市民社会中，观念决定论又是以商品与货币的物的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黑格尔自然要继续反对精神颠倒地沉沦于社会财物，以拒绝任何形式的拜物教。

我想指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实际上是一部个体意识(大众的常识经验)的现象学。康德所奠基的认知现象学的本义，是从现成性的经验常识到哲学意识理性的批判性深化。它是要通过批判以还原这个在常识中颠倒的世界(VerkehrteWelt)。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个体意识中的颠倒图景的再颠倒。①它试图告诉我们，个人眼中的那个感性物质世界实际上是虚假的，因为它是由自我意识依据理性观念构境而成的。《精神现象学》描述了从个别到特殊再到一般(即客观感性一自我意识一理念)、从个别的“多”到一般的“一”(否定性的具体到抽象)的现象证伪过程。但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总体逻辑仍然是一种大写的类主体(绝对观念)自我指认的现象学：逻辑学中的“上帝之城”(类观念本体)，异化与颠倒地表现为物性自然，以及社会历史第二自然，通过劳动外化导致现实的人的异化，特别是市民社会是一个现实的颠倒世界。这是从一般到个别(抽象到具体):个人(个别)与个人之间自发形成的市民社会(关系)，不过是理念关系(抽象的一般观念)物化在经济学中即具体表现为劳动—价值一货币(信用)。这是现实中的“一”。当然，黑格尔所讲的颠倒正好与我们的理解相反，在他看来，观念是世界的本质，但它却颠倒地表现为物。自觉的理性目的是历史本身的规律，但它却颠倒地表现为无数个人主体(激情的利己者)的盲目运动中不自觉的普遍性的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及其理论上的表征政治经济学是持批判态度的。同时，在方法论上，由于现成性是现象学否定的前提，而对市民社会的现成性肯定则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性原则(这既是古典经济学非历史性和非批判性的认识论根源，又是古典经济学深层历史唯心主义的基础)，所以，黑格尔超越性地批判古典经济学是一个逻辑必然。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4年第14期。

②参见本书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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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一种交换中的自发的联结，人们的劳动生产为社会提供帮助的缘由不是利他，而是利己！需要并不是直接从具有需要的人那里产生出来的，它倒是那些企图从中获得利润的人所制造出来的。这一看法几乎是斯密类似观点的重写。因为在古典经济学中，私有制条件下的个人在自由竞争中自发地形成相互的关联，个人是被动的，这样才有自然性的经济规律。斯密的经济人为个人利益而劳作，却客观上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这是在个人意图之后发生的，个人恰恰是被“看不见的手”控制的。这好像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另一种重现。同时，这种“看不见的手”的社会自发组织不是封建经济中那种外在的强制性的“他组织”，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运行中自由竞争中的自发势力。个人既不知，也不关心，但却在实现一个总体。乍看起来，似乎在“理性的狡计(List derVernunft)”这一语义上，黑格尔是赞同斯密的，但就其实质而言，黑格尔恰恰在更深的层次上反对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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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德]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黑格尔》，张志伟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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