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那么，这种看法有何根据？从远处着眼，黑格尔其实并不赞成资产阶级近代启蒙思想自然法的个人主义观点。这一点正是斯密承袭休谟而来的理论出发点。他的绝对理念的现实价值坐标指向一种总体性的普遍伦理，即自觉的绝对的善。但是，在市民社会中这种需要和劳动的体系实质上是作为普遍伦理的否定物出现的。①他分析道：“有这样一种观念，仿佛人在所谓自然状态中，就需要说，其生活是自由的；在自然状态中，他只有所谓简单的自然需要(Naturbedürfnisse)，为了满足需要，他仅仅使用自然的偶然性直接提供给他的手段”②。这是斯密市民社会的本质。但黑格尔则认为，市场经济中“上升为这种共性的需要和劳动在人口众多的民族形成了公共性和相互依赖的庞大体系，这个体系本身自内部成为死物的生命，成为盲目自发奔来驰往的生命，就像一头需要经常严格驯养和控制的猛兽”③。这是由于物质利益成为个人的目的，绝对观念只是在一种盲目的“热情”和物欲中自发地起着隐性支配作用。它表现为个人在相互否定(争斗)中屈从于物化了的关系，在追逐量化了的财物的“恶无限”中根本丧失了主体！“由于这个现实体系完全处于否定性和无穷尽之中，因此，就其和肯定的总体关系而言，结果是这一体系必须受到这一肯定总体的完全否定的对待，并永远屈从于这种关系的统治”①。这仍然还是一种颠倒！这种精神与社会财物的颠倒必然导致“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aller gegen alle)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②。这样，市民社会看起来像是一种社会秩序，然而实际上却是一种普遍的仇恨，在这种仇恨之网中，每一个人都要支配一切他所能支配的东西。虽然这种秩序隶属事物的总进程，并呈现出不断进步的外表，但这种进步不过是一种虚伪的普遍性，犹如“一袭华美长袍”，其实“上面爬满了虱子”。

第一章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参见[德]黑格尔《论自然法的科学行为方法》，载《黑格尔全集》第4卷，汉堡，1968年，第479页。

②[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8页。

③[德]黑格尔：《耶拿时期的实在哲学》第2卷，莱比锡，1932年，第232—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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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这种市民社会中，“工厂、手工工场都是把自己的存在建立在一个阶级的贫困的基础之上”，黑格尔称之为“工人生活的非人化”过程。在市民社会中，作为工具的进一步发展的机器生产的出现，实际上颠倒了劳动者与机器的关系。黑格尔分析道：

在机器中，人本身扬弃他的这种形式的活动(formaleTätigkeit)，使机器完全为他劳动。但是，人对天然东西(Natur)从事的、在它的个别性当中据以保存自已的任何欺骗行为，都在对人本身进行报复；人对机器获得成功，他制伏机器越多，他本身就变得越低。③

劳动者创造了机器，却在机器生产中丧失了自己原有的作为“精神方式”的主体地位。在黑格尔看来，劳动者的“劳动丧失了这种否定的活力，而且给他留下的劳动就得更加像机器一样”，更可怕的是，劳动者的“劳动越多地变得像机器，它所拥有的价值就越少”。④也是在这里，黑格尔直接援引了斯密在《国富论》中那个制造钉子的劳动分工之例:原先一个铁匠所做的工序，现在分配给八个工人，“每人承担劳动的一个特殊方面”，这样，在工场手工业中发生的劳动分工就是每天可以生产4800枚铁钉。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与斯密谈及这一劳动分工的立场正好是相反的。黑格尔得出的结论是：“生产的产品数量按照什么样的比例得到提高，劳动的价值就按照什么样的比例遭到贬低”，由此，“劳动变得越绝对地僵死，变为机器劳动，个人的技能就变得越无限地有限，而且产业工人的意识被贬低到最近的愚钝程度”。①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德]黑格尔：《论自然法的科学行为方法》，载《黑格尔全集》第4卷，汉堡，1968年，第450页。

②[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9页。

③[德]黑格尔：《耶拿体系草稿Ⅰ》，载《黑格尔全集》第六卷，郭大为、梁志学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60页。本书作者第四版修订注。

④参见[德]黑格尔《耶拿体系草稿Ⅰ》，载《黑格尔全集》第六卷，郭大为、梁志学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60—261页。—本书作者第四版修订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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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物质财富是一个吸引的中心，它把自己的作用力范围内的一切都搜罗在自己周围，就像大鱼吞食小鱼一样。谁拥有财富，那他的财富就会越来越多，同时，对物的追求，也导致了“这种贫富不均，这种需要和必然性正使愿望变得支离破碎，变成内部的愤怒和仇恨”②。黑格尔认识到，如果没有必要的干预，市民社会就有自我灭亡的趋势。“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③

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中的“看不见的手”只不过是经济物化中的绝对精神，而他试图最终呈现绝对精神的“看得见的手”。所以，黑格尔绝不是简单地在哲学上提升斯密，而是更深入地超越和批判了斯密。一方面，黑格尔充分肯定了古典经济学在物(商品经济市民社会)中揭示出来的盲目必然性和外部力量，但另一方面，他更要求一种主体的自觉自由。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所有生物都已经是主体，主体只是精神存在的一种可能性。与一般生物迥然不同，

人是意识到这种主体性的主体，因为在人里面我完全意识到我自己，人就是意识到他的纯自为存在(Fürsichsein)的那种自由的单一性…他包含着无限的东西和完全有限的东西的统一、一定界限和完全无界限的统一。④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参见[德]黑格尔《耶拿体系草稿Ⅰ》，载《黑格尔全集》第六卷，郭大为、梁志学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62页。本书作者第四版修订注。

②③[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45页。

④「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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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人的生存中，市民社会的自然必然性(Naturnotwendigkeit)只是精神主体的史前发展状态，他应该走向全面自觉的自由王国。当然，在社会层面上，这种自由自觉不是通过人类个体得以实现的，只能通过作为自觉的普遍伦理代表的国家与法得以实现。因为，

自为自在的国家就是伦理性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化；而自由之成为现实乃是理性的绝对目的。国家是地上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世界上有意识地在使自身成为实在，至于在自然界中，精神只是作为它的别物……而获得实现。①

显而易见，国家与法体现了绝对精神在总体上的真正自觉。因为只有国家与法，才有可能消除市民社会否定性的伦理分裂，才有可能阻止“它企图和量发生关系，阻止它成为越来越大的差异和不平等”，才有可能真正消除生产与社会生活的盲目性，自觉实现“个别物与普遍物的统一”。有的学者已经提出，黑格尔在这里的观点实际上“非常接近一种计划经济的思想了”②。这也是黑格尔为什么反对古典经济学那种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的看似唯物主义历史观原则的重要原因。不过，身处普鲁士的黑格尔在此却是以漫画式的手法指认封建土地上的国家来充抵绝对伦理的。当然，黑格尔最后是在艺术、宗教和哲学中达到非外化的自由和绝对的无限绝对观念的。这正是历经层峦叠嶂、峰回路转的黑格尔几番来回颠倒之后的最终归宿：客观唯心主义和最大的历史唯心论。

黑格尔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固然，葛兰西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等于黑格尔加大卫·李嘉图”过于简单，过于夸张③，但认真地梳理出这一被遮蔽的理论线索，将会加深我们对黑格尔哲学话语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我们第一次有可能清楚地界划出，青年马克思在1845年以前遭遇并从哲学前提上直接否定黑格尔，与1845年以后(特别是后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等经济论著中)直面和重新接纳黑格尔批判性的历史辩证法的这样两种批判语境的重要异质性。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8页。

②「德]柏耶尔：《黑格尔的实践概念》，载《国外黑格尔哲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③参见《葛兰西文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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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被遮蔽的线索三:对资产阶级社会直接冲击的经济哲学逻辑

在上一节中，我们看到了哲学家黑格尔对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提升和总体否定。这是一条客观理性主义的历史批判思路。下面，我们将解蔽来自另一个复杂视域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批判线索。我们会发现，无论是这些批判的投射视角，还是话语的政治立场，都构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异质性语境，即正确地否定资产阶级社会的永恒性，但在哲学历史观的深层逻辑上，这些视角却比前面我们所考察的经济学语境后退了一大步。需要指出，沿着这一条线索所重新彰显的理论脉络，我们与初次进入经济学研究的青年马克思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

1. 一种经济学浪漫主义的主体性审判

我们这里首先要提到的人物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西斯蒙第。①19世纪初，当西斯蒙第出版《论商业财富》一书时，他是一位斯密的信徒；而当1819年他撰写《政治经济学新原理》(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politique, ou de la richess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opulation ,1819)时，却已经以古典经济学的反对者和批判理论家的面目在场了。依据马克思后来的经济学定位，西斯蒙第是法国古典经济学的终结者，也是为全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画上句号的人。“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末，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①西斯蒙第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中存在的社会矛盾。也由此，“西斯蒙第就因为感觉到了这种矛盾，所以在政治经济学上，划了一个时代”②。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西斯蒙第(J.S.Sismondi，1773—1842)，法国经济学家。主要论著有：《托斯卡那的农业》(1801)、《论商业财富》(1803)、《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政治经济学研究》(1—2卷，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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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需要说明的相同问题是，如同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构架一样，几乎也没有人认真解读过内含在西斯蒙第经济学中的哲学话语。这也就意味着，西斯蒙第经济学中隐匿的哲学意向也是被遮蔽的。从总体上看，与斯密、李嘉图将政治经济学视为个人“发财致富”的只关心物的科学不同，西斯蒙第提出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以人为中心的“我们为人类谋福利的理论”。准确地说，西斯蒙第作为建构政治经济学理论轴心的人，是理想化的小生产者。西斯蒙第的理论意向，让人联想到反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法国神学家帕斯卡③，深刻然而反动。因为，西斯蒙第观察社会历史的出发点和否定资产阶级社会的尺度都再一次回到了主体。与以客观进程的历史必然性(“是”)尺度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黑格尔不同，西斯蒙第的视域是十分狭窄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体的主观伦理(“应该”)视域。古典经济学将资产阶级社会视为自然的制度，而西斯蒙第则认为小生产是天然的制度。如果李嘉图是从现代客观社会劳动走向物化的社会结构和运动规律的话，那么西斯蒙第就是从个人主体性劳动走向哲学中抽象的人。从哲学历史观的深处来看，如果黑格尔反对古典经济学是客观主义的自我批判的话，那么西斯蒙第反对李嘉图则是一种主观主义反对客观主义的斗争。如果说李嘉图是想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活动和这一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是什么的话，那么西斯蒙第则告诉我们社会历史现实应该与不应该是什么。这正是罗雪尔批评的对象。西斯蒙第的内在逻辑是一种建立在主体伦理原则之上的价值悬设。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1页。

②[德]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01页。

③帕斯卡(Blaise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宗教哲学家。著有《思想录》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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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背后的哲学历史观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与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比较而言，它是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方法中的隐性唯心史观。这大概是过去我们的经济学家所不能意识到的问题。可是这一点，对我们下面准确地理解1844年时青年马克思的思考语境却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是理论出发点和方法论原则问题。在西斯蒙第眼里，斯密与李嘉图等人还是有区别的。在方法论上，斯密“不是首先找一个理论，然后再把一切事实套进这个理论，而是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验科学；它完全以各民族的历史为基础，并且只有对事实作过细致的观察，才归纳出原理”①。特别是“他永远不忽略与事实具有联系的各种客观情况，他永远不忽视足以影响国民幸福的各种结果”②。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可是，西斯蒙第认为政治经济学不应该仅仅是“拘泥于计算数字”的科学，作为“社会科学”，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比各种自然科学问题复杂得多；同时，这种问题需要良心正如需要理智一样”。③很明显，诚然所论述的都是社会科学的复杂性，但是李嘉图甚至萨伊强调的是社会生活本身的客观性，而西斯蒙第却搬出“良心”。从伦理价值上的人类主体进行理论投射是西斯蒙第的这种论断的重要特点，从而导致了他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出发点上的根本异质性。

同样，也正是出于这种主观性定位，西斯蒙第怪怪地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称之为“哲学家们的思想体系”，在他看来，斯密的那种还有点人味的哲学(道德情操和经济人)被他的信徒们变成了“抽象”的物性理论。④西斯蒙第列出的审判名单与我们前面看到的基本是一致的，其中有李嘉图、萨伊、麦克库洛赫和西尼尔等。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他确实无法区分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西斯蒙第特别批评斯密的“坏学生”李嘉图，“他根本不考虑人的问题，他只说这门科学的目的就是无限制地增加财富”①。西斯蒙第有些伤感地说，李嘉图恰恰“把人遗忘了，而财富正是属于人而且为人所享受的”②。在西斯蒙第看来，人的消费应该是经济生活的目的，生产不过是满足消费的物质手段，分配则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介。他主张消费决定生产。这个观点，在一个多世纪以后，倒是由鲍德里亚③以另一种形式极端地表达出来。显然，相对于李嘉图的为了生产而生产的客观主义出发点，西斯蒙第的出发点则是人类主体的消费。西斯蒙第认为，正是由于离开了人这个主体，斯密的理论在李嘉图的手里就陷入了抽象。客观地说，这个判断倒是恰如其分的。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3页。

②[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7页。

③参见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页。

④参见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胡尧步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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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抽象”在西斯蒙第那里却是一个贬义词，即对人类主体漠不关心的、物性的甚至是反人的和非人的。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后面研读青年马克思的《巴黎笔记》时立刻会遭遇这一重要的语境。李嘉图等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被西斯蒙第指认为非人的“财富学派”。这种理论只是“抽象地追求财富的增长”，当他们面对社会时，只是把社会看成是财富的堆砌体，把“目光盯着事物的抽象性质”，而无视组成这个社会的人类主体。以“财富学派”的尺度，“财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④一语概之，“只见物不见人”⑤！这让我想起来，毛泽东在60年代批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使用过同样的词句。这可能不是偶然的雷同。为了物，个人渺小得犹如蝼蚁，可以被任意地牺牲和随意地践踏，而“牺牲个人是为了伟大的抽象”。因为在西斯蒙第那里，关心人的政治经济学学说应该是具体的(可读做主体性的)，而强调人类社会生活的客观物质条件理论则是“抽象”的。他怎么也意识不到，自己的看法正是用主体性的哲学抽象反对客观的科学抽象。针对李嘉图所肯定的人与物、生产与消费的被颠倒的逻辑，他愤愤地问道：“为了物而忘记人的英国不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吗？”①西斯蒙第认为，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厦也就像空中楼阁，如果说它是科学，那它只是一种“骗人的科学”。②这是一种“舍本求末”的抽象科学。因为在他看来，人才是科学之“本”，物只能是为人服务的“末”(工具和手段)。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79页。

②[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7页。

③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6)，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代表性论著有：《物体系》(1968)、《消费社会》(1970)、《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生产之镜》(1973)、《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仿真与仿像》(1978)、《论诱惑》(1979)等。

④参见[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57页。

⑤[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胡尧步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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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旦深入到经济学学理的具体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斯蒙第与古典经济学的根本对立。与“财富学派”不同，西斯蒙第也试图从事实出发，但他所关注的“事实”，是“与人相关联而不是与财富相关联”③。回到当时的社会历史现实，西斯蒙第承认，“人类在工业上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将这些进步用于科学，并以主人翁姿态支配自然能力”，实际上人类已经全面征服了自然，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其中生产和积累财富的能力的发展是“过去几个世纪所望尘莫及的”。④这句话，马克思恩格斯在后来的《共产党宣言》中使用过。这样看来，似乎财富学派获胜了。其实，西斯蒙第十分清楚：“工业世界的种种结果，并非是经济学家的创造，他们只限于观察和解释这些结果”⑤。应该说，西斯蒙第一针见血地抓住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非批判性和一味肯定的单向度性。也就是说，同样在这种巨大的进步面前，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到人而不是物时”，就可能产生新的疑窦：财富增加了，生产发展了，可是所有的人真的都幸福了吗？西斯蒙第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第一，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西斯蒙第导引出经济学中的主体性否定结构。根据依西斯蒙第的看法，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值得肯定的：“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节约是积累财富的唯一手段。”⑥请注意，西斯蒙第是从人类主体的角度来指认和理解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他强调财富的主体性，认为劳动是人的一切物质享受之父：唯有劳动创造财富。“劳动是我们所说的财富的唯一来源；因为劳动产生、加工或至少是收集自然物品。”①他明确界定道：“交换根本改变不了财富的性质”②。西斯蒙第对这一点有非常清醒的认知。但他要我们注意，劳动是人的劳动，财富是人的劳动的结果，财富是为人的需要而生产出来的，所以财富必须造福于人，人人都应该“享受劳动的成果”，这是一个十分完整的环环相扣的逻辑推论。他认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切都起源于人，一切都与人有关，和聚集在一起而有共同联系的人有关”，于是顺理成章地，生产是为了人类更好的生活之条件，财富只是“获得社会幸福的手段”，所以，绝不应该颠倒为人为了财富而活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分享物质财富”③。我们必须关心“人类的进步而不是物的进步”，政治经济学要“谋求人类的幸福而不是用来获取财富”。④很显然，他实际上已经在直接操作一种哲学话语。我们真的可以说，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哲学经济学。一种人本主义的经济哲学！这是他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前提。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斯蒙第也明确反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但是持这种否定尺度的西斯蒙第与黑格尔截然不同，也不同于后来从客观逻辑出发，将李嘉图颠倒过来以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参见本书第五章的论述。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页。

②参见[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2卷，胡尧步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页。

③[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胡尧步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7页。

④参见[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胡尧步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6页。

⑤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2卷，胡尧步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25页。

⑥[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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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拥有了这样一种哲学人本主义内在逻辑标尺，西斯蒙第也就自然能够在社会历史现实中发现某种原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创造财富的现实结果却是反人的。西斯蒙第指出，自从人类社会有了为了市场交换的商业，有了职业性分工，每个人就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社会劳动，这样，人们也等待着从社会(市场交换)得到劳动的补偿，于是，这种期冀的结果往往是对交换价值的估价代替了对物品的估价。虽然劳动创造财富，交换没能创造财富，但是在分工和交换中的劳动一开始就已经是社会劳动。“人一旦成为社会的成员，即抽象的存在”，人与劳动也就被一分为二，即单个人与社会人、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①“单个人劳动，是为了自己的休息，而社会人劳动，则是为了使别人休息”②。更糟糕的是，在交换中还自发形成了社会估价的价值。“价值是以某种社会观念取代了个人的观念；此外，它还以抽象的观念代替了具体的观念！”③于是，价值需要取代了人的真实需要，抽象物取代了人的真实劳动。这种人与劳动本身的分裂是劳动结果被掠夺的前提。正是在这种分裂中，资本家才将土地、资本和劳动并列为三种生产物，并以利润和地租的名义掠夺了劳动者，这必然造成劳动创造价值，可劳动者却在交换中不能占有财富的现象。可见，资产阶级社会是非人道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胡尧步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05页。

②[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4页。

③[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胡尧步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页。

④参见[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2卷，胡尧步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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