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第二，从人出发，西斯蒙第也就必然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在无止境追逐利润中所形成的工业主义。正是面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西斯蒙第才提出与“财富学派”那种实证的思路完全相反的逻辑，即一种人本主义的主体批判尺度。当然，如上所述，这种尺度的基础不过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小生产者的主体视域。沿着这条思路继续走下去，他必将提出“绝不让技艺的进步来反对人”，也自然会反对大工业消灭手工业。④这是因为他认为，大工业才是产生新的贫困的原因。从这个角度出发，西斯蒙第怒斥李嘉图充分肯定资产阶级社会大工业发展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工业主义”。这种工业主义完全无视这些恶果，机器抢走了工人的饭碗，全面的竞争减少了各种劳动的合法利益，一泻千里的生产不仅没有给穷人带来富足生活，反而扼杀了穷人。“工业主义迈步向前，生产也继续增长，而生产者的困境也日益加剧”。西斯蒙第发问道，工业主义在“不遗余力地增加物质财富时，只是见物不见人，结果不是制造了一批穷人吗?”①在工业主义试图证明人征服大自然的胜利的时候，也许“它更证明了人征服人的胜利”②。这一批判逻辑，后来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中得到深化。参见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③这本书的相关论述。在这个为了生产而生产的社会中，“凡是物取得进步的地方，人就得受苦”④。正是工业的进步，“大大加强了人类不平等现象的趋势。一个国家在技术和工业方面愈先进，劳动者和享受者的命运之间的不协调现象也就愈严重”⑤。当然，西斯蒙第也指出，这并不是机器本身的使用，而正是“当前的奴役工人的社会组织造成的”⑥。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参见[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4页。

②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1页。

③[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2卷，胡尧步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19页。

④参见[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胡尧步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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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西斯蒙第由此也必然反对斯密等人的自由放任，进而直接否定市民社会本身。当然，西斯蒙第并非主张一种简单的倒退的历史观，他实际上也能客观地看到历史本身一定的进步。他曾经将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制度”放置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因为它们“每一种都先后被看作是成功的发明创造，是文明的进步”。⑦奴隶制本身，尽管现在看是那么丑恶，然而毕竟比史前社会的野蛮状态要进步；封建社会相对于奴隶制度，也有过其“光辉和兴旺的时代”，因为封建统治者毕竟用“保护和买卖关系来代替皮鞭”，但是，后来封建主“重新把枷锁压在穷人身上，于是，封建制度就变得无法忍受了”；这样，才有了今天“打碎长期以来戴在身上的枷锁”的自由制度。⑧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形成资产阶级社会之前，

人可以看不清他在劳动中应追求什么目的；但每一个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但是，后来人们结成社会，开展贸易，于是大家的思想，不再向往追求共同的利益，从此之后，只考虑局部的利益了。①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胡尧步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6页。

②[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2卷，胡尧步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3页。

③[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④[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2卷，胡尧步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1页。

⑤[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1页。

⑥[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50页注1。

⑦参见[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胡尧步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4页。

⑧参见[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胡尧步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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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蒙第认为，每个人在生产中仅仅追逐自己的利益，这就必然在经济生活总体上造成资产阶级社会这种自由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盲目发展。这也是财富学派鼓吹的那种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的现实前提。他们总是这样假设，社会能够在个人自己的利己活动中形成客观的调节，即“自发地修补它所受到的损害”。在西斯蒙第看来，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人们在市场中面临的实际情况是：其一，“生产无节制的增长，这种增长并不是由市场的需求决定的”；其二，“当工业超过消费的需要时，便出现困难和痛苦，市场便发生壅塞；以及生产财富生产得过多时，所有参加劳动的人便备尝困苦”。②更重要的是，由此必然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西斯蒙第还注意到，在当前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这种破坏生产力的危机爆发的周期正在大大缩短，从过去几年一次，发展到几个月或几个星期一次。③也正由于此，西斯蒙第才提出要重视国家的调节和指导，并且主张一种有限生产论。在他看来，“如果由于技巧和工具的不断完善，生产能力还是不断提高，那么很快就会到达这样一个阶段，数量应该停止增长，而把力量用在改善质量上”，然而质量的改善也会有一定的限度，“因此，生产是有限度的，不能逾越”。④请注意，西斯蒙第这里的观点与黑格尔类似的思想是根本异质的，前者是从小生产的利益要求限制生产发展来延缓矛盾，后者则是从进一步的客观历史发展中自觉地解决矛盾。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逻辑思路上的对比。在这种复杂的语境之中，我们就容易看清马克思后来关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论的逻辑线索。

需要指出的是，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前后读过西斯蒙第的著作，这可能是受到蒲鲁东影响的结果，而西斯蒙第则是蒲鲁东思想的重要基础之一。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胡尧步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3页。

②参见[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胡尧步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9页。

③参见[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2卷，胡尧步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0页。

④参见[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胡尧步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5—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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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抨击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①是19世纪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经济学家，也是本书涉及到的第一位与青年马克思直接交往的思想家。马克思与蒲鲁东的交往，主要发生于1844—1845年在巴黎期间，这也正是青年马克思第一次研究经济学的时期。据史料记载，蒲鲁东于1844年2—4月，9月到1845年2月在巴黎活动。其间，他主要与卢格、巴枯宁、格律恩和青年马克思交往。当他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时常倾听贝多芬的交响乐，讨论黑格尔哲学(并不是讨论经济学)。在蒲鲁东与青年马克思之间，经常发生彻夜不眠的激烈争论。

众所周知，蒲鲁东的成名，是因为他于1840年写下的《什么是所有权》(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gouvernement.Premier mémoire.Paris，1840)。该书全名为《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也有译为《什么是财产》。依据梅林②的看法，在当时，“法国无产阶级认为自己的最卓越的代表就是蒲鲁东，他的《什么是财产》一书，在一定的意义上是西欧社会主义的最前哨”③。青年马克思刚开始对这一论著是给予充分肯定的。这种态度一直有保留地持续到《神圣家族》。对于蒲鲁东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过去我们国内学者主要关注的是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而忽视了后者对前者的先期影响；他们即便意识到这一点，也更偏重于蒲鲁东著作中的社会主义观点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在这个层面上，国外学者的研究的确领先一步。科尔纽认为，在1845年以前，马克思充分肯定蒲鲁东对资产阶级财产的批判，也因此多次称他为最优秀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同时，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关于“经济是历史的基础”的观点，1843年出版的《论人类社会秩序的建立》一书中关于“社会发展决定于经济规律，因而任意干涉这一发展过程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观点，都对马克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蒲鲁东的无神论思想，也给马克思带来许多思想冲击。①这些重要的观念显然已经积淀为一种哲学历史理论中的先在性因素。我以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在1845年以前，蒲鲁东的思想直接影响了青年马克思，这似乎是一种共识，比如马克思的曾外孙这样指认：“蒲鲁东吸引马克思的地方，是他不是空想主义者。蒲鲁东力图证明，建立在私有制(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是工人贫困的原因。此外他还认为，宗教是科学进步道路上的重要障碍。马克思和蒲鲁东在这两点上是一致的。”②当然，对蒲鲁东1845年前影响青年马克思的看法，我投赞成票。可是，1845年以前究竟是蒲鲁东的什么思想影响了马克思，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这些都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蒲鲁东(P.J.Proudhon，1809—1865)，出身于法国勃桑松一个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由于家境贫寒，自幼辍学，12岁就出外劳作谋生，他先后当过旅店的伙计和排字工人，后来曾与人合资开过一个小型印刷所。1837年，蒲鲁东以《普通语法试论》一书获勃桑松大学一笔为期三年、每年500法郎的助学金。由此，他得以迁居巴黎从事理论著述活动。主要论著有：《什么是所有权》(1840)、《论人类社会秩序的建立》(1843)、《贫困的哲学》(1846)、《社会问题的解决》(1848)、《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公平》(1860)等。

②弗兰茨·梅林(FranzMehring，1846—1919)，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和理论家，历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主要论著有：《莱辛传奇》(1893)、《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97—1898)、《卡尔·马克思传》(1918)等。

③[德]梅林：《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何清新译，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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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蒲鲁东明确提出人的社会性。从思想背景上看，这是法国社会主义一直十分强调的原则。蒲鲁东说：“人是一种过着社会生活的动物。社会意味着各种关系的总和，总之就是体系。可是一切体系只能在某些条件之下才能存在”③。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一直到《马克思致安年柯夫》中，马克思还有过相近的观点。而且，人与动物本能之间的差别，在于“人类是以复杂的方式结合起来的”①。这种方式也就是涵盖初级、第二级和第三级的多层面社会性：社会关系、正义和公道。同时，蒲鲁东也强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考察，应该“更多地注意社会的经济关系”。因为，社会的经济关系如同人体构造的组织、器官，是历史的机能，而研究社会历史则如同研究人体构造。在这个意义上，蒲鲁东直接提出：“一个国家有怎样的所有权，它就有怎样的家庭、婚姻、宗教、民政和军事组织以及立法和司法制度”②。这似乎已经在明确肯定一种社会唯物主义原则。蒲鲁东1844年10月24日致贝尔克曼的信中这样写道：

第一章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参见[法]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2卷，王以铸、刘丕坤、杨静远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79—80页。

②[法]龙格：《我的外曾祖父卡尔·马克思》，李渚青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72页。

③[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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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道德、经济关系——这一切必须从它们的具体表现加以研究，如果人们想避免作出任意的结论的话。必须放弃出发点的随意性(这种主观性是迄今哲学家和立法者所固有的)，必须到正义与善这些模糊概念的范围之外去寻求那些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这些概念的规律，这些规律对我们来说在客观上应当是对经济因素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进行研究的结果。③

科尔纽认为，蒲鲁东的这种思想是受到马克思影响的结果。我国的赵仲英先生不同意这个判断，理由是青年马克思当时还没有提炼出如此清晰的论点。我赞成赵先生的观点。

在这里，我想做几点界定：一是蒲鲁东的这些近似社会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他自己的理论独创，而是他接受政治经济学影响的一种必然结果。但他的这些论点，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基本逻辑，都远在古典经济学所达到的水平之下；二是这些论点在蒲鲁东的早期论著中并不是一种总体性的理论逻辑原则，此时他的理论话语主要是政治法权逻辑；三是这些社会唯物主义的观点也不是外在地影响青年马克思的主要方面，马克思此时关心的恰恰是蒲鲁东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法权批判。显然，马克思还没有自觉地去关心以什么样的方法进行这种批判。接下去我们就来看一下，蒲鲁东真正打动青年马克思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63页。

②[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81页。

③《蒲鲁东通信集》第2卷，巴黎，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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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么是所有权》这本书中，蒲鲁东写下了一句不同凡响的著名口号：“所有权就是盗窃”(la propriété，c'est le vol)。面对私有制的卫道士们的口号，蒲鲁东与之针锋相对并逐一进行强有力的反驳：针对“所有权的制定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制度”，蒲鲁东反讽道，“是的，像君主政体是人类最光彩的制度一样”；针对所有权是“正义的应用”，蒲鲁东着重强调，离开了财富平等的正义只能是一种使用假砝码的天秤；针对所有权“完全是合乎道德的”，蒲鲁东深刻揭示，“挨饿的肚子是不知道什么叫道德的”；针对“所有权是永恒的原则”，蒲鲁东明确提出，“一切以所有权为基础的制度和法律都将消亡”。总之，蒲鲁东认为，所有权的确是一切现存事物的基石，但又是一切应该存在的事物的绊脚石。①这是一种来自法权逻辑的批判和否定。这种带有华美的文学色彩的对比句，正是与马克思此时的认知结构相匹配的。

那么，蒲鲁东究竟如何推断出这些结论的呢？在这本书的开篇对冲击了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做了原则的肯定之后，蒲鲁东先从资产阶级的自然法权观入手进行批判。这是蒲鲁东的理论出发点和分析问题的入口。他分析道，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所有人与生俱来的在法律面前都平等的原则，实际上只是一种抽象的法权设定，因为它恰恰是以“财产和等级上的不平等为前提”。②这是一个深刻的具有透视性的判断。针对资产阶级《人权宣言》中的四种权利，即自由权、平等权、所有权和安全权，蒲鲁东直接抓住并扣紧了所有权这个核心。蒲鲁东认为，如果每个人的财富都是社会的财富，每个人又都是平等的，那么每个人都应该可以随意支配任何社会的财富。这样，所有权本身必然是自相矛盾的。财富为个人所有的权利必然是反社会的，是一种在社会之外的东西。①“法国的革命可以界说为物权代替了身份权；这就是说，在封建主义时代，财产的价值是由所有人的身份来决定的，在革命之后，对于人的尊重是按照他的财产比例而定的”②。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参见[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6—107页。

②参见[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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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说，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去的一个时期里，“人们曾经生活在一种共产主义的社会中：这种共产主义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关系不大。那时没有所有权，甚至也没有私人占有”③。在那里，劳动者是他的劳动成果的所有者，不劳动者就不能生活。可是，也正是劳动的发展和积累才产生了后来的私人占有，即所有物权。“所有权是劳动的产物！”所有权，正是造成人与人在财富上不平等的开端。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蒲鲁东实际上不准确地接受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在这本书中，蒲鲁东已经正确地发现重农主义与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的某些差别，即“按照魁奈和早期经济学家的说法，一切生产物都从土地得来的；反之，亚当·斯密、李嘉图、德·特拉西说劳动是生产的唯一动因”④。但当萨伊等人说，土地、资本和劳动都分别具有生产力时，蒲鲁东则认为他们错了。因为，这三者只有结合起来的时候，才可能步入生产环节，独立存在的土地、资本和劳动，都是“没有生产力的”⑤。这也是对的。特别是针对萨伊的效用价值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价值既然以效用为基础，而效用则完全从属于我们的需要、我们一时的好恶和时尚等等，所以价值像人的意见一样是可以变动的。可是政治经济学既然是价值以及它们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科学，如果交换价值不能绝对地加以确定的话，那么政治经济学怎么可能存在呢？它怎么会成为一种科学呢?①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7页。

②[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77—378页。

③[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6页。

④⑤[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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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认为，虽然同样一种产品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所需要的时间和费用或多或少有所不同，这似乎是一个变数，可是透过产品货币表现上的变动，每一种有用的产品都“应当不多不少地按照它所花费的时间和费用支付代价”②。这也就是说，“一件产品的交换价值的计算标准既不是买主的意见，也不是卖主的意见，而是生产这件物品所花费的时间和费用的总额”③。尽管蒲鲁东的表述不准确，不过可以看出其基本思路还是指向劳动价值论的。后面我们将看到，1844年的青年马克思在一开始并没有接受蒲鲁东基于肯定劳动价值论的这种见解。

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定位的商品交换，蒲鲁东也提出了自己的批判。根据政治经济学的说法，商品交换应该是在自由人之间的自愿的平等交换。可是，那个为了得到一小块面包而烤出一大堆面包、为了可以住在马房里而去建筑一座宫殿、为了能穿上破衣烂衫而去织造最名贵的布匹、为了自己省掉一切而生产一切的文明世界中的工人，是不自由的！④可见，交换中的人并没有真正自由的，再说，本来平等的交换“应该用产品来抵偿劳动，这是一条经济学上的定律；但由于所有权的存在，生产费用就超过它的价值”⑤。同时，如果一切交换的条件是产品的等值性，所以利润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合乎正义的。可现实的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呢？蒲鲁东指出，工人们的劳动已经创造了一种价值，因而这种价值是他们的财产。但他们既没有出卖这种价值，又没有加以交换；并且您，资本家，您也没有花什么力气来挣得这种价值。但是，工人所创造的财产怎么会落入到资本家的口袋的呢？蒲鲁东写道：“工资是劳动者维持每天生活和补充精力所必需的费用；而您把它当作是一项出让所生产出来的价值的代价，那就错了。”①蒲鲁东实际上指出了，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并不等于工人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价值，除了工人劳动日的价值没有得到全部偿付之外，起码“对于劳动者因团结协作和群策群力而产生的庞大力量，资本家并没有给予任何报酬”②。所以，这种在法权上看似乎平等的交换实际上是“盗窃和欺诈”！我以为，蒲鲁东的这一批判性分析在当时所有的针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中是有分量的。这些重要思想可能也是这本书中受到马克思赞扬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57—158页。

②[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60页。

③[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68页。

④参见[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55页。

⑤[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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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蒲鲁东并不是一位共产主义者和真正自觉的社会主义者。他固然也声称，“旧的文明已经走到它的尽头；在新的阳光下，地球的面貌马上就会革新”，人类会迎来一个伟大的自由与平等之神的时代，但蒲鲁东在批判私有制社会的同时，也否定了共产主义社会。在他看来，所有制社会强者剥削弱者，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弱者剥削强者。③由此，他多次表示反对傅立叶④、圣西门⑤主义。他试图构建一种私有制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综合体：自由社会，即所谓平等的、无政府的、多样性人类社会。这一点，当然无法得到马克思的首肯，这恐怕也是他们两人1844年在巴黎整夜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

3.赫斯:哲学层面上被凸现出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异化

我们探索的步伐离青年马克思1844年早期的经济学研究视域越来越近了。关于这种背景中颇为复杂的哲学理论解析，在笔者先前的一些研究中已经花费大量的笔墨。①然而，这都不是本书这里主要研讨的对象。在此，我首先想强调的一个新的方面是，在1843到1845年3月间青年马克思的哲学逻辑之所以无法自足自立的原因，恰恰是此间直接影响马克思较近的微观理论支持背景，这也是很重要的然而长久以来始终被我们忽略的问题。在此，我要着重指出的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思想家对青年马克思的作用，特别是已经先期进入经济学研究的赫斯与青年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对这一时期马克思所产生的关键性影响。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6—137页。

②[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9页。

③参见[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72页。

④查尔斯·傅立叶(Frang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1772—1837)，法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⑤圣西门(Claude-Henri de Rouvroy,Comte de Saint-Simon，1760—1825)，法国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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