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我们有必要认真交待，青年马克思作为黑格尔哲学解体中产生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他的哲学思想除了蕴藏了人们已经熟知的作为宏观背景的唯心主义的黑格尔以及后来超拔出来的唯物主义的费尔巴哈以外，其直接理论母体是由当时众多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的复杂的交互思想活动构成的。我之所以指出这一点，是为了避免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仅仅看到“黑格尔加费尔巴哈”=辩证法+唯物主义的模式。我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互动过程，因之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开端是以断取黑格尔自我意识为逻辑中轴的显性唯心论，后来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都已经转到了一般唯物主义立场。有的人甚至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游移不定，反复摆动。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思想活动都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影响到青年马克思。我们可先简单枚举其中一些影响青年马克思的分量较轻的学者的某些观点作为例证。

其一是切什考夫斯基行动哲学中的“实践”观点。奥古斯丁·冯·切什考夫斯基②在自己的《历史哲学引论》③中较早的时候就由于不满意于黑格尔面向过去的观念辩证法，转而强调一种主体意志的行动实践!这自然也是从黑格尔哲学中剔离出来的一个规定。他认为，行动的哲学不再使人成为绝对精神不自觉的工具，而是让人能够自主地决定自身的命运，他直接提出要用“应该”来对抗现实的存在(必然性的“是”)。以他之见，这是一种“实践活动的哲学，实践’的哲学，对生活和社会关系施加直接影响的并且在具体活动范围内发展未来的哲学”①。当然，这里的实践规定的内涵是十分含混的，它甚至被唯心主义地理解为一种意志的批判。虽然很难说这种思想曾对马克思产生过什么直接影响，但它却是后来直接影响了马克思的赫斯行动哲学的先驱。这里的要害是，非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利，甚至不是青年马克思的！这里的实践哲学，实际上才是后来葛兰西和那些自称可以删除唯物主义后缀的实践一元论和实践人道主义的“亲生祖父”。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一章。——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②奥古斯丁·冯·切什考夫斯基(August v.Cieszkowski，1814—1894)，德国哲学家。主要代表著作：《历史哲学引论》(1838)。

③ August von Cieszkowski, Prolegomena zur Historiosophie, Berlin,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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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B.鲍威尔②的人学自我异化思想。鲍威尔把黑格尔绝对观念的自我异化移植到了自我意识中，并进一步将此运用到宗教批判上。诚然，他的观点仍是唯心主义的，但实际上却得出了比费尔巴哈在理论逻辑上要深刻得多的思想。在1842年鲍威尔所著的《自由的功绩和我自己的事业》一书中，他指出宗教并非像费尔巴哈所说的仅仅是人的本质的一个投影，只要将人自己创造的对象(上帝)收回自身就完事了。人的自我意识之自我异化比这种简单的转换要复杂得多，异化的发生源于人的本质—自我意识自身的败坏，因而它外化为抽象实体的上帝自然也是败坏的，将一个歪曲了的上帝收回人自身，是不可能根本消除异化的，除非人的本质自身发生真正的变革。这是施蒂纳①“类”哲学批判和后来尼采②“上帝死了”口号的先声。鲍威尔对费尔巴哈的批评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对那种将马克思从唯心主义的思想简单“颠倒”为一般唯物主义的思想的思路的一个界外理论透视。对费尔巴哈的反思和改造，并不是由青年马克思独立完成的，异质于费尔巴哈，批判了费尔巴哈，并不就会出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点我们在后面有关施蒂纳的讨论中还会更清楚地体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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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切什考夫斯基：《历史哲学引论》，柏林，1838年，第129页。

②布鲁诺·鲍威尔(BrunoBauer，1809—1882)，德国哲学家、神学家。1834年起在柏林大学任神学讲师。1839年，因发表反对正统派的小册子被调到波恩大学任讲师。1840—1842年间，他相继发表《约翰福音史批判》和《对观福音和约翰福音史批判》等书，以同施特劳斯争论的形式，更加尖锐地批判了宗教神学。在青年黑格尔派的运动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并成为这一派的首领。1841年8月，鲍威尔因批判宗教触犯当局而被开除出波恩大学。1843年以后，他越来越脱离实际生活，沉湎于纯粹的理论批判。1843年12月至1844年10月，他在《文学总汇报》上发表文章，公开背弃了原来所持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立场，大肆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和英雄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主要代表著作有：《福音的批判及福音起源史》(1840)、《斐洛、施特劳斯、勒男与原始基督教》(1842)等。——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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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卢格③从黑格尔那里摘引来的人本主义化了的劳动批判观点。卢格先于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思想，但是他进一步明确提出，“劳动创造了人的世界，黑格尔说在这里第一次产生出了人，他是对的。人的真正本质就在于人是人自己的产物”④。“人的活动和实现取决于他的劳动；不是为了人本身的目的来剥削人，结果就产生了奴隶制”⑤。卢格的这种劳动异化与奴隶制相关的思想形成于马克思之前，在1842年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卢格的思想影响了马克思。我们还应指出，卢格与马克思的这种密切关系一直持续到1843年下半年。如果认为有了劳动异化理论和消除了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诞生了，那么卢格就成了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顺便提一下，卢格在1842年发表的论文《黑格尔法哲学和现代政治》中指出，黑格尔法哲学脱离了历史具体的发展，而单纯地从思辨的观点来考察国家与法，从而使国家与法这种历史结果的东西变成了永恒的绝对的东西。在当时，这种思考模式也是深刻的思想结晶。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施蒂纳(MaxStirner,1806—1856)，德国19世纪哲学家。1806年10月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1826—1829年，在柏林和埃尔兰根等地学习哲学和神学。1835年毕业于柏林大学哲学系。毕业论文《论教育法》没有通过。1839年起在柏林一所女子中学教书。1842年曾为青年马克思编辑的《莱茵报》写稿。1856年6月在柏林逝世。其重要论著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4)、《反动的历史》(1852)等。

②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主要代表作有：《悲剧的诞生：源于音乐的灵魂》(1872)、《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1873—1876)、《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91)、《道德的谱系》(1887)等。

③卢格(ArnoldRuge，1802—1880)，德国哲学家、政论家。年轻时参加“自由德意志”(Burschenschaft，创立于1815年)运动而被捕，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中被释放，1832—1841年任哈雷大学的哲学讲师。在此期间创办青年黑格尔派的机关报《哈雷年鉴》(Hallische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1838—1841)，更名后又继续任《德国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1841—1843)的编者，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中心人物而活跃。《德国年鉴》被查封后，1844年虽与马克思一起创办《德法年鉴》(Deutsche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但停留于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④⑤[德]卢格：《巴黎两年》，莱比锡，1846年，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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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需要具体指认的更重要的思考对象就是，与青年马克思并步前行的两位重要人物，即赫斯与青年恩格斯。他们是在和青年马克思一同进入一般唯物主义基本构架之后，对他产生更加重要的理论影响的关键性人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1844年(马克思进入经济学研究之前)，他们的思想比同时期的马克思深刻得多！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对青年恩格斯是重视的。可是，由于受到惯性思维的牵引，学者们总是愿意相信马克思一直深刻影响着恩格斯的一面，然而忽略了后者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特定时期中对前者产生十分关键的影响的另一面，忽略了这尤其是1843年促使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去研究经济学的重要原因。此外，被漠视的还有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史前时期的传统研究中，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学者一起总是被安置于“引言”、淡化为背景的赫斯。与青年恩格斯相比，他更是有意无意地被遮蔽了。造成这种研究局面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恩格斯后来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谈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时，主要论述的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另一方面是没有读到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论著里的列宁提出的思想史公式①(参见《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是直接的导源。而在历史文献的出版方面，赫斯的大量史料的整理出版严重滞后，特别是在前苏东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赫斯思想的完整历史文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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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过程的理解，列宁的观点显然是“一次转变论”。他正确地看到，在青年马克思写于1841年的关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所持的还完全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他认为，从青年马克思在1842年《莱茵报》工作时期所发表的文章中，已经可以看出他“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而到马克思与卢格所主编的《德法年鉴》时，“上述转变在这里彻底完成”。参见列宁《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详细讨论可见拙著《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六章。——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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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历史的真实情况是，赫斯是与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向前行进的唯一同路人。他们之间的这种合作甚至一直延续到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赫斯撰写了其中两章：第一卷批判卢格的一章和第二卷中批判库尔曼的一章。前一章刊于1847年8月5日和8日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62—63号上，当时题为《评格拉奇安博士论文集》。只是到了1848年2月，由于赫斯自身的内在思想逻辑中隐匿的人本学意识形态话语与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内在逻辑发生冲突，这才导致了他最终与马克思恩格斯分道扬镳。因此，只是将赫斯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另册”中显然是不恰当的。我想，确证赫斯特别是他那种基于经济学的对资产阶级社会批判的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个时期里对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我们真正理解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的哲学革命实质，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下面，我们先来解读一下赫斯。

赫斯曾被青年恩格斯称为德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②在切什考夫斯基的《历史哲学引论》(Prolegomena zur Historiosophie)出版以后，他立刻表示赞同，而且提出要以“行动的哲学”恢复在黑格尔哲学中被泯灭的人类主体性，并将其与共产主义(Kommunismus)结合起来。在他于1837年写下的《人类的圣史》(Die heilige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①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了他对“资产阶级社会”(赫斯将其称为“金钱贵族制”)的最初批判。赫斯在这篇文章中，明确使用了不同于切什考夫斯基的《历史哲学引论》中的historiosophie的Geschichte一词。麦克莱伦认为，赫斯的这本书是德国第一部共产主义的文献。②在赫斯的笔下，金钱贵族制发生的偶像崇拜(Götzendienst)③是一种人人为自己的利己主义“动物世界”。同时，他深刻地指出，“从自由贸易和工业占统治地位以来，金钱(Geld)是这个社会的唯一杠杆。并且贸易和工业越进步，金钱就越强大”④。在1841年匿名写下的《欧洲三同盟》⑤一书中，赫斯明确提出了“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并且说明了他的所谓行动哲学(实际上是精神的行动，Geistesthat)具有以法国人的革命实践(“搭桥”)使德国人的思辨“从天空回到地上来”的特点，他甚至将这种理论直接指认为“历史哲学(Geschichtsphilosophie)”⑦。这个 Geschichtsphilosophie是赫斯使用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使用的“历史科学”就是为了区别于仍然处于传统哲学语境中的赫斯。而且，赫斯已经将革命的矛头指向了当时的“富者越富，而穷者耗尽自己的血汗都活不下去的”奴役社会，他将其称为“群众的普遍的贫困(Pauperismus)

第一章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据广松涉的考证，赫斯的文献出版才是严重滞后的：1921年，在柏林出版了T.Zlocisti编的Moses Hess.Sozialistische Aufsötze(《赫斯社会主义论文集》)，1841—1847，但缺漏了与马克思的关系上的几篇重要的资料。30多年后在纽约出版了E.Silberner编的MosesHess.Anannotated Bibliography(《赫斯评注性传记》，1958)。此后，E. Silberner u. W.Blumenberg编的《书信集》(1959)，科尔纽和 W. Mönke 的 Moses Hess. Sozialistische und philosophischeSchriften，Berlin，1961(《赫斯社会主义和哲学文集》，柏林，1961)，以及Mönke的NeueQuellen zur Hess-Forschung，Berlin，1964(《赫斯研究的新源头》，柏林，1964)。2010年，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译出版了中文版的《赫斯精粹》。—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②赫斯(MHess,1812—1875)，德国近代社会主义理论家。主要论著有：《人类的圣史》(1837)、《欧洲三同盟》(1841)、《行动的哲学》(1843)、《论货币的本质》(1844)等。从20世纪初开始，赫斯与马克思的关系就一直是西方学界关注的热点，其基本论点是肯定赫斯前期思想对青年马克思的重要影响，甚至提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都是赫斯式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苏联、东欧学者则是这一观点的否定派。国内个别学者近期也开始注意这一问题。可参考以下文献，如[德哈马赫《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意义》，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莱比锡，1911年；[德]济尔伯奈《赫斯传》，莱登，1966年；德]拉德马赫《赫斯在他的时代》，波恩，1977年；[苏]米特《真正的社会主义》，莫斯科，1959年；德]费尔德尔《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前夕》，柏林，1960年；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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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ess, Die heilige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einem Jünger Spinoza's, Stuttgart 1837. 《人类的圣史》是赫斯于1837年匿名发表的处女作。——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②[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③ Götzendienst一词由Götze(神像、神祇)演变而来。——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④[德]赫斯：《哲学和社会主义文集》(1837—1850年)，柏林，1980年，第62页。

⑤Hess，Die europäische Triarchie，Leipzig:OttoWigand,1841.《欧洲三同盟》亦译《欧洲三头政治》，是赫斯继1837年秋完成处女作《人类的圣史》之后，于1839至1840年夏写的第二部著作。—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⑥[德]赫斯：《欧洲三头政治》，载《赫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⑦[德]赫斯：《欧洲三头政治》，载《赫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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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钱贵族制(Geldaristokratie)的对立”的社会。①由于没有受到黑格尔的影响，所以他此时也没有使用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这样的词汇。但这个Geldaristokratie倒十分贴近赫斯以货币批判为核心的思想构境。如果仔细去追问，货币恰恰是夷平等级的，金钱—贵族这就像是说“木制的铁”，这恐怕只能是在借喻的意义上使用。并且，赫斯还看到了这种金钱贵族制社会中所弥漫着的某种“盲目冲动的无意识状态、即·自然性(Naturwüchsigkeit)”。②这个自然性，接近黑格尔的“第二自然”观点，后来马克思在多重语境中喻指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似自然性。③

在1842年谈到英国所发生的社会灾难时，他十分明确地指出：

这根本不是政治上的原因。工业从人民手中转到资本家的机器之中；商业通常是小本经营并且是由许多小人物经营，现在逐步转到少数大企业资本家或者冒险家(所谓投机者)的手中；通过继承法聚集在少数贵族手中的日益增长的地产，以及总体来说在个别家族中繁衍滋生的大资本。④

在赫斯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性灾难的原因。也是在这篇文章中，赫斯提出了“社会关系(Verhältnis)”的概念。

原来，我们较为清楚的是青年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接受了一般唯物主义，可却没有注意到青年马克思乃至整个青年黑格尔派中的先锋分子都从赫斯这里接受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理论与社会主义运动的联结中，赫斯一开始就批判性地分析了巴贝夫⑤、傅立叶、圣西门和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并于1841年下半年开始转向费尔巴哈的哲学立场，并在此基础上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赫斯明确肯定魏特林的观点，要将费尔巴哈哲学与蒲鲁东的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创建一种所谓的“科学共产主义”。那是一种由“科学统治”(Herrschaft derWissenschaft)着的新的“共同体状态”(Zustand der Gemeinschaft)。①起初，赫斯试图用费尔巴哈为社会主义提供哲学论证，后来这种论证才逐步深入到经济学领域。可是，赫斯的这种哲学共产主义思想并不是一开始就打动了马克思，相反他对此倒深为怀疑。这种状况，甚至一直持续到1843年在《莱茵报》初期马克思与赫斯的共同合作中。他们两人的语境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当马克思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大谈从宗教的异化、思辨哲学主谓语倒置走向现实政治异化(法人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裂)批判时，赫斯已经明确指出，对于归根到底不是政治的而是社会的罪恶，一切政治改革都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

第一章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②参见[德]赫斯《欧洲三头政治》，载《赫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

③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三版，第三章。

④[德]赫斯：《谈谈英国面临的灾难》，载《莱茵报》1842年6月26日第177号。参见《赫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1—62页。

⑤巴贝夫(Gracchus Babeuf,1760—1797)，原名弗朗索瓦·诺艾(François Noēl)，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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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史的进程来看，真正触动青年马克思发生思想的理论文本是赫斯 1843 年发表在《瑞士二十一印张》(Einundzwanzig Bogen aus derSchweiz. Hrsg. Von Georg Herwegh, Zürich und Winterthur, 1843)②中的几篇文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赫斯的《行动的哲学》(PhilosophiederThat，1843)。在这篇论文中，赫斯第一次系统地界定了一种超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性社会历史哲学。用科尔纽的话说，赫斯是“第一个在行动哲学中把黑格尔哲学与法国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人”③。从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赫斯用功能性的行动(费希特的“自我”创化力)取代了笛卡尔式的现成在手的存在“一切在于行动(That)而不是存在(Sein)”①。我行动故我在。这实际上是将黑格尔哲学中的生成性规定在社会历史层面中本体化为一种逻辑基础，这一点自然也是透过费尔巴哈感性生活的中介而生成的。以他之见，人的生活就是行动，而行动就是没有被他者化(Sichanderswerden)的“真正的个体—自我意识的精神、自由的人，真正的普遍”。②显然，赫斯这里所阐发的行动的内涵还是取自切什考夫斯基所谓实践哲学那种自我意识的精神活动，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我们看起来很熟知的自由的个人，已经不再是启蒙精神确证的一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什么?赫斯追问道，反对封建专制的“金钱贵族”的革命干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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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德]赫斯《共产主义原则的统治形式》，载《赫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这个Gemeinschaft和Gemeinwesen(共同本质或共同本性)是此时赫斯喜欢用的概念。——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②《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杂志，由格奥尔格、海尔维格编辑。它的出版是由于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机关报《德国年鉴》面临禁止发行，并且原本准备发行的月刊“DerdeutscheBote ausderSchweiz”，再次因为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而面临出版危险，因此该月刊原封不动地收录寄来的论文等稿件，并将杂志名称更名为《二十一印张》而出版。《二十一印张》这一杂志名称，是由于在当时的普鲁士对二十印张以上的大部头著作在形式上可免于检查，故带有应对这种书报检查制度的意味。在《二十一印张》杂志中除了赫斯之外，还收录了海尔维格、恩格斯、鲍威尔等的诗、论文。—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③[法]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刘丕坤、王以铸、杨静远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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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到底干了什么呢？它的自由平等，它的抽象的人权(abstrakten Menschenrechte)，仅仅是奴役的另一种形式（andereForm)。反题的另一面、抽象的个人取得了最高地位，洋洋得意，统治和奴役地位的对立并没有消灭和克服。正义的无人身的统治(unpersönlicheHerrschaft)、不变的精神的自制力没有排挤掉一些人对另一些人享有的权力。③

这里的unpersönliche Herrschaft(无人的统治)是极为深刻的，这是指那种可以看得见霸主的奴役到金钱世界中看不见的奴役的转变。赫斯引述蒲鲁东的话：“暴君已经换了，暴政依然存在。”为什么？在赫斯看来，在金钱贵族制社会中，“人们要求一切可能的自由，即商业、职业、思想、良心的自由。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为了通过真理和正义的自由竞争’谋求私利和私念。这种民主政治，在主体的’或者个人的’自由的名义下，难道有别于个人专横的统治吗？它同独夫的统治的区别何在呢？”①他指出，在这种社会生活中，人们还“不是把劳动，即自我形成或发展的劳动(das Ausarbeiten oder Hinausarbeiten seiner selbst)理解为它的自由行动、它自己的生命，而是理解为某种物质性的他者(materiellAnderes)”②。这个物质性的他者即是奴役性的劳动。以后，他将其更准确地再指认为雇佣劳动。并且，在这时我们可以发现赫斯关于劳动的定位是非对象性的，也就是说他没有从劳动走向物质生产的路径，而这恰恰是后来马克思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赫斯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原因。

第一章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德]赫斯：《行动的哲学》，载《赫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页。

②参见[德]赫斯《罗马与耶路撒冷》，莱比锡，1899年，第184页。

③[德]赫斯：《行动的哲学》，载《赫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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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主张一种反对金钱贵族制社会新奴役的共产主义“自由行动(freieThat)”。这个自由行动与费希特的哲学思想相关。可是，这个自由的行动实质上也是暂学本体论上的一种理想化的价值悬设。赫斯认为，如果德国要实现社会主义，那么它的社会历史领域中就必须有一个康德，但这个康德的使命不是回到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抽象的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他显然不同意蒲鲁东的政治立场。他的意图是真正树立一种类似斯宾诺莎式的新伦理学。所以，以他之见，“自由就是道德”，人的自由行动不是通过“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自然的偶然性，像以往任何创造物的生活中发生的那样，而是通过自我决定”③。后来在费尔巴哈的语境上，赫斯还专门将真正体现人的类本质的自由行动与奴役性劳动区别开来：“非决定状态(Unbestimmtsein)”中自由的活动是出于内心的驱使而进行的一切活动，相反，被迫的奴役劳动是由于外力的驱使或是由于穷困而进行的一切活动。所不同的是，“这就是自由行动区别于奴役劳动的地方，因为在奴役中，生产束缚生产者本身，而在自由中，精神在其中异化的任何限制都不会变成自然的约束(Naturbestimmtheit)，而是得到克服而成为自我决定(Selbstbestimmung)”④。这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逻辑的“应该”与“是”的对立在社会现实批判中的延伸，也是青年马克思后来在《1844年手稿》中提出的那个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自由劳动活动与异化劳动对立关系的逻辑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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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德]赫斯：《行动的哲学》，载《赫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4页。

③④[德]赫斯：《行动的哲学》，载《赫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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