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

有了一个全新的思考维度。

这里，我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即《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我所坚持并发展的由孙伯镑教授首先指认的马克思的“两次转变论”。1970年代末，当苏东那种目的论和平滑进化论式的思想史模式还占主导地位的时候，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被确认为一次转变，即哲学立场上从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政治立场上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通常，人们将青年马克思这一思想转变的时间节点置于1843年，由此，马克思写于1844年之后的大量文本则被直接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固然其中也被指认出一些“不够成熟”的地方。而孙老师则第一次明确说明了马克思思想进程中1843年的那次转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刻，在这里青年马克思1845年3月以前的思想发展进程本身被具体地一分为二：“其一是从1837年加人入到青年黑格尔派哲学阵营一直到1843年夏天以前，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主要受到经过青年黑格尔派改装过的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这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以及《莱茵报》时期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反映；其二是当青年马克思思想遭遇现实问题而十分困窘的情况下，他通过以法国大革命为重心的历史学研究，并在魏特林、赫斯和青年恩格斯等人的影响下，发生了第一次(并不是自觉开始创立马克思主义)重大思想转变，即从唯心主义转向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一般共产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与这一时期相关的文本包括青年马克思在1843年夏天以后写下的《克罗茨纳赫笔记》、《德法年鉴》时期的文章、最初研究经济学的《巴黎笔记》，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完成的著名的《1844年手稿》、《神圣家族》、1845年3月写下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以下简称《评李斯特》)的手稿。而第二次转变则是在《评李斯特》一文中初见端倪，并发生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完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以下简称《马克思致安年柯夫》)和《哲学的贫困》的真正自觉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革命。

第三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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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变是一次格式塔式的整体转换，而不只是一个量的渐进过程。只有在这时，马克思恩格斯才第一次确立了实践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视界。这不是什么哲学逻辑体系，而是一种活的科学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只有在此时，马克思恩格斯才真正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①

我们已经知道，与孙老师的观点看起来相近的观点还有20世纪60年代法国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断裂说”。②阿尔都塞着眼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不同特点的深层理论结构(“问题式”，即提问的基本方法和逻辑结构)，从而指认了存在着以1845年4月马克思的《提纲》为分界线的两个马克思，即处于人本主义意识形态逻辑框架中的青年马克思与作为创立了全新科学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与此观点相接近的还有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的论点，即1845年4月马克思从异化逻辑向“物象论(Versachlichung)”逻辑的转换。当然，广松涉的观点由于受到海德格尔和当代其他思潮的影响，因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理论变体。③与他们二人的观点不同，孙老师并没有将发生在1845年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转变视为一种简单的断裂，所以他更精细地指认了《1844年手稿》中实际存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逻辑:其一是从劳动者的先验类本质劳动出发，将社会历史(主要是现代工业文明)视为人的本质之异化和复归的过程的人本主义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构架，这是支配着此时青年马克思哲学的主导理论框架；其二是在马克思真实地接触了无产阶级实践和经济学史实之后，不自觉发生的一种新的从历史客观现实出发的理论逻辑。在1844年至1845年3月间，这两条理论逻辑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相互消长之中。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更仔细地从文本学解读的视角进一步说明了孙老师的观点。在这里，我就用自己新近进行的学术话语关键词的词频统计数据来提供一个新的文献学证据。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本书正文，第8页。

②参见[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参见拙著《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③参见本书正文，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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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新近完成的基于德语原文本的学术关键词的频次统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845年马克思思想发生第二次转变中，人本主义哲学话语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交接在主导性概念频次图上所发生的多重“断裂性”峰值，比如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笔记》)和《1844年手稿》中作为权力话语关键词的Entfremdung(异化)、Entäusserung(外化)和Gattungswesen(类本质)三词，分别从高值25/150、27/99和0/16，突然在《评李斯特》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降低为0①/负17(即否定性的引述，其中直接他引4次)、0②负3(其中直接他引1次)和0/0(参见图1)。

而在《1844年手稿》中作为正面肯定的Humanismus(人本主义)则从相对高峰值8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底谷峰值负13(即作为批判对象的指称，参见图2)。

第三版序言

①《评李斯特》中唯一一处使用“entfremden”，是讨论现代工业“主要加工外国的原料，并且以外贸为基础，工业就同国内基地相脱离(entfremden)”，而并非在“异化”的哲学意义上使用这一词语，故不计入统计。

②《评李斯特》中唯一一处使用“entäusseren”，是讨论谷物出口“使谷物价格服从于外部的偶然情况，使国家完全外化(entäusseren)”，而并非在“外化”的哲学意义上使用这一词语，故不计人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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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给出的二维频次图组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个支撑孙伯铎先生所提出的“马克思第二次思想转变说”的奇异性的话语转换曲线。此外，这两个频次统计图都可以从一个客观数据的层面直接支持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所指认的青年马克思异化劳动为核心的人本主义话语的消解过程。因为一种重要的理论逻辑，当支撑它发生学术思想运作的关键词缺失时，将必然导致这一话语逻辑的自我解构。并且，更有趣的事情是，与此频次值完全对应的，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主导话语关键词群的Produktivkraft/Produktionskraft(生产力)①、Produktionsverhältnis(生产关系)和Produktionsweise(生产方式)，从《穆勒笔记》、《1844年手稿》、《神圣家族》和《评李斯特》的几乎零频次[0/0(他引6次)/0/0(他引31次)②;0/0/0/0;0/1/1/0]直接突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89、7、17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在我们的词频统计中，德文“生产力”既包括其单数“Produktivkraft”、“Produktionskraft”，又包括其复数形式“Produktivkräfte”、“Produktionskräfte”，还包括在MEGA2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尚未定形的“生产力”概念的原初拼写情况，包括“Productivkraft”、“Productionskraft”以及作为词组出现的“produktive Kraft”等，不过此时的马克思只是直接引用或复述他人关于生产力的观点。

②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的引文中出现过斯密等人的“生产力(produktiveKraft)”一词。但他自己没有使用德文中的生产力概念：而在《评李斯特》一文中，马克思只是对李斯特的生产力观点进行了否定性的复述(31次他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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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图3)。

这个词频图直接说明，只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由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生产方式等核心关键词构成的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成为全新的权力话语，由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新世界观才真正得以确立。

当然，在本次修订中，我只是初步记录了文献统计的部分结果，而没有进行更深入的质性分析。还必须说明的是，我已经完成的文献统计学工作都还只是非常初步和粗略的统计，原因有四：一是MEGA2的出版情况的限制，所以这造成了数据库中基础文本版本的非同一性；二是文献词频统计中并没有仔细排除马克思引述他人文献时的词语；三是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在自己的文本写作中，由于外来语和写作习惯方面的原因，常常用不同词语表达相同的指称对象，如“Kapital”—“Capital(拉丁语拼写)”，“Bourgeoisie(资产阶级，法文而来)”—“bürgerlich”，“social(社会的，法文而来)”—“sozia”等；四是现代德文对历史文本的重构问题。在这一次的词频统计中，我发现一些后来重新编辑的德文文本都发生了现代词语重构，这主要是德国近代以来两次重要的“正字法”(1880年的正字法和1996年的新正字法)的结果，而MEGA版则保留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写作词语使用中的原初状况。比如我在这次修订中发现的“Theilung der Arbeit(分工)”→“Teilung der Arbeit”、“Waare(商品)”→“Ware”、“That(活动)”→“Tat”等词的变异情况。令人头痛的是，马克思的原文中的一些德文词拼写甚至在现在的一般德语字典中竟然查不到。这种情况也发生在赫斯、李斯特等人身上。虽然我已经尽可能注意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并努力做了一些校正，但这些德文写作和新旧德语词汇的历史差异必然导致数据生成中的相对意义。这是读者一定要注意的地方。

第三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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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要真正完成科学意义上的文献学词频统计，会是一个巨大的科学统计工程。不过，值得高兴的是，马克思研究领域文献学工作中较为完整的系统词频统计这重要的一步终于由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开启。当然，当望月先生2011年访问南京大学时，我已经能够很自豪地告诉他，过去他得花数月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我们已经可以利用我们初步建成的大型原文文献数据库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完成了。据我所知，在国际马克思研究的学术界，这也是第一次尝试。

最后，在第三版修订中还需要专门说明的重要问题，是我对马克思所使用的 Verdinglichung 和 Versachlichung二词的改译，传统中国学术界的翻译通常将二者都混译成物化，而我则保留对Verdinglichung一词“物化”的翻译，而将Versachlichung改译作事物化。这里的思想构境缘起有二：一是在第二国际以后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史中，隐在于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物化概念基本上被遮蔽起来，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由青年卢卡奇①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重新解读出来，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Die Verdinglichung und das Bewuβtsein des Proletariats)—文中，他详尽地说明了马克思的物化(Verdinglichung)概念及其现代意义。①二是多年以前我所主持译介的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的观点。他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将马克思的Versachlichung这一概念译作物象化，以区别于马克思的Verdinglichung(物化)概念，并以物象化作为马克思1845年思想变革的重要落脚点，以异质于之前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②所以他有青年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异化论向物象化论的转换”之说。也是在这一讨论和思考中，他指认出物象化不等于物化。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卢卡奇(GerogLukacs，1885—1971)，匈牙利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美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奠基人”。卢卡奇1885年4月13日出身于布达佩斯一个富裕的犹太银行家的家庭。中学毕业后，卢卡奇去布达佩斯大学学习法律和国家经济学，并攻读文学、艺术史和哲学。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18年12月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33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1944年任布达佩斯大学美学和文化哲学教授。1946—1956年间任国会议员，1956年曾任纳吉政府教育部长。1971年6月21日死于癌症。其主要著作有：《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理性的毁灭》(1954)、《美学》(1963)、《社会存在本体论》(197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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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马克思所说的“物象化”，不再是主体的东西直接成为物的存在这种构想，而和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宛如物与物的关系，乃至宛如物的性质这种颠倒的看法有关。例如，商品的价值关系，“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决定物价，货币具有购买力，资本具有自我增殖能力，诸如此类的我们身边的现象。③

在广松涉看来，这里这种特定的物象化“并不是在近代哲学意义上的主体一客体关系、前者向后者的转化这种构想上的物化””，而是“人的主体间性的对象性活动的某种总体联系，宛如物与物的关系、乃至物的性质这样的假现”。④必须承认，广松涉这里的指认是深刻的，他区分了马克思德文文本中的 Verdinglichung 和 Versachlichung 二词，并界划了二者的不同构境点，如果说Verdinglichung还有一些“主体转化为客体”的意味，而Versachlichung则彻底打破了主—客二元构架，它的本质是人的关系的物象化。广松涉基于德文原初语境的思想构境层显然是很深的情境突现，这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深一层思想构境层都是极为重要的。广松涉的物象化概念，在日本马克思研究界有广泛的影响。随着广松涉文本的中译，他的物象化概念也逐步影响到国内学术研究。

第三版序言

① Georg Luka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βtsein ,Georg LukacsWerke Gesamtausgabe, Band2，Darmstadt: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1968,S. 257- 397.青年卢卡奇的这一解读影响甚远，我发现，后来的海德格尔、阿多诺竟然都是在Verdinglichung这一概念上推进马克思的观点的。而海德格尔则更精细一些，早在1919年的讲座中，他就已经区分了物化(verdinglicht)和事物化(versachlicht)。参见[德]海德格尔《哲学观念与世界观问题》，载《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孙周兴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参见 Gesamtausgabe, Band 56/57,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7,S. 66。

②参见[日]广松涉《唯物史观的原像》，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7页。

③[日]广松涉：《唯物史观的原像》，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④参见[日广松涉《唯物史观的原像》，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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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我在此次对本书第三版的修订中，沿着广松涉的思想构境线索向更深处走的时候，我却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广松涉没有深入探究的事情是，Verdinglichung 和Versachlichung二词都由德文中两个表示“物”的原词构成，Verdinglichung中的原词是Ding，这个词的意思接近英文中通常的thing，一般用来表示人之外的物、物质性东西；而Versachlichung中的原词是Sache，这个词并没有英文的直接对应词，在日常使用中此词也是指物和物品，但在构境意会中会细微地区别于人之外的Ding，更多地意指与人相关的东西和事情。不同于广松涉，我个人倾向于将 Sache 区别性地译为“事物”。所以，由 Ding和 Sache二词构成的Dinglich和Sachlich就相应地分别译作“物性”和“事物性”，而Verdinglichung 和 Versachlichung两词则再译成“物化”和“事物化”。这也就是说，我认为广松涉将Versachlichung日译为“物象化”在他自己的广松体系即四肢逻辑中是有道理的，但在马克思的文本原境中却是不妥的。我们知道，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确是在我上述的构境意义上提出了现象学的基本口号：“回到事情本身(auf dieSachen selbst zurückgehen)”。Sache就成了真正的现象，而广松涉的过人之处，恰恰在于他深受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干脆将 Sache意译为“物象”，即 Sache füres(为我之事物)，并直接与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中的经济拜物教发生关联，于是才有了所谓马克思的“物象化”理论一说。

再进入深一些的构境层，这里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与广松涉对马克思经济拜物教批判前提的不同理解：在广松涉那里，经济拜物教的前提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宛如物与物的关系，乃至宛如物的性质这种颠倒的看法”(这里引文中的黑体为我所加，是想突显广松涉理解中的这个“看似”、“好像”的意境)，所以，拜物教的前提是一种类似物性的虚假呈象，这样，他才会指认Versachlichung是一种物象式的看法；而在我看来，马克思经济拜物教的前提，恰恰是人与人的联系客观地被事物(Sache)与事物(Sache)之间的中介性关系所客观替代，虽然这的确不是主一客二元结构中的那种“主体的东西直接成为物的存在”，但也绝不仅仅只是一种主观看法和伪像。就像在交换过程中发生的客观抽象一样，人们在无数次现实的商品交换中，才客观抽象生成了价值等价物，货币是交换关系的一种历史性的客观抽象，而非主观呈象。在人所创造的经济世界中，主体的东西不是简单地变成物(Ding)的东西，现代性的工业生产所生成的社会生活的直接物质基础是与人相关的各种人作用过的事物或者就是人工事物(Sach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秘密支配力量，不是一种物象式的主观看法，而原本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劳动联系建构的社会存在，畸变为另一种被市场交换中介了的商品与商品、货币与货币、资本与资本之间的经济关系(ökonomischesVerhältnis)体，这种畸变的本质是事物性关系的颠倒，其中，原有的劳动联系被遮蔽起来，人们不再知道劳动创造世界的真谛，倒反而崇拜各种经济过程中由交换关系规定和建构的事物(金钱与各种炫耀性商品)，这才是马克思经济拜物教的实质。当马克思在1848年(《雇佣劳动与资本》)发现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关系时，其思想构境层是复杂的：第一层构境语义为，资本不是物(Ding)，而是一种关系(Verhältnis)，这里直接的构境意义为资本不是直观的物品，而是一种抽象把握才能获得的社会关系；第二层构境为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其实质已经是一种颠倒，即非直观的劳动联系被同样非直观的事物与事物之间的中介性市场关系所替代，这不是主体转换为物体的物化(Verdinglichung)，也不是什么主观的物象化看法，而是人与人的联系颠倒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的关系性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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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为了“物象化”一词的日译，我先后多次请教了日本学者，其中有广松涉在世的朋友吉田教授，也有一些同时精通德语和马克思文本的日本专家，如内田弘教授和平子教授。他们都无法说清广松涉为什么将Versachlichung译为“物象化”，并且更有意思的是，对“象”在日文汉字中的构境语义，似乎也没有深究过。我的追问也引起了日本学者们的兴趣。在我对广松涉哲学的思考中，我能体知到他的用意。在他走向自己的“四肢论”的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构境构件之一是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从马赫的关系本体论而来的关注，使广松涉将马克思的哲学意解为批判性的实践现象学，其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物性颠倒在人们面前的呈象则成了广松涉的注意焦点和重要逻辑过渡环节，由此，Versachlichung才日译为“物象化”。①我认为，并不在广松涉哲学语境中的日本学者不加反思地引述物象化概念是非法的。我的这一指认令不少日本学者感到震惊。

第三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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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提及的这些工作，也是我自己在这几年中努力开辟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重新归基工程的一个先期部分。这一工作更重要的直接主体是我已经开始写作的《概念与境和思想考古“回到马克思”的一种再归基》一书。

应该提及，在我这一次的研究转型中，新的研究小组中除了唐正东、周嘉昕、孙乐强博士以外，新加入的杨乔喻、李乾坤、张义修和刘冰菁都直接参与了我的文献准备工作和全程研讨。他们中间，乔喻的工作量是最大的。他们几位，除去刘冰菁为南京大学与法国领事馆联合举办的法语精英班学员之外，另外三位都是我们与德国哥廷根大学合作的德语精英班学员。谢谢他们的辛劳和毅力。还要专门感谢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常晅博士，没有他这几年的精心教学，我和唐正东也不可能进入德语的学习之门，虽然我肯定不是一个好学生，但这一努力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界却是意味深长的。

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

张一兵2013年元月于南京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据中野先生介绍，在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1962年的日译中，译者平井俊彦就是将Verdinglichung译作“物象化”。那么，广松涉则应该是进一步区分了Verdinglichung和 Versachlichung，而将Versachlichung指认为“物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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